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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使我们知道宣王三年（公元前八二五）到幽王七年（公元前七七五）这五十年间的史事。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发现，然确是如此，这部《诗经通释》就在一字一句做证明。甲骨文、钟鼎文固然是最古老、最可靠的史料；但三百篇才真正是更翔实、更有用、更有系统、更生动的史料。不，不仅是史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代史。
这种发现，绝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来。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假设三百篇是一个人所写。我是先从三百篇里寻求出许许多多原理法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法则来一字一句解释三百篇，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实。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我，是由于受《诗谱》《毛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的束缚太深，因而也就不肯面对三百篇的本身来研究。实际上，所谓“诗谱”就是“乐谱”，也就是六经中的《乐经》。乐章是断章取义的“歌诗以合意”，并不是诗的本来面目。可是一受《诗谱》的束缚，大家都限定在各国国风或二雅三颂里寻找诗义，无怪乎要驴唇不对马嘴，愈找愈糊涂，愈糊涂愈找，开始是“《诗》无达诂”，到后来也就迷了途径。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从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则，面对三百篇本身来追寻一字一句的意义，不仅知道了它的意义，并发现了篇与篇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联结起来而为一个人的作品了。
清儒已经发明了许许多多研究三百篇的方法，可是他们对这些方法有时用，有时不用；有利时用，无利时就不用，因而得不出全盘的结果。现代学者，偶尔也用清儒的方法来治三百篇，然是一鳞半爪、鸡零狗碎地来使用，没有把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所以也得不出全盘的结果。再者，西洋治文学的方法，近达四十八种之多（实际上还不止此），内中与清儒所发明的固有相同，但大多数则为我国所没有，而近代学者真能运用西洋方法来研究文学者则甚少。学术进步由于方法的进步，有新方法就有新见解，无新方法就只有人云亦云。连胡适之先生这么博闻多识的学术界泰斗，十数年前听到我说西洋有三十七种方法来研究文学（那时我只知道有三十七种）他还大吃一惊！现代学者既不能将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运用，又不能接受西洋的治学方法，只有抱残守缺，在古人的解说里打转。有时发现一点真实，但大多数都是将工夫白费。全面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全面然后才能知道细微，可是把完整的三百篇大卸八块，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限定在这个范围里来钻研，真所谓瞎子摸象，愈摸愈不知象的全面目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好拿来形容两千年来《诗经》研究的现象。
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而又能在《诗经》本身发现许多原理法则，那么，一个新世界、一个新境界就显现在我们眼前。这时，《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事迹就成了三百篇的时代纲领，因而也就在三百篇里发现一些纲领诗，这些诗都有确切的年月可考而把三百篇的先后次第连贯起来。其次，还可发现一些钥匙诗，这些诗在表面上并无年月，然将其表现的事迹与纲领诗做一对照，就发现了它的写作年月而与纲领诗配合起来。一与纲领诗配合，不仅了解了它本身的意义，又能打开其他诗篇之门，所以称之为钥匙诗。三百篇就由纲领诗与钥匙诗这两种交互配合而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史迹。换言之，也就是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断代史。到这时，《诗经》里的历史事实，在金文、石鼓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凡涉及古代史的典籍里都可找出证据，证明三百篇的一字一句没有不是写实。甚至如《吉日》篇“吉日庚午”的“庚午”、“吉日维戊”的戊日，《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辛卯”、“彼月而微”的月食、“此日而微”的日食，都可算出是哪一天来。
