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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会”上的讲话（选录八则） ————1933年前后讲于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
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
讲到朝会的来历，就要谈到我的生活。大体上说，我自二十岁至二十九岁为一段落。此段落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岁以后重转回人世的路，一直到现在。二十九岁那年，在济南教育厅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时已在北大讲过），民国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说到求友；在结论中又曾说到我的主张和希望————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使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近十数年来我就是如此做，从那时（民国十一年）起也就有了许多朋友跟我在一块。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之一员。朋友们在一起相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来共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民国十三年，我辞去北大教职，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办高中，后来又辞职回北平，高中学生即有一些随着我们到北平的。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 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民国十七年我在广东接办省立第一中学，朋友团体也随着到了广东，当时我同黄艮庸先生等拟了许多办法，都是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紧者有五点，现在邹平还保存有两点，即朝会与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其学则是我拟的，内容大多是从那边————广东一中转来的。现在邹平则又是从河南转来的。
在第一届研究部时，朝会每由我来讲话，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入反省之念者亦强。
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 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 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二十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 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言志
今日早晨想到《论语》上“盍各言尔志”一句话，现在就言我之志。“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这混乱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业上，都正是彷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 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八十年来，中国这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刺激压迫，而落于不幸的命运，民族自救运动一起再起，都一次一次地先后失败了。每一次都曾引动大家的热心渴望，都曾涨到一时的高潮，但而今这高潮都没落了，更看不见一个有力量的潮流可以系属多数的人心，而却是到处充满了灰心、丧气、失望、绝望。除了少数人盲目地干而外，多数人无非消极鬼混，挨磨日子，而其实呢，中国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可悲观的事。悲观只为蔽于眼前。若从前后左右通盘观测，定能于中国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数人蔽于眼前，没有这眼光罢了！我是对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绝对乐观的一个人。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气，是自信，是兴趣，是热情。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随便而有的，这里面有我的眼光，有我的分析与判断（我讲的《乡村建设理论》便是这个，不复赘）。我是看到了前途应有的转变与结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为从事实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们所应走的而惟一可能的方针路线（乡村建设）。我的自信不难成为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气可以转移大家的灰颓之气。大概中国社会不转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气之时，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后觉悟、最后潮流毕竟是到了！我们就是要发动这潮流，酿成这潮流！这方向指针我是能以贡献给社会的————我充分有这自信。单有方向指针还不够，还须有为社会大众所信托的人格，为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
