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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讲，研究哲学，有问题的、时代的、宗派的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各有短处。问题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讲演用来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论最末一章，专讲儒家哲学之重要问题，以为补充。时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处，但用之讲演，最为相宜。所以本论各章，全用这个方法。唯如不先提纲挈领，不能得一个大意，现在要讲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就是想使诸君先得一个大意。
晚唐及五代，经过长时间的内乱，军阀专横，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这种丧乱凋敝之后，极力设法补救，右文轻武，引用贤才。所以各种学术，均极发达；儒家道术，尤能独放异彩。后世言学问者，总以汉学宋学并称，不入于彼，则入于此。可以见得宋学的发达，及其重要了。
《宋元学案》把孙复及胡瑗，作为宋学祖师。其实他们二人，在宋朝初叶，不过开始讲学，与宋代学风相去甚远。真正与宋学有密切关系的人，乃是几个道士或文人，如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刘牧等，后来的儒家都受他们的影响。孙、胡二人，比较平正通达，提倡躬行实践，私人讲学之风自他们以后而大盛。陈、种等，纯以道教《黄庭经》及练气炼丹之说，附会《易经》，太极图说即由他们而出。但是陈、种与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学附会儒家，陈抟、种放以晚出的道教修炼法附会儒家。
由此看来，宋初思想界，可以说有两条路，孙复、胡瑗是一派，陈抟、种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这两派的主张，另创一种新说。宋人所谓儒学正宗，专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欢争正统，最是讨厌政治上有正统偏安的争执，学问上有正统与异端的争执。儒学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为山内山外两派互争正统，禅宗分为临济、云门、曹洞、沩仰、法眼五宗互争正统。
这种正统的争执，是宋人一种习气，暂且搁下不讲。单讲所谓五子，自濂溪到二程，传到后来，为南宋朱学一派。濂溪为二程的先辈，朱派谓二程出于濂溪。横渠为二程表叔，年龄相若，互相师友，朱派谓横渠为二程弟子。平心而论，五家独立，各各不同。泛泛地指为一派，替他们造出个道统来，其实不对。
“五子”这个名词，不过程朱派所标榜而已（后来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谓之五子）。北宋学术，不能以五子尽之。当时为学问复兴时代，儒佛融通以后，社会思想起很大的变迁，有新创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谋而合，遂发生周邵张程这些派别。此外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那般人，虽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们都在儒学思想界占有相当位置，不可忽视。
1．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的开创者，诗文皆开一代风气。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贡献，在勇于疑古，他不信《系辞》，对于《诗》、《书》及其他诸经，亦多所疑难。所疑难对不对，另一问题，但这种读经法，确能给后学以一种解放。他著有《本论》一篇，继承韩愈《原道》那一派辟佛论调，亦宋儒学术渊源所自。
2．王安石。他是一个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大学者。所著各经《新义》，颇能破除从前汉唐人的讲经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畅，元气蓬勃。文集中，关于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见地，直影响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子引作程子说，其实此二语出于荆公。）
3．司马光。温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学方面，所著《资治通鉴》，贯串诸史，为编年体中一大创作。文集中，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很多，可见得他在儒学方面，亦是异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书，对孟子学说颇多不满。这也难怪，其实温公学术有点近于荀子。
4．苏轼。苏氏父子，都是大文学家，有《战国策》纵横驰骤之风。在学问上，亦能创立门户，后来蜀学与洛学立于对抗的地位。东坡对于佛教不客气地承认，禅宗尤其接近，所作诗文往往有禅宗思想。他对于道教，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变为道家的气味。
大抵这四家，欧阳最活泼，王最深刻，苏最博杂，司马最切实。南宋浙东一派，即由司马而出，对于哲理讲者不多，门下生徒注重躬行实践，所受他方影响尚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学派，其约略情形如此。
再回头说到北宋五子。
1．周濂溪。周子《通书》，与程朱一派有相当的关系，但极简单，可以有种种解释。《太极图说》，与程朱关系很深，在南宋时曾因此起激烈的辩论。朱子赞成《太极图说》，且认为濂溪所作；陆子反对《太极图说》，且认为非濂溪所作。依我看来，许是周子所作，但是对于内容，我持反对论调，与象山同。象山以为《太极图说》无甚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这篇划开，周仍不失其为伟大。晦翁以为《太极图说》极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则《太极图说》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向来研究宋学的人，不知所本，以为周子所独创。清初学者，才完全考订他由陈抟、种放而出，这原是道教的主张。周子从道教学《太极图说》，究竟对不对，那另是一个问题，但是他的影响很大，为构成宋学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极图说》，专讲《通书》，倒看不出在学术史上有多大关系了。朱派以为二程出于濂溪，其实不然。二程但称周子，不称先生，先后同时，差十余岁，关系异常浅薄。
2．邵康节。康节从道教的李之才，得图书先天象数之学，探赜索隐，妙悟神契，环堵萧然，不改其乐。其治学，直欲上追汉的五行，战国的阴阳家、邹衍一派。但他所讲阴阳五行，又与汉人不同，专凭空想，构造一种独创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万有，皆生于心，所以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又说：“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我们看邵子这种主张，实际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
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为仁义礼智，性中固有，所以说：“性者，道之形体也。道妙而无形，性则仁义礼智具而体著矣。”但是他的主张，又与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讲治学方法，他都没有遵行。他不是和尚，亦不是道士，事事凭空创作，后来的人没有他聪明的，抄袭他的语言，不能传他的学问，所以影响不大。邵子在学术界，是一个彗星，虽没有顶大的价值，但不失为豪杰之士而已。
