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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结语”倒也不必如现代语中所谓“总结”。
“引言”写出之后，因为课期迫促，仓促付印。嗣后发现其中颇多遗漏，即是说，应该写进去的却不曾写进去。现在，这“结语”就是来打打补丁：如此而已。
下面所写的各段，有的是韩刚羽、高荫甫两位先生提出的意见，供给的材料；有的是我随时所想及，就只随手写去不再加以区分。
佛典旧分三藏，即：一为经藏，音译修多罗藏；二为律藏，音译毗那耶藏；三为论藏，音译阿毗昙藏。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
所谓“戒”，即戒律戒行，说得通俗一点儿，即发下誓愿不做坏事，如“五戒”之类；若再推而广之，便成了佛教徒所说的“三千威仪，八百细行”，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所谓“定”，即是“无挂碍，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简言之，即是“一心不乱”。所谓“慧”，即是智慧；细说之，晓达无为之空理（佛理）叫作慧，所以佛智叫作“慧日”，而释迦牟尼又有“慧日大圣尊”之称号。
佛教徒的做功夫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求“道”之次第如此之合理，在宗教中，真可说是难能而可贵了。
现在所选的教材，可以说俱出于经藏。戒律于我们非佛教徒没关系，所以不曾选律藏。论藏，本来打算在《大智度论》和《大乘起信论》里选两节。斟酌了半天，觉得那种惟理论的教义太玄妙了，讲起来怕费事，而我的学力又太浅，恐怕越说越不得明白：所以终于也不曾选。
一种宗教，当其创教之始，其创教主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习惯以及传统信仰一定有所不满，而思有所改革。这所谓改革，倒不必定说它是改良，因为真正的宗教的教义往往具有着极端性，所以对于其所不满的（否定的）事物的改革也是彻底的，甚至于可说是革命的。这在佛教，尤其如此。
在古印度，人民间氏族的阶级划分得十分严。我们只看“四姓”这一名词，便可以知道。释迦牟尼这位大慈大悲的教主之所以提倡平等观和普亲观，也就是要消灭这阶级。然而纵使其动机和目标都是好的，而其忍辱、戒杀的“教行”在当时却仍然是使不得。（不管他是怎样地“众生无边、誓愿度”。）
列宁说：“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七卷）释迦牟尼也正是如此。
不管释迦牟尼是怎样的一位天才，他可是不懂得只有通过了阶级斗争才可以促成阶级的消灭；而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时候，去提倡普亲、平等，不但太天真、太理想、太“一厢情愿”（羊与狼怎能谈普亲、平等），而且其结果反使统治阶级更容易发挥其统治的威力，巩固其统治的地位。
又是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的话，其学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确切最深刻的含义用的）”。释迦牟尼的教义也正是如此。
这也不能十分怪罪释迦牟尼，因为他是两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物。
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
翻译文学之影响倒不在于所谓“文人”的著作。它直接影响到小说；间接则到戏剧。这是我们研究我国文学史所不能忽略的。
我国在早无所谓“反切”（拼音）和“四声”（平、上、去、入），一直到六朝末期才有。这与译经也有关系。因为梵文是拼音的，而翻经有时要用音译，又因为要忠实于翻译工作的缘故，必须做到音译之正确：以此，四声和反切便生出来了。发展下去，到了唐朝，就成了有着卅六字母的“等韵”。
“引言”中曾说佛教给与中国的影响是迷信、哲理和文学。如此说实在不完备。我国古代的绘画、雕塑、建筑以及音乐（几乎是整个的艺术的全体）也受过佛教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应该晓得的，虽然这已经轶出佛典文学这一主题之外了。
综上所说，佛教来到中国，其影响倒也真正“非同小可”。治古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哲学史的决不可以轻轻放过佛典。
索性跑到题外去，再说几句。
佛教不独在中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东南亚、东亚，如越南、高棉、寮国、缅甸、蒙古、朝鲜和日本，亦然。
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欧洲的命运》里面说：“古希腊以它的遗产、伟大的艺术和人道主义的萌芽使它（欧洲各民族共同的命运）丰富起来。基督教是欧洲的共同的冲动和病症。”我打算把这位大作家的话应用到古印度佛教之在东南亚、东亚诸国。因为在这里，佛教是具有着类似乎古希腊与基督教之在欧洲的情形的，说的是它的智慧和它的宗教（在这一方面，佛教之在亚洲，是“病症”多于“冲动”的）。这也就是佛典在今日的价值。
在开头，我很高兴（于此不敢滥用“荣幸”）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我不是佛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佛学的研究者。而佛书却是爱读的，特别是在抗战后，解放前。而且我越读佛书，就越震惊于释迦牟尼的天才与其伟大的人格。自然，一直到现在，对于教义大部分还是搞不通。我不是说的佛典中“名相”之学。那个，我不会搞得通，而且也不想去搞通。
我所最不满意于释迦牟尼的是：他对于妇女那么深恶而痛绝。佛典中，那一套“不净观”的教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是最怕读。我说怕，这怕字是如字解。每一读，我就怕起来，怕得我“毛发直立”。也许就为了这，我就不能成为一个佛教徒。
话说远了。我只是说有一时期，我爱读过佛书（读得虽然不多）；我钦佩过释迦牟尼；而现在呢？我很高兴来讲佛典翻译文学。这高兴殆不下于“小孩子过新年，穿新鞋”。
大半生教书，在各地各校曾担任过种种不同的教科，我还不曾讲过佛典文学，虽然在堂上有时也曾征引个一句半句的。
这一次，用了古语来说，正是“破题儿第一遭”。这也是我稚气地高兴的原因之一。
然而天下事，做起来往往不像想起来那么简单。此刻还不曾上课，我已写出引言，选定教材，略加注解，而且结语也临近结束。在备课上说，差不多已是“功行圆满”。我的高兴可也差不多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惶恐了。
不拘写稿、选材、加注，我越写下去，越感觉到自己对于佛学之无知。新的理论呢，我又那么有限：使我不能很好地掌握着去批判地接受佛典。
总而言之，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我还不能胜任而愉快。即以自家的讲稿的文字而论，说理既不能深入，又不能浅出；行文既不能简练，又不能流畅。这已经够泄气了。
不过环境条件俱已具备（这就是佛所谓因缘），我不能也不便于开小差，只好准备着硬着头皮去上课。
这就算是责任感吧，然而绝不是在开头时的高兴了。
五四年，国际劳动节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