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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说过，生殖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间接而婚姻的，一是直接而生育的。前者由于婚姻的迟早，与成败，或根本不能结婚，可以叫做性的选择（sexual selection）。后者由于子女的有无，多寡，可以叫做生育的选择（fecundal selection）。本章即分论这两种选择。
西方从古代以来就有一种俗谚说“恋爱是盲目的”，而“婚姻等于抽彩”，成败得失由于一个人的运气。 〔151〕 不过像其它的谚语一样，这一类的说法实际上是和事实很不符合的。古往今来，婚姻之事决不会完全由于碰巧，其间多少总有几分选择。而选择的根据总不外男女两方的种种品性，从婚姻选择的立场看，一男或一女不过是这些品性的总和罢了。就任何一个品性而论，婚姻选择在理论上大致不出三途，一是盲目抽取的，二是以类相从的，三是挑取优异的。
一、关系第一种选择，美国有一位作家，海瑞士（J. Arthur Harris）曾经讨论到过，并且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议论，他说：
假定有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实行得十分细密的社会于此。它不但对于社会分子的工作和酬报，力求整齐划一，并且对于配偶的选择也实行机会均等的原则。它决不会容许每一个人自作主张，或自动的张罗，因为一经自动，狡黠的分子不免挑选到品质较好的配偶，而把品质稍次的留给别人，这样，岂不是就有失公道么？
最理想的办法是，它应当把公家所判定的非结婚不可的男女，都用票签或卡片来代表，一人一票或一片，男票的总数应当和女票相等，然后把男女票分别放在两个摇彩机里面。到了开彩的时候，两座机器便一齐摇转，同时摇出来的男女两票便为夫妇，摇多少次便有多少对夫妇出来。这办法是最公平的，只有它可以替代目前自由主义社会里那种竞争而浪费的婚姻制度。如果所有的票签事前曾经充分的搀和，使每一次摇出来的结果完全等于盲目抽取，则夫妇之间，在年龄、身材、睛色、发色、性情等品性上面，如果有些相像，那就完全出于碰巧，而与选择无干，而就全体的各对夫妇论，任何妻子像她丈夫的程度，比起像别人家的丈夫来，不会高出一分，也不会低去一分。一个数学家或统计学家，到此就要说，夫妇相肖的相关系数，或以类相从的相关系数，或术语上所称类聚配偶（assortative mating或homogamy）的相关系数是等于〇。如果不用这种方法，使每一个人得为极精密极准确的以类相从的选择，即高于一般均数至某一程度或低于均数至某一程度的男子总是和同程度的女子配合，则夫妇之间的相肖，便臻一个理论上十分完整的程度，而其相关系数便是整数的1。
海氏这一番话是很对的。我们把夫妇之间的各种品性切实的加以比量以后，知道由盲目抽取的婚姻是绝无仅有的。 〔152〕 一个人在觅取配偶之际，对于一部分的品性，总会有意无意的作一番选择，而这些品性又势必牵动到别的品性，因为就大体言之，一切品性是有几分相关的。因此，盲目抽取的姻选，在优生学里是没有地位的，至少是极不重要的，而重要的是非盲目的两种，一是类聚的姻选，二是择尤的姻选。
二、如果在中等身材以上的男子所选择做配偶的女子也在中等身材以上，而高出中等的程度，或高出群的均数的程度，又复相等，同时矮小的男女也同样的搭配，则夫妇间关于身材的相关系数应该是1，而成为十足的类聚婚姻。如果只有一半的男女这样选择，而其余一半不拘高矮，则类聚的趋势依然存在，相关的现象依然呈露，不过只有一半，即0.5。反过来，有如西方一般的见解，中等身材以上的男子喜欢觅取中等身材以下的女子，则相关系数便要少于〇，而成为一个负数。
实际的比量发见，如果一个男子的身材所高出于群的均数的尺寸是甲，则其所最喜欢选择的女子，在身材上大抵也高出于群的均数，不过所高出的尺寸不是甲，而是甲的四分之一强，三分之一弱。所以身材的选择是以类相从的，是有类聚的倾向的，不过很不完全。据皮尔逊的实际计算，它的相关系数是〇·二八。至少就身材一端而论，可知一般人所讲“相异者相引”之说是恰好与事实相反。
不止身材如此，其它的品性也未尝不如此。无论所量比的是睛色，是发色，是一般的健康，是智力的程度，是寿命的长短，是精神的病态，是先天的聋哑，结果都证明夫妇之间，虽没有血统的关系，而其相肖的程度，实际上等于叔侄，甥舅，中表，或姨表兄妹之间的相肖程度，即相关系数总是整数1的三分之一不足，四分之一有余，也就等于说，一般的男女相婚，就相肖的程度而论，等于中表兄妹通婚。
在有的例子，类聚的姻选是有意的，自觉的，例如两个先天聋哑的人结为夫妇，一则因为同病相怜，再则因为彼此通话，都不得不用手势或符号的文字。不过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论，这种选择是不自觉的。两个蓝眼睛的人结了婚，那妻子的一对蓝眼睛，大概不是丈夫特地的，故意的去找的。一对夫妇的寿命大致相等，当其未婚之前，男子对于寿命这一项品性，大概更不见得曾经特别的加以选择，因为双方的寿命究有多大，究属能否白头偕老，只有死后才能知道。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派的心理学者对于夫妇之所以相肖也有过一个解释。他们说，男子爱悦女子是多少有些标准的，而这些标准大抵以男子的母亲做依归。男子在儿童时期，始终和母亲相处，母亲的种种特点就深深印在他的脑筋里，教他感觉到他的母亲是天下女子中的标准人物；因此，一旦年事长成，进而求偶，最容易吸引他的女子便是最像他的母亲的女子。这样一个选择到的妻子既像他的母亲，而自己又因遗传的关系，也像他的母亲，于是夫妇之间也就彼此相像了。同时，女子爱悦男子的标准，则大抵以自己的父亲所表示的品性做依据。
弗氏这一番假定虽不容易证明，至少就人类而论，是大概有几分道理的。不过如果就一般生物而论，就很有困难了。一切生物中，凡属于两性生殖的动植物都有类聚配偶的倾向。甚至于单细胞的动物，于平时单纯的分裂生殖而外，遇到两个个体有交换精质的必要时，例如草履虫之类，在身体的大小上也会以类相从，而不是毫无选择。植物中花粉的传殖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显然不是精神分析派的所谓“母爱症结”（"mother complex"）所能解释的了。总之，就今日我们所知而论，类聚配偶是生物界极广被的一个现象，而其原因决不止一端。 〔153〕
人类的婚姻选择中，各种品性的相关数量，虽势在必有，而多寡亦颇不一致，据各家研究的发见，最多的是一般的智力，在有几种研究里，算出的系数可以高至〇·六〇以至于〇·七〇。 〔154〕 从优生学的立场看，这种智力的相关固然重要，也固然属于自觉选择的范围，但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间接的选择，而不是直接的，直接的根据往往是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不过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既与智力也有相联的关系，则才地相当总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155〕