3．张横渠。横渠为宋代大师，在学术界开辟力极强大。哲学方面，他与二程同时，互相师友，互相发明，不能说谁出于谁，朱派把他认为二程门下，是不对的。横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横渠，关洛各自发达，可以算得一时豪杰之士。他对于自然界，用力观察，想从此等处建设他的哲学的基础，但立论比二程高。二程为主观的冥想，很带玄学色彩；他是客观的观察，很富于科学精神。他主张气一元论，由虚空即气的作用，解释宇宙的本体及现象，与周子的《太极图说》、邵子的先天论，皆不相同。修养方面，他直追荀卿，专讲礼，并以礼为修养身心的唯一工具。《理窟气质》篇说：“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宋代学者，于开发后来学派最有力的人，当推横渠及二程，其重要约略相等。横渠死得早，门弟子不多，流传未广。南宋的朱子，受其影响极大。朱自命继承二程，其实兼承横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从横渠的方法模仿得来。
4．二程子。向来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块说，其实两人学风，全不一样。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赋纯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潜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功，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释孟子，小程可以解释荀子。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明道言仁，尝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言致良知，又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开后来象山一派。伊川言涵养须用敬，尝说：“人敬之道始于威仪，而进于主一。”言进学在致知，又说：“穷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开后来晦翁一派。其详情，下面另有专章再讲，此处可以不说。
大概北宋学派，可以分此九家。纯粹的“哲学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最重要的为横渠及二程。横渠不寿，弟子无多，所以关系不大。二程一派，由谢上蔡、杨龟山、游廌山、吕蓝田程门四先生，传衍下来，成为朱子一派。朱子学问，出于李延平，李延平学于罗豫章，罗豫章出于杨龟山。陆子学问，虽非直接出于明道，然其蹊径，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门生。我们可以说大程传谢，谢传陆；小程传杨，杨传朱。北宋学派及其传授大概情形，约略如此。
上面说北宋最著名的学者有五家，号称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学者，亦有四家，号称南宋“四子”。
1．朱熹字晦翁。
2．张栻字南轩。
3．陆九渊字象山。
4．吕祖谦字东莱。
这四家中，朱陆最关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学，他们二人集其大成。张吕皆非高寿，五十岁前后死，所以他们的门生弟子，不如朱陆之盛。南轩的学风，同朱子最相近，没有多大出入。东莱的学风，想要调和各家的异同。最有名的鹅湖之会，即由东莱发起，约好朱陆同旁的几家，在鹅湖开讲学大会，前后七天。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光彩，极有意义。吕是主人，朱陆是客，原想彼此交换意见，化异求同，后来朱陆互驳，不肯相让，所以毫无结果。虽说没有调和成功，但两家经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学风都有一点改变，这次会总算不白开了。由鹅湖之会，可以看出朱陆两家根本反对之点，更可以看出东莱的态度及地位如何。
至于朱陆学说的详细情形，留到本论再讲，此刻不过提出两家要点，稍为解释几句。朱子学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即伊川。伊川有两句很要紧的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他教人做学问的方法如此。用敬，关于人格方面，下功夫收摄精神，收摄身体，一切言语动作都持谨严态度，坚苦卓绝，可以把德性涵养起来。什么叫“用敬”？就是主一无适之谓。以今语释之，即精神集中，凡做一件事，专心致志，没有做完时，不往旁的想。致知，关于知识方面，不单要人格健全，还要知识丰富。什么叫“致知”？朱子释为穷理，《补大学格致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朱子学问具见于文集、语录及《性理大全》，不过简单地说，可以把上面这两句话概括之。
陆子学派，有点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义利之辨和发明本心。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将此二语极力发挥。何谓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两个小孩，争夺半边苹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场。在我们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们至少还看见比苹果大的东西，就不为小物而争夺了。明人尝说：“尧舜事业，不过空中半点浮云。”就是因为他能立大。所以汉高祖、唐太宗的事业，从孔子、释迦、基督看来，亦不过半边苹果而已。立大，是陆学根本。至于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义利之辨。何谓义利之辨？就是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话，从前人目为迂阔，其实不然。做学问就是为学问，为自己人格的扩大崇高，不是为稿费，不是为名誉，更不为旁人的恭维。譬如说捐躯爱国，要是为高爵，为厚禄，为名誉，那全不对，一定要专为国家才行。朱子知南康军事时，修复白鹿书院，请陆子讲演，陆子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那天天气微暖，听众异常感动，遂不觉汗流浃背。于此可见陆学的门径了。第二是发明本心。何谓发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陆子亦相信人性皆善，只要恢复本心，自然是义不是利，自然能够立大。做学问的方法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颓，本心提起，志气立刻振作。好像一座大火炉，纵然飞下几块雪片，绝不能减其热烈。陆子这个话，从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识得仁体”，就是陆子的“发明本心”。以现在的话来说，又叫着认识自我。人的本心，极其纯洁，只要认识他、恢复他，一切零碎坏事俱不能摇动。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为利害所蒙蔽了。
知识方面，朱子以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陆子以为学问在书本上找，没有多大用处，如果神气清明，观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够清楚。修养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谨严拘束，随时随事检点。陆子教人立大，不须仔细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难摇动。所以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如此。陆不重书本，本身学问虽博，而门弟子多束书不观，袖手清谈，空疏之弊，在所难免。朱子重书本，并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几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穷，又安能即凡物而穷之呢？
