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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时期，柳泽淇园写了《独寝》。柳泽淇园是宝历八年九月五日，在五十三岁时去世的。他出生于宝永三年，二十一岁的时候，恰是江户的玉菊去世的那年，“二十五弦的琴一朝断弦，哭声伴琴音”（见《水调子》），那时玉菊灯笼挂满仲町，使盂兰盆节平添感伤气氛。《独寝》的大部分就是在那时写成的。该书序文写道：
二十一岁的那年夏天，我定居于大和国，在九条那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在竹窗前，以写此书聊以自慰。
下卷第九十七《甲斐言叶》一节中写道：
我生下的那年家里就搬到了甲斐国，十四岁时又回到了江户老家。十六岁那年春天又去了甲斐，该年底再回江户。十八岁的那年年底到了甲州，次年去了大和。……记得我和母亲等家人住在甲斐的时候，时常遭猴子骚扰，很是害怕。
参照这些话，都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该书的写作时间。（除这些句子外，能够暗示该书写作年代的句子还有不少。）的确如作者所说：“或在游里通宵达旦，周旋于群芳之间，或在雪晨雨暮，耳闻目见，在五尘六欲的世界中，接触虚虚实实各色人等，有时云山雾罩，有时诚实无伪。”对其间各种技能才艺具有广泛的兴趣与理解，虽然不免肤浅，但却抱有一种强烈的探求欲望和超越的审美态度。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所谓“在游里通宵达旦，周旋于群芳之间”云云，看上去不免猥亵色情，但仔细观察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意蕴，就可以发现它在江户时代的恋爱哲学（准确地说是“色道”）中，是占有独特位置的。“游山观水是学习者的兴致所在，无论何事，一言一行均有道法可寻”，这话表示了他自身的根本态度。我可以说，在江户时代无数的随笔作品中，在文学表现的深度与趣味上，《独寝》是独一无二的。这本书，至少是一个青年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对人生所做的解释。
今宵独自面壁伏案，对砚提笔，回想起以前曾交往过的人。这时远处钟声敲起，屋檐下的铃铛丁零作响。听着铃声，心中浮想联翩，真没有比内心世界更复杂有趣的了。有憎恶、愤恨的人，也有后悔的事。笔的事、砚的事、书的事。如今想起江户的事情来，想起去桑名七里，去石山寺，那里有各种怪石。我还想起了宇治河上的雾，觉得源氏[1]想去情死是很可爱的。我还想起了以前曾嗅到的一种名叫桐的伽罗香。忽而想到东，忽而又想到西，这就是一人独居独寝的乐趣。飘动的云彩看上去像是一条龙，在那里自由翻舞。问小和尚那云彩像什么，回答说像是火燵[2]，确实过了一会儿不像龙了，而像火燵，继而又像扇子，或者像香烟的烟雾，最后便消失了。……月亮看上去很可疑的样子，仿佛一汪水。在悠闲的时候或者开心的时候所听到的钟声，特别叫人遐想。……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然后就是梦。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至少思念的人应该出现在梦中吧。但梦中的那个人不像是女人，梦见从高山悬崖上坠落下来，有时也梦见相恋的人，但对方却是一张并不高兴的脸，看那样子变幻不定，忽而又变成了一个男人，像是一个砚台盒盖。没有比梦境更变幻不测的了。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推察《独寝》的作者写这部随笔时的内外两方面的生活。以小和尚为伴的独身生活，屋檐下的风铃、伏案面壁的孤独的内心世界。他所想到的，是笔、砚、书籍、旅行，还有思念、憎恶、悔恨、可惜等错综复杂的人事交往。其中，先前嗅过的伽罗香，与倾城女郎情死的浪漫事件交叉在一起。或许在奈良的木辻还有他的相好，所以听到“远处钟声敲起”就为之心动。他也像哈姆雷特那样随心所欲地观察着变幻不定的云彩。这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没有字斟句酌的润色，而只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独寝》。
