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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尔斯泰（今译托尔斯泰，1828——1910） 伯爵，俄国之大文学家，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尝就嘉本达氏之《近世科学论》，为文以批评之。谓今日之科学，若持此不变，则无益而有害。盖伯爵之意，欲世人知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立论新奇，足令小儒咋舌。兹节译之，至说之是非，则在读者自审矣。
世有一种科学崇拜者，诩诩然曰：欲增进人生之幸福，莫如奖励实验科学之为得。一切精神的欲求，但以科学的知识应之，足矣。若夫宗教的智识，道德的智识，非切要之务也。怀抱此等迷信者，举世皆然，而俄国尤甚。予以为此科学的迷信，其能贻恶果于道德，殆不下于宗教的迷信。故审实验科学之效果及研究法，而评定其真价，以破时人之迷信，此予所热心企望者也，而嘉本达氏先我为之矣。
嘉本达氏证明之曰：不问于星学、于物理学、于化学、于生物学、于社会学，决不能予吾人以有关实事之真智识也。由是等科学而发明之法则，不过一概括之说耳，严其义以绳之，则只可谓为近似的法则耳。何则？于概括以外之事，未尝知之，亦未尝思之也。只以此等法则，于时间，于空间，皆与实事相远隔，而莫由比较，故竟以为真正之法则云尔。
嘉本达氏又曰：从今世之科学的研究法，则吾人须由远而无要之现象，以说明近而必要之现象。此非虚伪之方法，而永不能达其所企望者乎？今之科学家，尝尽理势所能及，欲以高深而复杂之问题，约之为低浅而单纯之形体。于是于伦理学，则化为功利及遗传的经验之问题矣；于经济学，则慈善、情爱、公共心等，概置不问，而约以自利之一因子矣；于生物学，则动植人类之个性，概置不问，而彼等之学问，乃跼蹐于所谓亲和力，所谓元形质之范围中矣。岂不曰：吾如是，则可由低浅而单简之形体，以说明高深而复杂之问题也哉？虽然，亦未思之甚矣！姑勿论其说明之不能完全，就令能之，而既自高而下，自必要而移于非要，则所谓科学，已涉于无关人类之域，而切近人生之大问题，彼终无自解决之也。
设有人大言曰：欲攻究某物体之性质，可不必接触之，自诸方面审度之，但置诸远隔之所，不必辨其形色，知其凸凹，而自能详知其物体。则其说之妄，宁待智者而知之乎？而科学家欲以浅近而单简之形体，说明高远而复杂之问题，其妄也何以异于是！
是故科学的知识者，既于一方面，确含自相矛盾之性质；又于他方面，欲由浅近而单简之现象，推论高远而复杂之现象，故不能达吾人之希望也。
科学于切近人生之重大问题，能与以正当之解释否，今姑勿论。吾人所不得不疑者，曰：实验科学自身之运命，果能对真正之人生之要求，而永胜其任乎？人既有生矣，则不能不知其生活之法。此生活之法，自昔之人既研究之，谓为学问，应其知识之度，而生活焉，而进步焉。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此实科学中之科学。孔子也，摩西（古犹太人领袖，见《圣经》） 也，锁伦（今译梭伦，公元前630——前560，雅典政治家，诗人） 也，皆视此为唯一之学问也。而至于今世，则不以此问题为科学矣，以为真正之科学，不外以数学始以社会学终之实验科学而已矣。谬说之日出，其又奚足怪乎！
假有劳动者执科学家之手而谓之曰：尔辈之衣食取给于我辈，则何以酬我者？其教我以伦常道德之旨也耶？教我以持身涉世之方也耶？科学家于此，将何以应之？若乃喋喋告人曰：太阳若何，地球若何，新元素若何，哀格斯光线若何，则劳动者必掩耳疾走矣，曰：此非我所欲知也，所欲知者，若何善其生活之道耳。
科学家或强颜以自解曰：是社会学家之所当言，于我无与也；今欲解此问题，则不能不知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之疑义，而其先又不得不自物理学、化学始。斯说也，惟彼待人而食、待负而走之徒，或能欠伸而坐待耳。若夫食人者，负人者，即大多数之人民，不能待之也，曰：人寿几何，尔谓人生大问题，必俟数世纪以后始能解决，则予身何由及知之乎？
科学家又将 然以责人矣，曰：尔辈何蠢蠢！所谓科学，本不必措意于实用，有可以研究者则研究之，而不问其研究之目的何在，此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也。故彼等之钻研琐末，而苦思无益之举也，则以为非我好择此等问题，科学之特质使然耳。然而劳动者恐未易受其欺矣，曰：嘻！岂科学之特质哉，学者之特质耳！涓滴之流，江河视之，此今世学人之通弊也。