两家主张不同，彼此辩论，互不相服。后来有许多人，专讲调和，或引朱入陆，或引陆入朱，而两家门下则彼此对抗。引陆入朱的人，以为自经鹅湖之会以后，象山领悟朱子，子寿尤为敬服。引朱入陆的人，如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论》，证明朱子晚年与陆子同走一条路。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则目王、李为荒唐。平心而论，两派各走各路，各有好处，都不失为治学的一种好方法，互相攻击，异常的无聊。最好各随性之所近，择一条路走去，不必合而为一，更不必援引那个，依附这个。
南宋学派，主要的是朱陆两家，历元明清三代，两派互为消长，直至现在，仍然分立。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应当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可以说他是朱学的附庸，死得很早，没有多大成就，与朱子并为一派无妨。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吕东莱。吕家世代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吕家所传中原文献之学，一面讲身心修养，一面讲经世致用，就是我们前次所说内圣外王的学问。朱陆偏于内圣，东莱偏于外王。东莱自己，家学渊源，很好很有名，虽然早死，而门弟子甚多，后来变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最主要的有这几个：（1）薛季宣号艮斋。（2）陈傅良号止斋。（3）陈亮号同甫。（4）叶適号水心。他们都是温州一带的人。艮斋、止斋，专讲学以致用，对于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满的批评。以为只是内心修养，拘谨呆板，变为迂腐，应当极力提倡学以致用，才不会偏。同甫气魄更大，颇有游侠之风，他的旗号是“王霸杂用，义利双行”。对于朱子的穷理格物固然反对，对于陆子的义利之辨亦很反对。论年代，薛稍早，与朱陆差不多，二陈稍晚。论主张，艮斋和止斋相同，同甫走到极端。东莱本来是浙人，浙江学者大半属东莱门下。东莱死，兄弟子侄门生，全走一条路，就是薛陈所走这条路，以后成为浙派。
朱子自信甚坚，对于旁的学派，辩得很起劲。朱子在学问上的两大敌，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叶、二陈）。朱子很痛心，本来东莱门下全都和他要好，后来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与象山和止斋辩论的信很多；语录中，批评陆派和永嘉的话亦很多。朱陆在当时都很盛，朱子门下最得意的是黄勉斋、蔡元定，没有多大气魄，不能够把他的学问开拓出来。其后一变再变，成为考证之学。朱子涵养用敬的工作，以后没有多大发展；进学致知的工作，开后来考证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二人，黄的《黄氏日钞》，王的《困学纪闻》，为朱派最有价值之书。清代考证学者，就走他们这一条路。
象山门下，气象比朱派大。朱子对于象山虽不满，而谓其门下光明俊伟，为自己门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讲学最久，但是几个大弟子都是浙东人，所谓甬上（宁波）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磷、沈焕，得象山的正统。江浙二省，在学术上有密切关系。象山是江西人，其学不传于江西而传于浙东。阳明是浙东人，其学不传于浙东而传于江西。杨、袁、舒、沈是浙东，吕、薛、陈、叶亦是浙东，后来陆派同永嘉结合，清代的黄梨洲、万季野、邵念鲁、章实斋，他们就是两派结合的表现。
南宋四子，实际上只有三派，即朱派、陆派及永嘉派，这三派在当时尚未合一。南宋末年，几乎握手，可惜没有成功。元明以后，朱学自为一派，陆永合为一派，其势力直笼照到现在。
南宋时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么样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后，中原残破，衣冠之属相继南迁。所以在宋金对峙时，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约与孝宗同时，四五十年间，太平安乐，极力模仿汉化，文运大昌。金方所流行者，为三苏一派，因为模仿东坡父子的文章，连带模仿他们的学术。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对峙，学术上洛蜀对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学不振，哲学更差。唯有一人，应当注意，即李纯甫号屏山。宋儒无论哪一家，与佛都有因缘，但是表面排斥。宋儒道学，非纯儒学，亦非纯佛学，乃儒佛混合后，另创的新学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带点佛学气味，不过他很爽快，所著的《鸣道集》，直接承认是由佛学出来，对洛派二程异常反对，指为阳儒阴佛，表里不一。他所讲的内容，好像李翱的《复性书》，发挥得更透彻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学派日昌，弟子遍于天下，一方面抵触当道，颇干朝廷厉禁。其中如宋宁宗的宰相韩侂胄执政时，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党，俱持反对态度。侂胄亦指朱子为伪学，排斥不遗余力。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庆元党人，俱以正士为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后，弟子不敢会葬，可见当时朱学所受压迫的程度了。又经几十年，到理宗中叶及度宗初叶，伪学之禁既开，而当时讲学大师，朱陆两家门下（陆派亦在伪学禁中），俱在社会上很有声誉。朝野两方，对宋学异常尊崇，其势复振。不久，宋室灭亡，蒙古代兴。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国，文化不高，时间又短，在学术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内中只有戏曲的文学差可撑持，天文数学亦放异彩，至于哲学方面则衰微已极。元朝学者，唯许衡（鲁斋）、刘因（静修）、吴澄（草庐）三人，稍露头角。这几位在元朝为大师，在全部学术史上，比前比后，俱算不了什么。固然朱学在元朝很发达，但朱学在宋末已为社会上所公认，元人不过保守权威，敷衍门面，无功可述，现在只好略去不讲。
明太祖初年，规模全属草创，对于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乐时，始渐注意，《性理大全》即于是时修成，以五子（周、程、张、朱）学术为主。此书编得很坏，纯属官书，专供科举取士之用，使学者考八股时，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编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号尊宋学，尤其是程朱一派；实则把宋学精神完全丧失，宋学注重修养，何尝计及功名呢！
中间有几个著名大师，为明学启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学）、吴与弼（康斋）、薛瑄（敬轩）、曹端（月川）、胡居仁（敬斋），俱在科举盛行时代一心研究学问，不图猎取功名。这种精神，极可佩服，而方孝孺风烈尤著，仗义不屈，为成祖诛其十族。他们几个人的学问，都出于程朱。薛胡诸人，比较平正通达。吴康斋的学问，由朱到陆，明代陆学之盛自康斋起。
