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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的终结————少年维特式的多愁善感————法国大革命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文学中的怀疑论，一直讲到大卫·休谟，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怀疑论的终结。
把怀疑论和远在它之前的一件事相比较，比如说把休谟和但丁放在一起，你们不免会感到奇怪。休谟和但丁相隔五百年，他们两人都是各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两个人都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最好地成就了自己）。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想看看但丁是如何做的，休谟又是如何做的。
但丁看到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神圣的规律，威严而又优雅地表现着自己的意志，他抓住了它；休谟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有混乱，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但他的直觉比他的理智更真实，因此，他一直遵从自己的直觉，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因为就他所写的书而言，他相信它们是有道理的，因此把写的书出版对他来说似乎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他的智慧除了用于写书，没做别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他将自己写的书出版对人类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不管怀疑论在当时，特别是在法国多么受欢迎，它只不过是人类心理的一种疾病，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至多也只能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因为它不是要找出什么是谬误，而是要确定什么是真理。当然，这是人类真正智慧的体现！但如果我们心中只有逻辑，认为逻辑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方式，认为一个人除非站起来，在他所在的位置上画一个记号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没有保证的尝试，他忘记了保持缄默是更好的办法。如果真理只有借助逻辑的展示才能令人信服，那么，我们不要它也罢。
那时，不仅非宗教信仰者持怀疑态度，人的整个心理体系都是怀疑论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也怀疑一切，不断地用合乎逻辑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教义的正确性。有试图证实的动机有何用？那些站起来行动的哲学家才是正确的。宗教也是如此，宗教貌似合理，但用逻辑论证来证明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是徒劳，不过这种习惯在18世纪流行于一切思想领域，在那一代人眼里，只有逻辑是有用的或实用的。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试图把每一件事情都理论化。当然，为了理解一个事物，最好有一种理论做指导，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我们讨论的欧洲文化历史中贯穿着一种理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使用这种理论，但这种理论和我们用来解释它并说明它之所以出现的理论，有很大差别。
因而，只有一种成功的理论（像我在开始演讲时所说的），那就是太阳系理论。至今为止还没有比它更成功的理论，但即使太阳系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说，天文学家熟悉一两个行星，但并不真正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太阳系是否会自己形成一个更大的什么系。简单来说，对任何一个理论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的主要是这一点，即关于它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还有许多谜题，它会把我们引向无穷的宇宙。一句话，他并不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让他以一块石头比如说他脚下的一块鹅卵石为例，他知道这是一块石头，是从和创世纪一样古老的大石块中崩裂而来的，但那块鹅卵石究竟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这种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出一种理论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心理的迷乱状态。那个人一定被误导了，他不知道世界的真相，即世界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一个庞大的、令人迷惑的假设；他一定被剥夺了理解它的能力，除了迷乱我没有别的词汇来描述它。一切都被放在单纯的逻辑面前，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样那样虚假的理论，甚至万物的中心也被带到道德这一层面上。关于美德和恶习有一种理论，关于责任和不负责任又有一种理论，这种做法将来会被视为一个特别的程序。我一想到这些，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道德是人类存在的核心，人类除了尽自己的责任以外，不会再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就是生活，一个人和谐的存在————他身上的闪光点！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它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生存本身。然而，在17世纪，关于这一点也有一个理论，被归入他们称为同情心的东西里面，同情心是介于爱好和责任之间的一种必要的吸引力。由于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从看得见的、物质性的东西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的道德观变成了对其他人和其他事情的怜悯。