智力的选择往往是间接而非直接的，最近有一种专题研究可以证明。 〔156〕 自绝育的方法实行以后，地位好一些的人家的儿女，如果智能低下，也有由家庭自动的申请绝育的，绝育以后，依然可以成婚而有室家之好，不过生育则完全无望罢了。这样的女子结婚以后，她的智力和丈夫的智力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相肖的程度，而双方的门地，双方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则又很有几分相像。换言之，这种男子在择婚的时候，似乎大部分只拿了门地做根据，以为门地大致不劣，则子女的智力大概也不至于太坏，即不怕得不到类聚婚姻的结果，他不知道他实在是上了间接选择的当，他不知道他所选择到的女子是一个例外，并不能代表她的家世。
我们根据平时的印象，觉得男子求偶，喜欢选择智力上比较不如他的女子，至少在表面上比他稍逊一筹的女子。这种印象大概是对的。最近有一两种小小的研究似乎能证明这一点。有一个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百对夫妇做对象，发见妻子的平均智商是一〇〇·二，而丈夫的是一〇八·〇。另一个研究以二五七对夫妇做材料，发见总对数中三分之二的例子里，丈夫的智商要在妻子之上。这种情形的解释当然不止一端。男子自觉的选择，固然是一个，而近代有一种风气，教智力卓越的女子，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避免婚姻的途径，而别寻作业，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 〔157〕
三、择尤的姻选（preferential mating）指的是男女在选择的时候，彼此立意的要觅取在某一个品性或某几个品性上高人一等的对象。假定没有高人一等的对象，他或她就根本不预备结婚。这一种的选择就是达尔文所称的性的选择，而自达氏以来，成为动物演化论里很著名的一部分学说，达氏于阐明自然选择的学说以后，觉得但凭一个自然选择所产生的轩轾的死亡率（differential death-rate），似乎还不足以尽演化的底蕴。因此又创为性的选择之说。 〔158〕 他说一个动物的个体，在求偶的时候，自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在许多相竞的异性的对象之中，挑取在某一种品性方面最较优胜的一个。这种挑取或许是自觉的，例如由于审美的能力的活动，或许是不自觉的，而是因为对方的某一品性特别的优越，在求偶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激发了最强度的兴奋所致。无论挑选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结果总是一样，凡属挑选成功的分子大抵有希望把选到的优越的品性，在大致相似的程度之下，遗传到后代。达氏认为动物界种种富有装饰性的特点就是这样子造成的，例如，孔雀之尾，狮子之鬣，以至于许多昆虫和蝴蝶的种种色泽。在达尔文的学说盛行的时代，性择的一部分议论流播得很广，好事者更多方面的加以渲染，过火的地方往往而有。后来的实地观察与实地试验大都没有能加以证实。即使性的选择，无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是动物界的一个事实，它对于演化的重要怕也不如前人所传之甚，因为在人类以下的动物里，真正找不到配偶而不留传子孙的个体真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
不过在人类里，特别是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终身找不到配偶的分子却不在少数。就全部的人口而论，统计学家认为终身不娶的人要占到百分之十，而在有的国家，这种百分数要高得多，即决不止百分之十。然则如果这些终身不婚的分子，在品性上和结婚的分子有些显著的区别的话，这其间势不能不发生择尤的姻选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点也是很容易证明的。监狱、医院、养济院、疯人院一类的机关里，充满着在年龄上可以结婚而事实上终未结婚的分子。其中已婚而被离弃的也占很大的数目。这一类的机关都有记录，是很容易复按的。
西洋男女平时选择配偶，对于红头发或坏脾气的人，特别怀着戒心。而这种被遗的分子彼此之间也似乎不容易发生类聚的婚姻，夫妇都是红发或都有暴烈的性情的婚姻事实上确也难得遇见。女子而有美貌，却是一大便宜。丑陋的女子，在婚姻的场合里，是很吃亏的，除非同时有可以补偿的优点，例如家产多，妆奁大。从优生的立场看，这是大体上有利的，因为美貌和一般的健康是相关的；眉目端正，牙齿整齐，肤理细致，血色红润，体态轻盈，一类美的表示，也就是健康的表示，我们以健美二字联用，可见是很有根据的。
不过在智力方面，特别是教育心理学家所了解的智力，择尤的姻选现象似乎很不显著。美国动物学家和优生学家荷尔姆斯（S. J. Holmes）研究过加州大学男女毕业生的姻选的经验，他把这种经验和未毕业以前的课业成绩两相比较，发见各科成绩都在甲等的分子，比都在丙等与丁等的分子，并不更容易结婚，或结婚得早几年。实际上，成绩特别好的女学生结婚特别困难，好像成绩好反而成为一种婚姻的障碍，或和其它的障碍物有密切的联系似的。
体貌活泼而口齿伶俐的女子是很动人怜爱的。这在相当限度以内也自有其优生的效用，因为这种品性是畏缩、呆滞，以及过于内转 〔159〕 的反面，因此在婚姻的场合里，可以沙汰一部分情绪上不大正常以至于前途会演进为精神病态的分子，特别是早熟癫或普通叫做“桃花痴”（dementia praecox）一类的病态。但若活泼过分或伶俐过分，以至于失去稳称的常度，那就又成为神经系统不很健全的另一种表示，或甲状腺发育不正常的一种症象，所以表面虽若可爱，实际上却不是一种宜室家宜子孙的品性。这在求偶的男子是应当辨别的。 〔160〕
性的正常也是一个选择的因素，特别是在女子方面，一个性发育正常的女子容易走上早婚的路。 〔161〕 这个因素和健康、智力、生育力等品性也彼此相关，所以显然的有优生的价值。反之，生殖系统发育不正常的女子，或不结婚，或迟结婚，结婚既迟，则生育的时期自短，而所生的子女自少。如果这种发育的不正常是先天的，精质的，则此种生育的减少亦自于种族有利。但如果这种发育的不正常是由于教育的错误，而接受这种教育的女子又是品质上比较优秀的人，那当务之急就得改变我们的教育理想与教育制度。 〔162〕