年轻时无色，就没有青春朝气；年老时无色，就会黯淡乖僻。世间所谓“色气”者，就是对所喜所爱的追求，并不单单是淫欲。士无色不招人眼，农无色不生嘉禾，工无色不显手巧，商无色没有人缘，天地间若无色，则昏天黑地、死气沉沉。故孟子有大王好色之辩。（《云萍杂志》）
人伦交往若不出自真心，仁忠慈孝柔和爱敬等，则不会出于真情。孝亲之心，为父母死而无憾之心，就是真诚，此外无他。此诚心出自男女恋慕。无恋慕之情者，不会对不仁之君尽忠，也不会对不慈之亲尽孝。远者有颜回“吾犹能”之语[3]；近者有右近《遗忘》之歌[4]。古歌有云：“不恋爱，人心干涸，如何知物哀。”[5]（出处同上）
以上两段，是柳泽淇园在晚年写下的更坦率、更带有教训性的话。色“并不单单是淫欲”，年轻人“无色”就没有生气，年老“无色”就黯淡乖僻。色就是“对所喜所爱的追求”，而且也不限于男女间的性欲。一个人男女间的欲望高了，甚至就会“对不仁之君尽忠，也会对不慈之亲尽孝”，这些都同样出自于真诚。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理解色恋，柳泽淇园在《独寝》和后来的《云萍杂志》中就完全对“色恋”不抱任何羞耻之心了。在《独寝》中，作者以青年人特有的元气，尽情地、无所顾忌地、彻底地阐述了色恋（当然主要是男女间的色恋）哲学。这是依托于儒教，以日本之心加以诠释，在江户时代的花街柳巷中孕育出来的色道观。作者以士人、学者和町人的教养，将最具象的性生活置于江户时代特殊的背景下加以综合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独寝》是标志江户时代色恋文学的最高峰的作品，这样说也绝不为过。我在上文对藤本箕山的“色道”进行考察的时候，是以解释“游女道”的《宽文式》那一部分为主要论题的。与此相对，《独寝》中的主要论题是“游客道”————就是从游客的立场所阐述的“游的哲学”。这两方面相互补充时，才能将江户时代的“游”的全景展现出来。藤本箕山对“游客道”的论述除《宽文格》和《情死部》的部分之外，都要求游客要有气度风范，其主要部分是由“好色之家的口头言语的功夫最重要”“此道以知足为本”之类的感觉方面的细致要求构成的，他的“游的精神”是彻底的，同时又是比较浅显的。
而柳泽淇园的“好色”则是从女性的感官之美出发的。对于丑陋、对于不好的气味————作为“香道”[6]达人的他，将气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是理所当然而又很有趣的现象————还有不合意的女人，他都恶心欲吐。“儿子之心亲不知”“听从父母之命而娶了财主家的女儿”，这使他“早晨看到她的脸就想背过脸去，晚上看到她，心想此人有何可取之处？想着想着，便希望尽快往生吧，死了算了”（上卷之六）。而且面对“东坡先生所说的‘三平二满’，就是鼻子、额头、下颚一样平，两边眼睑发肿，整个是平板方脸”的妻子，他写道：“对这种情形，东坡先生尚且曾说过，此等虫子一样的丑人是如何长成的？何况让我整天面对这样的脸，那只有讨厌了。按说笑起来应该是美的，但是连她的笑也感到讨厌。奈何、奈何！”（上卷之九）于是只有摇头叹气了。“我所讨厌的是，脸大，没有鬓角，发际太浓密，鼻子太大，嘴唇太厚，肤色黑，发胖，个子太高或太矮，说话声高，手脚太大。大体如上。以前，看到在眉毛处涂黑的女人，一天都会呕吐好几次。脸一定要长得小一些，肤色一定要白皙，说话声音要温柔亲切，要又有一点天真烂漫、活泼率真。这样的女子比仙家的不老不死还要珍贵。”（上卷之六）
