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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乾嘉间之汉学大师，其能于汉学以外，有卓然不朽之贡献者，惟得二人：在哲学上则戴东原震，在社会科学上则洪稚存（亮吉），而其学说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戴氏之学，近十余年来，经蔡元培、梁启超、胡适诸氏之阐扬，已大显于世；惟洪氏之学，至今犹湮没不彰，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均无只字及之。吾读洪氏遗书，不禁掩卷而太息，太息夫古人之立言，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也。因不揣谫陋，草为此文。非敢云发前人未发之秘，亦无资格以表彰先贤，聊吐吾心中所不吐不快者而已。
迩来“整理”旧说之作，副刊杂志中几于触目皆是。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词单句，颠倒综错之，如作诗之集句；然后加以标题，附会以西方新名词或术语，诩诩然号于众曰“吾以科学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无中生有，厚诬古人。此种气习，实今后学术界所宜痛戒。予介绍洪亮吉之学说，不敢自陷此弊；故惟摘录原文，未加案语，以待读者之玩索思考，而判吾言之当否。且原文本末毕具，条理清晰，断不容妄加斧斤也。
二、洪亮吉之人口论
稚存一生所著书，高可等身。然其关于思想方面者，除散见文集中者外，惟《意言》一卷二十篇。其人口论，即具于此书之《治平》《生计》两篇中。其言曰：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视高曾祖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治平……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是又甚可虑者也。（《生计》）
读者当注意，凡上所论，皆就治平时代而言，明乎战争与变乱之为例外也。试将上文分析之，则可见其含有下列各原理：
1.生产之增加不能与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人口于百数十年间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产则只能（因土地开辟之结果）增加一倍至五倍。（注意：洪氏此处，并不谓土地之生产力有增加之可能。因其时中国科学未盛，不知农学可以改良土地，增加耕种效率也。）
2.天灾（水旱疾疫）尽不能消灭过剩之人口。
3.全人口中未必尽皆从事生产。
4.财力之分配未必平均。
坐是之故，洪氏遂“为治平之民忧”。所忧者何？生存之困难而已。然则洪氏亦尝思所以补救之术乎？曰：上文已略发其凡矣。不外：
1.发展生产事业，即所谓“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是也。而减少“游惰不事”之民，亦其一策，上文虽未明说，亦可于言外推之。
2.使富力之分配平均。即所谓“抑其兼并”是也。
3.由政府出力救济。即上所谓“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是也。
而其最重要之方策则为：
4.节省消费。即上所谓“禁其浮靡”是也。关于此点，洪氏别于其所著《寺庙论》中详言之曰：
户口至今日可谓极盛矣。天不能为户口之盛而更生财，地不能为户口之盛而更出粟。一州一邑之知治理者，唯去其靡费而已矣。靡费之道有二：一则前议中所云饮食服用是也，一则寺庙是也。（《卷施阁文甲集补遗》）
上文所谓“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亦节省消费之一端也。
然斯四者，不过无法中之法而已，终不能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此稚存所以始终抱悲观态度。使稚存而生于今日，得聆珊格尔夫人生育节制之演说，吾知其必当鼓掌不已也。
洪氏之人口论已尽于是矣。吾料读者至此，必当联想及英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洪生于乾隆十一年即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即1808；马生于1766，卒于1834）。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洪氏《意言》成于1793年，马氏《人口论》出版于1798年）。斯亦学术史上极奇异、极凑巧之现象也已。以言精密详尽，洪说自不逮马说，稍读社会科学书者类能言之，无待吾赘加申释。所当附述者，西方人口论在马氏以前已有希腊之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及18世纪之意人波德罗（Geovanni Botero）、奥尔德斯（Giammaria Ortes），英人拉黎（Walter Raleigh）、斯多亚特（J.Steward）、杨恩（Arthur Young）、汤生（J.Townsend），美人法兰克林（B.Franklin），德人梅失尔（Justus Mser）诸学者相继讨论，马氏不过承众说，而组织成系统耳；至于洪氏则蹊径独开，一空依傍者也。其难易相去远矣。独是西方自马氏人口论出，经济学及社会学上辟一新天地，其直接间接影响于政治及社会上一般人之思想至钜且重。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伯，或不免于洴澼，岂不然哉！
三、洪亮吉传略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吾侪既得闻洪氏之人口论矣，请略述洪氏之生平。稚存，江苏阳湖北江人。六岁而孤，随母侨居外家。贫而力学，稍长为童子师。年二十四补县学生。三十五始举顺天乡试。遂游陕西，依毕沅。阅十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官京师三年，视学贵州返，以仲弟丧告归。会高宗逝世，例当奔丧来京，事毕将返，遗成亲王书万余言，痛陈当时朝政及吏治之弊，语甚率直。王惧祸上之仁宗，遂下狱，律当斩；免死，戍伊犁。逾年，京师大旱，祈祷术穷。命赦亮吉以为禳，遂得归，年五十五矣。韬居里门，读书以终（卒六十四）。
稚存学甚博：精音韵训诂；喜为诗词骈俪文，尤笃志于史；一生精力所萃，则在地理沿革。生平治学精神，尽见于《致钱季木论友书》中，其略曰：
学问之友，必先器识。拘于一隅，难与高论。谈性命则为周孔，言训诂则称鄙儒；特牲所祠，纠其违即同非圣；方册既载，举其失便为违经……此一蔽也。言无智愚，时有今昔；浑敦穷奇，以古而足贵；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一蔽也。据近定远，屈前就后；荀卿儒术，见绌于宋贤；蒙县著书，致讥于里塾……此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本原，论必求其是；解带一室，邹鲁不欺其半言；驰轮九垓，嵩华不能摇其一瞬；研几极神，深识殆圣，吾党亦有人焉。
其对于史学之见解云：
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夫惟通训诂则可救塾师之失。……亦惟隶事故则可以救词人之失。（《集杭堇甫〈三国志补注〉序》）
精思高识，诚非一孔瞀儒所能梦见者矣。
稚存虽汉学家，独有出乎其类者存焉。当时考据之儒，大悉生死书丛，不闻世事；此虽半由于惧触时忌，亦实风气有以溺之。惟稚存则留心时政，恒思建策敷言。观其犯大祸而上书成亲王，汉学家中除杭世骏而外，无其偶矣。当时考据之儒，大悉寻行数墨，嚼字咬文，不事遐思，惮言义理。惟稚存不然，其《意言》中反对命定论，辟鬼神、仙人、雷神之妄等篇，识见远追王仲任（充）；其《真伪篇》追溯礼之起源，明礼与真情之冲突，亦发前人所未发。而百余年来称洪亮吉者，惟知其考据之学而已。
附言
洪亮吉之著作，已刊者有：《洪北江遗书》二百二十二卷（光绪丁丑授经堂重刊）。关于洪亮吉之传记，以其门人吕培等所编《北江先生年谱》为最详实（附刊《遗书》中）。
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2号，192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