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几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知它到底是什么；现在细心把泥土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原来面目。先把几个大的破片支撑成一个轮廓，然后再依碴口、花纹、形状、厚薄，将细片一一凑合起来，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高兴的工作！这样，整整花了我二十年时间。我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摸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再加上两年的修正，现在竟有出版机会，高兴的程度绝非笔墨可以形容！
然而这是一件反传统，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工作，于是卫道之士就出来反对了。除过讥讽、谩骂、批评外，还公开以《村佬佬信口开河》《李辰冬可以休矣》做题目来嘲笑。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补助我研究《诗经》已经两年了，自从我发现三百篇是尹吉甫一个人的作品后，反而停止了补助，认为补助我这样的研究是科学会的耻辱！二十年来，我就是在这种彷徨、苦闷、不安、冷漠、讥讽、笑骂、孤独、沉闷、矛盾、冲突中过活。在这段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期间，并不是没有了解我、鼓励我的人；也就因为他们给我勇气、给我信心，才使我完成这件工作。谨将他们的鼓励记述于下，永志不忘。
最先要感激的是梁实秋先生。当《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发表时，没有人不表示怀疑，独独梁先生对我说：“辰冬，你的路子走对了，西洋有这种方法，我跟着你走。”梁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方法就有三十多种，他深深了解这些方法，也深深知道这些成就，所以他敢肯定地来鼓励我。从此以后，我每有《诗经》的撰述都请他指教。我有勇气来完成这部著述，他的鼓励最大。
其次要感激的是赵友培先生。赵先生看到我的《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后，有一天在和平东路遇到，很远他就对我摇手说：“不可能，不可能。”我问他：“你看过我的文章没有？”“没有。”“请你看过以后再指教好吗？”下次碰到他，我问：“你看了拙文没有？”“看过了，有点可能。不过我是反对党。”有人反对就好，于是我将每篇有关《诗经》的撰述都寄给他，他每次都提出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而使我日夜思考，这位反对党给我的协助实在大。他继续看我的论文，继续提出疑难，最后他说“我是支持你的反对党”，反对党成了极支持我研究的人。人生的旅途上，难得有这样的知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成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而成了我的畏友。此书临出版前他还诚恳告诫：“不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则，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机。”这种纯挚的友谊，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此书的最后一校，他原想再看一遍的，因忙不克如愿；但他如何重视这部书，可以想见了。
第三位是徐高阮先生。徐先生对我发表的有关《诗经》文章都看过，他时常同王德昭先生谈论我的问题。及至他看到我在《文坛月刊》发表的《释诗六月》，他给该刊发行人穆中南先生写信说：“李先生这种研究，是史学上的伟大成就，不是浅学之流可以了解的！”这时我还不认识徐先生，借此与他通信，感谢他对我的鼓励。此书杀青后，我从新加坡将全稿寄给他，他除在信中鼓励外，还在《学艺培植重于奖励》（《阳明杂志》第三十二期）中以我为例，象征自由思想之可贵。现在《诗经通释》问世，而他去世了，不能共享这书出版的愉快，思之怅然！能多有几位像徐先生这样提倡新风气的人，我相信台湾的学术风气不会这么沉闷！
第四位是虞君质先生。虞先生是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每篇文章写成后，不先请他指正，几乎不敢发表。有关《诗经》论文，当然也先请他过目。他很知道我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艺苑精华录》中（三七二页）说：“李先生对于《诗经》研究，十多年来是无日不读《诗》，无日不谈《诗》，而且无日不穷搜博览有关这方面的典籍文献，常常弄到深夜二三点钟才去休息，但在早上六七点钟他又起床做《诗经》研究了。……这是一种极专门的中国学问，绝非靠常识做直觉性的判断所可解决。”真是知己之言！