明代中叶，新学派起，气象异常光大。有两个大师，可以代表，一个是陈献章（白沙），一个是王守仁（阳明）。陈白沙是广东新会的学者，离吾家不过十余里。他是吴康斋的弟子，他的学问，在宋代几位大师中，有点像大程子，又有点像邵康节。那种萧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为学者，毋宁谓之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学问亦相仿佛。再远一点，道家与之类似————老、庄之道，非陈、种之道，他的学风很像庄子。孔门弟子中，曾点与之类似。“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恬淡精神，两人一样。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静中养出端倪”一句话。“端倪”二字太玄妙，我们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静就得了。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端倪”二字实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说是老庄的明自然，常常脱离尘俗，与大自然一致。其自处永远是一种鸢飞鱼跃、光风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极了，感化力伟大极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所以一时虽很光明，后来终不如阳明学派的发达。
白沙在家时多，出外时少。总计生平，只到过北京两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游总算简单。他有一个弟子湛若水，号甘泉，亦是广东人，与他齐名。当时称陈湛之学，或称湛王之学。甘泉做的官很大（礼部尚书），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处就修白沙书院，陈学的光大算是靠他。甘泉比阳明稍长，甘泉三十余岁，阳明二十余岁，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块研究学问。阳明很受甘泉的影响，亦可以说很受白沙的影响。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以他的事功而论，若换给别个人，只这一点，已经可以在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阳明这么大的事功，完全为他的学术所掩，变成附属品，其伟大可想而知。阳明的学问，得力于龙场一悟。刘瑾当国，阳明弹劾他，位卑言高，谪贬龙场驿丞。在驿三年，备受艰难困苦，回想到从前所读的书、所做的事，切实体验一番，于是恍然大悟。这种悟法，是否与禅宗参禅有点相类，我们也不必强为辩护，但是他的方法，确能应时代的需要。其时《性理大全》一派，变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气沉沉的，大多数士大夫尽管读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其实心口是不一致的。阳明起来，大刀阔斧地矫正他们，所以能起衰救敝，风靡全国。
阳明的主要学说，即“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二事。前者为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问题。朱子讲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种办法。朱子认为：《大学》所谓“明明德”的张本，从“大学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经，以下是传。“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传，唯有“格物致知”无传，文有颠倒断节。朱子替他补上，其学说的要点，即由此出。阳明以为：读古人书，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补正，这种方法固有价值，但是《大学》这篇，绝对不应如此解释。所以他发表古本，不从朱子改订本。主张格物致知，即是诚意，因为原文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下面又说：“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即是致知，致知的解释，不是客观的知识，乃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致”的意思，是扩充它，诚意功夫如此。拿现在的话解释，就是服从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点像康德的学说，事到临头，良知自能判断。如像杀人，头一念叫你不要做。又像职分上的牺牲，头一念叫你尽管做去。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坏了。或者打算做好事，头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觉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险，于是歇手不做。这种就是致良知没有透彻。为人做学问，入手第一关键在此。
阳明既然主张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张知行合一。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见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见火，伸手去摸，成人决不会摸，因为成人知道烫人，小孩不知道烫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鸭蛋、臭豆腐，不恶恶臭的人吃，恶恶臭的人就不吃。只需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刻可以决定，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为先要致知，然后实行，把做学问的功夫分成两橛。阳明主张，方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方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决不可分。阳明教人下手方法，与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阳明寿虽不长，但是一面做事，一面讲学，虽当军事倥偬，弦诵仍不绝声，所以门生弟子遍于天下。明中叶后，全国学术界，让阳明一人支配了。王学的昌大，可分两处。一是浙江，是他生长的地方；一是江西，是他宦游的地方。所以阳明门下，可分为浙江及江西两派。前次讲象山生在江西而其学盛于浙江，阳明生在浙江而其学却盛于江西，赣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传阳明的正统，为江西几位大师，如邹守益号东廓，罗洪先号念庵，欧阳德号南野，颇能代表江西王学。阳明死后，就是这几个人，最得阳明真谛。但是王学的扩充光大，仍靠家乡浙派几位大师，有早年的，有晚年的。最初是徐爱号曰仁，钱德洪号绪山，他们二人，得阳明正宗。徐早死，《传习录》有一部分是他作的。钱寿较长，其传颇盛。稍后是王畿号龙溪，他是阳明的老门生，年寿最长，阳明的学派的光大自他起，阳明学派的变态亦自他起。当初阳明教人，有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定本，王龙溪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权法，归根结底，性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阳明的话，没有多大玄学气味；龙溪的话，玄味很深，无下手处。所以王学末流，与禅宗末流混在一起，读他们的书，可以看出来，并不是阳明真面目。
