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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叶刻《元秘史》
始余读叶刻《元秘史》，开卷即见腾汲思名字的水，不峒罕名字的山，与连筠簃本之作腾吉思、不儿罕者，译音用字不同也。又见两个好骟马，一名答驿儿，一名孛骡（旁注“舌”），驿骡均用马旁。又音译“好马”为曲 兀惕 ，“骟马”为阿黑 骟， 骟亦用马旁。与《华夷译语》“骟马”之作阿黑 塔（一卷五页）者，用字亦不同也。又“来了”音译为亦列（旁注“舌”）罢，与《华夷译语》之作亦列（旁注“舌”）别（三卷二一页）者不同；“望着”音译为合（旁注“中”）喇（旁注“舌”）周，与《华夷译语》之作合（旁注“中”）剌（旁注“舌”）周（三卷二页）者不同；“说”译为呜诂列论（旁注“舌”），与《华夷译语》之作兀古列仑（二卷二七页）者用字亦不同。此皆在开卷之前四页，其译音用字之特异已如此。
至二卷一页，于两处“来了”之亦列（旁注“舌”）罢下，均注有“原作别”三字；二页于“做了”之孛鲁罢下，又注有“原作伯”三字；余始恍然《秘史》之译音用字，与《华夷译语》不同。《华夷译语》单纯音译而已，《秘史》则音译之外，不论名词动词，有可附以意义者，辄选用音义相同之字。表示过去动词语尾“了”字之译“罢”，其最著也。然原作伯、原作别之注，究为何人所改，何人所注，蓄疑者几二十年。三四卷以后，此注益多。三卷四十四页有注“原作巴”者，十卷十四页有注“原作八”者，则为仅见。此书为叶刻，余初疑此为叶氏所注也。
二 叶刻底本
自观古堂叶氏藏书散出后，余得有文廷式抄本《元秘史》六巨册。卷首有“道羲读过”朱文印，道羲，廷式号也；又横盖有“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白文印。书中硃笔卷第，均文氏所填。眉端复有文氏批语。此本即叶刻所从出，叶序未明言者，别有故也。文本误者，叶刻无不误。八卷之第三十五页，应为第三十七页，文本错简，叶刻亦错简，尤足为叶刻出自文本之证。然原作伯、原作别之注，文本已然。至是始知非叶氏所注，而又疑为文氏所注也。
近门人李生梭，知余校《秘史》，曾以其先大父仲约先生（文田）抄本示余。李本与文本同出盛氏所藏顾广圻校本。文本八卷之错简，李本不错；李本之原作伯、原作别，则与文本全同。至是又知非文氏所注，顾本盖已如此也。
三 顾校本
顾本跋称嘉庆乙丑（一八〇五年）从晋江张太守影元椠旧钞本覆影，卷末称闰六月二十六日校毕。所谓张太守者，张祥云，号鞠园也。张本余未见。顾本曾为盛氏昱所藏，今藏上海涵芬楼，闻最近将在《四部丛刊》续编影出。前年余在江安傅氏许假得，覆校数过，其原作伯、原作别之注，果为顾本所已有。至是又疑为顾氏所校注也。
何以疑为顾氏所校注？因顾跋称所据者为“影元椠旧钞”，果为元椠，则原作伯、原作别之“原”，必用“元”不用“原”，用“原”者明以来语也。《野获编·补遗》云：国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卷一）。《日知录》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卷三二）。今顾校本《元秘史》称“元作伯”者，仅九卷三十五页一处，余皆日原作伯、原作别，元椠何能有是？不特此也，总译用“原来”者数处：曰“原来你今日将这儿子来应了我的梦。”（一卷四四页）曰“那军原来是三种蔑儿乞人。”（二卷四九页）曰“共说原来达达的马瘦。”（七卷二五页）果为元椠，必用“元来”，不用“原来”。其他用“原”字处，如“原曾”（三卷二二页），“原系”（四卷二八页），“原有”（五卷十页），“原是”（五卷二六页），“原掳”（六卷三九页），“原教”（九卷三七页），“原管”（九卷四十页），“原相约”（三卷十三页），“原商量”（三卷五十页），“原定例”（九卷三五页），“原宿卫”（续二卷十五页），“原撇下”（二卷十四页），“原盖下”（二卷三六页），“原排阵处”（五卷十八页），“原约会处”（六卷五十页），“原行的路”（二卷二一页），“原把的寨子”（二卷二六页），不下十数见，用“元”者仅十卷四十二页一见，曰“元来也是平等的伴当”，而同页“原准备的三个力士”仍用“原”。果为元椠，则凡此诸原，皆顾氏校改也。岂其然乎？
四 俄本来历