上文大部分的议论和女子的关系多，而和男子的关系少。就人类这一部分的经验而论，男女两性所接受到的选择的影响似乎是不平均的，女的多而男的少，女的严而男的宽。这是不幸的，男子的变异性比女子为大，男子的缺陷，因此也比女子为多，如果在这一部分的经验里，男子能接受更严厉的选择，像其余的部分一样，种族的福利岂不将更大？
在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人口出生的性比例是至少一〇五个男对一〇〇个女。男子的死亡率，几乎在每一个年龄里，既比女子为高，又益以战争和其它虽可以预防而未必预防的特殊的死亡原因，成年的人口的性比例总是女多于男，并且往往多出许多。美国因为有移民入境的关系，这种情形不容易看出来，移民之中，总是男多于女，所以不但填补了土生人口中男子缺乏的空，并且还有多余。据一九三〇年的人口普查，满十五岁以上的人口中，男子有四三，八八一，〇二一人，而女子有四二，八三七，一四九人。有到这样一个性比例，似乎每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都应该结婚了，而剩余的向隅的男子，理论上也应该都是一些身心品性有特别阙陷的分子。一大部分的情形确乎是如此，但就理论上应有的情形说，则还不够。普查的结果又发见二，〇二五，〇六三个鳏夫，和四，七三四，二〇七个寡妇。寡妇比鳏夫多出二百七十多万；这表示许多鳏夫是续娶的，而所娶的后妻大部分是比较年青而未曾嫁过的女子。这更表示人口中另有一小部分的男子得不到结婚的机会。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过三十岁而尚未结婚的女子为数也不在少。读者就常识判断，也知道，这许多女子之中，年龄虽在三十以后，能够做贤妻良母的一定还不少。不过要在同样年龄的未婚男子之中，想象到几个可以做贤夫良父的人，怕就不很多了。这当然由于两性之中，还是男子结婚的多，而女子结婚的少。男子过三十岁而尚未结婚的，就大多数而论，大概都是一些因种种缺陷而在婚姻场合里被摈斥的人。不过尽管有缺陷，尽管受过摈斥，讲起前途结婚的可能性来，他们比同年龄的女子还是大些。美国统计学家德勃林（Louis I. Dublin）曾经算过，一个满三十岁以上的未婚男子要多活五年而在此五年内设法完姻，他所有的机会是二之一，而同样的一个女子的机会只有四之一。
当代的女子时常发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不想结婚，但合式的男子又在那里？”这问题是很容易答复的。在任何时代里，合式的男子本就不多，而在她们发问的时候，最合式的一部分大概都已经结婚了。因此，一个女子，或因主张关系，或因漠不关心的缘故，或为情势所迫，以致过了二十五岁，才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她的选择的范围势必已经是非常之狭窄，她的教育造诣越高，心目中的标准越严，这狭窄的程度就越发增加。
就大体说，特别是就今日的情形说，智力与社会身份的类聚婚姻的一般趋势和择尤婚姻的趋势多少有些抵牾，而前者的地位往往不免为后者所侵夺。因此，智力与地位低的女子反而占了便宜，而高的反而吃了亏。当代许多女子的结婚是高出了她们的自然的门地。举一个极寻常的假想的例子吧。在都市里，一个汽车司机或电车司机的女儿，在高中毕业以后，学会了打字，在大工厂或大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因为工作环境关系，她不能不打扮得很整齐，也不能不学会一套浮面的应酬功夫；她所来往的男子，一部分是和她门地大致相等的，但另一部分，也许更大的一部分，在自然门地上，即智力和社会身份之和的门地上，一定要比她高；往来既久，她就很自然的想“高攀”而和这种男子结婚。以常理论，她是应当就她的哥哥的朋友中间去找她的配偶的，但这些她已经瞧不起。于是一面也许用一些笼络的手腕，一面又有日常见面的机会，所谓近便的因素是，她终于成功了，她终于“攀上”一个经济与社会地位比她高的男子。
女的打字员如此，其它的情形就可以类推。如果社会上的男女可以分成甲、乙、丙、丁……的等级，如果甲级的男子都和甲级的女子相配，乙级的都和乙级的……则结果是很完整的类聚婚姻。 〔163〕 但若像那女的打字员的例子，丁、丙、乙级的女子分别配了丙、乙、甲级的男子，则甲级的女子势必落一个虚空，而找不到门地相当的配偶，在西洋工商业化与都市化的社会里，目前似乎确有这种严重的现象，其它学步邯郸的国家怕迟早也不免有同样的现象发生。要补救这种不平衡与“错配”的现象，我们以为一面应当教育男子，使他们于择偶的时候，更要小心仔细，要审察实际的身心品性，而勿惑于浮光掠影，而一面对于智力卓越的女子的环境要力求整顿。在教育的环境方面，要使教育的结果更能准备她们走上婚姻与家庭的路；在社会的环境方面，要使她们更能和智力卓越的男子发生接触，发生交际的关系。这些，我们在下文第十四章 〔164〕 里还须详细讨论。
就婚姻选择的现状而论，上文所提的近便的因素（factor of propinquity）所占的地位实在是太大了，可见求偶的人，但求近便，而并没有真正考虑到那些更基本的因素。 〔165〕 有人就美国宾雪文尼亚州的费拉德尔菲亚城所发出的五千个婚姻许可证做过一个调查，发见这许多件婚姻之中，夫妇二人，结婚以前的寓所的距离，在两英里以内的，要在半数以上。住在六条横街以内的，占到三分之一；而住在同一地址，用同一个通信处的，占到八分之一。可见近代交通虽便，实际的地域上的近便还是一个很有效因素。
总结上文，我们知道（一）类聚的姻选和择尤的姻选是同时活动的两种趋势，就个人论，则后者的关系比较大，就团体论，则前者的影响究属更较普遍； 〔166〕 （二）男子择妻比女子择夫比较的苛细，这从优生学的立场说，是比较的不相宜的。
婚姻选择对于人类演化的关系固然重要，但生育选择的关系重大，则又远在婚姻选择之上。
一个社群，究属需要多少后一辈的子女，才可以维持它的人口数量于不败，是一个通常人不大了解的问题。一个很普通的见解是，只要每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而培植他们至于成年，以两个抵两个，就足够维持了。不知这是不确的。他们没有想到，同他们一辈的人中间，便有不结婚的，或结婚而不留子女的；也没有想到，下一辈中间，说不定也有不婚与婚而不生育的分子。要教一个人口，在先后世代之间，不增不减成为一个稳定的人口，是要根据了出生率，死亡率，婚姻率的数字，才计算得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姑且用两个假想的社群做一个比较。甲社群里所有的家庭每一个只生两个子女，而乙社群里每家都生四个子女。先说甲社群。甲社群里有一千家，有一千个母亲，共有子女二千人。这二千之中，根据普通的出生时节的性比例，说九五〇个是女的。这九五〇个，大约百分之十是等不到成熟就要死的，剩下八五五个，而此数之中，又大约百分之七十有希望可以成婚，就是六一八·五个。（就目前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子而论，这百分之七十的数目已经算是高的了。）这六一八·五个结婚的女子中，又大约百分之八十，即四九四·四个，有希望可以生育子女。这样，上一辈以一〇〇〇个母亲始的，到第二辈即以四九四·四个母亲终，还不到半数，显而易见谈不上“维持”两个字了。这样一个例子，虽属假想，却与目前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口的实际情形相去不远。这一部分的人口，说不定是全人口中最较优秀的一部分，照此推算，每过一代，就不免减少一半以上。