阳明学派，另有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罗汝芳号近溪，一个是王艮号心斋，都于王学有莫大的功劳。世或以王艮与王畿并称二王，或以近溪与龙溪并称二溪。心斋是一个倜傥不羁之士，本传称阳明做巡抚时，会徒讲学，心斋那时三十八岁，跑去见他，分庭抗礼辩难几点钟后，始大折服，执弟子礼。回去想想，似乎尚有不妥处，跑去收回门生帖子，彼此又辩，又折服了，才做阳明的门人。阳明说：“吾曩擒宸濠，一无所动，乃为斯人所动，是真学圣人者。”心斋言动奇矫，时戴古冠，穿异服，传达先生之道，阳明很骂他几回，但是他始终不改。心斋才气极高，门下尤多奇怪特出之士。何心隐就是一个，本姓梁，改姓何，以一个布衣用种种的方法把严嵩弄倒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真本事。阳明死后，最接近的是二王或二溪，但是他们所走的路，与阳明很不一样。结果江西学派虽得正统，但是一传再传，渐渐衰微下去了。
最有力推行王学的，还是浙派（龙溪）和泰州派（心斋）。在晚明时候，有这样几个人：周汝登号海门，陶望龄号石篑，李贽号卓吾。周陶变为禅宗，李更狂肆，他们主张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阳明学派愈变愈狂妄。到晚明时，本身起很大的变化，又可分为两派：第一派，参酌程朱学说，纠正末流的偏激，东林二大师顾宪成（泾阳）、高攀龙（景逸）就是代表。他们觉得周、李、陶一派太放肆了，须以朱学补充之，他们的学问仍从王出，带点调和色彩。第二派，根据王学的本身，恢复阳明的真相，刘宗周（蕺山）就是代表。他排斥二王二溪甚力，专提慎独，代替良知，以为做慎独的功夫，可以去不善而继于至善。顾高以程朱修正王学，蕺山以王学本身恢复王学，主张虽有出入，都不失为阳明的忠臣。
此外因王学末流的离奇，社会上起一种很大的反动，亦可分为两派：第一派，以程朱攻击阳明，与顾、高等不同，陈建（清澜）就是代表。他著一部《学蔀通辩》，一味谩骂，甚觉无聊，自称程朱，实于程朱没有什么研究。有时捏造事实，攻击人身，看去令人讨厌，然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讲。因为明目张胆攻击王学，总算他有魄力。清初假程朱一派侈言道学，随声附和，用陈建的口吻攻击王学者颇多。第二派，主张读书，带点考证气味，焦竑、王世贞、杨慎就是代表。他们不唯攻击王学，连宋学根本推翻，周程张朱皆所反对，攻击程朱的话恐怕比阳明还多。几个人学问都很渊博。唯杨升庵较不忠实，造假书，造假话骗人。这一派，因为对于宋元明以来的道学下总攻击，在晚明时，虽看不出有多大力量，但有清初至乾隆中叶，极其盛行，旧学风的推翻，新学风的建设，都由他们导引出来。
清代学术，是宋元明以后，一大转关，性质和前几代俱不相同。汉唐学者，偏于声音训诂的追求，马、郑、服、杜、陆、孔、贾以后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宋儒嫌他们太琐碎了，另往新方面进行。宋明学者，偏于理气心性的讨论，程朱陆王以后，也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清儒嫌他们太空虚了，另往新方面开拓。清代学者，承性理学烂熟的反动，以“汉学”相标榜，至乾嘉中叶，而汉学号称全盛。清代学风，固然偏在考证，对于儒家哲学亦有很大影响，可分建设及破坏两面观察。前者对于整理国故，用力最勤，与儒学只有间接关系；后者对于推翻宋学，成效颇大，与儒学有直接关系。
甲 破坏方面
先从破坏方面观察。清代学者，对于宋元明以来七百年间所成就的学派，认为已到过度成熟、发生流弊的时期，非用革命手段摧陷廓清，不能有新的建设。这种破坏的工作，不自清始，晚明已然。焦竑、王世贞、杨慎，都是反动派的健将，不过革命的气焰至清代而极盛罢了。分开来讲，又分两种：一种是破坏王学，阳明这派，时代最晚，发达最盛，有些人专门与他为难。一种是破坏宋学，不单反对阳明，连周程张朱一律在所排斥。这两种中，破坏的工作及程度，亦有种种的不同，大概可以举出五派人作为代表。
1．用程朱作后盾，破坏陆王，可以陆陇其（稼书）作为代表。他同上次所讲做《学蔀通辩》的陈建，一样的主张，认程朱为正统，陆王为异端，所以破坏王学，完全为拥护朱学。这一派范围最狭窄，理由最浅薄，然在社会上最有力量。不是因为系统学者多，乃是倚仗八股文人多，拿朱注作考试的工具，自然拥护朱学。有学问的人，尽管瞧不起他们，但是一般流俗，非常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势力便大起来了。
2．有一种博杂而无系统的学问，利用好奇心，打倒前人，猎取名誉，可以毛奇龄（西河）作为代表。这派的话，尖酸刻薄，挑剔附会，舞文弄墨的地方很多，其所攻击，不单是王学，乃在宋学全部。（西河比较的尚拥护王学，但也不是王学真相。）西河学问渊博，方面多，寿命长，后来许多人跟他学，在学术界很占势力，大致都带一点轻薄口吻，学问博杂，颇为后来考证学派辟出一种新路径。考证家不直接出自西河，但是他们所受西河的影响，很是不小。
上面两种破坏法，都不算十分正当：前者范围过于狭隘，门户之见太重；后者手段不对，专门骂人，自己亦无所得。不过他们这两派，在社会上势力确是不小，一般俗儒随声附和，非常崇拜他们。
3．没有成见，并不是以程朱作后盾，比较对于朱学稍为接近，对于王学末流加以攻击，可以顾炎武（亭林）、朱之瑜（舜水）二人作为代表。朱舜水当明亡以后，不愿受清朝的辖治，亡走日本，在中国影响不大，而在日本影响极大。明治维新以前，德川氏二百年，真以儒学致太平，这完全受舜水之赐，所以他在本国无地位，而在全局中地位极高，可与顾亭林并列。顾氏为清代学术的开创者，其学问的大部分俱在建设方面，下节再讲。至于破坏方面，见地极其高明，他不唯不满意王学末流，且不满意阳明本身，赞成阳明人格，反对他的学风。陆稼书二派，所讲朱学，其实是“八股家言”，算不得什么学问。顾、朱不是墨守朱学，另外自有心得，比较起来，对王破坏，对朱敬礼。不能说是以朱攻王，然于破坏王学，很有力量。
4．对于宋学全部，不管程朱陆王，根本认为不对，施行猛烈的总攻击，可以费密（燕峰）、颜元（习斋）二人作代表。这两人，在从前，大家都不十分注意，一向讲清代学术的人，都没有提到他们。颜氏近二三十年来，渐渐复活，费氏著作从前没有刻出，人不知道，近几年作品出版，了解的人比较多了。费燕峰，四川人，晚年侨寓扬州，从前人只知他会作诗，《池北偶谈》称他极为王渔洋所推服。他的哲学思想，具载他的遗著中，新近才刻出来，但是在建设方面没有什么贡献。颜习斋，直隶杨村人，以前没有铁路，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他终身亦未同士大夫接触过。但是他比费燕峰强，费氏几个儿子，虽亦能作诗，活动力很小，颜氏的门生李塨（刚主）活动力异常之大，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早几十年复活了。
费颜二人，对于宋元明七百年来的学说根本上不承认，下总攻击，斥为与孔孟门庭不同。攻击之点有三：头一件，是不赞成宋儒主静。他们以为做学问要动，主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与儒家道术相反。第二件，不赞成宋儒以道统自居。程朱本人还没有说什么，他们的门下，常说得不传之学。《原道》所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未得其传。何以隔一千多年，传到河南程夫子，这岂不是造谣？第三件，偏于内圣，不讲外王，把政治社会都抛弃了。程、朱、阳明，虽非抛去外王不问，但是偏重内圣一些，末流愈走极端，知其一不知其二，颇足授人口实。这种话搔得着痒处，对于宋学末流攻击得很对。不过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势力，远不如前述三派的受人注意，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发扬光大起来。
前三派，带这一派，都在道术本身上着眼，或专破王学，或兼破宋明，辩争之点不离道术，可谓主流，为造成破坏势力的中坚。
5．还有一派，不在道术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经方面挑剔，可以惠栋（定宇）作为代表。惠氏年代较迟，而力量很大。他攻击不到陆王，陆王对于各经都不曾作注，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程朱。前回讲，朱学启蒙时代，专门做注疏的功夫，到全盛时代，所有各经都重新另注一回。他们注经的方法，与汉唐学者迥异，汉唐注重训诂，他们注重义理。自南宋末年起至明洪武的《性理大全》出版止，几百年间，解经俱以朱注为主，汉唐注疏完全束之高阁了。惠栋一派出，朱注渐衰，而汉唐注疏复活。