这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比他年长的人的信条，他把这种信条称为道德意识。它是对某些行为的天然喜欢，它是一种兴趣，并根据这种兴趣的趣味来确定事物的本质。休谟认为德行是和利己、利益一样的东西，认为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美德，认为古时的人们一旦发现某一件东西有用，就会聚在一起商讨，或者即便不聚在一起，但同意为了使社会统一，他们要庇护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对彼此都有用，并用强制的手段把它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这就是美德的来历。这是自古以来提出的最令人伤感的理论，简单地说，这是怀疑论的最高展示，完全否认一切非物质的东西、一切不能用逻辑来说明的东西，其结果是要说服人们他不是上帝造的。这是最没有价值的结论。把这个结论告诉给野蛮人，一位大森林里的红种人，告诉他他不是上帝造的，而只是一种物质，他会说你的结论是亵渎而愤怒地唾弃你。
不光是道德，其他的一切都是如此，世间的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不健康，多么糟糕。一切都被放在因果框架里面，在特定物理定律、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一个东西推动着另一个东西，一种可视的、物质性的推动。世界变成了一台黯淡、庞大、不可测量的蒸汽机，就像让·保罗所说的：“宇宙变成了一团气体，上帝变成了一种力量，人世间变成了一座坟墓。”我们不理解这种错觉何以这么普遍，所有的人都以这种悲观的方式思维，对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如此地轻视和不屑。但它在朝着有利于我们人类的方向发展。伏尔泰和卢梭最后战胜了一切，他们摧毁一切，但没有建设；他们攻击基督教义，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他们推倒一切，烧毁一切，因为这样做他们受到欢迎，在他们背后总有人欢呼：“干得好！”但这一切都已过去，错误也被再一次承认是错误，世界到处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在我看来，世界在无尽的宇宙空间变成了一台巨大的蒸汽机。他们的下一代必然会看到他们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对他们来说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谬误和怪物的地方，实在是难以忍受。实际上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事实，这种情形导致了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少年维特式的多愁善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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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斯蒂先生因患疟疾，没能参加卡莱尔的第九次演讲。卡莱尔在这一讲中所讲的法国文学可以从他有关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长篇论文中推测出来，这些论文收在他的《文集》里面。————原编注（摘）
◎ 马布利(Mably)：18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
◎ 萨谢弗雷尔博士(Dr. Sacheverell)：指亨利·萨谢弗雷尔，英国教士。1705年发表演讲和小册子拥护高教会和托利党。1709年在德比和伦敦布道，谴责宗教宽容及《信仰划一法案》。1710年2——3月受审，被令停止布道三年，销毁布道录。这一事件引发伦敦人对辉格党政府的不满，使托利党人上台。
◎ 培利(Paley)：英国神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以及《自然神学》等。
◎ 庞培(Pompey)：古罗马将军及政治家。
◎ 卡莱尔这儿指的是约翰逊在《人类愿望的虚荣性》中说的两句话：“马尔博罗眼中流出昏愦的泪水，斯威夫特把昏庸虚荣送上了末路。”————原编注（摘）
◎ 布列塔尼(Brittany)：法国西北部一地区。
我们首先来看看少年维特式的多愁善感的核心内容，看看维特这个人。《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第一部真实地反映了欧洲人心理状态的小说，是歌德的作品，写于1774年。那是一个脆弱的时代，人们心中没有真正的希望。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持续的战争，比如说七年战争，是最荒谬的战争，它不是人民公意的体现，而是法国和德国的一场争夺战。弗雷德里克大帝想要西里西亚地区，而路易十四想让蓬巴杜夫人在欧洲事务上有些影响，50000名将士为此献出了生命！在这种情形下，25岁的歌德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写出了这部小说。歌德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他深受当时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影响，在怀疑论的环境中长大。事实上，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和信仰宗教的人们有密切接触，其中有一位名叫冯·克莱顿伯格的年轻女士，亲岑道夫 注1 学说的信奉者，歌德一直非常尊敬这位女士，据说后来他在《威廉·迈斯特》中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圣洁的女性。但实际上，他研究一切事情，这只是其中的一件。后来长大成人后，歌德观察周围的一切，心中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悲哀，顾影自怜，他感到没有人同情他的感受，他的热情被视为怪物，没有实现的可能，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他一直闷闷不乐。