柳泽淇园真不愧是画家、诗人、三味线弹奏妙手、香道的名家，他深深地为女性美所陶醉。但他最欣赏的主要还是女人的眼鼻耳等五官。最初他对女人的欣赏更多地带有肉欲，但他后来却以肉欲满足为卑劣。关于他反复强调的“感到讨厌又讨厌”的事情，他这样写道：“我最讨厌的事情，是本来娶了妻子，却瞒着妻子对下女、腰元[7]等上下其手，这是很恶劣的。你若是喜欢，就把人家公开地纳为妾就行了，把她安排一个地方住着，随时可去。世间很广阔，为什么要在妻子眼皮底下勾引下女、腰元呢？这岂不是太下作了吗？你喜欢这个腰元，就好好调教她，让她作妾，要在此之前就把她安排好。……有人认为恋爱就得偷偷摸摸地搞，越遮人耳目就越有趣，实在是愚蠢的看法。……”（下卷之一一三）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真是一种罕见的另类的洁癖。这一点从《燕石十种本》的注释中特别做的说明就可以见出：“这种说法是此书的白璧微瑕……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恋爱都各有趣味。作者写此书时只有二十一岁，到了三十岁他就不会再这样信口雌黄地说话了。”实际上只有这种洁癖，才使得柳泽淇园的“好色”在“色”通向“恋”的过程中架起一座桥梁。
话又说回来，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洁癖的柳泽淇园到花街柳巷去寻求女性趣味的满足呢？他写道：“花街柳巷，假名文字写作‘亡八’（くつわ），意思是使所谓孝悌忠信礼仪之道全都灭‘亡’掉。而实际上，花街柳巷中的游女，也有为了孝悌而卖身的，也有常年尽心侍奉主人、对主人尽忠而使家业繁荣的，与有信义有情义的客人倾心相待、不抱二心。若不是不讲慈悲、不讲礼仪的地方，为什么还被称为‘亡八’呢？实际上在谎言中、在风尘女子的内心里也是有人情在的。”后来柳泽淇园在《云萍杂志》中为游女做了这样的辩护。这位年轻的作者没有对其论点做过多论证，他只是将自己看到的一面写出来而已。在他看来，经过打磨和锤炼的、将五味加以协调融合而归于“平淡味”的、“无声无踪臻于最高境界”的女性，那是非“女郎样”[8]莫属的。“普通女子湿热太重，味道不好闻”，身心都缺乏洗练，而且嫉妒心太重，死缠着男人，这种女子不合他的趣味。与此相反，“那些倾城女郎，正如谣曲中所唱的山女神那样，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往哪里去，不知自己属于谁，只是从人贩子手里被卖到这里，把山间野合之子打磨成为花枝招展的艳丽女人……有普通女子也有女郎，然而有了女郎，普通女子就显得土气了，这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女郎是被打磨而成的美的化身”（下卷之一一三）。
不仅如此，出生时的家贫、颠沛流离的“待客”的辛苦、内心对喜爱的男人的忠诚，都使她们的心灵得以锤炼，而使其成为“女道的人参”。“太夫具备了仁义，她们将辛酸咸苦涩五味调和在一起，故而成其为太夫。据说人参是有辛甘四味的，是养神的妙药，而在女道中，太夫就是人参……《茅亭客语》那本书记载说梨子是五脏的刀斧，但是至于普通女人对男人意味着什么却未作说明，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么说来，太夫就是普通女人的“天敌”。“反正普通女人总是咒骂游女是下贱货，有一句古话‘比不上人家就骂人家’，太夫对于普通女子而言，是钻之弥坚、仰之弥高、遥不可及的，所以就把她们视为仇敌并咒骂之。”（下卷之一一三）总之，在俘获男人的心方面，普通女子到底是比不上游女的。
