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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闲寂、游戏与自由,人间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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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以上各章的基础上,我想对“寂”的具体表现及其审美界限等相关的美学问题,再尝试作一考察。

    “寂”的审美界限,可分为上、下两个方面。“寂”的上限,其美学问题与道德宗教问题相联系,并寻求道德宗教的价值;“寂”的下限,则与感觉与心理问题相联系,并寻求感觉心理的价值。

    要廓清“寂”的审美界限问题,特别有必要对茶道中的“侘”“寂”加以考察。当然,茶道无论从形式还是精神实质上看,都不是以“艺术”这一概念可以统括的。茶道主张的是“禅茶一味”“和敬清寂”“安分知足”和“随遇而安”。这些主张中包含的道德的乃至宗教的意味,从古至今都是作为茶道的指导精神而被一直加以强调的。茶道的设备装饰、茶具的选择搭配,还有茶点心、简易茶食等其所包含的感性之物,亦都是以视觉为主,涉及触觉、嗅觉、触觉等纯粹的感性因素,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俳句方面,在上述“寂”的审美界限的上限,也与道德和宗教的问题相关。而“侘人”“风雅人”“茶人”“风流人”等词语中所包含的意味,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的乃至审美的意味,而是一种对人的特殊精神性的要求。同时,这些概念中也包含着“对‘寂’有体会的人”的意思。我们在利休、宗旦、芭蕉、惟然等人的精神风貌中,也可以看出其“寂”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教的悟道相联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茶道达人的人格精神与“寂”本身的审美价值的界限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充分的思考。

    “寂”的审美界限的模糊性,与其说体现在上限,不如说体现在其下限。我们姑且不问茶道究竟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但至少可以说它是美的趣味生活的一个分野,其构成因素从形式到精神内容都非常复杂,其中还包含了其他艺术中完全没有的嗅觉、味觉等感官知觉,但整体上它又由一种统一的精神原理贯穿,因而它比一般的艺术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这里,那些感官知觉的鄙俗性、粗糙性便有可能得到超越、得到纯化。在艺术感觉中,视觉要素被公认在整体的艺术构成中发挥着高度的审美功能,从这一点看,不难理解茶室建筑的细部、茶器茶具等那些诉诸于视觉感官的东西,是直接与“寂”之美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寂”作为一个普通概念,作为一个形容词,其语义在许多场合都是适用的。不过,能否将这个意义上的“寂”直接看作是一个审美范畴呢?对于我们来说,这还是一个疑问。

    例如,千宗室在《茶道史讲话》中有以下一段话:

    “元伯好”是有着一种风韵的,根本上是以“侘”或“寂”为理念设计的一种道具……“一闲张”是宗旦喜爱的一种茶具,有不少在后世流传下来。另外“柿饼茶筒”也有流传下来的,偏僻地方的百姓家按照挂在树上的柿子的形状做成的“一闲张”,是一种红色调,呈现出一种非常“寂”的微弱的红色,尽管粗糙,但却具有一种“寂”和张力。

    ……

    在我国,无论就色彩而言,还是就音曲而言,从达人的立场上看,最为喜爱的就是“寂”“侘”。例如,就色彩而言,虽然都是红色,但如果看惯了欧美风格的红色,就会认为日本的红色不是红色,而是在黄色中含有某种浊色调的那种“寂”的红色。这种独特的红色自古以来我国人就喜欢使用,特别是在茶道中被推崇。在音声方面,谣曲的声音最有“寂”味……三味线的声音中,有一半以上是拨音,音质非常浊,但“寂”味恰恰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这才是能够打动我们心灵的最强有力的东西。(见《茶道全集》卷一)