歌德用清晰、优美、温婉的方式叙述这一切。他注定要有一个职业，要做一名律师，虽然极不情愿，他还是来到莱比锡大学。他在这儿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这里的一位学者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个男人的新娘，最后在绝望中自杀，这给了他塑造维特的灵感。他自己和其他许多人忧郁的心理状态，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冲击着他，促使了这部小说的诞生。它说出了那个时代一切人都想说的话，说出了压迫着人们头脑的东西，特别是压迫着这个年轻人的东西。因此，《少年维特之烦恼》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译成英语等许多种语言。六十年前，这儿的年轻女孩儿、男孩儿在穿着打扮上都极力模仿夏绿蒂和维特等人，歌德本人拥有一套画有夏绿蒂肖像的中国茶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但这部作品的英文版不太忠实于原著，据我所知，它是从法文版转译过来的，和原著有一定的差距。小说用的是一种尖刻的语气，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无情的嘲讽。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感到这部小说很乏味，但那时可不是这样。可以说维特身上有歌德自身的影子，他是一个充满热忱的人，很容易受感动，永远都在思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总是找不到答案，直到最后他变得多愁善感，对一切事情都容易伤感。他对令人窒息的社会越来越绝望，对周围的邪恶越来越愤怒，最后精神崩溃，小说也就此刹住。这是随后不久就席卷整个欧洲的一切的开端。德国人直到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即世界不仅仅是混乱和幻觉。他们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并不比歌德想象的好，那么，除了自杀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如果除了可怜的伤感、外出游历和生活琐事之外没有别的追求，那么这个世界确实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最后歌德认识到他对世界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一认识不仅对他自己有好处，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有很多好处。
然而，这种感伤已成燎原之势，随后便出现了《强盗》，它比《少年维特之烦恼》晚五年，是席勒创作的一个剧本，里面充满了各种破坏性的东西。剧中的主人公强盗是一名大学生，一直遵从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但因为他的弟弟而没能继承遗产，他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根本没有规则，一个勇敢的人只有奋起反抗才有出路。于是他成了大盗，他的愤怒和咆哮一直贯穿始终，最后自杀，或者做了类似的事情。他是一个像维特一样的人，但在反抗世界时更激烈，更加下定决心要改变它。歌德说席勒的这个剧本令他十分震惊。
如果我们看一看，会发现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中也有过这样一个阶段，我指的是拜伦的作品。拜伦对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愤怒的谴责，对它怒目而视，认为一个正直慷慨的人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拜伦似乎是“强盗”和维特的结合，他的诗比维特的多愁善感唤起更多的回应。这种伤感情调是怀疑论最终的大爆发，因此，不管多么荒谬，我们都必须迎接它。因为它————那种关于宇宙的理论，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话，除了维特得出的结论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结论了。也就是说要自杀，除了集体大自杀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所有的人都要消亡，以无声的反抗回到母亲的怀抱。但在这种感伤情调中有一种深切的真诚，也许不是一种真正的真诚，但却是向着真诚的挣扎。我们不得不认为所有这一切和罗马时代的怀疑主义时期是多么相似，那种愤怒在拜伦和席勒身上、在歌德的“维特”身上咆哮，尽最大可能发出一种巨大的声音，因为一件事情不可能既安静又充满狂风暴雨！因此在罗马的怀疑主义时期，我们看到塞涅卡的悲剧充满了盛怒和风暴，主人公最后也是自杀，而且不无合理性，人们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但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维特》之后的另一件事上，即歌德的另外一部作品《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它比《强盗》晚一年出版。 注2 《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中的主人公是马克西米利安时期一位年老的德国男爵，查理五世的祖父，是他废除了决斗。葛兹由于触犯了自己制定的法令，失去了右臂，他安装了一个机械的假肢，由此被称为“铁手骑士”。葛兹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那个人留下了回忆录。这个奇特的人物和“维特”“强盗”一起，昭示了一个野蛮、残暴的时代。它不是文明时代哲人眼中粗鲁、野蛮之人的速写，而是对葛兹艰难的生存处境充满同情，并对他的男子汉气概和男子汉勇气表现出真诚的敬意！由于这部新书，歌德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又一次拨动了自己的心弦，也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沃尔特·司各特和许多别的作家也创作了这方面的作品，但歌德所塑造的“葛兹”充满魅力，是任何别的作家都无法企及的。司各特的作品写得不错，但赶不上《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有魅力。