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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在这动荡的大时代，大到我们失掉可能认识自己的错误。理智不会错误，它叫我们明白生存的道理，于是为了活着，正常也正当地活着，和世上所有的民族一模一样活着，我们很久很久就种下了抗战的意识，直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七七事变”发生，抗战成为一种惊天动地的泣鬼神的事实。情感不会错误，痛苦久了有酝酿，压抑久了要迸裂，一发而不可收拾，热情激昂，汪洋澎湃，冲上天空，凝成日月变色的龙云虎风。老弱转沟壑，少壮死战场，山河为之呜咽，道义为之失色，然而心不死，踏着残破的土地，抱着坚定的希望，终于在患难之中交结到更有力量的朋友，合成一股庞大的明光，冲破这八年的漫漫长夜。什么也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一个老头子，白胡须，笨手笨脚，颟顸而又迂缓，可笑然而可悲，那永远支配生命、不受科学支配的顽强的时间因素。
这个铁面无情的老头子，看着我们热情如万马奔腾，仿佛摩西的耶和华试探一群无家可归的停在半路的小民，把我们从理想的高峰扔到绝望的深渊。听听赵自芳的申诉。有多少男女不全和她同声同调：
嗯，我简直像在梦里……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种种的经历，喜————怒————哀————乐，都在眼前，都跟昨天的事情混做了一堆。（激昂）我不愿意，我不服气！我不能忘记二十八年的秋天！怀了有五个月的孩子小产了，就为了要保全这一个！（手指工厂模型）那时我还能自己安慰：丢了孩子，却保全了厂了，厂也是我们的孩子！（突然起立）可是，现在————永清，还有什么？五个月的孩子是白丢的！从上海，从汉口，在大轰炸之下，我们一切的辛苦痛苦，也是没有代价的……
变了，变了，年月变灰了我们的心，不，不那样简单，心随着物质的环境（越来越坏了）在悠久的岁时之下变了。那个老解差说得对，“人心大变。”活在这动荡的大时代，取巧的、投机的、改行的、执掌操纵之权的，一个一个成了宠儿，只有那执著的、迂阔的、抱着书生之见的、心理上怀有幻觉（信心和正义之感就在这里面）的，沦落在苦闷无告的阶段。这是一个销毁人性的大锅炉，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析离的铤而走险的骚乱生涯，原来要牺牲小我为了成全大我的，渐渐在自私自利的放纵过程之中改换心思。美丑混淆，高尚卑贱不分，光明在黑暗里面澌灭，一片灰色的阴影停留在脉息微弱的人心，笼罩着血泪未干的伤痛的大地。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最好的说明可以到书摊寻找。曹禺先生的《蜕变》，在抗战初期问世，是一面明照万里的镜子，也正象征一般人心的向上。现在读到的茅盾先生的《清明前后》，发表在胜利前夕，犹如一九三○年的《子夜》，把现代社会的重心现象，也就是攸关着国家民族命脉的工业问题，源源本本，揭露无遗，和《蜕变》正好前后辉映。
一种兴奋的抒情的心境流露在《蜕变》的对话中间。这个老大的民族不再逃避它的责任。后退是死，前进富有可能。战火是破坏，也是建设。原先作为口号在呐喊的，一霎时成了铁石似的现实。一个旧的中国有可能在炮灰之中倾圮，一个新的中国有可能应运而生。《蜕变》正是剧作者喜悦的表示。他用伤兵医院做对象，实际是向一般行政做说法。腐败让给健全，旧让给新，物质让给精神，老和小只是一个力量，他借梁专员把全剧的主题点破：