清初学者，一面反对宋儒道术本身，一面反对宋儒解经方法。结果，宋人的总不对，汉人的总对，愈古愈好，愈近愈不行。乾嘉的考证学，以这派为先导，毛西河如此主张，陈启源亦如此主张，但是认真打旗号，拥戴汉学，推翻宋学，还是要算惠定宇。上面所述五种学派，联合起来，努力破坏，所以清代学术，对于宋元明学术，起很大的变化。最近三百年，在学术史上划一新纪元，秦汉学术复兴，宋明学术几乎全部消沉下去了。
乙 建设方面
次从建设方面观察。清代学者的建设事业，大部分在考证方面，以现在的话来解释，就叫作整理国故。这种工作，于儒家道术只有间接关系，直接关系很少，可以略去不讲，我们且要知道这种工作很勤劳、威信也很伟大就是了。考证以外，对于儒家道术，有直接关系的建设事业，可以分好几派，一方面根据王学朱学，加以修正或发明，他方面更能一空依傍，自树一帜。他们所处的时间，先先后后不同，他们所在的地方，南北东西各异。现在我们举出六个人，简单地说明一下。
1．继承王学，加以修正，当推孙奇逢（夏峰）。王学末流，变得很多，处处受社会上的非难。要想维持王学，不能不加以修正，孙夏峰、李二曲都是如此主张，而夏峰推衍流派较盛。夏峰生于晚明，人格高尚，豪侠好义，最能济朋友之难，寿命又很长，直活到九十三岁才死。清师入关，他的家乡让满人圈去了，跑到河南苏门躬耕讲学，门弟子从之游者极多，所以他这一派，在清初算是很盛。他是王派，但并不墨守王学，对程朱都不攻击，有人把他编入调和派。清初学者，以朱攻王者有之，以王攻朱者觉少，顶多为阳明作辩护而已，夏峰即是如此。他在河南，躬行力践，用工坚苦，其学问虽得力于阳明，然对于王学末流禅宗顿悟的学风，深所不取。后来汤斌（潜庵）的学问，就得力于夏峰。他们二人的工作，专在恢复王学本来面目，对于二溪以后的王学予以相当的排斥，以恢复阳明真相，使得有保存的价值，可谓王学的修正派。
2．发明王学，使之愈益光大，当推黄宗羲（梨洲）。明末王学后殿，就是刘蕺山。他生于浙东，浙东王学很盛，但是变相，非本来面目，他因为末流太猖狂了，设法校正他们。清初浙中王学，分为两派：二溪一派，以姚江书院为中心。蕺山一派，以证人书院为中心。《明儒学案》称明代大师二人，前有阳明，后有蕺山。梨洲是蕺山的门生，学问上继续的修正王学，修养上亦全本蕺山遗绪。但他另向一方面发展，即史学及经世之学。阳明本有六经皆史之说，而且本身事功极盛，梨洲循着这一点发挥光大，颇能改正王学末流空疏置悟之弊。梨洲一方面承蕺山遗绪，发明王学，于清代学风上，其开辟的功劳与顾亭林等；一方面建设新学派，努力史学，后来万季野、邵念鲁、全谢山、章实斋这一般人，都完全受他的影响。关于史学方面，这是后话，且不用讲。专讲他在儒家道术方面，真不愧王学大师，二百多年来，感化力的宏大，规模的深远，还没有超过他的啊！
承继孙夏峰学说的，是汤潜庵；承继黄梨洲学说的，是李穆堂。两位都是乾隆时人，为陆王学派的结束者。汤作巡抚，李作侍郎，皆光明俊伟，规模宏大。汤纯为实行家，纸面上的学问不多；李为著作家，有全集行于世。他们都是结束陆王学派的人，做的事业算是结束。同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建设，令陆王学派经时代变迁，仍能立脚得住，有价值，有光彩，这是他们的功劳。
在王学方面，有这几个人，支持残垒，遗绪尚可不坠。在朱学方面，人才就很难得。大抵有清一代，学者态度，阳奉阴违，表面是宋学，骨子里是汉学，对于朱子直接攻击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间拥护程朱的，多半是阔老，一面骂陆王派为狂禅，一面骂汉学家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宁说周孔错，不说程朱非”。这类人，多从八股出身，在学者社会中没有多大势力；在普通社会，很能耸动视听。可以略去不讲。勉强要在程朱派找出一个人来，只好还数陆稼书，清代最初从祀孔庙的是他。他于程朱学术的全体无多大发明，只能说他持身甚严，卫道甚力而已。清代程朱派人数虽多，人才很少，与其求之于陆稼书一派，不如求之于汉学家。汉学家训诂之学，实际上是从厚斋东发一派衍生出来。章实斋说过戴东原尽管骂朱子，实际上走的是朱子那条路。这个话，两方都不承认，但是事实，给我们一种很好的证明。
3．尊敬程朱，而能建设新学说，当推顾炎武（亭林）。顾氏，大家公认为清学开山祖师，然绝不像宋学派之以道统自任。他对程朱表示相当敬意，在山西时，曾修朱子祠堂，可谓之准朱学派。然而亭林对于朱学的修正，比梨洲对于王学的修正还多。黄氏根本上以王学为主；顾氏对朱学，不过敬礼而已。亭林方面很多，经世之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考证之学，有《日知录》。好几个清代的学派，都由他开发出来。他治学自立门庭，反对讲空话，不轻言义理性命，专从实际的方面下手。他对于儒家道术，不单讲内圣，兼讲外王。宋明学者，都只一偏，并非儒家真相，他想恢复儒家本来面目，专提《论语》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话，用来涵盖一切。修养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行己有耻，即自律甚严之谓，对于晚明放侈颓废的学风根本上施以校正。一个人要方正，要廉隅，不要像球那样滚，日夜自己检束，归根结底是“知耻”二字。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之不被其泽；不耻地位不如人，而耻品格不清。他专在廉隅、名节、出处、进退、辞受、取予方面注意，以为要如此才可以完成人格。这种有耻之教，比蕺山慎独之教还要鞭辟近里些。治学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博学于文。“文”有几种解释，书本知识是文，自然现象是文，社会现象亦是文，要随时观察研究。所以说他的学问，不单是内圣方面，而且兼外王方面。至于要明白他对于耻及文的详细解释，可以在他的《日知录》及文集里边找去。他本人人格崇高，才气伟大，为明代忠贞不二的遗老，很得力于他母亲（非亲生母）的教训。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作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洲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这样的节妇，真是难能可贵了！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亭林初非明室官吏，然念念不忘恢复，到处观察形势，预为地步。到事功绝望时，乃另创一种学风，直影响到现在，其成就不在恢复明室之下。他人格高尚，无论哪派，不能不佩服。他学问渊博，开出来的门庭很多，说到清学的建设，自然不能不数他了。
4．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居在乡间，很少出来，生平只到过武昌一次，北京一次，可以说是个乡下人。清师入关，他抵死不肯剃头，所以怕人看见，藏在山洞里，穷到没有纸笔，然仍好学不厌。他的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横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为《正蒙注》。横渠于书本外，注重观察自然界现象，船山也受他的影响，其精神比较近于科学的。张学自南宋断后几百年，至清初又算继续起来了。船山坚苦卓绝，人格感化极强，学问尤为渊博。他的《读通鉴论》、《宋论》，不愧为一史评家，对于历史上事实另用新的眼光观察。所以他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学问方面，在史学界贡献甚大。这两部史论，专作翻案，为后来读史的人思想开放许多。船山对于佛学很有研究，而且学的是法相宗，作有《相宗络索》。近二十年法相宗复活，研究的人很多，并不算稀奇；但是在那时，佛教方面，完全为禅宗及净土宗所占领，没有人作学理的研究，他独在二百年前，祖述玄奘以后中断了的坠绪，可谓有独到的见解了。并且当时儒学末流，养成狂禅，分明是学佛教，抵死不肯承认与佛教有关；他独明目张胆，研究儒学，同时又研究佛教，一点不掩饰，这是何等的爽快！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5．尊崇程朱，传其学于海外，当推朱之瑜（舜水）。舜水在本国没有什么影响，史家多不能举其名，他后半生都在日本过活，日本最近二百年的学风完全由他开出。明亡后，他屡屡欲作光复的事业，初到日本，后到安南、暹罗，在海外密谋起义，赤手空拳地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到底毫无成就。