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转型期，人们开始欣赏真诚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讲中会注意到。然而，这一新作是在欺骗和被欺骗的时代出现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好人是异类，无法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我们必须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一点：不管有无信仰都会导向自杀的这一思想体系，一定会有终结的时候————那种根据人的穿戴，或者仅仅根据上帝赋予他的心灵来判断一个人正直与否的传统，要改变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怀疑论的最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把怀疑论一扫而光。怀疑论仍在挣扎，但大势已去。怀疑论在我们这儿已经无影无踪，但在法国更为彻底，我们现在仍然能够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追踪它的轨迹。可以说怀疑论在那时达到了顶峰，怀疑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著述中，如果这些著述没有使事情更糟的话，它们可能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恰恰是怀疑论的必然结果不仅带来了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而且带来了错误的、不健康的行为。当人的心灵有疾病时，他周围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健康的呢？他的行为必然也是病态的，他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他感到没有真理存在。事情也因此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尊重他人的意见，二是感伤主义。尊重他人的意见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请教别人看它是否合乎道德，是非常要不得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会说：“如果没有帮助他就没有道德，那么这个人就完了。”总是问道德不道德有什么用？虽然他有一定的光亮照亮前行的路，但必须要不断地向别人询问，似乎只有在这个世界的监管下，他才不会走上邪路。当他趁人不备，入室抢劫偷盗时，世界是不会纠正他，也不会阻止他的。
下面我要说的是，感伤主义在怀疑论的后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那个时期成为一种必要的东西，试图描绘出人们至少对一件事情的兴趣，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更令人感兴趣。持这种主张的作家有卢梭、狄德罗和其他属于他们那一派的人。狄德罗不是一个典范人物，远远不是，人们没有理由说他是一个讲究道德的人，但他所有的书都在探讨“美德带给人的愉悦”，描述“不道德是如何痛苦”，就像塞涅卡一样。还有就是他们对艺术之美的非专业探索，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总而言之，那个时代是充分展示人的自我意识的时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某种美。我们从维特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有良好的观察力，热爱优雅的事物，他知道自己具备这些，并渴望别人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实际上是一种利己主义，就像一个人拿出自己家里最珍贵的东西，挂在大门前让别人欣赏。当它们摆在那儿时，他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有当他把这些宝贝收拾进屋子里以后，才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人类身上最致命的东西是认识到自己的优点，而这些优点全都建立在该诅咒的自负上。我想不出别的名字来称呼它，它的存在只会给人类带来毁灭。
所有这些越来越严重，在每一个地方都生根发芽，结果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如果没有油水可捞，就玩忽职守。很久以来都没有人做出严肃的决定来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薪水虽然没少拿一分，责任却没有履行。
在怀疑论最盛行的法国，我们能很容易地回想起18世纪末危机爆发时的情景，那种狂妄的自大，那种对启蒙的议论，那种乱糟糟的漆黑一团！比如，钻石项链事件 注3 。歌德，那个伟大的人物，密切关注着法国大革命，对它的理解比任何人都要透彻。他认为这个奇怪的项链事件几乎是“点燃了火药库的引线”，它只是一触即发的事件的导火索，那时人们心里充满了邪恶。
怀疑论将要走向终结的另一个征兆是法国式的新信仰————信仰卢梭的思想，尽管这不是由卢梭引发的，马布利、孟德斯鸠、罗伯逊和其他一些作家在他们称为宪法的东西里面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了，但卢梭这个有点疯癫同时又有着纤细同情心的人，一生都在为真诚而苦苦挣扎，直到他的虚荣和利己主义使他丧失了判断力而绝望。我要说，与其他作家相比，卢梭是最早得出“社会契约”结论的人。但在那之前，他写出了一些论野蛮社会的文章，认为野蛮社会也比他所生活的社会要好。我们在他的《忏悔录》中看到他写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从中能够看出他最初的政治见解是怎样形成的。有一次他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地方游荡，又累又饿的时候到一个农民家里找点吃的，农人告诉他他们一无所有。卢梭坚持要一点吃的，“哪怕是一点面包屑也行啊”，最后农人给了他一点又黑又霉的面包和一些水。他接过来，用愉快、健谈的语调道谢，赢得了这家主人的好感，于是主人告诉他等一等，然后打开一个橱柜，从里面拿出上好的食物，放在卢梭面前，告诉他他不得不把食物藏起来，“否则的话他不久就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因为国王的收税官或地主的管家会把它抢走。