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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开馆，倏逾十年。去冬草创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于讨论与润色欤？昔清修明史，历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以今较昔，不为不速矣。夫与其因循延宕，致贻“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之讥，毋宁因陋就简，先以所成者问世，博征众见，而徐图修订，故吾人于《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许为得计。《清史稿》凡百册。去冬印行者乃纪、志、表、传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册；其余五十册，云于今年端午节以前刊竣，未审能如约否耳。（全书定价百元，一次付清，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经售。）观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余部分之目录，殊多使吾人失望之处，兹分体例及内容两项，评论如次。
欲明清史体例之所宜，当先确定国史（指国史馆所修之史）之任务。
近人喜称颂章实斋之史学，而于章氏在我国史学上一空前之创见，则罕能识其微旨，此即“记注之史”与“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此之区别，在西洋史学上，惟晚近意大利学者柯洛齐（Benedetto Croce，今译为克罗齐）于其所著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今译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始畅发之。章氏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知来欲其抉择去取。”（《书教篇》下）章氏所谓记注与柯洛齐所谓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谓记注，实含有教诲与预测之意。客观的历史，未必完全于教诲与预测无裨，然不能以此为鹄的。然则撰述将以何者为抉择去取之标准欤？曰：以现在问题之解答。凡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非得解答则不能满足，撰述之史专以解答此诸问题，而记注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此柯洛齐所认为记注与撰述之区别，而吾人所当赞同者也。
持此以论官修之国史，其当为记注之史欤，抑撰述之史欤？曰：记注之史。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记注之史需求极殷，然其范围广而取材繁，非个人所优为，必合众力而易举，且网罗文籍、采访调查所需经费，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给，藏于公共机关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致。若委之于私人或私人团体，何啻俟河之清？故编纂完备之记注，非国史馆孰任其责。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见解或观点贯注全书，连络各部。而“众手修书，道旁筑室”，难收贯通一致之效，若强而行之，必产生“非驴非马”之结果。
其三，记注“整齐世故”，有绳墨可循；撰述操抉择之权衡，易流于偏激。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见特多。国史馆为国中惟一之机关，国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扬苟不得当，则史学上之损失极大。
合此三因，可确定国史当为记注之史。（至将来国史馆之组织及将来国史之体例不在本文范围，当别论。）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夫既为记注，则其体例须适应下列两条件：（1）记述须求赅备，换言之，即须带百科全书性质。然所谓赅备，非无所不包，虽邻猫产子亦以入录之谓也，要之直接或间接有影响于人群，有关涉于文化者为标准。（2）材料之比次须便于检查。