现在说乙社群。一样一千个母亲，照同样的性比例估算，就会产生一九〇〇个女儿。除去百分之十夭殇的，便有一七一〇个可以活到成年。同样的，如十之三不结婚，则结婚的实得一一九七人；再如此数之中，十之二不生子女，则做母亲的实得九五七人。所以即以子女四人，而四人中二人为女而论，上一辈以一〇〇〇个母亲始的，下一辈还不免以九五七个母亲终，相差虽不多，还不足以言出入相抵，不足以言严格的维持。这两个假想的例子里所举的婚姻率与生育率的百分数大体上是以美国人口中受过教育的分子的实际情形做根据的，由此可见如果这种百分的比率不同时改进的话，即使每家生育四个子女，这一部分的人口还是不免逐渐减少下去，又何况他们的子女不是四人，而是二人呢？
任何人是一些基因的凑合，好凑合成为优秀的分子，坏凑合成为稗劣的分子。就目前的美国而论，一切凡足以产生能力、才干、领导的凑合，每一代就不免淘汰掉一半，而这种淘汰是万劫不复的，在演化的前程里，多一分浪藉，即永远消失一分。任何近代的战争，也无论这战争拖延到若干年，无论所造成的损失多大，也绝对的比不上它。其它近代的国家或在近代化途上的国家，不用说，多少也有同样的情形。英国的生物统计学家费歇尔（R. A. Fisher）有一次说：“差可和它比拟的也许是一个大规模的智识阶级的屠杀，例如二十多年来苏俄所主张与曾经屡屡实行的！如果苏俄的智识阶级的出生率仅够维持他们的数量，则即使每五年男妇壮幼遭受屠杀一次，每次损失十分之一的数量，其减削的速率虽复可观，但比起目前英国的或任何文明国家的智识阶级的衰亡来，还要算是慢的。”
上一辈人口对于下一辈人口的数量上的贡献，当然视阶级、职业、家庭而大有不齐，而其所以不齐的因素也至为错综复杂。我们为讨论方便起见，可以分做下列的几端。
一、最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要算婚姻的年龄。我们再做一个假想而有充分的事实做依据的比较。有一个人口于此，这人口可以分成两组，甲组结婚早，并且每一代都早，所以一百年之间，可以传四代，即每二十五年一代；乙组结婚迟，并且一贯的迟，所以一百年之间只传三代，平均每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年一代。假定两组之中，两性的比例相等，所有的男女无不结婚，而每件婚姻都生育四个子女，则百年终了的时候，两组在人口中的成分决不是当初的一与一的比例，而是三分之二与三分之一的比例，迟婚的一组要吃亏一半。如果甲乙两组，除了婚姻年龄以外，其它的特点无不相等，则失之于彼的，得之于此，也就无关紧要。不幸事实又不如此。婚姻的迟早和智力，教育造诣，社会身份有密切的相关，而智力高、造诣深、身份好恰好就是迟婚的一部分人，这其间的影响就甚大了。这种趋势而旷日持久，一国的领袖人才势必一代比一代感觉到不敷分配，而引起极严重的后果。这还是假定了两组中每件婚姻所生的子女相等而说的话，如果不相等，而事实上迟婚的一组也就是少生子女的一组，那问题就不更棘手么？
二、如果两组人口婚姻的年龄相同，而子女生育的疏密不同，则少数世代以后也可以引起很大的数量上的差别，而疏的很容易被密的超过。在一个健全而不用生育节制的方法的人口里，一个普通的母亲大抵每两年生育一次。如果利用节制的方法，而改为三年、四年、或五年生育一次，则到生育期终了的时候，这种人家的子女数势必比不用的人家要小。固然，我们也承认妇女生育期的长短各有不齐，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也各不相等，大抵上等阶级的要低些，但在同一环境以内与民族血统大致划一的社群里，这种分别是不关大体的。
三、子女的多寡与智力的高低之间似乎也有一种关系，而此种关系可以用两种方法加以比量。第一种方法是比量两组智力不同的人，而此种不同事先我们已经约略知道的，例如，一组是低能儿，另一组是大学毕业生。这种比量的结果是富有优生学的意义的，但一组何以低，而一组何以高，要解释起来，却也相当复杂，因为其间的因素，或变数，太多，而高下之分说不定由于智力者小，而由于其它因素者多。第二种方法是把一组中父母的智力和子女数比量一下。
用第一种方法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很多，并且许多人已经知道，用不着我们多事征引。大抵言之，智力低的一组总是来自子女多的家庭，而智力高的则来自子女少的家庭。有人在美国浮蒙忒州（Vermont）做过一些家系的调查，各家系的总人口差不多有六千人，他发见各家系之中，凡属父母之一是低能的，或疯狂的，或父母二人都是低能的或疯狂的，其平均子女数是三个半。这平均数是很高的，因为“它并没有把婴期死亡、哑产、以及性别不详的子女算进去。如果照算，则平均数是四·三个”。 〔167〕 另一个研究用美国冷泉港优生学纪录馆所搜藏的资料，而加以分析，发见凡母亲的低能程度确属无疑的家庭，平均的子女数，包括夭殇与哑产在内，可以多至六·四三个，这是仅就生育功能已经完毕的母亲而言，其尚在生育期以内的当然不计。 〔168〕 这其间有一部分的资料是比较老的，那时候的风气是多生子女，不是少生子女，否则这平均数不会如是之高。不过低能家庭的子女比较多总是一个事实，许多的研究全都能证实这一点；在一般人看来，低能女子的善于生育，也几乎成为寻常印象的一种，这种印象有时候是过分的，但大体说来，低能人口的足以维持而绰有余裕，是毫无疑问的，而反之，大学毕业生阶级的子女太少，不足以维持，也毫无疑问。
用第二种方法来做的研究比较少 〔169〕 。这种方法，上文已经提过，是把每一对父母的智商和他们所生子女的数目关联的比量一下。有一种研究，用了一百个家庭做资料，假定这一百家大体上可以代表美国人口的全部，发见在母亲的智商和子女多寡之间，并没有重大的相关；这一个研究虽也用到这第二个方法，但研究的目的则另有所属，这一部的相关是偶尔旁及的。另一个研究则以农村人口做对象，材料的性质比较划一，家庭的数目也比一百家略微多些，但所得的结果却是一样，即，父母的智力与子女的数量之间，关联虽多少有一些，却并不显著到一个有意义的程度。
再有一个研究则以一小部分低能的人口做资料，所得的结果便与上面所说的不同。母亲的智力和子女的多寡之间确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其系数是〇·四一，成一种反相关的情形，即，母亲的智力越低，则所生的子女越众。
不过大多数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用到这两个方法，而另用了一个比较便捷而间接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一方把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或低能院一类社会机关里的每一个低能儿的智力测验一下，一面再分别问他们各有几个同出的兄妹。这方法比较便捷，因为研究的人用不着进入每人的家庭，但也比较的不满意，因为只问兄妹，不问父母，总嫌隔了一层；不过也还有一部分的价值，因为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讨论到过，亲子之间在智力上的相关是〇·五〇，既有此现成的相关的表示，则父母的智力，虽未经直接的测到，也不难间接的推论得之。