像这样肆无忌惮的言论，不仅会引起现代女性的愤怒，对大多数现代男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吧。然而，我现在的任务不是站在现代男女的立场上与古人进行争论，我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言论，来理解当时的人对游廓的看法与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话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历史的材料：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当时有本事的男人不能从普通女性那里得到满足。游女这类女性到了享保时代具备了怎样的色道修养？这些事情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相结合，如何使游廓被半公开地得以认可？再更进一步客观地追问：我们的时代果真与《独寝》所反映的时代绝缘了吗？这些都是大有探究之余地的。
《独寝》在哲学上的深度表现是对游女的赞美。作者写道：“在所有嫖客中，有两种人，一是陷进去的‘通人’，二是精通色道而又不轻浮的人。这两者看似没有什么不同，实则大有不同。”较之“陷进去的通人”，柳泽淇园更倾向于“精通色道而又不轻浮的人”。在他看来，男人恋慕游女，比起恋慕普通女子更为执拗。而且，他对恋慕游女的男人所具有的“诚”大加赞美：“从前恋慕吉野太夫的男人，听说吉野被人赎身了，一天当中有三个人发了疯，可见在色道上也是有‘诚’在的。对于普通女子的喜爱，随着时间推移是依次减弱，而对于游女的思恋，却是越来越重。”要问这是为什么呢？柳泽淇园自问道：“普通女子真实固然真实，而且应该有诚挚的真实，而女郎每天都被不同的人所买，恋情为什么会深呢？”这个发问意味深长。对此，他做出了回答，一言以蔽之就是：“谎言中有真诚。”而追求这种谎言中的真诚就是一种乐趣。这就形成了柳泽淇园色道观的特色，就是关于谎言的哲学，这也是他的色道观的出发点。
这种谎言中的真诚不仅存在于花街柳巷。柳泽淇园在《云萍杂志》中记述了一件事，说他在江户的时候，与一位朋友相约成为刎颈之交。为了试验这位朋友的真诚，他向朋友借钱。最初是二十五两，到了年底又要借二十五两。这位朋友二话不说，就拿出钱来交给了他。此后，两人不再提借钱的事，关系也越来越好。但那时朋友因为意外灾祸一时需要很多的钱，其妻子想起了柳泽淇园借去的钱，就怨恨地说：“过了七年了也不还，这简直是明抢暗夺啊！”朋友听了这话，对妻子厉声呵斥道：“不要胡说！他绝没有欺我之心，是因为他缺钱没法还。我们是刎颈之交，你女人家知道什么？你要敢再提这事，我就休了你！”淇园听说了这件事，就托人传话说：“我不是没有钱，可是却一直没还，实在抱歉！”朋友听到这话后，是这样回答的：“因为对方不诚实就绝交，不算是知己好友。欺骗也好，不诚实也好，都不是当初就有的。世上根本没有人一开始就抱着欺人之心而交朋友，所以后来即便出现了欺骗和不诚实也应该原谅。不原谅就不是朋友。”淇园听了这话，把以前借的那些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朋友，此后两人的交情更为深厚了。
柳泽淇园的这个试验是不是太过头了，那又另当别论。但他的朋友甘心容忍不诚实的那种宽阔心胸，令淇园与其为友而感到安心。淇园本人也是这种人，《独寝》中写道：“主人要给管家增加俸禄赏赐，想起来的话就快给。只要觉得人家干得好，就快给他赏赐为好。为什么呢？假如赏赐还没给的时候发现他干了坏事，就会打消赏他的念头。打消了念头的话，人家之前干得好就白干了。人总是有善恶两面的，善事须快做，恶事须快戒。”（上卷之十）从这段话可以推想淇园的思想，也使我们想起了蒙田的散文中意思相近的一段话。但蒙田只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宁愿奴仆来欺瞒自己，而柳泽淇园则是相信人性，故而对别人的欺瞒安之若素，在伦理上也更为纯粹。
