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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游行罢课闹了好几年，加上军阀互相残杀，北京政府的力量终于一蹶不振，军阀则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首脑，无时不需要邻近各省的支持，如果军阀一翻脸，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北京城。北京政府在各省的根基愈来愈脆弱，政权本身亦随之摇摇欲坠。某一军阀进入北京接收政权，另一军阀马上阴谋取而代之。当政的人如果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对，例如学生游行示威，其他军阀便利用机会从中取利。权谋、内战、政变，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的结果，北京政府随时在更换主人。我在北京的最初九年之中，所看到的变迁实在太多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我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着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北京政府的经济状况非常窘困，国库应有的收入，都被各省军阀扣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或径入私人腰包。中央政府通常只能以极高的利息向银行借一点钱，这一点钱之中的一部分，还得用于笼络支持政府然而需索无餍的军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教员薪水拖欠的情形。不但教员如此，就是政府官员和驻外使节的薪水，也往往一欠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
“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有一天，一位美国外交官这样问我。
“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我回答说。
情势一年不如一年，终至老百姓对政府的最后一点敬意也消失了。学生帮同破坏了它的威信，军阀们则把它整个埋葬在北京的尘土里。
数年后在美国遇见那位美国朋友，他问我是否忘了蚌壳的故事，我说没有。
在那时候，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则以一日千里之势在发展，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一直享有大众的支持，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甚至连北洋军阀中的一些开明分子也同情国民党。一篮烂橘子里，有时也能找出几个好的来的。
中山先生虽然逝世了，国民党的精神却始终未沮丧。孙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武力核心，继续在蒋介石将军为校长的黄埔军校发展茁壮，短短几年之内，蒋将军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完成训练，随时可予北洋军队以致命的打击。1927年，革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长驱北伐，左翼直入华中而下汉口，右翼循闽浙沿海北上而达杭州，继以钳形攻势会师南京。革命军攻克南京后，遂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亦于同时入据北京。这位声名狼藉的军阀，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他的利爪随时会伸向他不喜欢的任何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我曾在一个治安委员会席上见过他几面，当时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那副尊容，真叫人望而生畏。京报编辑邵飘萍被枪毙的那天晚上，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告诉我，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感觉到魔爪的影子已经向我伸过来了。刚好王亮畴（宠惠）来访，我不假思索，连忙跳上他的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在六国饭店辟室住下。第二天跑到美国使馆向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守常（大钊），女生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他们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我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经常以写字消遣。
同住在六国饭店的亦有几个人，地质学教授，以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骝先（家骅）就是其中之一。好些朋友不时探望我们，但是在那里关了三个月，即使那是一座豪华“监狱”，也有点吃不消。我们一直在设法逃出北京，后来局势比较松弛一点时，就相继溜出来了。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太太，我之能够逃出北京，就是她一手策划的。她冒充我的太太，同乘一辆古老的马车陪送我到东车站，一路上居然逃过警察的耳目。陌生人望我一眼，都会使我心惊肉跳，虽然我在外表上仍旧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挤在人潮中搭上一辆去天津的火车，然后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
在船上碰到朱骝先，他正预备转道上海赴广州，后来他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我本人则由上海转赴杭州。当时沪杭铁路已告中断，因此我只好绕道赴杭。这时何敬之将军（应钦）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浙江，北京政府委派的浙江省长正准备起义反抗北洋政府向国民革命军输诚。我去拜访他时，他向我透露了参加南方集团的计划。他告诉我，他已经派了1000人沿铁路进驻江苏边境，江浙之间的铁路已告中断。
我心里想，他准是被别人的胜利陶醉了，否则他怎么会企图与实力强他十倍的敌人作战呢？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杭州，绕道重回上海。几星期以后，他的军队被北军打得落花流水。北军进杭州时，他被捕处决。