后来郑成功、张苍水大举北伐，攻下镇江，几乎克复南京，他在苍水军中规划一切，曾经走到芜湖，结果，还是失败了。自是之后，光复事业完全绝望，他便打定主意，在满清统治之下，绝对不回中国。那时日本人还抱闭关主义，外国人只能在长崎租界停顿些时，旁的地方一律不让住。所以他很困难，住些时走了，走了又来，往返许多次。长崎的日本人，知道他学问渊博，人格高尚，异常敬礼。后来让大将军德川氏听见了，请到东京去，待以宾师之礼。他亦以师道自居，德川光国的儿子，亦作他的门生，他于是住在东京，又几十年才死。因为德川氏的敬礼，全国靡然从风，对于他的起居言动，都很恭敬。他在日本学术界，算是很有势力。日本从前受中国文化最深是唐代，派遣学生、学僧，来唐留学，唐时佛教甚盛，儒学衰微，学去的都是佛教。宋明儒学复兴，但其时中日关系浅薄，所以日本对于儒学，根本上不明了。舜水是程朱派的健将，自他去后，朱学大昌。朱子之学，在国内靠陆稼书一般人的提倡，不过成绩很有限；在国外靠朱舜水一个人的传播，真是效力大极了。自然舜水是程朱一派的人，但是本事很大，书本上的知识很好，实际上的事情一点亦不放松。他在日本，学风上很有贡献，诗（各家的诗）同画（小李将军的山水）亦很有影响，他带去的东西，至今还归日本帝国博物院保存。他又懂建筑，日本之有孔庙，即由他起，孔庙中的房屋栋宇、衣服器具，完全摹仿中国，都由他打图样，起稿子。连他自己的棺材，亦属亲手造成，要能耐久不坏，清朝之后，好运回中国。辛亥革命时，还在日本保存，我们可以设法交涉，运回国来。固然他们尊重朱夫子，不愿运走，但本人的志愿，死后非运回来不可，应以尊重本人志愿为是。日本博物院，还有朱舜水手造模型，确是当年遗物。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单讲身心性命，还讲各种技术。他又教日本人读《资治通鉴》，以为最有益人神智。他在日本，前后十几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德川氏二百多年，以文治国，就是继承他的遗绪；维新以前，一般元老，都很受影响。他是朱学，中国王学亦输入，到维新时，两派都有了。维新时一切改革，王派力量很多，朱派力量亦不少，把朱学由中国传到日本，就是靠他。
6．反朱反王，而能独立自成一派，要算颜元（习斋）。习斋的学说，很有点像实验派的杜威。他完全是一个乡下佬，境遇非常可怜。他的父亲在崇祯十二年，满洲人大掠直隶、山东，掳去为奴去了，后来死在那里。习斋伶仃孤苦，父亡母嫁，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由旁人把他抚育长大。所以意志坚苦卓绝，虽然无师无友，而能独立自成一家。他反对宋学，主张根本推翻，以为孔孟都是动的，宋学独是静的，与孔孟相反。他尤其厌恶的是谈玄，儒家本不谈玄，宋以来玄味日趋浓厚，大非古意。他想复古，复到孔门所学，只谈礼、乐、射、御、书、数，不谈身、心、性、命。知识由何而来？由于做。譬如我们想到南京，不知怎样走法，问路径，买地图，可以知道大概；但要知道实在情形，还得亲身走去。他说宋以后的学问，只是问路径买地图，不曾亲身走路；真的儒家道术，不应如此。习斋对于周程以下，原想根本推翻，另外建设新的学派。那时虽未成功，其思想行事，很带科学精神，若使生于今日，必定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立志做书本以外的学问，礼、乐、射、御、书、数，样样都去实行，自己打靶，自己赶车，乐要学古乐，礼要依《仪礼》。但是所做这些事还是离不开书本，很难说是成功，不过精神可取就是了。他的话，很有许多合于科学，前两年科玄战争，就有许多人引用其中一部分，到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这些地方，很可以令人佩服。他因为太古板，没有开辟什么。他的门生李恕谷，活动力很大，文章好，学问又渊博，常到北京。那时北京士大夫喜欢讲学，有一次，请万季野主讲，大家去听，季野见恕谷，异常佩服，就介绍恕谷讲。以季野的声名学问，很能震动一时，达官贵人拜倒门下者不少，但是对于这个无声无臭而且又年轻的李恕谷，居然客气谦逊起来，不能不说是异样的举动。由此北京人才知道有李塨，又才知道有颜元。恕谷极其活动，曾到陕西，又到江南，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这派学问，在当时很有力量。戴东原的见解，与颜李相同之点颇多，虽不敢说直接发生关系，然间接总受影响。恕谷死后，汉学派盛行，对于他的学问，大不谓然；而假程朱一派，尤为恨入骨髓。在两种势力压迫之下，颜李这派自然日就消沉了。道光末，戴望子高，很提倡颜氏学说。近二三十年来，颇有复活的趋势，大家都承认颜氏为一个大师，很佩服他的不说空话，专讲实行的精神。但是他的学问究竟能复活与否，我尚怀疑，因为太刻苦了，很难做到。他最反对以孔门的话作为口头禅，我们但学他的话，不能实行他的主张，算不得真颜李派。往后青年，果能用极坚苦的精神去实行，自然可以复活。
清代初叶，在建设方面，可以这六派作为代表。虽然他们的学说各有短长，然俱能自树一帜，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于当时影响很大，有的于后代影响很大。而且这几个大师，方面都很多，不像宋儒，单讲身心性命，所以开辟力格外来得强大。后来各种学说，都由他们启个端绪，由后人集其大成。清代学术所以能大放异彩，大部分靠他们。
丙 清中叶以后四大潮流
上面所说破坏方面的五派，建设方面的六派，都是清代初叶同中叶的事情。中叶以后，到乾嘉之间，这许多学说，暂时各归沉寂，另有四大潮流出现，而考证学不在内。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考证学与儒家道术无大关系，可以不讲，有关系的就是这四大潮流。
1．皖南学派，以戴震（东原）为代表。东原本来受他乡先辈江永（慎修）的影响。（有人说他是慎修学生，这个话靠不住，恐怕是私淑弟子。）慎修的学问，有点像顾亭林，对于经学及音韵学很有研究，对于程朱的学问亦能实行。他的《近思录续考》，可谓朱门正传。朱派自王厚斋、黄东发以后，就是顾亭林；亭林以后，就是江慎修。东原自幼便受慎修的影响。清代考证学，东原集其大成，本人著作很多，段玉裁、王念孙皆出其门下。在当时惠戴齐名，但是定宇成就小，东原开辟多，在清代中，他算第一流的学者。与他同时的人，推重他的训诂考证。其实东原所得，尚不止此，他之所以伟大，还是在儒家道术方面，《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原性》，俱有独到的见解。他死后，门生洪榜为作行状，以他所作《与彭进士书》嵌入，亲友哗然。结果，戴家所发行状，把那一段删去，而洪榜文集中则将原文留下。旁的为他作传作行状的人，都没有提到他的儒学，这是很不对的。《孟子字义疏证》将原书一字一字地解释，把儒家道术大部分放在里边，可算得孟氏功臣。他一方面发挥性善之说，一方面反对宋儒分性为天理、气质二种，认定宋儒矫正性欲，全属过分，与颜习斋、费燕峰相呼应。他对于费书，绝对没有看见，对于颜的学说，或者间接受李恕谷、程绵庄的影响。他这一派，对于宋儒谈玄一部分，如无极、太极之说，根本上攻击。对于宋儒谈性一部分，如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亦很反对。空空洞洞，专凭主观的理，不能有好结果，必定要根据客观的事实。东原自命为孟子功臣，我们看来，与其说他是孟子的功臣，毋宁说他是荀子的功臣。他的学说，与孟不同，与荀相近。他虽反对程朱，实际上得力于程朱者很多，与程朱走的是一条路（看《文史通义·朱陆》篇）。帮助孟子，然而不像孟子；反对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学派，陆稼书不算正统，戴东原才是正统；最少他对于朱学修正补充，使有光彩，有价值，功劳还在稼书之上。因为他生的北方，在皖之南，可以称为皖南学派。《四库全书》，大部分由他编定。他在清代中叶，算是一个中坚人物。门生多传他的考订、训诂、校勘之学，但他关于儒学道术的话，亦有很大的影响。凌廷堪（次仲）、焦循（理堂）、阮元（芸台），都是一方面研究考订，一方面研究儒术。焦循作《孟子正义》，对于儒学，有相当的发明。阮元为焦循内弟，同在一块研究学问，著述中关系儒学的话尤多。到阮元时，清代汉学已达全盛，自然有流弊发生，所以他自己就提倡汉宋并重，以图挽救。阮做官很大，到的地方亦很多，学问不如东原，而推广力过之。即如广东，他经手创学海堂，只取四十个学生，大多积学之士，在学问上贡献极大；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广东近代几位大师，都主张调和汉宋，可以陈兰甫、朱九江作为代表。兰甫比九江声名更大，考证学亦很好，他作《东塾读书记》、《孟子》一卷、《诸子》一卷、《程朱》一卷，联合贯通发明处颇多。又作《汉儒通义》，以为宋儒并不是不讲考据，汉儒并不是不讲义理。这种学风，也可以说是清末“粤学”的特色。即以我自己而论，对于各家都很尊重，朱程的儒学固然喜欢，考据学亦有兴趣，就是受陈朱两先生的教训。更由陈朱推到阮，由阮推到戴，可见戴派影响之大。