旧史记传之体若加变通，尚能适应此二条件，无须根本改造。且有清二百余年来史馆所储之资料，皆为作旧式正史之预备，若根本变革其体例，则成书事倍而功半，更不论其与旧有二十四史之衔接与否也。然若墨守旧史体例，不加变通，则无取矣。今《清史稿》之体例，除诸帝本纪外，志则有《时宪志》《天文志》《灾异志》《地理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则有《皇子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传则有《后妃传》《诸王传》《诸臣传》《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遗逸传》《艺术传》《列女传》《土司传》《藩部传》《属国传》。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为新创者外，余皆不出前史窠臼。此书体例乃采用洪宪时代杭县吴士鉴所定，而略有修改。吴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载《中国学报》（洪宪时代刘师培等所办）。吴氏于近世史学毫无所窥，其所起例固无足取，然以吴氏之《商例》较今《清史稿》之内容，则知后此史馆中人，识见反出吴氏下。例如吴氏拟立《使臣表》《兴学志》及《外臣传》，而《史稿》无之；吴氏合天文及历法为一志，而《史稿》分之，此其著者也。《史稿》之体例，一方面病其包罗不赅，一方面痛其滥收不入历史范围之资料。兹斟酌损益，以为将来清史定本之体例应如下。
第一，本纪仍旧，记国家大事、中央政令及帝王之重要言行，以年月日为纲。今《史稿》本纪以每年为一段，年中按日，不相连贯之记载悉相联缀，直无异于不分条之流水账簿，极不便于阅览与检查。宜每年为一节，每月为一条，每月空一格，庶醒眉目。至循例之事，但于适当地位记其成例及偶然之例外便足，其每次之奉行不记载。乃《史稿》不知出此，如属国循例之朝贡、日食之循例免朝等类，每次必书，何不惮烦耶？
第二，本纪之下宜增立《疆圻纪事》一项，此实即旧史之有世家。盖我国幅员广漠，山川隔分，各区域内文野之程度既不相同，事变之影响或不相及，故宜分载，以见其异。兹立此目以各总督所辖及各藩部为单位，旧时属国在未丧失以前亦属焉（如甲午前之台湾则隶于福建）。《史稿》中之《疆臣年表》《藩部传》《属国传》及《土司传》均归纳于此项中。此项之内容亦为编年体，凡疆臣之政教设施、制度俗尚之兴革、灾异变乱及其他一切影响一区域内之大事皆属焉。其不能以年系者，则于适当之年中附及之。
第三，天体及地形之叙述不属历史范围，且今已各成专门之学，故《天文志》及《地理志》可删。若夫灵台中仪器及技术之改进、观测及推算上之新成绩，则可附入《历志》中，舆地疆域之变易则可纳入《疆圻纪事》中，河道之崩决与迁徙则可纳入《疆圻纪事》及《河渠志》中。《历志》及《乐志》中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食货志》及《艺文志》皆为极重要之部分，惟皆未印出，未知其内容如何。窃以为《食货志》宜增《海关贸易出入表》。《艺文志》若每书作提要，则不胜其繁，似可不必，惟当注明撰人之年代，若此不可考，则注其成书之约略年代，此亦不可考，则注其书初刊之年代。《灾异志》亦未印行，不知其内容如何。天体现象如日月食、彗星见之类，旧史视为凶变而记录之者，今当削去；其水旱及大地震等类影响民生者，可按其地域归入《疆圻纪事》中，故《灾异志》亦可不立。
此外当增三志：（1）《学志》，载国子监及各省大书院之史迹，及清季兴办学堂、厘定学制之经过。（2）《宗教志》，叙黄教、喇嘛教及释、道等在清代之情形。又如雍正以前耶教之输入与传播，及其后衰废之故，道咸以降新教之输入，及《江宁条约》以后民教之相仇，皆宜详叙。今《史稿》中关于此方面叙述极缺略，清初耶教状况仅《南怀仁传》中数十字了之，何简陋乃尔耶！（3）《食货志》专记国民经济，其关于国家财政宜别立《财政志》载之。
第四，书中七表（《交聘年表》未印行）仅列人名，直数十册点鬼簿而已。窃以为表不必独立一门，宜附于有关之纪志之后。除《疆臣》及《藩部》二表采入《疆圻纪事》外，余如《交聘年表》可附于《邦交志》之后，《大学士》《军机大臣》及《部院年表》可附于《职官志》之后。又《邦交志》宜增《历朝外交条约表》，《交通志》宜增《电报及铁路兴建次序表》。其他《食货》《兵》《形》等各志中材料，当以表驭者更夥，是在作者随处制宜，兹不能一一列举。其《大学士》《军机》《部院年表》不当仅举人名，并宜摘记大事。其不甚重要之大臣，若一一立传，则嫌烦冗，若悉摈不录，则又嫌缺略，存之表中，恰称其宜。《皇子》及《封爵》两表，乃点鬼簿式之帝王家谱及封爵传袭表，最无意义。夫其人苟无关于社会，无补于文化，则虽膺显号，虽演天潢，亦何殊于编户之民？必一一著其名氏，则四万万人何择焉？兹宜并加删汰，其皇子及世爵苟有可传者，则立为传，不可立专传者，则择适当地位附于纪传之后。
第五，忠义、孝友、遗逸等事非不当表扬，然历史非褒善录，亦非修身教科书，《史稿》中上列各传所收人物，苟非真可泣可歌，行为影响于当时而流风被及于后世者，皆宜刊落。合并其余为《懿行传》，后妃及诸王之立传亦以有关朝政者为限，其不足立传者但附于本纪中。
第六，旧史悉不注明资料之来源，最为憾事。然《史记》及“两汉书”犹恒或于叙述中附及之。例如《史记·三代世表》言本于谱牒旧闻，《汉书·艺文志》言本于刘歆《七略》，《后汉书·西域传》言本于班勇所记。后世并此例亦不知循守，今读《史稿》绝不见有声叙史源者。夫国史卷帙浩瀚，若必如阮元之作《国史馆儒林传》（见《揅经室集》），几于每句皆加小注，则不胜其冗，而势有所不能，惟当于每节每篇或每卷之后，注明所据，如需要时，并作考异，此后来续修清史之人所必当注意者也。