第五位是巴壶天先生。巴先生接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主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我去教书。他看到我所发表的《诗经》论文，就决定让我教《诗经》，使我感到荣幸而且高兴！巴先生通今博古，智慧超群，今竟赞同我的研究方法而让我教这门功课，这是何等的鼓励，到新加坡后，我们住在一起，请教方便，每写一章，就先请他过目，他提出许多疑问，我一一为之解答。老实讲，假如不是去新加坡六年，这部《诗经》研究恐怕要胎死腹中，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因为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不再补助我以后，仅凭那每月只够十天生活的师范大学薪水，绝对养不活四口之家，将自己零卖是势所必然。到了新加坡，生活既无问题，我可全心全意地从事研究，所以在六年内完成了我十数年来想完成而无法完成的心愿。我在《诗经通释》的末尾所以特别注明完成于新加坡，就是为此。亲友们都以为我从新加坡带回多少钱来，实际上，并未带钱而是带回一百万字，这比带回一百万元要欣慰得多！
第六位是李曰刚先生。他看过我的全部原稿后，第一句话就是“工程浩大”。他又说：“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解释说：“我所以要引杜甫这句诗，因为他当时受人轻蔑，故借王杨卢骆来自喻。你现在的情形正与他相同，所以这句诗对你最合适。”他的美意使我至为感奋。我从新加坡回国后，他排除万难，使我重回师范大学，并开“《诗经》”这门课程，使我有与学生讨论的机会。深情厚谊，终身不忘！
其他如杨一峰老师、张傧生老师、田培林老师以及新加坡的连士升先生都给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感激不尽。
谈到出版方面，我要感谢的有三位：就是高亚伟、刘彦俊与彭诚晃先生。我一到师范大学教书就住在师大第一宿舍，与高亚伟先生的后窗相对，声音相闻，我日夜研究《诗经》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从新加坡回来后，他就约我为《新时代》撰写关于《诗经》的文章，这样引起了刘彦俊先生的注意。刘先生又从亚伟兄那里听到我二十年如一日的《诗经》研究情形，愿意介绍出版。我一听十分有感。我二十年来勤奋耐劳，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试问：这二十年来我吃尽辛苦为的是什么？名吗？人人在反对，人人在怀疑，认为我不懂学问。利吗？收不到稿费。现在有人肯印我这部书，高兴的情形，真比写完这部稿子时还有过之。因为从新加坡带回这部稿子后，出版发生问题。一般书店认为字数太多————《诗经通释》六十万字，另有《诗经研究》四十万字，合共一百万字，且太专门，与营利的目的不合，根本不予考虑。易静正先生很热心地介绍到“国立”编译馆，满以为可以接受，因为该馆是在提倡学术呀！谁知馆方认为太新，怕受指责，他们印的是四平八稳而毫无问题的书，所以被拒绝了。现在有彭经理来印，怎不值得庆幸呢？果然应验了梁实秋先生鼓励我的话：“德不孤，必有邻！”
还有我不得不感激的是内子王志敬女士。二十年来，我能全心全意从事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她的辅助。结婚以来，家庭经济我从不过问，只知道把微薄的薪津交给她就不管了。她为维持这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到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教书以弥补家用。我为研究方便，不得不购买大批参考图书，每月的购书费都在几百几千，也得由她来付。两个孩子的教育，也完全由她负责。只要是她能做的事，绝不麻烦我。我每有稿子，都由她再抄一遍。不仅止抄，有时还提出意见来讨论。我不同意时，争得脸红耳赤，而最后还是听从她的，因为她的常识比我丰富。《诗经通释》与《诗经研究》整整改了七遍，而她也抄了七遍，手指生了厚胝，两眼也因此昏花。在人们怀疑、反对、谩骂，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朋友们都好意劝我停止这种无益的工作，她从来没有灰心，劝我停止。我请她抄，她就抄，往往能在一天之内抄出一万多字而没有一点错误。这部书所以献给她，就由这个缘故。
至于校对方面，沈谦君彻底校了第四校，改正一些错字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郑明娳同学校了第一校，省去我许多时间，都值得感激。
最后关于书名要略加说明。书名曾经三次更易：最初叫《诗经研究》，后来改为《诗经的三种观点与三种解释》。发现作者是尹吉甫后，就又决定用《诗经通释》。为什么称“通释”呢？因为不仅将三百篇串通来解释，而且由尹吉甫的生平贯通来解释，所以称为“通释”。从新加坡返台后，看见王静芝先生也有一部《诗经通释》。既然有人用了这个名称，就再三考虑要改换，想来想去，没有再比这个名称更合适的，故仍之。一九六二年六月，我就用《诗经通释》这个名称在《师大学报》第七期发表我初期的研究。临付印时，我还同刘彦俊先生、彭诚晃经理商议，要不要改个名称。后来决定不需要，因为名称虽同，而内容完全殊异；既不是偷袭，也就不避同名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序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