    在各种茶器中,茶筒是茶人最在乎的东西。古来最为有名的“九我肩冲”“江浦草茄子”等,基本上以饴色釉、茶褐色等暗褐色者居多,这样特殊的颜色最能够表现出“寂”。

    关于茶室的色彩,《茶谱》中写道,“千宗易曰:……对墙壁加以涂抹,一种抹到墙角,其材料是将稻草切成四五寸长,使其柔软,与泥土搅拌,以此加以涂抹,叫作给墙壁加‘寂’,看上去好像是烟熏的颜色……”。又有人指出:“‘侘’与‘寂’是茶室的建筑理念,就是一种‘反多彩主义’,但绝不是单色主义茶室所表现出的色彩,总体来说是事物本身的颜色,是一种中和的、沉静的、稳重的灰色或暗褐色。”(见堀口舍己[1]《茶室的思想背景及其构成》,《茶道全集》卷三)

    “寂”之美,还在于某些特殊的有审美意味的场合之作用。例如茶室的色调、茶筒的釉色,其让我们觉得美,是茶道中整体审美氛围在起作用。这就好比是绘画中的染料,其色彩本身不能给我们超乎感觉快感的美,而作为一幅杰出绘画作品的构成因素,它们显示的不同色彩是具有审美价值的。

    在这个意义上看,“寂”的美学性格与个别的感觉性的因素,例如与某种色彩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直接的、单纯的关系。换言之,一定的色调未必就是“寂”的色调,无论是茶褐色、灰色,或者其他色调,只要与“寂”的审美理念相契合,那么它作为茶道的审美氛围的一种因素,就会对我们产生美的效果。无论是怎样的色调,只要是古旧色,都是在某种色调之上附带暗色调的、失去鲜明度的颜色,从而形成一种“中和的沉静”。这种中和的沉静不仅与茶道的氛围相融合,而且从“寂”这一概念的语义(宿、老、古)的联想上说,这个形容词都是很恰切的。

    所以,我们不能将“寂”与整体的审美氛围切断,而将单纯的感觉属性本身直接视为“寂”之美。假如我们对美的本质的理解有错误,那么我们就会对“寂”的特殊审美本质产生误解。

    在俳句中,各种单纯的、素材性的事物,例如古池青蛙、枯枝之鸟、盐鲷的牙齿等,依靠俳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而产生出了“寂”的审美内涵;同样,作为茶道的艺术构成,茶室的装备、茶器之类的摆设搭配,茶会中主人与客人的言语动作,便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氛围,“寂”或“侘”的妙趣才能由此产生并被人所感受。茶道是一种综合性艺术,作为建筑的茶室及用于壁龛装饰的书画之类不必说,茶器茶具本身也属于工艺艺术。它们本来都具有独立的艺术性,但被茶道的目的与趣味所规定后,在茶道中也只能作为单纯的感觉要素而存在。

    茶道建筑的艺术风格,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当然,茶室、甬道的审美性,对于茶道的综合性情趣世界而言,也如同壁龛的书画与茶器茶道的色彩形状一样,不过是素材而已。然而,建筑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的本质性,同时,茶室建筑的艺术性又是在茶道特有的趣味下被建造出来的,它在茶道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来看一看“侘寂”在茶室建筑中的具体显现。

    首先,是闲寂性,这正是茶室的根本特性。茶室作为建筑、作为艺术,都是为了表现和唤起寂静的氛围而被创造出来的。然而,在作为茶道趣味的“侘寂”之美的体验中,茶室建筑要有效地直接诉诸我们的感性直观,也必须包含着人的种种精神活动。在我看来,茶室“闲寂性”的最根本的因由,正在于“自然的归入”这一点。在大自然中,人们尽可能以最小限度的空间、最简单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行住坐卧,以便很好地将身心融入大自然中,于是,逃离社会、放浪山野,建造一个临时的住处,便成了草庵根本精神之所在。不过,仅仅从隐遁生活的消极方面来解释草庵本身是可以的,但要以此来解释茶室的形成,似乎还不充分。

