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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居民约1000000人）
贸易统计数据
1879年天津的贸易总额是关平银55059017两，约8000000英镑。
1879年船运货物总量是1326663吨，其中英国承运574177吨。
我于1898年10月15日到天津，很快就参加了一个商会会议。商会主席迪金森先生是一位英国商人。会议开始以后，主席首先代表商会，向伦敦联合商会致谢，感谢他们派特使到中国来考察商贸。
商会激烈地反对所谓“势力范围”政策，并且声明：未来天津贸易的保证，和门户开放政策一样，将完全有赖于维护中国的完整。
他们也指出：天津是北中国和东北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和集散中心；也是直隶、山西、甘肃省，以及河南部分地区、山东北部以及蒙古的东西两部天然的出海口。
贸易
海关报告证实，天津贸易额在稳定持续地增长。
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外货物，在上海交进口税，交到天津的只是一少部分，因此，这些报告，对港口贸易额的统计不完整。
1888年，天津在税收额是关平银591494两，约84499英镑；1897年是关平银973000两，约139000英镑，9年内增长了65％。
1887年，天津进出口货物的总价值是关平银32724499两，约4674928英镑。十年之后的1897年，总价值达到64644211两，约9232030英镑，增长了90％。
天津贸易的持续繁荣，完全离不开英国商人的付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经受了许多挫折。正是依靠他们的能力，才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资本的投资量很大，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增长。这可以由如下事实证明：18年前，天津还没有一家银行，现在则有四家：1.创办于1881年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创办于1890年的德华银行；3.创办于1895年的印度、澳大利亚、中国渣打银行；4.创办于1897年的俄-华银行。
上述四家银行在天津的分理机构，资金总额约8000000两白银，合1100000英镑。
进出天津的大部分货物，都由外国船只承运，而且主要是英国货船。
港口有沙洲，妨碍通航。这些货船，为了这里特别的贸易，不得不进行改装，因此，与一般港口的货船相比，成本就大幅增加。
英国商会
在天津的英国商会会员，写了一份纪要，要求我把它呈交给联合商会，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天津商会一直认真地遵循英国政府的政策行事。由于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的贸易才繁荣起来，现在有人违背条约规定，他们很担心。他们认为，英国在北中国的处境很糟，而政府的策略不明确，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这也表明，政府完全忽视了，或者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影响范围以及其他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有相关条约做保证，我们才毫不犹豫地在中国投资。但是，中国北方邻居对条约的侵犯，使我们感到，未来的发展充满了风险，也担忧以往投资的安全。”
这些言辞令我吃惊，我请他们举一些实例，以转达给联合商会。
天津商会中两个主要的英国商人，结合自身经历列举了一些事例。两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些资本，渴望投入中国，但是，只会在英国公布明确的政策之后，才会投入。他们认为，山海关铁路事件实际上表明，英国政府已认可俄国政府，有干涉纯粹的经商企业的权利。这一事件，使北中国的资本家，完全丧失信心。
所有在天津的英商团体，完全赞同上述意见。
此外，还有一位代表，来自资产约140000英镑的大沽拖驳公司。他告诉我，尽管他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改进驳船系统，但是，俄国在北中国的地位，会使环境动荡，他们也就认为，公司不能再轻率地多投一分钱。
几名英商还告诉我：俄国在北中国的威势，无人能遏止，她随时会造出使资本贬值的势态，所以，他们将不会再投资。
他们说道，发生在北中国的事件，导致他们缺乏信心。而这种信心，对金融和商业企业、对商业贸易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商人们还对现在的贸易安全，甚为担忧，理由如下：
大宗贸易，如羊毛、牛皮、皮草、猪鬃等，主要来自兰州，西藏和西宁边缘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这些货物可直接通过黄河，经北京管辖的高平口和南口两个关口而来。这两个关口以南，几百公里以内都没有关口。现在，这些货物是穿过上述关口，汇集于天津，但是，统治北京的力量，却能把它转移到北方。
商人们指出，修建铁路经常会使贸易改道，不过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英国也会参与修建铁路的竞争。但是，他们对未来非常担忧，因为现在俄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几年内，有能力使贸易突然改道。
商人们的这些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方地区不发达，为当地居民提供自由出口产品的便利设施，以促进他们的购买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在东北的贸易通道，原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建，而现在北方的一个敌对势力，却会很容易地改变它。
商人们表示，在一个公平或门户开放的环境中，贸易途径转移，会因修建铁路或合法竞争而发生，而他们已做好准备，会直面任何困难。
如果《天津条约》被忽视，并被势力范围政策所替代，他们将为被牺牲的利益而极力抗争。
他们解释说，他们所有的贸易，几乎都是来自遥远的内地和东北；在北方和西方，他们的精力、公司和资本，使这些地区变成了宝贵的资产，并且为当地贸易找到了海外市场。任何对中国部分领地的转让，或者，这些地区对外依靠一个能设置贸易壁垒、强征关税的势力，将完全破坏他们的贸易；并且，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重要的工业中心，都会感受到资源供应的减少。
他们声称，对他们的贸易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是一种保证，也是一种保护。如果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他们对未来也就不再担忧。
他们交给我一份纪要，由我转呈给联合商会（参阅附录）。
中国官员
在天津的中国高官，热情地招待了我。他们到火车站迎接；为了让我感到舒适，在火车和轮船上做特别安排；去往北京、唐山等地时，常有一人陪同，且赞颂之词不断。
在天津期间，我还会晤了裕禄总督与李道台。他们知道我是联合商会的代表。两位表达了对英国的友好，他们讲：他们非常担忧中国的未来；现在的中国很无能，而欧洲各国正在利用这点，恃强凌弱，让中国默许一些计划，但是，中国自然会反对这些计划。
他们说：俄国坚持要中国给予特权，中国无力拒绝。而英国又直接质问为何给予俄国这些特权，并提出要求：要么中国做出巨额赔偿；要么和俄国享有一样的特权，中国同样无力拒绝。
我告诉他们：在目前情况下，我只看到了中国的分裂；并且对这种现状，给出了我的解释。他们答道：他们欣赏我的坦诚，打算把我对时局的看法，汇报给合适的政府部门。他们完全清楚：我的意见，只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商贸有关，涉及它未来的发展和安全，与其他无涉。
我发现，天津的英商和德商，关系十分和谐。我受到德国商人领袖的款待。在那里，我会晤了各国在天津的重要商人。德国商人说：最初，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用自己的人力、公司和资产，在中国创建了一个贸易平台，并向各国开放，对此，他们表示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