许多用这第三个方法的研究 〔170〕 发见儿童智力和兄妹多寡之间的相关系数是〇·二〇上下。不但一般的人口如此，就是成分比较划一的人口中间，也未尝不如此，例如矿工。一个〇·二〇上下的反相关，就许多单独的例子说，固然无甚意义，但就一个团体说，已经是够大，而足以发生极重要的选择的影响；因为，据演化论者的计算，甲乙两个品性之间，如果在相关的场合里甲是〇分，而乙是〇·〇五分，乙就有在下代人口里逐渐散布开来的机会，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往往指这一类的现象。
例如上文引过的有一位美国作家曾经就麻省公立学校里一〇四五五个智力落后的儿童做过一个研究 〔171〕 。就生育已经完毕的家庭说，他发见落后的儿童的兄弟姊妹比不落后的儿童平均要多出一倍。至少产生一个落后儿童的家庭所有的子女数总在六个以上，土生父母的平均子女数是六个半，新自欧洲移来的父母的子女数是七个半。
此外，我们知道一家的生育量不但和智力的一般水准相关，即不但和智商的高下相关，并且和智力的临时变化有几分联系。所以酗酒的父母所生的子女比一般的父母要多。在西洋，节育的运用比较普遍，他们也许本来准备节育的，但在酒精的影响之下，往往没有能利用节育的方法，说不定这就是子女所以加多的缘故了。酗酒的人的智力不见得低于一般人，但其情绪的稳健大抵在一般人之下，所以这种家庭不免蕃衍情绪上容易趋于流放一途的血系，这当然也是有反选择的影响的。
四、在许多国家，社会地位因为和经济地位都与智力有密切的关系，不容易分别讨论，特别是在美国一类工商业发达的国家。 〔172〕 在美国，社会与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子女不多，有一位社会学家说过一句很有趣而概括的话：大房子里住小家庭，小房子里住大家庭；意思是越是高门大户，子女越少，越是蓬门筚户，子女越多。不过在欧洲，情形却有些不同。近年来有过不少的研究证明皇家的子女大都还是相当的多，一则因为皇家因为继统的关系，一向看重后嗣，再则子女多还有别的利益，例如与外国和亲之类。欧洲上层的贵族阶级也复如此，他们所生的子女，大体说来，比法、英、美、普鲁士等国家的中等阶级要多。一般人以为到了近代，贵族有归于消灭的必然的趋势，可见是很不尽然的。 〔173〕
五、教育的程度对于出生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一则教育足以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标准，再则近代的教育足以延缓结婚的年龄，三则一个人对于婚姻生育的态度，往往因近代教育的造诣而不能无所变动。就现状而论，大学教育的结果，往往使青年男女，一旦成婚以后，仅仅养育少数的子女，他们以为这种数量是适宜的，不过所谓适宜并没有把种族绵延所必需的数量考虑在内；目前在美国的大学生中，这种看法似乎是最较普遍。 〔174〕 不过美国青年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新近才有的。有人研究过二百年来美国东部各大学毕业生的家庭状况，发见不生育子女或虽生育而为数很少的例子，比起一般的人口来，要普通得多。 〔175〕
大学毕业生的子女太少，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人以为和近代的教育无关，而是大学生所从出的阶级的一般的现象，这种阶级有它的理想，有它的风尚，子女的不取其多就是这种理想与风尚的自然流露。不过这是错了的。方才所引的一个研究，也早就发见，在已往八九十年以内，大学毕业生的子女虽少，而他们不进大学的兄弟姊妹、从兄弟姊妹以及表兄弟姊妹的子女便要比他们多，并且这种多寡的比较是一贯的，即八九十年以来始终如一。可见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不得辞其咎的了；教育制度的所以有此不良的影响，除了提高生活标准改变对于子女的态度两端而外，最重要的一端还是在把婚姻的年龄延缓了好多年，而同时不进大学或半途辍学的兄弟姊妹却有比较早婚的机会 〔176〕 ；这种婚姻迟早与子女多寡的关系，我们在上文第一点里已经加以叙明。
在中国，情形便与此相反。教育的机会不但不减少子女，并且足以增加子女，至少可以增加存活的子女。 〔177〕 在美国基督教的茅门宗派（Mormonism） 〔178〕 里，教育也似乎没有发生多大不良的影响 〔179〕 。不过除了信仰这宗派的人以外，美国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阶级生育的数量大都太少，世代嬗递以后，决不能抵补他们原有的数量。而据荷尔姆斯教授所搜集的资料说，近年以来，这种趋势已经从大学毕业生阶级传达到高中毕业生阶级；所以人口中子女多寡的阶级分野，目前已不在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而在中学程度的上下之间，已经可以划清出来。 〔180〕
有人辩难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育的子女虽不多，养与教的功夫却要比较的周到，因此，存活的子女就比较多，所以从远处看，民族还是不吃亏的。这样一个所谓“生姜汤自暖肚”的看法，是尚待充分的证明的。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种研究可以加以有力的反证。威斯康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学生所从出的家庭或学生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当然高下都有，这个研究所探讨的是此种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它发见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的差些，因此，婴儿死亡率就比较高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不行，而最不行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的荣誉的许多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八级的家庭来，要多到一倍。 〔181〕