    用这样的方法来归入自然,还有另一方面的希求,就是将自然中的“寂静性”最大限度地引入人类生活中。在草庵中,一般住宅所具有的人类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尽管草庵还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但草庵一旦拆除,直接面对的就是原野,可以与自然彻底地融合在一起。利休以后的草庵风格的茶室,其极端的形态就是称为“一叠台目”的狭小茶室,其根本精神就是追求生活与自然的高度契合,就是把自然本身具有的“闲寂性”引入生活,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然而,把自然的“闲寂性”作为感受美的对象,未必一定需要走遍山崖水畔或者在山野中结庵而居。在不少情况下,享受自然之美是通过我们的想象来实现的,并且反倒会更加纯粹。因而,草庵风格的茶室并不一定是草庵本身,甬道也不是广阔的山林田野。在这个意义上,茶室的闲寂性是从外部导入的、自觉而又有意识的审美享受与审美体验,这之中存在着一种象征关系,而象征性的体验往往更具有审美的效果。实际上,茶人追求的是“外甬道有郊野之趣,内甬道有山麓之趣”。据说,“利休风格是将甬道设计为乡野的一侧、古树旁边,将茶室设计为隐居者的柴庵模样。栽一些灌木丛,修小道,安栅栏或简单木门,从而体现出‘侘’那种寂静的氛围”(见《茶谱》)。

    然而,在茶室的构造中,却又将直接的自然景观加以遮断。对此,堀口舍己曾说过:

    窗户的第一目的是采集光线,同时也为了通风换气。在日本住宅中,窗户眺望外部庭院景色的功能也受到特别重视。然而,在茶室中,除了采光和换气之外,却几乎不可能眺望庭院。庭院中的甬道虽然在设计上处心积虑,从茶室中却看不到庭院甬道。因而,茶室与其说是柱式建筑,不如说更接近于壁式建筑。这可能是因为茶室面积很小,为了避免视觉比例上的狭小感而特意如此设计的。与那个躏口[2]的作用是一样的。这样会使茶室的相对独立感得以强化,故而不让人注意茶室以外的世界,同时从采光的需要上来看,那样做也是有必要的。(见《茶道全集》卷三)

    对于这一点,还有其他种种解释。利休在谈及野外茶会时说过:“第一就是不能让景色吸引注意力而妨碍茶会。”在《茶道觉书》也有这样的话:“要想让心情保持安闲舒畅,场所就需紧凑,否则会分散注意力,也很难品出茶的正味。所以,茶室不能太大。”这种看法与我在上文中所说的茶室的寂静性(对自然的归入)似乎有一点儿矛盾,但从审美体验的立场来看,由于上述的想象作用与象征作用的介入,这种矛盾是可以消解的。而且,需要注意的,虽说是“对外界的遮断”,虽说是“接近于壁式建筑”,但从茶室在座者的心情来说,与西洋式壁式建筑中的那种与外界的遮断,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茶室而言,即便在座者从视觉上将外在的风景完全遮断了,但茶室与巨大建筑物不同,它只有四个半铺席以下的狭小空间,而且是直接坐落于外在自然中,无论自然景观如何被遮断,自然之气氛是不可能被遮断的。而且,用来遮断自然风景的天花板和墙壁,在制作的时候也故意给人以乡间田园的象征性暗示,因而我们坐在里面,即便眼不见一草一木,也能感到身边的自然气息。遮断了都市中的那些人工的自然光景,却更有利于想象大自然的深处流动着的无限的寂静性。这样做或许是力图“从视觉的比例感上,不能让人感到居室的狭窄”。

    我们在高楼大厦中眺望庭院与周围的自然风景的时候,由于直接地感受到了室内与室外的区别与对立,反而会感到自身与大自然的疏离感,至少是难以摆脱自己不在自然中的那种感觉。而在草庵风格的茶室中,虽然看不见外界自然,但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作用去感受自然。对此,利休有一段话:“……以雪月之色涂抹墙壁,以岸阴山之弱光线设计窗户,是我特别留意之处。遮断道人目光,背月色、避景观,此等住所,却有高尚之规格,为言语笔端难以言喻。”

    第二点,就是茶室的游戏性。茶室作为建筑,具有一种基本的倾向,就是脱离严肃生活中的实用性,或者摆脱严肃的精神生活中的目的性,而通过假定性的模仿来体现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在这一点上,茶室建筑与城市建筑中那种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神庙寺院乃至纪念性建筑的严肃精神性与宗教性相比较,其游戏的特性就突显出来了。即便不这样比较,从一般建筑的有用性、功利性的本质来看,草庵式茶室的极端狭小、非牢固性等,是故意造成不方便,而这里恰恰是带有一种游戏的性格。本来,茶室的别称“风雅屋”这个词本身,就多少含有游戏的意味。

