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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子耶律铸之生证其卒，以其父耶律履之卒证其生
耶律楚材卒年有癸卯、甲辰二说。《元文类》五七，宋子贞撰耶律楚材神道碑，言癸卯楚材忤后后，即接云“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薨，年五十五”。“其年”云者，承上文癸卯言也。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五，楚材传，则直云“癸卯薨，年五十五”。《元史》一四六楚材传则言楚材“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太宗纪》同。
神道碑及《名臣事略》均云癸卯，何以《元史》改为甲辰？则以神道碑有“公以明昌元年生”之文，由明昌元年庚戌，计至五十五，当为甲辰，故加“甲辰”二字也。
然试以耶律楚材子耶律铸之生证耶律楚材之卒，实为癸卯。何言之？《湛然居士集》十二有乙未为子铸寿诗序云，“铸方年十有五”。由乙未逆数十五，当为辛巳。卷十四又有子铸生朝诗云，“昔年出燕然，辰当摄提格。鹑尾得凤毛，续后予无责”。摄提格谓戊寅，鹑尾之次于辰为巳，亦谓辛巳。《元史·耶律楚材传》附铸传云，“楚材薨，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生于辛巳，二十三正当癸卯。《元史》既于楚材传改癸卯为甲辰，而同卷铸传年二十三之文却未改为二十四，盖不知其矛盾也。吾于此仍断楚材之卒为癸卯。
然何以解于明昌元年（庚戌）生之说？则“明昌元年”四字，神道碑实误也。碑云，“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献公谓所亲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当为异国用’，因取左氏‘楚材晋用’以为名字。公生三岁而孤”。
既曰“六十得子”，又曰“三岁而孤”，则研究耶律楚材之生，当先研究其父耶律履之卒果在何年。《元文类》五七，有元好问撰耶律履神道碑，云“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于位。八月辛巳，车驾临奠，谥曰文献。”
据长历，金明昌元年庚戌，六月甲申朔，丙午为二十三日，是楚材生四日而孤，非生三岁而孤也。可疑一。
履年六十而生楚材，六十一卒，是楚材生二岁而孤，非生三岁而孤也。可疑二。
据长历，明昌元年庚戌，八月癸未朔，无辛巳，则所谓“八月辛巳车驾临奠”者，非明昌元年也。可疑三。
若楚材果以元年庚戌生，生三岁而孤，则履当卒于明昌三年壬子；然明昌三年八月辛丑朔，亦无辛巳。可疑四。
考长历，明昌元、二、三年中，六月有丙午，八月有辛巳者，唯明昌二年辛亥。明昌二年六月戊寅朔，丙午为二十九日，八月丁丑朔，辛巳为初五日，因此知《元文类》耶律履神道碑“夏六月”之上实脱“二年”或“明年”二字。检《金史·章宗纪》，尚书右丞移剌履果以明昌二年六月丙午薨；而移剌履本传亦言明昌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也。
履之卒年既明，则楚材之生年可定。履以明昌二年辛亥卒，则楚材所谓“三岁而孤”者，当生于己酉也。
《西游录》云，“戊寅之春，三月既望，诏徵扈从西游”。西游之前，曾参万松三年。万松撰《湛然集序》云，“居士年二十有七，受显诀于万松；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湛然集》八《从容录序》十二《琴道喻序》亦云“参万松三年”。是戊寅西游时年三十，而始参万松之年实为乙亥五月燕京被围之后。《从容录序》所谓“遭忧患以来，求祖道愈亟”也。乙亥年二十七，则亦当生于己酉。
然有左之疑问：
一、己酉为大定二十九年，何以楚材神道碑谓为“明昌元年”？盖误以章宗即位之年为明昌元年也。据《金史》，世宗以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崩，章宗即皇帝位于柩前，明年改元明昌。今碑所谓明昌元年者，应为章宗即位之年己酉，而非明昌元年庚戌也。
二、己酉履年五十九，何以云“六十而得此子”？举大数也。履五十九生楚材，六十一卒，故楚材三岁而孤。
生于己酉，年五十五，则当卒于癸卯。《元史》轻信明昌元年（庚戌）生之说，故误改其卒年为甲辰。经以上研究之结果，诸史料应改正者有下列三点：
一、《元史》楚材传，应仍照楚材神道碑，不加“甲辰”二字。《太宗纪》同。
二、耶律履神道碑“夏六月”上，应照《金史》加“二年”二字。
三、楚材神道碑之“明昌元年”，当改为“大定二十九年”或“章宗即位之年”。
附年表
金世宗大定廿九年，已酉。正月二日金世宗卒，六月楚材生。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二岁。
二年，辛亥。三岁，父履卒。
元太祖 元年，丙寅。十八岁。
十年，乙亥。廿七岁，燕京陷，始参万松。
十三年，戊寅。三十岁，西游。
十六年，辛巳。卅三岁，子铸生。
元太宗 七年，乙未。四七岁，铸年十五。
乃马真后称制元年，壬寅。五四岁，夫人苏氏卒，时铸年廿二。《双溪集》六，过国夫人墓诗，有“二十二年恩与爱”句。
二年，癸卯。五五岁，卒，时铸归燕葬母。
三年，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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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八期（1930年12月）。据原稿校订。
《敦煌劫余录》序 [1]
《敦煌劫余录》十四帙，著录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中有缺号，有一号裂为二三轴者，均于检目注明之），今藏北平图书馆，原出敦煌县南四十里之千佛洞。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是时雕版尚未大兴，书皆缮写，周、隋而后，造象之风寖杀，信佛者又以写经为功德，故佛经写本之传布特多。宋王明清《挥麈录》载，雍熙初王延德使高昌，见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又有敕书楼，藏唐太宗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诸地，宋初韫藏文物尚富，且不止释典一门。《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稍稍流布，时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宣统二年，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即今所著录者是也。顾何以十之九九为佛经？则以国人研究古物，只能于有文字处求之，其无文字而为图像器物之属，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汉文而为中亚古代语言，亦不贵也。国人所贵者，汉文古写本，然汉文古写本为人所同贵，故佛经以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遗者，又沿途为黯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只此也。
民国初元，予至北平，颇震惊八千轴之数，冀于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尝就方家胡同图书馆检其目录，惜当时所写定者仅二千余号，以未窥全豹为憾，得“宇”字五十六号摩尼教经，以为瑰宝矣。
十一年春，予兼长馆事，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乃与俞君约，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予被推为采访部长，佥拟征集公私所藏，汇为一目。登报匝月，应者寥寥。予遂先就馆中录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原号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起止者，每轴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稿成，名曰《敦煌劫余录》，未及刊行，会又停顿。
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予乃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又越年余，今始写定。
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经入馆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今第十四帙中俟考诸经即此类；第十四帙中并有续考诸经，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并依编入。予于此录，始终碌碌，因人成事而已。回忆壬戌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中华民国十九年春分日圆庵居士陈垣序于北平丰盛胡同之励耘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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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劫余录》14卷，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3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