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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近世学人考证之者，颇亦翔实矣。寅恪则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与此端有关，但平生于生理医药之学绝无通解，故不敢妄说，仅就吾国古来腋气之异称，及旧籍所载有腋气之人，其家世种族两点，略举事例，聊供谈助而已，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五八《小儿杂病诸侯·六》“狐臭”条云：
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而此气能染，易着于人。小儿多是乳养之人先有此病，染着小儿。
寅恪按，腋气今仍称狐臭，如报纸药品广告及世俗语言中犹常见之。其得名之由，依巢氏之言，以为“有如野狐之气”，义自可通。但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必非血气不和。其与染着无涉，更不待言也。
唐孙真人思邈《千金要方》卷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曰：
有天生胡臭者，有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臭者难治，为人所染者易治。
寅恪按，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有腋下胡气之目，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一“金石”类“绿矾”条附方中亦引之。“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盖古代“胡”“狐”二字虽可通用，但在《千金方》《仁斋直指》《本草纲目》编著之时，既不可认“胡”为“狐”之同音假借，而诸书俱作“胡”，不作“狐”，亦不得谓以音近之故，传写致讹，然则腋气实有“狐臭”及“胡臭”不同之二名可知也。惟二名孰较原始与正确，颇不易决。考唐崔令钦《教坊记》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文下原注云：
谓腋气也。
寅恪按，范汉女大娘子其先代之男女血统，无从得知，但竿木之伎本附属于唐代立部伎之杂戏及柘枝舞者，而此种伎舞乃中央亚细亚输入我国艺术之一，其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类，又多世擅其业者也（详《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五《柘枝舞大曲附柘枝舞小考》等，兹不赘述）。据此，则范汉女大娘子之血统，殊有西胡人种混杂之可能。其“微愠羝”者，或亦先世西胡血统遗传所致耶？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四“斥乱常”条云：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条云：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寅恪按，何黄两书皆谓珣出自波斯，且其兄玹又以鬻香药为业，故珣为西胡血统，绝无可疑。至珣本身是否实有腋气，抑尹鹗仅假“胡臭”之名以为讥笑，诚难确定。但《鉴诫录》之作“胡臭”，足与《千金方》《仁斋直指》《本草纲目》等书互相印证，而李珣本人则因此条记载之故，亦发生体有腋气之嫌疑也。总之，范汉女大娘子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做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又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未尝一及腋气，故略举事例，兼述所疑如此。
（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清华大学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