就美国现状而论，不但大学毕业生不能延续自己的精质的生命，不能保世，就是他们所从出的社会级层，即送子女入大学的一切血系，也同样的不能维持它们的数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方面，有人做过一种研究，发见凡有子女而信仰耶稣教的家庭的平均子女数是二·四七，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是二·八九，土生父母的家庭是二·三八，而移民父母的家庭是三·一四。这都是就已生子女的家庭说，其未生子女或家中虽已有成年的分子而没有结婚的家庭都没有计算在内，否则平均起来，所得到的数字要比这些还小。 〔182〕 有人又做过另一方面的比较，他比较的对象是两种家庭，一是有一个子或女在州立低能院里的，一是有一个子或女在州立大学里读书的，而第一种的家庭的子女数，比起第二种来，至少要大到半倍。 〔183〕
六、职业和出生率也有很显著的联系。社会学家曾经根据了假定的社会名望的高下，所需要的智能的大小，经济酬报的多寡，所需的教育程度的深浅，及其它类似的标准，把各种职业列成许多不同的有层次的分类。大体言之，所谓白领子的各种职业地位最高，各种精工或匠工次之，各种粗工或非匠工最下。 〔184〕 有趣的是，这三大级层的生育量也排列成一个级层的形式，矿工与农工的子女最多，而所谓自由职业的人的子女最少，各家研究在这方面所得的结论几乎是完全一致。 〔185〕 就大体而论，近代人口的增加，其主要的来源是工、农、矿各业的工人阶级，而自由职业人士，工商业的员司、官吏、公私服务机关的工作者，交通事业的人员，及其它相类的职业大都不能维持他们的数量。 〔186〕 除了少数最近的例外而外，凡属文明的国家都有这种情形， 〔187〕 固不独美国为然。
就从优境的立场看，这种所谓轩轾出生率的趋势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多少得承认，智能高而收入多的家庭对于子女的养护大概比智能低而收入少的家庭要周到些。而从优生的立场看，则关系尤为重大。不过此种关系究属重大到何种程度，则要看职业和智力究有多少的联系了。许多作家的研究发见这两个变数的相关系数是在〇·三〇与〇·四〇之间，不能不说是相当的高的。如今智力最低的各种职业恰好就是子女最多的各种职业，而所谓智力的高下初不由任意观察而得，而由切实的测验而知，例如美国参加第一次欧洲大战时的陆军征募测验。此种职业间的轩轾出生率的因素固然也不止一端，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也未始不是婚姻年龄的迟早有差。
七、经济的地位也很值得单独的讨论一下。它也是和出生率很相关的一个变数。富人与穷人所生子女的多寡固然也大有不齐，但似乎并不成什么比较整齐的比例，像上文所说的教育程度一般。穷人多生子女是一个比较显明的事实，但富人是不是特别少生子女，却也不一定。有一个研究观察到百万家财以上的富翁所生的子女，平均起来，要比一个大学教授高出一倍。 〔188〕 如果职业和财富相比，子女多寡的关键还在职业，而不在财富，因为，凡属同一职业的人，尽管收入的多少很有不同，而彼此的出生率还是大致相等。 〔189〕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子女的多少，决不止是一个家庭预算的问题，而和一家所属阶级，或所属职业的生活标准有更密切的关系。
经济地位和一般智力，体格的健全，情绪的稳称等品性一定有好几分的关联。从小康以上的家庭里出来的子女显然要占不少的便宜，这在幼稚园以至于寄婴院里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就这种机关里研究过三百个小孩子，发见父亲的经济地位与小孩的智力的相关系数是〇·五〇，这些小孩几乎全部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是不是这种相关和种族也有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如果财富和儿童智力真有如许高度的相关，则小康以上人家的比较少生子女，而穷困人家的多生子女，即财富与子女数成反比例的现象，是反优生的。这方面的直接的研究，也有不少的人做过，例如，在美国马利兰州的哈格斯顿市，有一个调查就发见穷苦与很穷苦的家庭中，凡在生育期内的女子每年的所谓“有效的出生率”（effective birthrate）是千人中一六一，而小康与小康以上的只有千人中八四，差不多恰好是二与一之比。 〔190〕 至于乞丐，栖流所中的家庭，以及始终靠慈善机关的赒济以苟延生命的分子，往往有大量的子女，其为民族的一种隐忧，更是不言而喻。
经济地位与优生价值究有几分关系，是近年来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而在争论的时候，又极容易受感情与成见的支配，因此，也就不容易有客观的结论。除了妄人而外，谁也不会说这两个变数的相关是十分完密的，不过谁也不便否认这其间总有几分相关的存在。因为时人的争论太多，我们要在此多费一些功夫，加以分析。 〔191〕
一个人有现成的财产和一个人有很大的薪水收入，显然的不能相提并论，两者固然和一个人的先天的品质都有几分相关，但前者的相关总要比后者为少。薪水的收入或由服务，或由企业，多少要用几分心力，而利息、租金、红利等等则可以不劳而获，做股东的人坐在家里，也一样的可以收取。这第二类不属于薪金的收入，如果是从第一类的收入而来，则间接的也可以有几分优生的价值；一个人辛勤了半生，薪水所入，日用而外，尚有储蓄，因而后半世得以局部的靠利息为生，当然不能不算是一种薄有能力的表示。但若一个人的财产是由祖宗遗留而来，其所享受完全是荫下之福，则其人的经济地位虽高，其优生的价值却未必大，即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必不高，必不比白手成家的人为高。至如因投机交易，或买中彩票，或发掘藏镪，而成为暴富，这种经济地位的提高显然的与优生价值更不相干。
说到经济地位，由薪水收入所造成的经济地位当然是最关重要，一则因为从此多少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才力，上文已经说到，再则也因为人口之中，薪水或工资阶级所占的成分最大，比起不劳而获专靠利息为生的人口要大得多。除了这一部分少数的人，再除去儿童、老人、以及疲癃残疾的分子而外，其余凡属从事生产的人全都是领取俸给、薪水、或工资的人。大量的支持门户的妇女事实上也属于这个阶级，她们服务能力与生产能力之大，是很显明的，不过是不容易从金钱方面加以计算罢了。
富有竞争性的经济世界，对于才力的选择，有多方面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探讨所得的结论虽不足为定论，至少总有几分参考的价值。我们准备提出的因素虽不止一端，但并不以为它们是普遍的，它们的活动的力量是到处一律的，或活动的结果一定是公允的。我们只指出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和才力的选择多少总有几分关系，特别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里。