发心与立志
许多人都觉得近来生活不安，我亦时常有此感觉。因此我知道一般人思想之杂乱、心里之不纯净，真是很难办的事！人多半都有种种私欲私意，要这个，要那个；本来我们的心量已经十分渺小，这么一来就更危险，怕更没有力量来干我们的事业了。古人有言：“知病即药！”现在让我指点出来，使大家知道自己心杂无力即病。然后才可望自觉醒警惕！
我听说有几位同学读佛书。我对于佛学前曾稍作探究。佛家的彻始彻终便是发心————发菩提心。发心是什么？这味道非常深醇，颇难言说。盖所谓发心，不但是悲，且是智慧的；他是超过一切，是对众生机械的生命，能有深厚的了解原谅与悲悯，而要求一个不机械的生命。儒家也是要求一个不机械的生命，但与佛家不同。儒家亦有彻始彻终的一点，在立志。然儒家的立志与佛家的发心其精神意味则不同：佛家是原谅与悲悯，而儒家则是刚正的态度。这二者内里自有彼此相通的地方。所以终极都是一个自由的活泼泼的有大力量的生命。
我们都是力量不够的人，要去可怜旁人，先须可怜自己。如何可怜自己？就是须培养开发自己的愿力（发心与立志都是愿力）。怎样开发？要在当初动念干这个乡村运动的地方去找，去反问自己为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为何又在彼时真切？这样能将原来的真情真愿因反求而开大。当痛痒恻隐之情发露时而更深厚之，扩充之，则正念有力，杂念自可减少。唯有愿力才有大勇气，才有真精神，才有真事业。不论佛家儒家皆可，但须认取其能开发我们培养增长我们力量的那一点。我们只有努力自勉，才能完成我们伟大的使命！
真力量要从乡村酝酿出来
民族自救运动之对固有文化起反感，是一定的，没有法子不这样。开头大概非起反感不可，慢慢地再折回来。这原因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文化到了清代已僵腐，内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类精神；因之礼教成了硬壳，硬固的虚假，对于自己的真精神没用把握，胸中无主，所以才盲从地跟着外来的走。聪明活泼的人，拿了中国与西洋比较看，就一定讨厌中国固有的；但如果这个人不堕落，过几年他总会渐渐明白中国固有文化是深不是浅，是成熟不是幼稚。虽也许有人，对中国固有文化，觉得很有把握，很固执着，但也没用。因其拒绝新潮流，终是没法固拒的。非等到社会转变，转到大家都有觉悟时，没有办法。言觉悟自然要天资高的才能。但我说这觉悟，不是就个人说，是就社会说。这种觉悟恐怕不在大江及沿海地方，大约先在内地发动，要比较心气从容一点的人才可以见得到。中国问题已十分严重，怎能不着急！可是心急的人，决不会发生觉悟。完全顽痹的人自然也不行。我于“一·二八”之后到沪杭去，见上海生活老是匆匆忙忙的；这样恐终不会发生真的觉悟。因为他老要求一快的办法，越要求快越没有办法。因他对这个“文化病”完全不了解。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都市。
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
社会上许多罪恶，都是从种种条件之下形成的。单去责罚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也可说是愚蠢。
杀人是现在的制度，此制度在现在尚属必要。此必要虽并无道理， 尚无他法可以更换替代。我曾说过，没有一种可以称为好的制度，只有一种比较合适可行的制度。我们不能因其是好制度，就用得上他，同时也不能因其不好而可以随意摈弃他。制度的形成乃出于一种必要。捉到土匪不杀而教育他，感化他，当然比较好。可是为什么不用一个好的法子，而倒用一个不好的法子呢？这就是人命在现在尚不值这么些钱————这是一句真的话。所谓杀人是现在制度的必要，没有旁的，为求社会的安宁，而又要省事合算，在现在没有比用枪毙的法子能更省事合算的了。省事合算是一个无道理的道理。那么，现在省事就是道理，就是很有力的道理了！这社会在今日真不知为省事曾抹杀过多少道理！
杀人是制度，不单指刑法，并包含战争。罗素曾说，战争在现在可算一个制度。因人类到现在全承认以战争解决问题。以战争解决问题，顶不合道理，天下简直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然战争却成了公认的办法，为现行制度之一。在我并不相信战争在人类为不可少，杀人为不可少；我正是相信战争杀人在将来必是可少的。他的存在并不是我愿意。但是，在先他并不必因为我愿意而存在，今后也并不会因我不愿意而不存在。
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是看得很重要的。我所以看重它的意思，则在于非这样不能给我们挪出更大的闲空，非这样不能使文化更日进于高明。大概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对一切问题越可以采用细致的办法。亦即是理性的解决办法细致的办法，是从富力增进来的。唯有富力增进，可以用教育代替杀人打人等办法。到那时人命才值钱。