    茶室这种消极的性质,作为游戏性的必然条件,又转化为一种轻快洒脱、纤细精巧的性质。这种现实的消极性与审美的积极性,在茶室中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另一方面,茶室这种建筑在内部构造方面,又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由性和便利性。本来茶室是茶道的特殊建筑,是举办茶会的场所,而茶道乃至茶会,总体上说是以人间生活为灵感的一种艺术活动,至少是一种游戏活动。茶室要表现这种精神宗旨,就要在整体或者部分上显示出这种性质,即在茶室建筑的具体构造和建筑材料的使用等方面上体现。

    例如,利休风格的茶室有“躏口”,可以从中看出所包含的游戏性。“躏口”那种东西,一般外行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橘庵漫笔》一书曾写道:“茶室的小入口叫作‘躏口’,不分贵贱老幼,都从此口进入,完全是仿照穴居的体制。”《茶道筌蹄》也写道:“入口最大的要数妙喜庵。看到一些渔民的房门很小,一些居士便喜而仿之。”“仿照穴居的体制”听起来会觉得稀奇,而模仿渔民的房门,对于茶室来说,只要想一想有的茶室设有贵人入口(在书院式的茶席中被使用),就会明白其归根结底是一种戏仿的产物。不过,从建筑家的立场看,这个“躏口”也有特别的存在的理由。堀口氏在《茶道的思想背景及其构成》一文中就曾对这个问题作过饶有兴味的解释。他写道:

    我们发现,作为艺术品来看,它那不周到、不方便的入口,对于审美观照却是有意义的。在很多情况下,茶室都不是那种宽敞的房间,一般是四张半铺席大小,还有一种称作“一大铺席”的,面积不足一坪[3]。天花板的高度一般也不足七尺,是现在城镇建筑物房间的最低限度。因为太小,乍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独立的房间。茶室一般还设有一个宽三尺、高接近六尺的出入口。这种特有的小空间,又以窄而短的甬道加以调和。与人体相比,那小小的空间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身处洞穴一般的“狭小感”。然而,当你猫着腰钻入“躏口”的时候,恰如从窥视孔看见一幅图画一样,在眼前展现的是室内的那种超越尺度的完整独立的世界。

    假如“躏口”具有这样的意味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现实的便利,而追求“对于审美观照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游戏性。利休曾对一个名叫川崎梅千代的人提醒说:“头和手都要缩起来,然后先迈进一条腿,低头弯腰,膝行而入。低头而入,膝部跪下,腰部抬起,就是猫着腰钻进去。低着头,前后左右均不能顾盼,有时不免很不舒服也。”可见,对于“躏口”造成的不方便,设计者自己是有明确意识的。

    第三点,是自由性,其与“游戏性”关系最为密切,但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性”,在意味上与“游戏性”是有区别的。对茶室而言,“自由性”是介乎第一个特性与第二个特性之间,并与两者都有密切关系的。茶室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不只是指客观性的建筑物与周围的大自然的关系,而是茶室中人们的审美体验及其对大自然的主观感情关系)一方面含有深深地回归于自然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通过视觉上的遮断,与自然景色相隔离。将这种看上去互为矛盾的两种倾向调和起来,就产生了茶室特有的审美性格。那么,在草庵式茶室四个半铺席或者更小、更局促的空间中,在受到艺术构成的尺度关系所制约的范围内,如何能够形成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的、审美的世界呢?而且,这种自由性不仅仅是在精神的、审美意义上的,茶道本来是以现实生活本身为灵感的,它追求的是对于茶室内的特殊生活(行为)而言特别方便有效而又自由自在的境界。茶室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性与审美观照的自由性,以令人吃惊的巧妙方式综合起来、调和起来。