不久北洋军阀命运逆转，国民革命军进占杭州。我也再度回到西子湖畔。杭州人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这些现代装备的军队胜利进军杭州时，成千成万的市民满面笑容地列队欢迎。我站在人丛中观望，一颗心高兴得怦怦乱跳。经过16年之后，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信誉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大约一年之后，蒋总司令在1928年完成部署，准备继续北伐。他指挥的军队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向北京推进。北伐军抵山东济南府边缘时，日本人唯恐中国统一，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权益和日本皇民的生命财产，竟由青岛派兵沿胶济路向济南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事件”，以破坏中国的统一计划。所谓“事件”，自然就是中日之间公开冲突。日军在济南府残杀山东交涉员及其僚属，希望借此激起中国的报复行动。
蒋总司令洞烛日人阴谋，深恐小不忍而乱大谋，决定暂避其锋，把国民革命军的前头部队调离山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因而国民革命军未遭阻挠，统一目标亦赖以实现。日本军队在山东终于扑了空。
国民革命军到达后，北京随即陷落，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
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进杭州时，我被任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我在政府中担任工作的经验也就在杭州开始了。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省政府由省政府委员会组成。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前，所有省府委员以及主席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委派的。
省府委员之中有五位分别兼任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军事厅长、建设厅长和教育厅长。省府委员会之上则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负责全省一般政策，政策决定后，即下令省政府执行。会议主席由省主席张静江先生担任，由我任秘书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国民党要职。后来省境情势渐趋稳定，政分会遂告撤销。
省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样充满着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我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省政府的建设计划相当庞大，但是革命之后，此项计划难免受经费支绌的限制。因此只能将工作集中在铺筑公路上面，几年之内的确铺了不少公路。省城本身也有许多道路经省政府指定拓宽或添建。两年之后，杭州城内已经添筑了许多宽阔的马路。西湖沿岸和苏堤也辟了马路，直达西山各名胜，另有一条公路与上海衔接，招来了不少度周末的游客。短短三年之内，杭州已经焕然一新了。市区之内，西湖之滨，以及湖边山麓，新建洋房别墅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人口激增，商业也盛极一时。
各县市也新建了许多电灯厂。若干乡村里还装设了蒸汽帮浦灌溉稻田。因为浙江是丝织业中心，政府开始提倡科学养蚕法，以科学方法培育蚕种，然后转售给养蚕的人。头一年里，科学蚕种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对，因养蚕的人受了以传统方法培育蚕种的人的影响，对于科学蚕种发生怀疑。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第二年中，政府出产的新式蚕种已经供不应求。
为了改善田租制度，政府举办全省耕地调查，工作继续了好几年。浙江省所采用的办法，与共产党对农地所采的激烈手段适成对照。浙江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办法，也就是佃农付给地主的田租普遍减低25％。佃农通常以主要作物收获的50％付给地主田租，“二五减租”以后，佃农就只要付收成的37.5％了。田租的租率已经维持了几百年，计算方法各地互有差别，实行“二五减租”以后，有些地方的佃农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另一些地方，这个减租办法却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引起严重的纠纷。减租委员会所收受的讼案多如山积，全省各地普遍发生纠纷，减租办法终于几年之后放弃。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庐（定一）被暗杀，死因迄今未明。
不久之后，扫除文盲运动开始。经过六七年时间，除了普通的小学之外，短期的民众识字班增加了几千个。
省内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次新试验。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由我担任校长。浙大不但主持高等教育，并且主管全省公立学校。教育厅取消，浙大校长则成为省府委员。另外两省也继起仿效，各自成立大学。经过两年的试验，另外几省发生内部纠纷和政治争执，整个制度终于在1929年废止。那时我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所以培植这个制度和埋葬这个制度的都是我自己。
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年，翌年膺任教育部长，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此经常往返京杭之间。1929年，我辞去浙大校长兼职，在南京再住了一年，后以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的意见相左，被迫辞职。
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朦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讼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
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
“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
第二天我就辞了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