科学家之言曰：科学者，不择何事何物，而皆研究之。然而宇宙大矣，事物多矣，必一一研究之，岂人力之所能及？灯之照物也，见其一面，而不能见其各面，近则明焉，而远则暗焉。是故科学家于未经研究之材料与彼等所指为无关重要者，懵如也。人生以何者为必要，何者为不必要，欲决定之，不外以人类通有之感触的悟性为之标准，是则宗教之责任也。而科学家既诋毁一切宗教矣，故孰则必要，孰则不必要，彼自不能判定之。于是强持一说以自袒，曰：科学为科学而设，非仅研究人生必要之事物，而研究一切者也。
其曰：不择何事何物而皆研究之者，非欲尽研究一切事物也，亦非谓研究之材料必多取诸最有益于人生者，而其次者缓之，其全无用者省之也，不过曰：研究之题目之范围，未能定耳。今之所谓科学家皆身居社会之上流，故有裨于自己之福祉者则研究之，又以无生命之物易于研究，则研究之。以便于己而易研究之学问，谓为真正之学问，其谁欺？自欺乎！是故世之相与崇拜科学也，非欲谋人生之良善与幸福也，改纂书籍，而自为书籍之奴隶焉耳。
若夫宗教与伦理学、社会学，以谋人生之良善与幸福为目的者，则不能与今世有势力之科学相伍。而此等问题，遂委诸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之手。此辈学者亦托言科学的研究法，以维持现状为言，曰：今社会之生活状态，宜放任之，勿俟改良，如经济学家言，其例之尤著者也。
实则人生之行动，益背正鹄，且自负心益高，则未有不益堕落者。今世科学实沉沦于此状态者也。真正之学问不为社会所欢迎，而反遭逆遇，亦固其所。盖直斥世人谬误，而教以其所不惯之行为，自夫擅势力于社会者观之，能无以为不便乎？
今之科学家，不独于改良社会之道，漠然旁观也，宁有迎合时人嗜好之想，惟诩诩然自白技能，以求凡夫俗子之惊喜，而满足其无益之好奇心耳。而真正之伟人学者，依然守沉默，重谦逊，固宜其湮没弗彰，不为时人所尊重也。且今世科学家又不仅自炫自赞也，更痛诋昔人之学问，曰：是虚伪耳，诈术耳，琐事耳！如我之科学始足为真正之学问矣。近百年间，科学进步之速率，大于已往数百年间者数倍。循此而进，则宇宙一切疑问必能解决，而人生一切福祉可望满足矣。故吾辈科学家，于今日世界中实最占重要之地位者也。噫！是真呓语耳！试一觇彼等之真相，古今万国之一切学问，有卑下浅近如今世科学者乎？
平心论之，则今世科学之本分，不出二端：其一，则矫正已存之现象，而谓改良社会增进幸福之能事尽在于是；其一，则欲迎合安闲之人之好奇心，而以析难决疑为义务。斯言也，科学家闻之，其必以为侮谤乎？彼将曰：谁谓我迎合时人之好奇心哉？蒸气然耶？电气然耶？其他文明的工业然耶？征服自然，而利用之，吾之伟效，昭昭在人耳目也。虽然，使劳动者对之，亦自有说矣，曰：古来之制御自然者，其实效吾见之矣，制造有害人类之物，而殄灭人道，增长其奢侈放纵已耳。征服自然，岂所以利人生哉？正所以害之也。
若社会之组织不善，而以少数人抑压多数人者，则所谓文明利器，适足以长少数人之势力，而增其抑压之程度。今我俄国是也。呜呼！今之科学，既不以改良社会增进幸福为目的，而鳃鳃然论当世之现象，则言论虽新奇，著述虽浩瀚，曾何有秋毫之益乎！则将有为科学家辩者，曰：盍观之医学乎？种痘术之功效若何，外科医术之进步若何，得谓非人生之幸福乎？其说诚无以易矣。虽然，是亦思其功而未思其罪也。生民休息一二十年，而战事辄起，至戕杀生灵数十万，不以为异，予以为是当归罪于科学也。何则？科学家于一面排斥宗教伦理等，又于一面维持社会之现状，不思改良，而使人日益堕落，又何怪战争之惨祸，未有已时乎！
呜呼！君辈科学家，钻研琐屑之事，惟曰不足，其心亦苦，其力亦劳矣，盍移此心力以从事于真正之宗教道德及社会的事业乎！其所以为益于人类者，当非疗治疾病之功所可同日语矣。医学家动以病院制度之善为言，然所谓病院者，设备奢侈，享其利者少数之人民耳。世固有重大于是，而能被利益于全体人民者，奈何度外视之？
要之，欲使今世科学有益无害，则不可不亟改其研究之法，勿谓社会现状，既能满吾人之意，而不图改进也。嘉本达氏之著《近世科学论》，实为时人痛下针砭，可谓先获我心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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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4年12月《教育世界》8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