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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在位七年，吕后称制八年。《史记》惠帝事，均书于卷九《吕后纪》。今本通篇不提行，颇不易读。《汉书》另立《惠帝纪》作卷二，《高后纪》作卷三，每年提行，眉目清晰；惟书恒山王事，不如《史记》之密，为《廿二史剳记》所讥。
恒山王者，吕后称制时所立少帝之一。惠帝崩后，曾两立少帝，皆称后宫子。其一不知名，立四年，被吕后废杀；其一即恒山王，继前少帝而立。吕后崩后，大臣以其非孝惠子，并诛之。王一人三改名：后称制元年立为襄城侯，名山；二年恒山王不疑薨，立山为恒山王，更名义；四年立为帝，更名弘。《史记·吕后纪》所叙甚明晰。
《汉书·高后纪》，元年立为襄城侯，已名弘。据荀纪六，知今本《汉书》二年下脱去立襄城侯弘为恒山王一节，四年忽书立恒山王为帝，语出无根，《劄记》讥之是也。然此乃传写脱漏，非《汉书》有意删节；且恐唐本已然，故师古释晋灼说，云即元年所立弘为襄城侯者，而不及二年所立之恒山王弘也。惟以襄城侯为弘，荀纪同，自是《汉书》所改，晋灼所谓以后名为正也。然今本灼注以高后元年为惠帝元年，亦误。
《劄记》又讥《汉书》前称孝惠后宫子，后云皆非孝惠子，以此为歧互，非也。前所书者系立之之时，太后谓为孝惠后宫子；后所书者系诛之之时，大臣谓为皆非孝惠子。据事直书，并不歧互。且《史》、《汉》同词，不得独谓《汉书》歧互也。
“恒山”《史记》作“常山”，避文帝讳。《汉书》仍作恒山，盖已祧不讳，或后人回改也。“弘”《劄记》作“宏”，避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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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及以下四篇，均为作者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所作的范文，除篇末注明者外，生前未发表过。
《廿二史劄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
《隋经籍志》所据，皆唐初现存之书。《旧唐志》据开元母煚《古今书录》，《新唐志》据《旧志》而续增天宝以后书。论唐初所存晋史，自应引《隋志》，不应引《唐志》，更不应引《新唐志》也。
《劄记》七《晋书》条末引《新唐志》晋史凡十种，几无一种无问题。今疏举如下：
一、陆机《晋纪》，见《隋志》。今作陆机《晋帝纪》，《新志》沿《旧志》误也。
二、刘肜注干宝《晋纪》，见《梁书》四九、《南史》七二《刘昭传》，及《史通》五《补注》篇。今作刘协，《旧志》误而《新志》沿之也。
三至五、刘谦之、曹嘉之、邓粲，皆著书名《晋纪》，见《隋志》。刘，宋中散大夫；曹，晋前军咨议；邓，晋荆州别驾。按朝代，曹、邓应在刘前，《新志》沿《旧志》之误，《劄记》又误脱两“之”字，不知以“之”为名，南朝风气也。
六、《晋纪》邓粲撰，《晋阳秋》孙盛撰。《隋志》两书相连，《旧志》误读为邓粲撰《晋阳秋》，今本《旧志》又误作《晋阳春秋》。“春”为东晋简文郑太后讳，当时著书名“春秋”者皆曰“阳秋”，后人于“阳”字旁注“春”字，遂连写为“晋阳春秋”。《新志》既出孙盛书，又沿《旧志》之误，重出邓粲书，失考。
七、檀道鸾《续晋阳秋》，见《隋志》及《南史》七二《檀超传》。《旧志》误“续”为“注”，《新志》又误“阳秋”为“春秋”。
八、萧子显《晋史草》，《隋志》入正史类。子显字景阳，《古今书录》避唐中宗讳称其字。《新志》沿《旧志》误作景畅，盖不知为子显也。
九、《续晋纪》五卷，宋新兴太守郭季产撰，见《隋志》。季产名叠，见《宋书》五七、《南史》二九《蔡兴宗传》。《旧志》作《晋续纪》，郭秀彦撰，误也。《新志》作季产，是矣，然何以仍作《晋续纪》？且季产应列萧子显前，今沿《旧志》列子显后，亦误。
十、《晋录》五卷，不见《隋志》，《旧唐志》亦无撰人。是否实有其书，颇为疑问。
统计十种之中：
人名误者五：刘协、刘谦、曹嘉、萧景畅、郭秀彦。
书名误者四：陆机《晋帝纪》、《晋阳春秋》、《晋春秋》、《晋续纪》。
撰注误者二：邓粲撰《晋阳秋》、檀道鸾注《晋阳秋》。
次第误者二：刘谦之在曹嘉之、邓粲前；萧子显在郭季产前。
大抵皆《旧志》之误也。《新志》改正者一：郭季产；《新志》自误者一：《晋春秋》；《劄记》自误者二：刘谦、曹嘉。尚有卷数之误，以《劄记》未引，姑从略。
《隋志》格式，撰人在书名下，小字双行，冠以朝代，次第明晰。《旧唐志》尽将朝代删去，遂有宋在晋前、梁在宋前之弊。《新志》因之，更将撰人改在书名上，遂有撰注不明之弊。不知《劄记》考唐初晋史，何以不引《隋志》而引《新唐》也。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 [1]
《鲒埼亭集》三十有《先侍郎府君生辰记》，侍郎者谢山之六世祖，以明弘治十一年戊午闰十一月三十日生。全氏子孙以闰十一月不易遇，即遇亦未必有三十日，故凡遇闰十一月则有庆；若并遇三十日则大庆。自弘治戊午至永历庚寅，一百五十三年，七遇闰，再遇晦，子孙皆有诗，谢山乃为文记之。文仅六百三十言，而年月日之误凡八。其中有并非闰十一月者二，则记文所谓“九遇闰”者实得七也。今疏其误点如下：