今年春，伯希和教授来游，以苏俄国家学院所藏《元秘史》影本十五卷六册赠北平图书馆。卷首有朱文“玉雨堂印”，白文“韩氏藏书”章。十五卷末有白文“韩泰华印”，朱文“小亭”二字章。韩泰华者，尝在西安景教碑侧刻有大字，云“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年）武林韩泰华来观”云云，即此人也。连筠簃本《元秘史》张穆跋，称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从仁和韩氏借得影钞原本，亦即此本。第三册卷七末，有通介叟题记，云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第四册卷九末，有七十八叟题记，云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此鲍廷博也。《知不足斋丛书》二十三集各书，鲍跋多自称通介叟。鲍廷博与钱竹汀先生同生于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年），至嘉庆十年乙丑，正七十八岁。此本盖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抄出，复从刻本补写，后归韩氏，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为驻华东正教会拍莱狄斯主教所得者也。余颇疑鲍所称刻本，即张祥云本，因当时以十五卷本为《大典》本，十二卷本为刻本也。又嘉庆乙丑，即顾广圻抄校此书之年，鲍与顾盖先后得见张本者。今二本分卷不同，而原作伯、原作别之注，大体无异，总译中诸原字亦无异，即顾本九卷三十五页之“元作伯”，在俄本为十卷末页，亦曰“原作伯”。至是始知果非顾氏所注，亦非鲍氏所注，《永乐大典》原本盖已如此也。
五 新发见内阁大库藏残洪武椠本
今年夏，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先生从内阁大库故纸堆中发见《华夷译语》与《元朝秘史》残页，计《译语》二十六页，《秘史》四十五页，此洪武椠本也。何以知为洪武椠本，则以与《华夷译语》板式纸色相同故。《华夷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刊本，只有蒙古译语。其后续有增益，不止一种。今所云《华夷译语》者，专指洪武本蒙古译语，即《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所影印者是也。此新发见之《华夷译语》，内容与涵芬本全同，唯板框涵芬本双线，此本则单线；板心涵芬本无刻匠姓名，此本则有刻匠姓名，盖《华夷译语》之元始椠本也。而新发见之《元朝秘史》，板式与《华夷译语》无异，其刻匠二十七人中，尚有姓名与《华夷译语》相同者周文名、赵丙二人，其板刻之先后，相距不能过远。其残存者为三、四、七、八卷，则第二卷第四册之残页也。吾尝以校俄本，此本误者，俄本亦误。如（例略），似《大典》本即出于此本也。然亦有此本误而俄本不误者，如（例略），又似《大典》本不出于此本；即使出于此本，亦必曾经一度校正者。惟原作伯、原作别之注，此本与俄本无异。至是始知非《永乐大典》所注，《大典》以前之本已如此也。
六 “伯”与“别”改作“罢”之原因
“伯”与“别”为蒙古语过去动词语尾之音译，汉文义译为“了”。此等“了”字，《华夷译语》音译为八、为伯、为巴、为别；《秘史》则音译为罢、为毕。然《秘史》始译诗，亦参用伯、别等字，后乃一律改为“罢”。其所以改“伯”为“罢”者，疑因“伯”有侯伯之嫌，而“罢”有了字之意也。其“别”亦并改为“罢”者，疑有迁就罢字之意。今《秘史》中原作别者，有时亦原作伯也。其原作毕者不改，疑因“毕”亦有了字之意也。其改后逐一注明者，疑当时已有刻本或写本流传，特注明以资考较也。此论伯、别之改罢云尔，至于伯、别之应否改罢，乃另一问题，应俟蒙古语专家研究。
“八”字《华夷译语》用之最多，因易与数目之八字相混，译《秘史》时早已不用，仅见之于十卷之十四页，亦已改之。今惟译“别”者尚留遗六处，译“巴”者尚留遗一处，而了字译“伯”者则已改之净尽。故余名今所传本《秘史》为罢字本《元秘史》，其伯字本《元秘史》或《秘史》稿，天壤间是否尚有留存，须待将来之发见。