（甲）工商业的机关用人，多少总有几分选择，有用竞试的方法的；有由有经验的主管人员用面谈与口试的方法加以抉择的；有要求缴验种种文件例如履历、文凭、奖状、以及服务证明书之类的；也有同时运用这种种方法的。
（乙）进入工商业机关以后，一个人的升迁也是有选择的。无论升迁或晋级的原因为的是维系一个人，使他不见异思迁，或为的是维持与提高合作的效率，或为的是奖励员司，提高生产的质量，或为的是破格酬谢一个人的劳绩————总是一种承认与选拔人才的表示。固然，一切升迁未必全都公允，钻营请托以至于贿赂等行为未必能完全避免。这些固然不正当，但多少也表示才性上的一些差异，或家世的地位较好，或进取的能力较强，或结交的本领较大，也未必全都是不健全的品性。那些得不到升迁的人总不免怨天尤人，认为别人的升迁十九由于援引，其实也不尽然。
（丙）一个人能久于其事，能效力于一个机关，一桩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也多少是才性过人的一种表示。经济的繁荣不能常保，工商业的组织可以发生危机，有时候必须改组，必须紧缩，但改组紧缩之际所保留的员工大抵是一些才性较好的分子。也正因为才性比别人优越，所以这种人的生活，也比较顺利，不容易发生种种牵掣，因此，工作上也就不至于多发生间断。例如身体较好，日常生活又自知裁节，则疾病便少，长期淹滞的疾病更少。又如，情绪比较稳健，则作奸犯法的行为也就可以避免，而被拘留监禁的机会也就减少。先天的心理状态比较健全，既不酗酒，又不吸食各种毒物，也未始不是生活顺利，而得以长期服职的一个原因。
（丁）一个人的职业的选择是不容易的，要选择得当尤其需要对于一己才性的判断的能力，而这种判断的能力就是一个人才性中未可小看的一部分。
（戊）投资要投得得当，不但本人不吃亏，并且要对公共福利确有一些贡献，在许多投资的机会中知所趋避，也需要相当的眼光的才力。在这个商化主义的时代，能拒绝广告术的魔力，巧言令色足恭的掮客的诱惑，也是不容易的，非意志相当坚定，行动相当稳健，眼光相当周密的人不办。因为有这一类的情形，所以凡属在经济生活上，能自立自给与自作主张的人总要比懒惰，享用现成，仰人鼻息，以至于专食嗟来之食的人，在优生价值上要高出许多。
八、宗教信仰的不同和出生率也有显著的关系。就美国的情形大体言之，在社会地位大抵可以相比的团体以内，天主教徒的出生率最高，新教徒次之，而犹太人比较最低，但犹太人又分数派，正统的犹太教徒，改正派的犹太教徒，与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其间出生率的高低很不一致。宗教信仰的不同虽也与才性的不同有些关系，然因其牵涉的方面太多，要从优生的立场作一个高下优劣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参读下文第十三章 〔192〕 ）。
九、地域上的不同也是轩轾出生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再就情形比较清楚的美国言之，美国南部诸州的出生率大体上要比北部与西部诸州为高。乡村人口的出生率到处要比都市人口为高。而都鄙间出生率的差别，各部分之间也有大小，大抵西部诸州大于东部诸州。不过这种差别都是相对的，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全部人口的出生率都有减低的趋势。例外固然也有，但都是一些范围很小的区域，而其所以成为例外的因素也是很暂时的，例如新到了一批移民，而这种移民中的女子特别的多。 〔193〕 总起来说，三四十年来，子女众多的家庭是到处一天少似一天，而子女稀少的家庭一天多似一天，大抵都市家庭不是无子女，便是只有一两个子女，乡村家庭只有两三个子女。
十、轩轾出生率的因素里，种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不过这也许是表面的，即并不是真正由于种族品性上的差异。所以与其说是种族的不同所致，无宁说是经济与文化程度的不同所致，较为切近事实。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下文十六章 〔194〕 里当续加讨论。
总之，轩轾出生率或差别出生率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而差别又远不止一种，是很显然的。这些差别的性质如何，是很复杂而不容易逐一加以分析的。至于何以会发生这种种差别，更是一个亟切不可究诘的问题。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不少的原因来，但未经指出的还有，以后差不多在每一章里对于这些原因我们还有机会提到。在目前，我们只能说，原因是非常之多，并且彼此都有错综的关系。
研究轩轾出生率的人也有对于这些原因不逐一分别推敲，而改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加以概括的解释的，英国的生物统计学家费歇尔就是这样的一位。生育的能力或生育力原是遗传品性之一，而此种品性也是有差等的；费氏认为生育力的差等便是轩轾出生率的主要而最基本的因素。从前戈尔登早就有过一个观察，认为一个继承财产的富贵人家的独生女儿往往不能生育，其生育力的薄弱，比起一个寻常的妇女来，差不多要大到四倍。在英国，因为贵族制度的关系，这种独生女儿是极有地位的。生这种女儿的人家当然要竭力维持她，因为她有承袭爵位之权，虽没有儿子，有了她，一个贵族的名位就不至于斩绝。而在经济地位上已趋于衰败的其它贵族人家，或虽未衰败而喜欢锦上添花的此种人家又极愿意和这种独生女子联姻，好因为妆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过这种贵族人家，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虽占了便宜，戈尔登以为在生物地位上却上了当，因为这种独生女儿或几代单传的人家在生育力一方面不免是单薄的，而这种单薄是遗传的，那独生女儿的盛大的妆奁里说不定就包括这种先天单薄的生育力在内，因此，娶到这种女子的人家迟早也不免把这种单薄的遗传品性演为事实。贵族人家子女往往不多，许多贵族门第的终于由衰败而至于消灭，这说不定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了。后来别人的研究似乎证明他这种假定是很有依据，而不是凭空虚构的。 〔195〕