开首第一句曰：“弘治十年戊午闰十月。”弘治戊午是十一年，非十年，误一；是年闰十一月，非十月，误二。
又曰：“己丑六十八岁”。戊午生，六十八岁是乙丑，非己丑，误三。
又曰：“隆庆甲戌置闰于是月，亦无晦。”甲戌是万历二年，非隆庆，误四；是年闰十二月，非十一月，误五；且大建，不得谓无晦，误六。
又曰：“万历癸未，置闰于是月，亦无晦。”癸未万历十一年，是闰二月，非十一月，误七。
又曰，崇祯壬午，顺治庚寅，“皆置闰于是月”。顺治用时宪历，闰在辛卯二月；其闰在庚寅十一月者，是永历四年大统历，非顺治也，误八。
右八点，除二、三两点可委为手民之误，顺治庚寅，或因时忌而改外，余皆不得其致误之由。疑所据者为家谱，从后追纪，工具书不完备，故有此误。《十驾斋养新录》所以谓“家谱不可信”也。
谢山之文，撰于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祯之亡国正百年，而未尝一闰十一月。谢山以此为置闰之失，历学之疏，安得精于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岂独乾隆以前，终有清之世，亦未尝闰十一月，此时宪历之法也。然明清所用历法不同，谢山岂不知，而复有云者，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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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曾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1942年12月）。
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 [1]
《鲒埼亭集》外编四十，有《〈通鉴〉分修诸子考》，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四，曾书其后，然皆不能无误。《通鉴》之修，诸子先为长编，温公乃笔削为定本。今《通鉴》定本，周秦八卷，汉六十卷，三国南北朝一百十六卷，唐八十一卷，五代二十九卷。长编分属，据胡注《通鉴》序言，汉则刘放，三国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说本无误，特未言及五代耳。周秦八卷，本温公自修，名《通志》。《温公集》五七《进通志表》，言“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是也。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命光续成此书，光乃荐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命刘攽代之。明年十月，神宗亲制序，赐名《资治通鉴》。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光又荐范祖禹同修，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书名长编，即自比于分修诸子。《缀学堂初稿》引此条，作熙宁二年，偶误。计其时，汉纪、三国已成，攽修南北朝，恕修五代，范修唐。谢山所引温公与范帖，皆范初任职时语。顾栋高《温公年谱》编此帖于本年，是也。《缀学堂稿》谓为熙宁元二年初议，熙宁元二年，范尚未预修书事也。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十二月书成。李焘追述修书经过，谓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是范任职未久，攽即离局。恕之接修南北朝，当在五代长编既成之后。
《温公集》六二《与刘道原书》，谓道原五代长编，计不日即成。《集》五三《乞官刘恕一子札》，又言十国五代之际，传记讹谬，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是恕分修五代之证。《范太史集》三八《刘君墓碣》，言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能精详，司马公悉委而取决。《通鉴问疑》中，又有君实问“道原于长编何故书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等四条，是恕分修三国南北朝之证。
谢山据温公与范帖，有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语，谓五代为道原所修，是也；谓隋以前一百八十四卷，皆贡父所修，则实未深考。攽在局五年，只修汉六十卷。《宋史》三一九《放传》，亦言攽“专职汉史”。三国至隋百十六卷，并五代二十九卷，皆道原所修，故当时论者，推道原之功为多也。与范帖附今《通鉴释例》末，为原本《温公集》所无。《十七史商榷》百谓此帖《温公文集》亦收，盖后来刻本补入耳。胡氏《通鉴释文辩误》序，谓此帖得之三衢学官，司马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是胡氏曾见此帖，而不以南北朝属攽者，知其后已改属恕也。