去花街柳巷游玩的人，都要有这种“诚”之心。“游女就是说谎的人”，去游廓玩乐“就是要换一副面孔”，没有这种思想准备的人，是不可能发现“游”的精神的。而且明知道是谎话却还要觉得有趣，在谎言的深处探究不变的人情，去发现游女的“诚”之心，即便她把“诚”之心奉献给了别人而没有献给自己，也不要生气，仍然要对她献出自己的诚之心，不失掉自己的诚实。这样具有人情味的人才是真正的“游”人。“一切的色道恋路，都要具备两种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仿佛可以永远延续的可怜之心和可爱之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讲述自己的身世，并为此而流泪，那就是仿佛可以永远延续的可爱之心。写下的山盟海誓的文字，虽然知道多半是谎话，但又想“或许也有真实之处”。走上“充满羁绊的恋路”之后，“总觉得太夫说的话都很难得，希望她所说的都是真的。明知再狡猾的狐狸总有一天会落入圈套而丧命，但就像落入热油锅中的老鼠是不可能逃出去的”。这样一来，无论是怎样的老手和“粹人”，“一旦陷入，那些妙法秘术全都不管用了，便走入了恋情的盲区。有智慧者，有先见之明者，都成为此道玩家”。
“那些从来都没做过傻事”的大财主，也悄悄地亲手给太夫写来情书，那些情书“可能被太夫和其他女郎作为笑料而互相传阅。有些满怀深情写的情书，太夫却不想弄清到底是哪个客人写的，便把它当成引火纸，化作黑夜中的一缕青烟了”。然而《独寝》的作者却并不因此认为太夫可恨，也不因此而嘲笑那些大财主。“有情可原啊，有情可原啊！作为人，怎能恨那种事情呢？有才学者，对色道的沉湎也就深。”（下卷之八十二）干蠢事换来的是快乐，内心深处的“诚”也有了生发的机会。
当这种“诚”深深地植于内心、对游女的爱心不为其他所动摇的时候，游客就要品尝失恋的痛苦，而且那个游女就是曾经以身相许的人。“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自从与那位太夫相逢之后，对她一刻也不能忘怀。睡觉时会梦见她，平时她的面影就在眼前摇荡，已经完全陷于情网了。当她稍背过身去的时候，蓬松的鬓发遮住了可爱的眼睛，如何不令人销魂呢？我真想说：世上固然有不少女人，但有几个女人能称得上是美人呢？”“想来，假如被女郎甩了，你无论如何坚强，恐怕都会陷于单相思吧。像那样的内心痛苦，对别人也不能倾诉，只有埋在心里。对别的女人连手也不想碰。不知色道恋路的人会说：这实在是傻之又傻。这样说的人对诗歌肯定是一窍不通。”（上卷之十二）只有了解情痴，才能懂得诗歌。“有一个人结识了名叫源氏的女郎。这个人陷得很深，平常将那女郎的画像贴在墙壁上，加以凝视欣赏……有一个名叫石南的帮闲曾说：源氏跟人家情死了，还有什么可爱的呢？我回答说：她过去可爱。”（上卷之十）“她过去可爱”真是一句很美的话，以此对日本式的维特寄予了满腔的同情，这也是柳泽淇园作为“通人”的优异之处。
与失恋状态相反，就是从游女的谎话中探出其“诚”，并把她握在掌中。觉得幸福的话就为她赎身，不幸福的话就去情死。上述的源氏与一个已有家室的三十岁的男人一起情死的事件，就是在柳泽淇园动手写作《独寝》的那年秋天发生的。淇园对这个情死事件所做的评论也值得我们倾听。他不赞同世间那些轻薄的批评，他认为他们的情死中包含着“诚”。他写道：“口口声声说游女是水性杨花，但人家连命都舍弃了，还有比这更难得的吗？如果你不是那位女郎的老板，如果你不知道源氏的身世，你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上卷之四十三）原来，源氏和敦贺屋早在敦贺屋娶妻成家之前就认识了，两人已经相约今后结为夫妻。但是男方对父母之命的婚配难以拒绝，就想婚后找机会离婚，然后再娶源氏，于是仍与源氏保持交往。然而，却是“狂风摧花，浓云蔽月，一意孤行，意气用事，以命相从，如今是双双化作了尘土”。对此，柳泽淇园认为，“敦贺屋的内心是十分可爱的，结局是令人同情的”，因为他具有《云萍杂志》中所说的“随时准备去死的心”，也就是“诚”。“有了死之心，男人就不会再在乎性命，女人也不再留恋今世，双方就想到一块儿了”，这也就是一个“信”字。