费氏的理论，就建筑在戈氏的这个观察之上。他把两种女子做一个比较，这两种女子在其它良好的品性上是不分上下的，所不同的，一是有地位，有产业，而是从丁口单零的人家出来的，一是富贵的程度不及而是从丁口旺盛的人家出来的；在婚姻的场合里，前者当然要比后者多占好几分便宜。费氏从这样一个比较出发，而推论到整个的所谓社会微管性（social capillarity）或人才在社会阶梯上上升的问题。他认为才能既有此种上升的趋势，有如微管内的液体一般，不生育的倾向或生育力的缺乏也就有同样的趋势，事实上两种趋势是并行而分不开的。其它的事物尽管相等，子女少的人比多的人总要多占一些便宜，他行动比较自由，在功名利禄的世界里更可以有成就；产业的累积也比较容易，子女分到的产业也自比较的多，因此下一辈的联姻也比较方便，更容易找到才品较高的门地。这样一来生育力的缺乏就渐渐的传遍了比较能供给人才的一部分的人口，而日子一久，经过了数百年以后，人口中比较有能力的血系呈一种自然绝育的状态，余下来的人口，生育力虽大，创造与维持文化的能力却小，于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终于无法继续，而以至于沦亡 〔196〕 。
费氏这一番理论，初看似乎不尽然，因为至少有一部分的事实是和它冲突的，例如，欧洲一部分的皇族，一部分的贵族，以至于美国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的有几个毕业班里，最有才能的分子也就是子女最多的分子，而才能最差的就是子女最少的，甚或没有子女。 〔197〕 不过费氏对于这一类的事实也有一番解释，他说，这些成功的人不过表示他们的才能特别的出类拔萃罢了，而并不能反证他的理论，子女虽多而无害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当然非才力特别优异不办，不过如果没有这许多子女，说不定他们的成就更要未可限量。这当然也言之成理。不过实际的结论是，他也认为社会应当改变它的观念，对于小家庭不再过于重视，而对于大家庭或子女众多的人家应设法减轻它的责任，使不致因子女太多而贬损它的生活标准，至少要使同一职业以内的家庭，无论子女多寡，能维持一个同样的标准。
费氏认为生育能力的缺乏可以遗传，不过此种遗传品性的根据如何，性质如何，他并没有加以申论，他只说这品性在体质与心理两方面都有关系。一方面我们固然有一些谱系的资料足以证明在有的血系里，局部的不生育性，或生育能力的缺乏，是存在的，不过就目前已有的资料与少数作家的分析 〔198〕 而言，这种遗传的相关系数不过在〇·一〇以上。这系数已经并不算小，它在数百年之内已经足以在人口中引起很大的变迁，不过要拿它来解释目前变化极快的轩轾出生率，而其变化又不出最近的一二世代，似乎是很不够。 〔199〕
无后与不育的家庭，在最近的几个世代里，也颇有增加，特别是在受过比较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人口中间。不育的原因也不一，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无可奈何的，即并不是自愿的，但也有不少的家庭是存心以不生育为目的的。有人研究过一千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不生育的妻子，根据她们自己的坦白的书面陈述，发见至少一大半的不育的例子是并非由于自愿的。 〔200〕 最近另有几种研究发见在大多数的不育的例子里，夫妇双方都要负一部分原因的责任，不过，大体言之，这些原因大抵和大都市的不健全的生活有关，而此种不健全的生活并不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至于这些原因和遗传的本质有无关系，则这一类的研究并没有发见。无论如何，无后与不育的现象既和文明进展，教育发达有一种并行的趋势，驯至在美国的若干地域里，已婚的大学毕业生中不育的例子竟几乎占到总数百分之二十，这总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而在关心民族健康的优生学者不得不力图挽救的。费歇尔的研究一方面既教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又从优生与社会公道双方面着想，要社会设法减轻大家庭的负担，是极有价值的。不过我们以为目前一般出生率的所以低降，以及轩轾出生率所以发生，社会的原因比遗传的原因为大。
在上章和本章里，我们看到就在文明的社会里，自然选择依然在发生作用。全部现象的范围很广，而内容的节目也很繁琐而不易于清理，不过经过这一番讨论以后，我们以为大体上应该有了一些头绪。人类的演化正在很快的进行之中，在死亡选择的路上，它走得已经很快，而在生殖选择的路上它走得尤其是快。进行的速率之大，我们可以说是空前的，即在任何人类以外的正常的物种里几乎从没有经见过。而在当代文明状况之下，这种速率更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比起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演化，说不定增加了一百倍还不止。
在当代的许多国家，人口学者发见，上一代的人口对于下一代人口的贡献是很不均匀的，大抵上一代的四分之一产出下一代的二分之一，上一代其它的四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则于下一代维持他们原有的数量，而上一代最后的四分之一则毫无贡献。那维持原状的四分之二不论外，第一个四分之一与第二个四分之一的分别未免太大；无论这两个四分之一究属在先天品质上有何分别，这种分别显然的对于下一代的人口要发生极显著的影响，在一方面是加了倍，而另一方面是完全淘汰了。因为有这种不均匀的出生率的情形，上下两世代的人口在成分上与品质上可以发生极大的变化。究竟往好处变呢？还是往坏处变呢？这是我们目前最迫切而应当加以明辨的一个问题。
最后，在结束这两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作几点很概括的结论：
一、在体格方面，人类对于种种疾病的抵抗力是增加了，因此，对于人烟稠密肩摩踵接的都市生活已经能取得更进一步的位育。不过对于种种所谓退化的疾病，即不因缘于微生物的疾病，此种抵抗力也许是减少了。因此，从今以后，儿童对于生命的期望比以前可以增加，而中年人对于生命的期望，或对于寿命延长的指望，则不免减少。
二、在智力方面，逐渐退化的趋势是显然而无可怀疑的。并且此种趋势已经相当稳定，亟切不容易打破。
三、在情绪方面，趋势不止一端，并且互有利弊。一方面，战争、罪恶、酒精、毒物、花柳病以及许多类似的力量正不断的把神经系统不健全的分子分别沙汰；而另一方面，因为精神病态的照常生育，这种分子又未尝不在比较大量的增加。
总之，我们就用最乐观的眼光来看，把好的坏的种种情形与趋势合起来打量一番以后，我们认为民族健康的全局还是祸多于福，是黑暗多于光明。目前的民族与全部的人类已有退化的倾向，而及时加以防止，端赖不断的采用选择的一条路径。已往的文明，大体言之，不但没有走这条路，并且把它搁过一边，任其荒废，甚至于反其道而行对于许多品性造成了一种反选择的局面，特别是对于智力一端。健全的人口是一种平衡的系统，如今这平衡是颠覆了，要恢复它，维持它，而在恢复与维持之际，要不伤人和，不用摧杀败坏的方法，唯一有效的手段是采取一个宽大的健全的与有计画的优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