我告诉你，蝉要长成，他必须把从前的旧躯壳蜕掉的。蜕掉一层旧躯壳是艰难的，并且是痛苦的。（昂头）但是为着新的生命，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这个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并且能忍心把它的旧躯壳不要的。（坚忍的微笑）我们的国家要在抗战的变化中生长起来，这一层腐败老朽的旧思想旧人物，我们必须（一字一字，刚劲有力）用————心————蜕————掉！我们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苟且。我们要革除旧习染，创造新精神。在精神总动员之下，造成一个崭新的青年中国。（落入冥想）
这种美丽的“冥想”含有宗教的热情，老的在这里不复老，一切朝着理想和新生的路上走。一座城又一座城失陷，一年复一年在贫苦之中挣扎过去，不气馁，不妥协，正是这点看上去渺茫其实浑厚的成千成万的觉醒的灵魂的向往在遥遥领导。
然而，这是事实，像梁公仰这种老当益壮的官员，几乎人人有理由指出，属于理想人物。许多文章把他看做剧作人的创造，有人甚至于把他的“创造”看做一种过失。前后不过八年，胜利愈是在望，人心愈是涣散。难道真有什么不可知的数把我们带到这种啼笑皆非的境地？还是这个老大的民族，忧患已极，贫困已极，精神抵不过物质，道德抵不过欲望，公抵不过私，只好在机会之中寻取一时的方便？
曹禺先生沉默着。他一再延宕他的作品问世的日期。我们这位诗人，有时候如易卜生般对于社会有认识（《日出》），有时候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北京人》），敏感而深挚，陷入苦闷的泥淖。外国有一个比喻，诗人好似一只小鸟，迎着黎明歌唱。从尘世出来的一颗心，永远望着光明的感召。
茅盾先生，我们这位体弱多病的小说巨匠，有若干点和他的后辈相似，然而生长在地上的人，看见的一直只是地。四周是罪恶，他看见罪恶，揭发罪恶。他是质直的，从来不往作品里面安排虚境，用颜色吸引，用字句渲染。他要的是本色。也就是这种勇敢然而明敏的观察，让他脚步稳定，让他摄取世故相，让他道人之所不敢道，在思想上成为社会改革者，在精神上成为成熟读者的伴侣，在政治上成为当局者的忌畏。原来是什么模样，还它一个什么模样，看好了，这里是《子夜》，这里是《腐蚀》，这里是《清明前后》。现实、现代文明的现实，龌龊，然而牢不可破。
他不是故意往黑暗里看，也不是隔着显微镜用文字扩大黑暗的体积。他虽说害着严重的目疾，他的“心眼”却是平着去看，我甚至于想要说，以一种科学的自然的方式去看。科学，让我重复一遍这两个字，科学。他看见的不复是平面，不复是隔离，而是一种意境，不像矿石一样死、湖水一样平，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构成。他对于社会的看法不是传奇式的故事的猎取。牵一发而动全局。他从四面八方写，他从细微处写，他不嫌猥琐，他不是行舟，他在造山————什么样的山，心理的，社会的，峰峦迭起，互有影响。
在同代后辈之中，虽说表现工具不同，曹禺先生在方法和孕育上，比较切近他的有机的看法。《子夜》的伟大和这种看法有关系。曹禺先生的剧作乃是不断的掘发。巴尔扎克根据一种全盘看法完成的《人曲》。左拉同样具有类似的企图。他们的理论不一定就澄明如水，但是他们的制作，在各自完美的境界，说明各自崇高的造诣。
所谓完美，所谓崇高，用在这里，不是纯粹的理论的发扬，具有繁复的人性和个性，需要相对的解释或者折扣。巴尔扎克的理论有若干论点早已随着他的时代湮灭，左拉的理论也有若干，尤其是对于遗传律的机械的接受，久已成为取笑的对象。然而他们的作品，不因为理论的粗窳而有所减色，充满了丰盈的人性，强烈的个性，获得长远的超越时代的生命。支持作品内在的价值是他们的活跃的想象，不是他们过时的理论。
然而其所以成为理论的那种尖锐的时代感觉，却充分说明他们前进的姿态。
茅盾先生在气质上切近左拉。他们对于时代全有尖锐的感觉、明快的反应。一个有自己的科学观，一个有自己的经济论，然而临到作品里面，他们的雄厚的力量却是来自各自独特的禀赋，一个是诗人的，热情在字句之中泛滥；一个是法官的，谴责不断在似冷实热的语气之下流露。茅盾先生所见于文学的表现的精神，虽说没有凭据来做佐助，作品本身的透示正和左拉提供的理论不谋而合。那是什么？把科学方法运用到文学领域，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世纪。巴尔扎克就知道拿学者的观察来替代诗人的想象。观察和想象这样截然分开，茅盾先生没有那么莽撞，然而希望以一种科学精神来安排材料，因之更坚固地呈出一种比较的真理，确是我们这位老当益壮的前进作家的特色。