在淇园看来，敦贺屋身上也有缺点，就是由于他的糊涂和软弱，他没有将自己的“信”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他听从父母之命娶妻成家固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他应该跟妻子讲明心里话，对妻子“哪怕是睡在一张床上，也不能动她一个指头”，不触及妻子而心里只有源氏，这才是他应该采取的做法。这样，他不久就可以与妻子离婚，而尽早娶源氏。然而遗憾的是他却与妻子生下了两个子女，这样就“失去了信义”，结果导致悲剧结局（下卷之一一三）。柳泽淇园的这些议论实在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但由此我们也看到，他的“游客之道”终于超出了“游”的范围，而与生死攸关的信义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说不管见了哪个男人都很珍视他，这是假话。女郎内心是有一定之规的，多年交往，情思弥笃，珍视感情，岂不是踏上了恋路吗？一旦有山盟海誓，就不怕身首异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淇园对于一旦与情人约定见面便在桥下等待，宁肯被洪水淹没，也绝不食言的尾生[9]，表示了高度赞美。“看看这个故事，想想尾生的样子，人没有这样的痴情是不行的。”（上卷之十二）通人之所以为“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根筋、死心眼儿。
但是，色道原本不是让人去死的。所谓“与源氏相好，白头偕老”这样的情况才是最好的，故而与游女恋爱而受到挫折者是极少数。这里有两派做法，一派是在游廓之外寻求恋爱实现之地，另一派是在游廓内超越游戏的态度，以恋爱之“诚”相处之，其结果仍然是“游”。淇园本人似乎属于后一派。他是否像他的友人所预言的，“三十岁后喜欢普通女子”呢？或者将喜爱的太夫赎身并纳为妾？实际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妻子是在“缝缝补补方面最拿手”的普通女子，应该不是游女。从他“最欣赏妻子的缝纫活儿”来看，他是一位对妻子有感情的好丈夫（参见《云萍杂志》）。世上像这样的人并不少：他一面在外头“游”，一面积累着作为一个懂人情的丈夫的必要修养。
淇园还认为，游廓也是优秀妻子的培养所。作为一位探求欲很强的青年，他对当了主妇的游女做了观察，在回答一个朋友提出的“娶游女做老婆，感觉会如何”的问题时，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放开她写情书的手，她仍有其‘色’可观。而把她娶到跟前作老婆，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就把色之类的全部舍弃了。实际上，在家庭生活中，老婆蓬头垢面也不觉得难为情，男人胡子拉碴也没关系，双方都不修边幅了。要问这就是没有‘色’了吗？我认为俳谐、连歌中所谓的‘恋第一’就在其中。”这就好比是照着字帖写字，不去特意模仿字帖，而是按自己的感觉来写，不太在意写好写坏，即可得天然之妙。“天然的东西不能增减”，这样的男女之情就会得天地自然之妙。
有一个嫁给了町人的游女，“整天把一串钥匙挂在腰间，昔日全盛的状态荡然无存了”；还有一个嫖客和被他赎身的游女，“如今过着灰暗的生活”。从良以后到成家过日子这段时间，是夫妇两人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在被问及“娶游女为妻是一种什么感觉”的时候，他对其中的过程做了仔细的回答。他说最初觉得没有必要娶她为妻，但是娶了之后，心情就不同了。“听说有人娶了半年之后，对她就不太好了。本来想掩饰一下，实际上在言谈举止中，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而且，既然娶作老婆了，心里就希望她不要碰别人，不要跟周围的人太亲密。