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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凯恩斯对稀缺的忽视
当我们谈到投资的增加时，对于这里所表达的东西的确切含义，我们需要深思熟虑。严格地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初始的均衡位置开始，这个位置不包含未使用的资源，那么投资的增加应该总是意味着将投入从较近日期的消费品生产转移到较远日期的消费品生产，投资的减少则相反。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从一种生产向另一种生产的投入转移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货币总开支的变化引起的，我们就不能同时假定物价将保持不变。然而，为了我们当下的目的，坚持这样一种严格的均衡假设，既没有必要性，又没有可取性。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影响效应，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做出假设，即这些额外投入是以前没有的，因此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各种资源使用率的相应提高，而物价并不会上升，消费品的生产也不会降低。这一假设仅仅意味着已经有一定有限数量的各种资源被利用了，但不是以当前的价格购买的。然而，在现有的价格下，一旦需求上升，这些资源就会被利用。由于这类资源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做出这一假设的后果将是，我们必须区分投资和收入的增加在各种未使用的资源都可以被利用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各种资源相继变得稀少而其价格开始上涨时所产生的影响。
投资需求与收入
我们在上一章开始讨论的最初变化（某项发明导致了对资本的新需求）意味着在给定的价格下，相对于现有的利润率，新工艺的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将会更大，比如原产量的边际利润率将会上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先的结果是投资会增加，边际利润率会下降，而且在通过投资而获得的更高利润把持有减少的现金余额的边际单位的愿望再次消除之前，现金余额将减少。如果投资没有增加，那么新的利润率将介于旧的利润率和更高的利润率之间。但是，由于这些额外的投资是由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的资金提供的，所以收入将会增加。因此，尽管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大可能达到最大程度（因为一些额外的收入可能会被存起来），但其需求仍会增加。
如果我们假设，在所有生产阶段，未使用的可获得资源不仅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而且以消费品的形式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在一段时间内只会导致销售数量的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的上涨。这种以一定价格出售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将进一步提高投资需求，或者更确切地说，会使我们的回报曲线在不改变形状的情况下向右平移。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下，那些看起来有利可图的借款和投资金额将相应增加。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虽然更多的货币将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但利率和利润率将进一步提高。由于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这种增加的过程将会重复。也就是说，每一次消费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和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但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部分额外收入被储蓄起来。随着利率的上升，需求的任何增长都会导致相应的投资减少（或者，什么是真正相同的现象，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导致越来越少的资金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因此，这个过程将逐渐放缓，最终则会停止。
收益率的最终位置
在这个最终均衡中，利率会固定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假设货币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很明显，利率将高于最初变化发生前的利率，甚至高于那稍高的受到了影响的利率————其在变化发生后立即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所考虑的每一次变化过程都会让利率提高一点。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假设，如果可投资资金的供应完全没有弹性，利率上升到它在开始时应该上升的位置就是违背常理的（即使在这一过程结束时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考虑过的条件下，把货币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当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会使利润率和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与利润率和利率在没有这样的货币变化情况时会上升的水平相比）。
然而，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阐明，我们的哪些假设导致了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我们已经假定，不仅纯投入的供应是无限弹性的，而且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以及各种工具的供应都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每一种需求的增加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不涉及任何价格的上涨。换句话说，增加投资（或者我们应该说增加产出）是可能的，但无须以整个社会甚至任何个人减少消费为代价，从而为现在就业的新增人口提供收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考虑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包括永久资源，而且包括各种非永久资源，即各种形式的资本都不是稀缺的。如果有这么多未使用的可用资本储备，资本的价格就没有理由上涨。如果资本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它根本就没有价格可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利息的存在确实只是由于货币的稀缺，虽然货币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稀缺————只有在与人们假定要坚持的给定价格相比时，它才会稀缺。通过对货币数量的适当调整，在这种制度下，利率实际上可以降低到任何水平。