《四库提要》史评类《通鉴问疑》条，引邵伯温《闻见录》，谓《通鉴》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唐五代属范祖禹，三国历九朝至隋属刘恕。《缀学堂稿》因之，谓邵伯温从其父侍温公几杖间，闻见必审。不知邵氏并无是说，《四库提要》谬也。是说实出晁说之，《嵩山集》十七《送王性之序》云：温公之子康公休尝相告曰，《资治通鉴》之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及五代则范纯甫，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晁说之传温公潜虚之学，见《宋元学案》二十二，而于《通鉴》之编纂，似未预闻。《嵩山集》十八《题长编疑事》，于《通鉴》稿名长编，为温公自名，抑道原名之，尚不甚了了，则其所述公休之语，于汉前加史记，唐后加五代，未必无误，故胡氏不采其说。《缀学堂稿》谓梅 用其言以为序，梅 序何尝有史记五代之言？又谓其说与《宋史》同，《宋史》攽传、范传，亦何尝有史记五代之言？又谓李焘上《续通鉴长编》表，与邵说同，李表只言唐三百年，范实掌之，何尝有范修五代之说？《缀学堂稿》盖失考也。
《缀学堂稿》颇注意每卷结衔，然结衔只可考《通鉴》定本之年，不能考诸子分修长编之年。如五代长编，早成于元丰元年道原未卒之前，而定本则五代成于最后。范终其事，故误五代为范修；攽始其事，故误史记为攽修。《纬略》十二，载温公与宋次道书，言到洛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此自是指定本，而或又误以南北朝为公自修，不知长编除周秦外，皆诸子分修，定本则无一字非公自修也。
长编卷帙浩繁，时愈近则愈甚。单唐一代，已有六百余卷，定本只八十一卷。醇夫又自为一书，名曰《唐鉴》，仅十二卷，本非《通鉴》中之唐纪也。伊川诸公颇许之，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十三引《范太史遗事》。谢山以为冗，似混二书为一。又《通鉴》汉至隋，一百七十六卷，谢山作一百八十四卷；五代二十九卷，谢山作二十七卷，皆误。《嵩山集》言三国历七朝而隋，《通考·经籍考》引作九朝，《四库提要》引《经籍考》误作邵氏，《缀学堂稿》引邵氏又误作九朝，与《提要》同，知其采自《提要》，并未检邵氏原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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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曾发表于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7期。
《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 [1]
《日知录》通行本有多种，然可大别为二类：一潘耒遂初堂本，二黄汝成集释本。黄本即由潘本出，故潘本误者，黄本多误。若黄本自误，则覆刻黄本者更无不误也。
《日知录》八停年格条，注引吏部尚书辛琡言，不著朝代，遍检诸史无辛琡。惟反对停年格者有薛琡，“辛”盖“薛”之讹。薛琡见《北齐书》廿六、《北史》廿五，《日知录》所引乃《北齐书》也。“薛”何以误“辛”？字阙左上旁，又涉下文《魏书》辛雄而误耳。潘本先误，黄本未能校正，故仅据《史姓韵编》等工具书寻求辛琡，必无所获，非考其事之内容不可也。事之内容为选举，故可于选举类求之。然《通典》十六《选举典》引《北史》，乃作薛淑，淑字昙珍，文应从“玉”，参诸《魏书》四四《薛野 传》亦然，今从“水”误也。
何以知《日知录》所引为《北齐》？《通典》所引为《北史》？则以《北齐》此传较略，《北史》此传较详。《北齐》谓琡迁吏部尚书，请废崔亮停年格；《北史》谓琡迁吏部郎中，请废前吏部尚书崔亮停年格。《北史》所载，为得其实，琡盖先行洛阳令，免官复用，累迁吏部郎中，今本《北齐书》盖脱去郎中一节，遂误琡为吏部尚书，可以《北史》校之也。《通鉴》一四九载此事，称琡为洛阳令，亦误。因崔亮奏立停年格，在魏孝明帝神龟中，薛琡请废停年格，在孝昌改元后，相距凡七、八年。《通鉴》统叙其事于神龟二年，时琡固未为吏部郎中，亦未为洛阳令也。郑氏《通志》五九《选举略》、《文献通考》三十六《选举考》，称淑为吏部郎中，是矣。然误“琡“为“淑”，与《通典》同，知其引自《通典》，非直接引自《北史》。是故一薛琡也，《日知录》误其姓，《通典》、《通志》、《通考》误其名，《北齐书》、《通鉴》、《日知录》误其官，惟《北史》不误，《通志》一五三列传引《北史》，亦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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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