然而做游女时接触的人很多，这一点就连三岁的小孩儿都知道，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娶她来作老婆。娶来之后，即便不情愿，每晚还要陪她说情话。她了解男人的心思，就对他说：不要说这些叫我伤心的话好吗？你已经把我娶来了，但是秋天来了，秋风起了，可叹我要被抛弃了。我这样辛辛苦苦地持家，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于是每晚泪流满面。这样过了半年，跟她的感情就深了，也就离不开了。娶游女为妻，岂不就是这样吗？”问她的这份深厚感情是从何而来？回答：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出身于贫家，“是将孩子忍痛卖掉”的那种贫苦家庭，她不会像富家女子那样在娘家做事瞒着丈夫。“因为心里想绝不能为丈夫抛弃，所以对丈夫感情就深”；第二，“虽说吸引丈夫的是色，但吸引丈夫的不仅仅是色，她在心里疼爱丈夫，所以感情专一。老想着：要是被抛弃了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更加珍爱，感情弥笃”。当然，也有的男人因娶妓为妻而挨父母痛骂，于是就把气撒到妻子身上。人的性格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总之，“要知道，游女一般是讲‘意气’的多，可人意的多，不可人意的少”（下卷之八十），基于这样的心得体会，淇园发了种种奇特的议论，那只是对享保时代的游女而言的，对如今的妓女并不切合，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中所包含的一些真理。
“男女风情是彼此迎送，如认为全在对方，不在我方，则我方无以相迎。清晨眺望雪中山路，一家之主与谁寝。”（《云萍杂志》）要在功利与实用之外的世界摇曳，让心的翅膀自由翱翔，否则，就不会知道人生真正的乐趣之所在。在柳泽淇园看来，不懂风雅的人为什么要活着呢？简直不可理解。他在《独寝》中之所以多次表达了对“不知风雅为何物”的人的蔑视，原因就在于此。为了明白柳泽对整个人生的态度，我想在本节的最后再引用他的一段话，那是他对一本题为《堪忍记》的对武士的茶道加以攻击的书所做的痛斥————
即便是瞎子，也能看出这位作者的愚昧无知，他不知世道有太平之世与乱世之分，当然不必说治世也有混乱。正如不入夏季还要穿小袖和服一样，武士之道玩赏茶道也不足为怪。说茶道有损武道，简直是胡说八道。狗尚有佛性，庭前为何有柏树子[10]？在太平时代舞文弄墨，玩赏茶道，唱唱歌曲，逛逛游里，玩玩弓箭，玩玩球，跳跳舞，做做游戏，看看戏，五花八门，如此等等，都很有意思。既然身为武士，就必须有为主人舍命的自觉，这才是武士之道。……（下卷之九十八）
就这样，他把“逛游里”也列入“风雅”之中，并以此为荣。
注释
[1] 源氏：似是妓女的名字，不是《源氏物语》中的源氏。
[2] 火燵：日式住宅取暖用的一种炉子。
[3] 《论语·颜渊第十二》，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盖出典于此。
[4] 出典《拾遗集》卷四。
[5] 出典藤原俊成《长秋咏藻》。
[6] 香道：有关焚香（烧香）的技艺。
[7] 下女、腰元：均指女用人。
[8] 女郎样：原文“女郎様”，即游女，“样”是日语中表示尊敬称谓的接尾词。
[9] 尾生：《庄子》寓言中的人物，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尾生的信义》中的主人公。
[10] 狗尚有佛性，庭前为何有柏树子：两句均为禅语，出典禅宗经典《无门关》第一、第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