凯恩斯先生的富足经济学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所有中间产品在内的各种资源都有充足的未使用储备，这种情况有时可能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所依据的正常立场。然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近年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学家乃至更广泛的公众中引起了大量的骚动和迷惑。尽管技术官僚和其他相信我们的经济体系拥有无限生产能力的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凯恩斯带给我们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的富足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凯恩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稀缺存在的经济学体系，而且我们需要关注的唯一稀缺是人们决定不以某种任意确定的价格出售其服务和产品而造成的人为稀缺。这些价格是不能被解释的，我们只能简单地假定其保持在历史水平，除非在罕见的时刻————资源接近被“完全使用”，或者不同的商品开始接二连三地变得稀缺且其价格开始上涨。
如果说经济生活中有一个公认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大多数重要原材料和几乎所有食品的批发价格都在不断变化，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但凯恩斯先生的拥趸对其理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价格波动完全是没有动机的、无关紧要的，除非在繁荣接近尾声时，稀缺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外而被重新纳入“瓶颈”分析的范畴。不仅决定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要素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而且有人明确指出，除了纯粹的货币要素被认为是利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不起决定作用。虽然这只在凯恩斯先生使用的特殊狭义的固定资产（耐用品和证券）中被明文规定，但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所有生产要素。就一般的“资产”而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整个论据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商品的产量仅由实际要素决定（由给定的产品价格决定），而且它们的价格只能通过在一个完全由货币要素决定的给定利率下的资本收益来确定。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它将扩展到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不是由垄断者任意确定的，因为它们的价格必须等于它们对产品的贡献价值减去它们被投入的时间间隔的利息。也就是说，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将不是资本需求的来源，资本需求是由完全依赖货币影响的利率单方面决定的。
稀缺的基本重要性
我们不需要对这一论点做进一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会导致相互矛盾的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前也考虑过由于发明而增加的投资需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价格的独立决定要素，即它们的稀缺，那么要恢复利润和利息相等的这样的机制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如果这些要素的价格直接取决于给定的利率，利润的增长就不会出现，投资的扩大也不会出现，因为价格会自动形成，以使利润率等于给定的利率。或者，如果最初的价格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我们假定在这些价格下可以获得无限的要素供应，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增加的利润率降低到利率不变的水平。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了解决定成本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机制，进而了解利润率，我们就必须注意各种资本财货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因为正是这种稀缺决定了它们的价格。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可能会引起供应增加，而价格却不会上涨，但是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假设大多数商品都是稀缺的，从整体上来说是行之有效且贴合实际的，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需求的增长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我们必须把与未使用的资源问题相关的思考，留给那些专门研究动态问题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自凯恩斯先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考察。
《资本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370~376页
8.实际要素的重要性
在结束目前的讨论前，我们将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货币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实际要素本来要引起的趋势延迟，使其无法自行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暂时扭转这些趋势，但最终将是实际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决定哪种投资以及多少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指导生产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稀缺，所表现出来的是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关系，而这又取决于收入中用于消费品的比例与所赚收入来自当前生产的消费品的比例的关系。这些比例不能随货币流通的调整而随意改变，因为它们一方面取决于现存各种商品的实际数量，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人们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收入的方式。这些要素都不能被货币政策刻意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货币手段上的延误都是由实际变化引起的必要调整造成的，它只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实际变化。而且，首先使利率向某个方向偏转的任何纯粹的货币变化必然会产生某种最终使利率向相反方向变化的力量。
储蓄率的意义
因此，最终是储蓄率决定了能够成功进行的投资上限。但是，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直接作用于利率或可投资资金的供应，而后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货币要素的影响。它的主要影响是对可投资资金需求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它的运作与整个消费不足理论所假定的相反。储蓄率的变化将通过投资需求来影响投资量。同样，通过投资需求，如果货币的影响导致投资与储蓄不同步，均衡就会被重建。