从那时起，卢梭说他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就像我所说的，他一开始是写关于野蛮社会的论文的，然后又掉转过来，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思想，而法国大革命为怀疑论画上了句号，一切事情都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歌德正赶上法国大革命，认为大革命的爆发以及爆发之后许多年，“像是要把他和他熟知的一切大事”都卷进一种无边的黑暗和混乱。但最终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理解法国大革命，它毕竟向这个不幸的民族重新阐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让人们看到地狱之火中燃烧着的真理。他们得到了真理。这就是怀疑论是如何终结的，而它带来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希望，即相信如果人们按照宪法规定的去做，那么，这个世界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因为他们认为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只需根据宪法组织起来。因此，他们根据最诚挚的心灵来组织社会，人不可能怀疑这种真诚性。以1790年的法兰西全国联盟节为例，它体现的是一种真正兄弟般的情谊、一种孩童般的纯真，人们肩并肩，眼里流淌着兄弟般情深的泪水，所有的人都宣誓要维护宪法，所有的阶层都欢呼这一壮举。对上流社会的人来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现在他们终于有事可做了。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比对下层民众更令人欢欣鼓舞：饿死当然是很凄惨的，但无聊而死更令人难过！因此，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这就是1790年。
两年又六个星期之后，9月的大屠杀开始了！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任何一个对大革命抱有好感的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但这些人除了相信他们有责任给自己和彼此带来幸福之外，做事情时没有任何原则，那就是他们的道德观。但这并不是道德的真正内涵，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不应当期望在这儿找到幸福。我们不能奉承他，说美德就能给他带来短暂的幸福，美德还经常和肉体的磨难相连。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现象，我们总的来看是：哪儿有虚伪和愚蠢的人，哪儿就会有虚伪和谬误，我们不能把欺骗说成是诚实！
下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面对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事件，欧洲必然要抵制它，试图把它镇压下去，而且事实上欧洲也是这样做的，欧洲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欧洲有权力这样做，就像它要消灭的法国大革命有权力摧毁一切一样。对于被压迫在最底层、遭受不幸的贫苦阶层来说，他们有权起来造反，推翻压迫，他们宁愿在反抗中死去，也不愿继续忍受下去了。而欧洲不能坐视法国这样发展下去，不能坐视欧洲各国的利益那样进行分配，如果有能力的话，它有权力颠覆法国大革命。除了斗争，没有别的办法能平衡这两种权力，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因此，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向法国围拢过来，想推翻法国大革命，但没能成功。他们要摧毁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这种情感相伴的是古老的狂热精神的复苏，它矗立在那儿，宣布自己的存在，让欧洲深入骨髓地知道，这种精神在那儿存在着。
波拿巴完全控制了欧洲国家。他一开始还是正确的，虽然后来证明他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有其合理性，认为它“向有才能的人打开了大门”，而不是像西哀耶斯 注4 所说的是两个政府还是一个政府的问题那样简单。这实际上是当时任何一个好政府的目标，让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整个欧洲都在努力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善事。波拿巴最后武装起来，清除极端保守分子，建立起波拿巴皇家军队。但他没干出什么好事，他卷入战争，到处抢掠别人，结果就像以前所有寻衅挑事的君主一样，法兰西彼时惹恼了每一个国家。在德国，波拿巴最后激起北欧古老传说中狂暴战士般的愤怒，终于引火烧身，法国被赶回自己的国土。因此法国大革命只是真理的大爆发，即这个世界不只是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存在。怀疑论终结了，不管新事物何时出现，都向它们敞开了大门。
在下一讲中，我想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事物，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的东西正在欧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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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岑道夫(Zinzendorf)：德国神学家。
◎ 实际上，《强盗》出版于1780年，《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出版于1773年。
◎ 18世纪晚期，法王路易十六命人制作了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送给王后。一位伯爵夫人为了挽回自己家族的颓势，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经过精心筹划，她差人从珠宝商那儿骗走了项链，这件事后来被揭穿。此事暴露了法国宫廷内部的腐败奢靡，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 西哀耶斯(Sieyès)：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