同样以这种科学精神执行文学的尖锐的使命的，除去茅盾先生之外，我们还有熟悉小市民生活的夏衍先生。但是，他们不一样，真理的追求相同，完全属于两种气质。茅盾先生身体坏，容易受刺激，看着地，头上也许有天，只说着地。夏衍先生看见地，也看见地上映出来的光和影。看见光，所以他比茅盾先生愉快。质朴是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的美德。茅盾先生缺少这种明净的美德，曹禺先生也缺少，但是这不是病，这是特征。摇撼心灵的深宏，永远不是明净。
“世界已经变了，中国再不变，可就完了！”
这是茅盾先生在《清明前后》落幕的时候留下的一句忠告。没有比这句话更发人深省的了。从《子夜》到现在，足足十五年，我们做小民的尝够了内战，也受够了国际的欺凌，终于蓄意侵略的日本掀开了假冒为善的面具，强迫我们在一个光荣的大前提之下苦斗。内战造成金融市场投机分子的活跃和倾轧，生产过剩、物价低廉，和外资倾销把暗影深投到劳资问题，奢侈繁荣只是少数虚有其表的富商的习惯。把内忧换成外患（也就是表面），也许时间太长了，也许环境太苦了，也许教育太差了，也许人心太坏了，热情转变方向，投机取巧起了广泛的作用。经济中心的工业，由于物价高涨，原料奇缺，资金短少，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之下喘吼。“投机是满天飞跃，无孔不入”（陈克明语），拿法令当掩护，甚至于工厂落在投机家的手心，停止出货响朗朗地成了市场的筹码。战争的本质不曾变更。《清明前后》只是《子夜》的续编。
我们不妨看看《子夜》里关于赵伯韬巧取豪夺的经济手腕和吴荪甫拒绝接受银团放款的描写。
他知道经他这一拒绝，赵伯韬的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可就当真要来了，而益中公司在此战事未停，八个厂生产过剩的时候，再碰到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那就只有倒闭或者出盘的了；他知道这就是老赵他们那托辣斯开始活动的第一炮！
赵伯韬微笑着喷一口烟，又逼近一步道：
“那么，到底不能合作！益中公司前途远大，就这么弄到搁浅下场，未免太可惜了！荪甫，你们一番心血，总不能白丢；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再给我回音如何？荪甫，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益中目前已经周转不灵，我早就知道。况且战事看去要延长，战线还要扩大，益中那些厂的出品，本年内不会有销路；荪甫，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再给我回音吧！”
“哦————”
吴荪甫这么含糊应着，突然软化了；他仿佛听得自己心里梆的一响，似乎他的心拉碎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他失了抵抗力，也失了自信力，只有一个意思在他神经里旋转；有条件的投降了吧？
我们现在再回到《清明前后》看看金澹庵最后怎样胁诱有心无力的林永清：
金澹庵（从桌上抓起一支香烟来，定睛看住林，表情严肃）永清兄，这是您郑重考虑的结果。
林永清（针锋相对）差不离！
金澹庵（把刚抓在手中的香烟回掷桌上，佯笑）好罢！那么，以后再谈。
林永清（不得不表示让步了）可是，澹老，如果您对于这个办法没有什么不同意，百分比等等当然不妨从长计议。
金澹庵（霍地站了起来）什么百分比？短期的利息呢，还是……
————（第四幕）