如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明确提及储蓄率，那么这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储蓄率是多少，我们所考虑的影响都会发生（只要储蓄率是一个给定的量，以及为了重建那打乱了的均衡，储蓄率不会自发地改变）。当收入因投资增加时，如果要使分析具有适用性，那么在任何一段时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额外收入的份额应该大于在同一时期新增投资与消费品产出的比例。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对新收入的一小部分会被存起来而抱有过高期望（而且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新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从新投资中获得的收入都要被存起来。
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以及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率，总是由对各种商品的货币需求和这些商品的供应决定的。除非我们研究了这些限制不同类型商品供应的要素，特别是我们假设，正如凯恩斯先生所做的一样，它们实际上被无穷无尽地自由复制，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间隔，否则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指导生产的要素一无所知。在长期均衡中，利润率和利率将取决于人们希望使用多少资源来满足当前需求，以及他们愿意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但在较短的时间内，现有的消费品和资本财货的数量和种类必须被认为是固定的，而且在消费品的收入比例与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资源比例之间的关系方面，利润率将既不那么依赖于实际资本的绝对数量（不管如何衡量），也不那么依赖于储蓄率的绝对大小。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高储蓄率后，如果企业家试图筹集一定量的资本，但储蓄率不够大，或者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高于供给，那么利润率和利率很可能比以前高。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有大量资本和高储蓄率的富裕之地，其利率和利润率可能要高于在其他方面相似却只有少量资本和低储蓄率的地方。
《资本的纯粹理论》，393~396页
9.短期危险
实际要素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讨论中被人们不断忽视。但是，即使不进一步讨论货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当然有权根据我们已经阐明的情况得出结论，即与今天人们普遍所认为的相比，我们希望通过控制货币来随意塑造事件的程度要有限得多，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要严格得多。正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能通过玩弄货币工具随心所欲地对待经济体系。在任何情况下，实际上总会有一种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失衡效应，因而最终会扭转其短期影响。要确切地了解这种政策的含义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除非我们不仅了解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了解起作用的真正要素，否则我们绝对不能指望采取这种理想的政策。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拥有现代复杂信贷结构的体系，如果没有对货币机制的某种刻意控制，将会永远顺利运转。因为货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价格机制的自我平衡架构中是一种松散联结（loose joint），而这种松散联结必然会阻碍货币的运行————松散联结的阻碍越大，货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但是，这样一种松散联结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松散联结而忽略价格机制其他部分的理由，更不必说要竭尽所能地利用松散联结所允许的作为经济必要条件的短暂自由。相反，任何成功的货币政策的目标都必须是尽可能地减少那具有自我修正力的价格机制中的松散，从而使修正能更迅速地发生，以减弱以后那种必然会发生的更加激烈的反应。然而，对于这一点，理解潜在的实际力量甚至比理解货币的表面更为重要，因为这个表面不仅只是潜藏于冰山之下，而且经常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潜在的机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真的否认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非常广泛。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在短期内应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十分有害的学说，我们给出的解释只能是，这种学说完全忽视了或完全不了解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以货币政策的极佳短期效果为目标的政策已被大肆宣扬，这完全是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来看，那种短期内尽善尽美的政策可能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近在眼前的短期政策的间接和缓慢影响形成了远在未来的短期政策的条件，并限制了这种政策的自由。
经济学家职责的背叛
我不禁想到，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短期效应上————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的货币要素上，这不仅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职责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严重威胁。在理解决定业务日常变化的力量方面，经济学家对于实干家不怎么理解的东西也许给不了什么建议。然而，人们过去常常认为，经济学家的特别职责是研究和强调那些容易被未受过训练的人忽视的长期影响，并把对更直接影响的关注留给那些实干家，因为实干家无论如何只能看到直接影响，而看不到其他。两百多年来，经济思想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影响在本质上是要引导我们远离并“落后”于那越来越肤浅的货币机制，并发掘出指导长期发展的真正力量。我不愿否认，把“实际”与货币方面的问题区别开来可能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当人们还不了解价格机制的整个运作过程，并且只对不同的资金流在给定的价格下对商品和服务供应所产生的影响感兴趣时，这并不能成为当下形势已把我们带回经济学的前科学阶段的理由。凯恩斯发现重商主义的诠释者和天赋异禀的业余爱好者都预见了他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表面现象的关注一直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方法的第一阶段。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对那些长期决定价格和生产的力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人们如今却要求我们废除它，取而代之的是一门上升到了科学高度的属于商人的短视哲学。难道我们不是因为被告知“既然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而使政策应该完全以短期考虑为导向吗？让我担心的是，这些信奉“哪怕洪水滔天”原则的人可能会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就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洪水。
《资本的纯粹理论》，407~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