    研究茶室的建筑家们,已经对有关细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阐发。例如堀口氏指出:茶室一以贯之的根本原理就是“反对称性”,这一看法也是基于“自由性”这一点来考虑的。当然,非对称性不仅表现为茶室建筑上,以出云大社为代表的日本特有的非对称性的建筑,从古代就出现了。而且一般而言,对非对称性的喜爱,是日本民族乃至东洋民族审美意识的一个根本特色之所在。不过,像茶室这样对观照上的合理性与规则性的破坏,则更典型。把茶室作为建筑,或者作为艺术来考察的人们,往往否定它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或者评价较低,只是过多地强调它与日本神社建筑、神社思想的关系。诚然,禅宗寺院及一般佛教建筑那样纯粹的宗教建筑,与茶室这样的建筑之间,存在着日本民族性与民族精神上的异同,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物的根本条件与本质的不同。作为建筑样式,两者之间当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自由性,即对合理性与规则性随意加以破坏,而又不失茶道之根本精神的统一性和作为艺术观照的谐调性,其作为茶道的一种审美本质,在精神上、思想上都与禅宗有着深刻的关系。

    古来茶室都是四个半铺席以下的、总面积不足三坪的小房间,并以壁龛与茶炉为中心,演变出近百种类型。根据堀口氏的研究,一尺四寸方角的茶炉与宽三尺长六尺的长方形铺席的组合,点茶席的点茶礼法分“右胜手”“左胜手”两个种类并加以组合的并不多,而是琢磨着将地板(板叠)以及称为“中板”的板子,分别从铺席的中间和边缘插入并铺设,如此之类,便造成了平面上的非常多样的变化,给人以平面上的丰富的视觉效果。就铺席而言,长宽六尺三尺的正规铺席作二等分自不必说,此外还想出了有正规铺席的四分之三大小的“大目叠”(又叫“台目叠”),这些铺席、中板、地板、茶炉,还有客人的入口(躏口)、厨房口与壁龛之间的种种组合,都形成了复杂的设计上的变化,都说明了茶室在平面规划方面是怎样地富有自由自在的变化。

    而更能显示茶室建筑特性的是大大小小的窗户。茶室中的窗户的位置、形状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设计,而且,在举办茶会时,可以利用窗帘对室内的明暗加以自由调节,对此,研究专家也有解释,例如,重森三玲在《茶道全集》中,对茶席部分作了这样的解说,“茶室的生命在于窗户,明暗都由窗户来决定。而且,窗户的大小、多少以及安装的位置,都与景致相关”,又说,“‘墨迹窗’和‘花明窗’都紧挨着地板,位于点前席的对面,这些窗户主要是为了让主人所在的点前席显得明亮,客人所在坐席相对暗一些,这样就能凸显点前席的美”。此外还有一种“凸扬窗”的天窗,能取得特殊的光线效果。中柱旁边悬吊的一层或两层的搁板,壁龛上的种种变化,还有“水遣”“道幸”等,将茶室中的生活要求与审美要求自由自在地、微妙地统一在一起。利休设计的茶室如今保留下来的是山崎妙喜庵的“待庵”,那里有利休喜爱的搁板,安在墙壁的一角,而且与上面窗口的上框故意不齐平。这个两层的小搁板在茶室的一角如何发挥着引人注目的美的效果,有建筑家评价说,“营造了一个独具匠心的世界”,由此可知它也是打破规格的特殊的自由性创造。

    在茶室中,人们一方面拥抱外在的自然,一方面又脱离日常的、社会的自我,沉潜于寂然不动、万古不易的自然本质中,以涵养性情。与此同时,在茶室的内部构造中,又特别注重人间生活及精神的自由性,并以此来造成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这种寂然的、自然本质的沉潜,与人的生活及精神的自由活动之间的对立统一,使茶道具有了一种高层次的“游戏”精神,游曳于“虚实”之间,体验着“虚实”的世界,茶道中的独特的“侘寂”之美便由此而形成。

    注释

    [1] 堀口舍己(1895——1984):最早引进现代欧洲建筑形式的日本建筑师之一。

    [2] 躏口:茶室中特有的侧身而过的窄门。

    [3] 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等于3.3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