于是乎谈判结束了，“林永清的脸色略变，金澹庵的威胁的严重性使他愤怒，但又不免有些自馁。”假如十五年的距离嫌长，我们还有一出社会问题剧为我们参证，那就是曹禺先生的《日出》。大鱼吃小鱼，操纵市场永远不缺人。这个人恰巧也姓金。银行经理潘月亭毁在他的黑暗势力。金八属于所谓地痞闻人型，虽说没有在《日出》露面，我们未尝不隐约感到他的流氓气焰。三等妓院和金融市场全是他的爪牙出没之所。十年以后的金澹庵似乎提高了身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些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们，那才是神通广大呢！”
但是，从《子夜》到现在，中间究竟有了一段悠长的时距，黑暗在黎明将近的时候虽说分外黑暗，曙光却也隐隐有了形象。读完《子夜》，我们犹如有洁癖的人走出一所鱼市，同情心感到异常压抑，《官场现形记》一类著述特有的作用。吴荪甫并吞朱吟秋，赵伯韬企图并吞吴荪甫，九九归一，还不都是一个金澹庵！不过，谢天谢地，《清明前后》的林永清，这位配合神圣的抗战一再内迁的工厂厂主，显然不是肥头大耳的吴荪甫。也许“伟大”“伟大”的“七十二般变化”的余为民是一个现代的麦菲斯陶（Mephistopheles），可是我们的林永清，“八年前，战争刚一开始，我就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工厂迁来内地，我不曾观望，更不曾两面三刀，满口爱国爱民，暗中却和敌人勾勾搭搭，我相信我对于国家民族，对于抗战，也还尽过一点力，有过一点用处”，并不就是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他的犹疑不决就是他的良心未泯的有力的证明。他不过是为了挽救他的垂危的事业抄了一次人人在走的近路。他的心性没有这种习惯。于是不巧的巧事来了，多少人没有赶上，偏偏他赶上喧天沸地的黄金案。他是一个硬汉子。命运这个促狭鬼一下子把他拖入悲剧的漩涡。然而他是一个硬汉子，不认输，也不卸责，他要求控诉。十五年前的吴荪甫不复再是十五年后的林永清。变了，我们在不变之中也终于变了，进步了。
我们不想就《清明前后》的艺术的形式多所饶舌。这是茅盾先生第一次从事于戏剧写作。我们时时感到我们的小说巨匠用心在摸索他所不熟悉的道路。太小心，太拘泥，因而行动之间不免迟钝。近看雕琢，远看缺乏距离。我们不怕第二幕的絮谈，怕的是才点到了题目就闭了幕。但是，第二幕本身的瑕疵，远不及它在全剧占有的地位，突出，妨害视野。剧作者要我们多看一眼下层被牺牲的人们，黄金案的好好坏坏的影响，正如《银匣》里面有一幕戏完全叙写女仆的家庭。但是《清明前后》的第二幕的使命不像《银匣》那一幕那样重要，是陪衬，不是主线，自然也就减少戏剧的浓度。你可以说，它增加第三幕的戏剧气氛，送给黄梦英一场好戏，然而用五分之一的幅员仅仅为了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就戏剧的经济律来看，实在不太合算。
我们明白戏剧不是小说，缺乏更大的自由，要的是更多的集中。凡在主线以内的，即使属于最烦难的介绍，我们有权利要求详细解剖。黄金案是一种影响，是一种作用，真正的命题（就剧本本身推敲）应当是林永清抢救工厂失败的历程。为了透入他们夫妇爱护的亲手缔造的事业，仅仅仰仗语言和口气不够传达，事业的正面必须展开给我们看，最有力的辩护不是热情，乃是事实。戏剧需要摊开一件事看，尽量避免叙述一件事看。给我们一幕工厂的角落，不落主线以外，也就远比枝外生节有力。《华伦斯坦》的兵营的序幕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这是我们近乎多余的吹求，但是，茅盾先生不比职业的剧作家，用他自己的比喻，他使惯了枪，一时兴起耍耍刀，会耐着心，笑着他的会心的忧郁的微笑，把勇敢传染给每一个勤奋的后进。
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