七 《秘史》与《华夷译语》
汉译《秘史》，与《华夷译语》本伯仲之书，其用均在习蒙古语，故研究《秘史》，不可不参以《华夷译语》。《译语》三卷：一卷为语类，汉语与蒙语对译，分门排列；二卷为诏敕，由汉译蒙，汉文原句即附音译下，与《秘史》音译每段之后附以总译者不同；三卷为书状，由蒙译汉，与《秘史》同，然只有音译义译，而无总译，与《秘史》异。两者相衡，《秘史》之法为进步矣。
《秘史》与《华夷译语》，原刻形式，大概相同。惟叶刻从抄本出，未见原刻本来面目，故刊出后形式与《译语》不类。其最显著者，顾本人名用硃线，叶刻改为双墨线，此节叶序已言之，而不知原刻人名实粗墨线；又原刻页有乌丝栏，叶刻无之。此虽细故，因与《译语》形式不侔，阅者遂不觉其为伯仲之书矣。参观新发见之内阁大库两书残页，则瞭然也。原刻页数为长号头，自一卷至末卷，一号到底；叶刻卷自为页，亦因顾本书口不写页数，文本相沿，叶刻无由知之也。
二十九 《秘史》音符不尽同《译语》
《华夷译语》第一卷，形式沿自《至元译语》，见《事林广记》庚集；惟《至元译语》尚无旁注音符，《华夷译语》则有旁注“舌”、“中”，下注“勒”、“惕”诸法，此《华夷译语》之进步也。小沤巢刊何斠《圣武亲征录》，自十八页以前所引《秘史》，“中”旁多误为“虫”旁；十八页以后，“中”旁、“舌”旁均误为“巾”旁；故 蛤 帢 等怪字，触目皆是。校者盖不知此为音符，亦由前此罕见也。
儿字旁注舌字，《华夷译语》凡例有之，所以示弹舌音也。然《华夷译语》全部儿旁不注舌字，其注舌字者仅三卷一页纳速 丁之儿字。《秘史》据叶刻第一卷，儿旁亦无舌字，二卷仅第一二页有之，三卷以后则多矣；据俄本第一卷十九页以前，儿旁亦无舌字，十九页始有之。可见儿旁注舌，较为后起。
又《华夷译语》有旁注丁字者，与下注勒字之用相同，皆顶舌音也。《元秘史》则专用勒字，不用丁字，此二书之异也。然《元秘史》始译亦用丁字，今连筠簃本一卷第二段，阿兀站孛 温之名凡二见，“温”旁皆注有下字，此丁字之讹也。俄本则一误为干，一误为下。余近得内阁大库藏抄本《秘史》总译，黑格乌丝栏，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字样，为食旧德斋刘氏旧藏，此“温”旁丁字，尚皆不误，足为《秘史》始译用“丁”之证。又《秘史》一二卷，温字下漏勒字者特多，如一卷十一页之撒温勒 周，牙兀伯亦温勒 浑（例略），温字下皆漏勒字；又一卷十页、十二页之脱列温勒毕，勒字均误在毕字下，顾本、俄本倶同，可见“温”旁原注丁字，后乃改为下注勒字，有丁既去而勒未加者，有丁既去而勒误加者，犹有遗迹可寻也。
三十 《元秘史》汉译时代
《秘史》汉译时代，有谓在《华夷译语》前者，有谓与《华夷译语》同时者，因二书名字同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记事也。顾广圻跋数称其所见者为元椠本，吾尝代为解释，谓“元椠”者，元始椠本，或元来椠本耳，非谓元时椠本也。今以译音用字，及“伯”之改“罢”，“儿”之加“舌”，“丁”之改“勒”诸节观之，则《元秘史》之译，尚在《华夷译语》后，何得有元时椠本？先译浮屠，后译佛陀；先译师子，后作狮子；先译流离，后作瑠璃；耳治在前，目治在后，自昔然也。
虽然，论翻译《秘史》固在后，而论语言则《秘史》实在前。因《秘史》所用者系元太宗季年（一二四〇年）之蒙古语，与《华夷译语》所用洪武中年（一三八二年）之蒙古语，相去凡百四十余年。今《秘史》中时有缺义之语，如二卷六页之 兀鲁 ，三卷十九页之 乞 ，四卷十二页之兀鲁额惕 ，五卷三十七页之阿荅 荅阿速，六卷十六页之阿备巴备，七卷十页之脱鲁勒 米石等，不一而足。亦由译者久居内地，数典已忘其祖也。假定此书早译数十年，故老犹存，咨询自易，何至不解之语屡见简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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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完成于1933年12月，由历史语言研究所雕板印行（1934年2月）。此次据原稿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