2．浙东学派，以章学诚（实斋）为代表。自宋以来，浙东学术很发达，吕东莱而后是陈同甫、叶水心，再后是甬上四先生杨、袁、舒、沈，又后是王阳明、刘蕺山，都是浙东人。浙东在学术界，占很高的地位。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受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学派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重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梨洲是清初大师，他的门生，为万充宗及万季野。季野较渊博伟大，《明史稿》由其一手作成。二万是直接的门生，还有一个私淑弟子，即邵廷采（念鲁）。念鲁的祖父，为阳明门生，属姚江书院派，与证人书院派相对抗，到念鲁又受业梨洲之门，对于史学异常注重。浙东最有名的学者，都是史学大师，万、邵为史学界开山鼻祖。稍晚一点，为全祖望（谢山），学问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仍在文献方面。由黄梨洲而万季野、邵念鲁，由万、邵而全谢山，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学风。致用方面，远绍宋代吕东莱一派文献之学；修养方面，仍主阳明。到乾隆末，出一位大师，曰章实斋，集浙东学派之大成。实斋全部工作，皆在史学；然单以史学，看不出整个的章实斋，好像单以经学，看不出整个的戴东原一样。二人于本行之外，在儒家道术上，亦有相当地位。二人交情不好，彼此相轻，学风则有一点相同，俱不主张空谈性命，对于带玄学的心性论异常反对，要往实际方面下死功夫。实斋讲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此二语出自《易经》。《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东原主张相同，亦有近似这类的话。实斋讲六经皆史，要求儒家道术顶好在历史上求去，道起三人居室，在古代为书本学问，在近代为社会事物，所以他自己用力的工作全在史学上。实斋这一派虽为第二大潮流，然在当时不很显著；他看不起东原，东原门下又看不起他，而东原声气广远，他的势力抵抗不过，自然在当时难于风行。他的价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认出来。
3．桐城学派，以方东树（植之）为代表。我讲桐城人物，不举方苞，不举姚鼐，因为他们仅能作点文章，没有真实学问，所谓桐城文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自明末以来，桐城很出人才，最初是方以智，明清之间的第二流学者。其次是方苞（望溪）、戴名世（南山），康雍之间，颇负盛名。南山以文章出名，所谓因文见道，自他起，后遭文字狱死，大家引以为戒。望溪属于程朱派，其地位远在稼书之下，稼书尚不过尔尔，他的学问更不必说。桐城学派，以前实无可讲。嘉庆末年，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即方植之。他生当惠戴学派最盛行的时候，而能自出主张，不随流俗所尚，可谓特出之士了。汉学全盛之后，渐渐支离破碎，轻薄地攻击程朱，自己毫无卓见。方承这种流弊，起一极大反动，作《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对汉学为猛烈的攻击，主张恢复程朱。他对于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说，但在汉学全盛时代，作反抗运动，流弊深了，与他们一副清凉散吃，在思想界应有重要的地位。他很穷，跟随阮元，充当幕府。阮开学海堂，其中学长，初用外省人，本堂有成就后，才用本省人，他便做了第一任的学长。广东学风，采调和态度，不攻宋学，是受他的影响；此犹其小焉者。还有更大的影响，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为他刻文集，曾一面提倡桐城文学，一面研究朱学，有《圣哲画像赞》，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一直传到姚姬传止，姚为方的先生，因为尊敬方，才尊敬姚。曾派及其朋友门下，靠儒学作根底，居然能做出如许的功业，人格亦极其伟大，在学术界很增光彩。而他们与桐城派关系极深，渊源有自，所以我们不能不认桐城为很大的学派。
4．常州派，可以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阳湖派，词有阳湖派，诗亦有阳湖派，尤其在学问上，另外成为一潮流，有极大的光彩。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今古文的争执，东汉以后，已渐消灭。直到清代中叶，又将旧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庄、刘。他们反对东汉以后的古文，恢复西汉以前的今文，研究《公羊传》，专求微言大义。以为东汉以后解经的人，都在训诂名物上作功夫，忘却了主要的部分。这派的主张，牵连到孔子的政治论，都说孔子作《春秋》的来意，就是内圣外王。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种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默深），著有《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颇努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一个是龚自珍（定庵），著有《定庵文集》，关于政治上的论调极多。反抗专制政体的话，创自黄梨洲、王夫之，至龚、魏更为明显。他们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对于新学家刺激力极大。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的著作，往往发烧。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我们一方面赞成今文家的政治论，一方面反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我年轻时，认为他们的主张，便是孔子的真相。近来才觉得那种话，不过一种手段，乃是令思想变化的桥梁。
上述四派，为乾、嘉、道、咸之间学术上四个大潮流，主张都很精彩，能集前人所已成，能开前人所未发，所有重要的学者和主张都让他们包括尽净了。还有一派，附带要讲的，就是佛学。自宋学兴起以后，儒者对于佛学，骨子里受用，口内不敢说。前清中叶以后，有一派人，不客气地讲佛，由阳明转一转手，最主要的是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汪缙（大绅）。他们对于净土宗很实行，对于禅宗很排斥。虽然留着辫子，实际上是几个未受戒的和尚，文章很好，儒学亦好；他们的地位，很像唐代的李翱和梁肃。自从他们把真面目揭开以后，大家才觉得讲佛不是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用不着藏藏躲躲。魏默深、龚定庵都很讲佛，不过没有实行；罗、彭、汪等，有纯洁的信仰，言行又能一致，所以在社会上很能站得住脚。龚、魏等虽是佛徒，但没有他们的纯粹，不能编入此派。清末常佛两派，结合得很坚固。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难的谭嗣同，即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结合，再加上一点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学问。清代主要的学派及潮流，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