经济的进步，我们看得很重；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 人类虽是理性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不论其在个体生命或社会生命中，其开发都是渐次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也是要渐次的才能入于一种合理的安排，即渐次的把理性开发出来。而能帮助理性开发 的，则是经济。
制度与经济
本来一个社会的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 。中国现在却是不幸得很，因为他的制度，并不是依事实才想出的办法，反都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仅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那怎能成功呢？要想一个新制度成功，非先从造成新的事实上着手不可 。例如经济是事实的主要部分，是事实的骨干，想有公共组织，必先使其经济生活的关系能达到公共联合的地位而后可。若各自谋生，没有什么关系，则公共组织便不会成功。因为经济进步，能使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相关联而不能分开；并且因生活上的连带关系，遂相随而发生政治上的公共组织。总之，经济上越分业越进步，分业越多，则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离者亦愈甚，亦即是社会关系密切的程度相随而加高，有如密织之网。既集众人于一块，故须有公共组织以解决公共问题，而后公共组织于焉以成。反过来说，中国以前社会之所以散漫，虽有文化上其他因素，亦是经济上未进步到需要公共组织。还有经济进步然后人民才有余裕来参加政治。如此，新的行为习惯才能渐渐养成，而新的制度亦随之成立。由此可知，今日应注意者，端在新经济如何形成之一点上。
乡村建设的办法，较之欧洲则更进一步。欧洲经济之发展，是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来的，以至闹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经济两面不相应。我们今想从合作主义入手来谋经济上团结自卫；从合作组织来引发地方自治。这便是从经济组织引入政治组织。一则由于农民与工商 业者不同；农民需要合作，工商业容易走入竞争。二则我们在国际经济侵略压迫下，不得不联合自卫。且不如此，则人民对于政治不感觉需要，所谓组织，便将无从组织起。由生计问题将农民牵引到一块，由新经济之促进，使人民感觉新生活之需要，则此后对于一切行政教育建设诸问题，自会去找；不用催迫，自然会要求参与实行，或比别人替他想得更为周到。孙中山先生遗教所说的“地方自治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且亦为一经济组织”，要由此才得实现。如此之进步是自己真进一步。所谓因下层需要而发动的建设，事权将始终是握在下层，可以免却近代国家的一切危险毛病。
农民运动与合作
现在世界完全不能再走从前普通的路子，非给大多数人解决问题不行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是糊涂的。什么是农民运动呢？从他的目的一面说，就是谋农民的利益；从方法上说，就是要组织训练农民，启发农民自己的力量，使农民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单是对他同情是不够的；我们替他们来做是不够的；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心也是不够的。要紧的不是心，而是手的问题。不应仅是经过我们的手，来达到农民的要求，必须用农民自己的手来达到农民自己的要求。
有的人做农民运动，所见稍偏。他们把农民利益过分看重在物质上，如租金、工资、土地等，于是他们的办法，总是在谋减租、加工资而少做工等等。除将来土地问题解决，根本消除佃农、雇农外，在眼前专门唆使农民争减租金一类举动，是不相宜的。农民问题要放在中国问题内来解决，而中国问题天然不是斗争可以解决的。因此，做中国农民 运动，须另具眼光，与在其他社会不同。我们即为农民打算，他的利益，亦不单在那些物质上，物质只是与利益有关而已，非物质即利益。利益是什么？利益就是好处，能增进人生趣味者，便是好处。人生缺乏物质，当然不行；然就以钱多，不做事，为人生乐趣，则是错误。————这或者适足以减杀人生乐趣。人生乐趣何在？人生乐趣有两点：
一、和气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爱，大家都忘了自己，融成一体之情。
二、创造，说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们的身体或心思向前去干一些事情，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
若通俗点向农民说，就是和气与勤勉；说创造恐怕他不懂。试且看有钱的人家，骨肉不和，四体不勤，到底有什么乐趣呢！反之，如果“家贫出孝子”，虽无钱而家庭和睦，人人勤勉，则人生趣味正在其中。社会亦同家庭略相仿，不要关系恶化。尤其中国北方之一乡一村，真仿佛一个大家庭一样；分化乡村而斗争于其间，与斗争于家庭差不多的。减租原是应该的，但若只见租金多少，不顾人情，太伤和气，恐其得不偿失。大约在中国农民运动中，应以合作运动为主。我们想从增进他的和气，以做到生活上种种合作。好多事情都可以合作；合作不应单属于经济的范围。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由此合作，以谋进一步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