偌大史书无一序跋，亦是怪事。窃谓主纂者宜作一长序，说明清代国史馆之情形及民国后纂修之经过，历来参预修纂此书之人，亦著其姓名履历及所参预之部分，列为一表。
此上略论体例之宜增革者竟。其内容之缺憾可得言焉。
其一，《史稿》既不著史源，故其所已取及未取之资料为何，不易考察。然观其记多尔衮与博尔济锦氏之关系，记平三藩及锄明裔之用兵，记康熙末年宫闱之惨剧，记清初诸文字狱，事实及观点俱无殊于官书，则知本纪所据盖不出《实录》《东华录》及诸方略。观其列传，恒类于谀墓之文，例如李光地之丑行揭于谢山，而《史稿》之传光地，直无瑕可击之完人。又如王鸿绪之窃《明史稿》，本传中绝不言其事。又在鸦片战争时，海龄之守镇江，临难苟免（见《出围城记》），伪报死节，而《史稿》信以为真，则知列传所据多不出宣付国史馆之形状。又如其传陈资斋，不及其《海国见闻录》，其传洪稚存，不及其《意言》，则曷若勿传，此盖亦受行状撰者之累也。
其二，其中根据官样文章，致成笑柄之处颇多。兹举数例如下：（1）《本纪六》记康熙五年“朝鲜、荷兰入贡”。（2）十七年“朝鲜、西洋入贡”。夫稍有常识者，当知是时西洋诸国断无向中国入贡称臣、自侪于朝鲜之理，不谓数百年前我国人盲目之夸大狂，犹存于今日之国史中。（3）《阮元传》之“祖玉堂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堂堂“太史公”，识见乃同于乡曲之妇孺乎？
其三，书中论赞，于前清诸帝颂誉备至，几于人人皆足与尧、舜、禹、汤比肩。虽以胤禛之刻薄凶残、弘历之骄暴淫侈，犹曲为阿谀。书首发刊通启，两处皆用甲子，不书民国正朔，一望而知编纂之人多为亡清遗老也。夫兴悲麦秀，对泣南冠，士各有志，无用诋讥，然若使此种态度影响于史迹之论述，则殊乖实事求是之精神。革命时代之宣传，以天下之恶皆归于满洲，固是偏见。若处处立意为亡清掩护，其失均耳。不幸本书即犯此病，其纪传之谨官书无论矣。他如清初平定东南，屠戮压迫之惨，又如康乾两朝号称黄金时代，然其时民生之疾苦，若唐甄《潜书》、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中无意叙入者，吾人皆不能于《史稿》中得丝毫之印象。所谓信史，固如是夫？
其四，书中亦颇有讹误之处。例如（1）《阮元传》谓元“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按《畴人传》实总述历代历算诸家，上起秦汉以前，其书极通行，可按覆也。（2）《林则徐传》谓义律呈缴烟土二万余箱，按据林文忠公奏疏，实万五千余箱耳。（3）《交通志》记我国铁路权丧失之历史云：“法自越南筑路以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以达镇南关。德据胶州湾筑路以达济南。葡据澳门筑铁路以达广州。……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按葡萄牙并无在澳门筑铁路以达广州之事，亦从未有此议。事关国权，堂堂国史中岂容衍此巨谬？史馆中人，陆沉若此，吾不禁掷卷而惊起矣。
署名“燕雏”，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附：
清史馆来函
《大公报》鉴：先读贵报（《文学副刊》第二十期）所载论《清史稿》一文，正深钦佩，又蒙赐示，感幸至矣。此次校刻史稿，原非定本，意在借以求益，徐再修正。既辱不弃，倘能代为广达此意，使海内外通人硕学源源指教，则尤幸甚。开馆修史，虽逾十年，而迭经变乱，仓卒付印，急就成章，实无异于明修《元史》。至体裁全仿《明史》，不合新史，此则为旧史体例所拘，无可如何。当俟当代名人合二十五史，而另编通史，庶足为史学界启一新纪元。同人拙陋，万万不能及此也。文末承示错误各节，定当于校勘记中正之。如更有赐教者，并望函寄北京清史馆金息侯。至愿拜嘉，匆匆即请撰安。燕雏先生能示姓名，尤感。
清史馆启（阴历）四月十二日
【编者附言】按本报于每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必寄赠该期中所批评介绍之书籍、杂志之编辑人及其发行之书店各一份，俾得知晓，是为定例。来函有关系者，亦必刊登，以谂读者。又本副刊立论，力求大公无我，专重批评精神，但论其书，不问其人。然鉴于常人每喜于人的关系肆为推求，于是毁誉轻重，妄为曲解，而友好亲知亦多顾忌，故本副刊于作者（除来稿自愿用真名者外）例不署名，或则谨志别号，而真姓名亦约定不以告人，俾作者、读者两得自由。作者可以畅所欲言，而读者亦就文论文，就书论书，不为其他之推测，如是方可得精确严正之批评。此意于本副刊第一期《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第三段之末，已申言之。故清史馆赐函函末所询一节，恕不能答复（此层兼答北京何季琨君）。又本副刊虽由多人执笔，然各篇互相照应，内容实为一贯，望读者合其而后全体而观之，勿专注意寻求某作者或某种题目，则幸甚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