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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叉〔一〕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濛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俯仰貴人〔二〕。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
〔一〕劉叉，唐代元和時河北人。盧仝著述《春秋》之學，時人不得見，只有劉叉得讀。
〔二〕故時所爲：舊時的任俠行爲。俯仰貴人：迎合貴人意志。
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三〕。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四〕。後以争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五〕，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六〕，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三〕《冰柱》：寫屋簷下結成的冰凌，結語稱：“我願天子回造化，藏之韞櫝，玩之生光華。”希望天子能使大地回春，即政治清明，藏好冰柱。《雪車》：寫宫中命百姓運雪的車，運來備夏天用。他感嘆“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雪）。”
〔四〕盧仝：濟源（在河南省）人，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韓愈稱其工。好飮茶，爲《茶歌》。詩句以奇警著稱。孟郊（七五一——八一四）字東野，武康（在浙江省）人。他的詩感情真實，寫出獨特感受，極爲韓愈所推重。樊宗師：字紹述，南陽（在今河南鄧縣）人。爲文奇澀，所著《絳守居園池記》，至不可斷句。韓愈稱他文章詞句不襲用前人。
〔五〕諛墓中人：韓愈的墓碑、墓誌銘極有名，所得潤筆之資很多。
〔六〕聖賢中庸：《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是無過頭無不及，意指劉叉取韓愈金的做法是過分了。
這篇寫劉叉，指出他先是任俠，講義氣，甚至因酒醉殺人。後來折節讀書，但還是不肯迎合貴人，有氣節。他的《冰柱》《雪車》二詩，關心民謨，是有内容的，得到韓愈等人的贊美。同時也指出他仗氣，敢于當面指斥别人的過錯，不怕得禍；倘對方服義，又親若骨肉，替他補救缺失，加意勸諫。他指責韓愈的阿諛死人得到很多潤筆，這是極有名的故事，也正指出韓文的缺點，不過拿了韓的潤筆金數斤去，未免有些過分了。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絶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升陑之役，鳴條之戰〔一〕，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二〕。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三〕，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四〕。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五〕，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六〕？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七〕，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一〕《書·湯誓·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陑（ér）：山名，《太平寰宇記》謂即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鳴條：在山西安邑縣北。
〔二〕伊尹：一名摯，相湯伐桀，建立殷朝，湯尊他爲阿衡。湯死，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地。三年，太甲悔過，復迎歸，歸政于太甲。
〔三〕《史記·周本紀》：“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師）。武王乃左杖黄鉞（大斧），右秉白旄（旄牛尾做的旗）以麾（揮）。”
〔四〕太公望：吕尚，本姓姜，字子牙。文王出獵見到他，説：“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武王尊爲師尚父。佐武王滅紂，有天下，封于齊。
〔五〕《史記·殷本紀》：“伊尹去湯適夏（觀察桀），既醜有夏（看到桀的醜惡），復歸于亳（湯都城）。入自北門，遇女（汝）鳩、女（汝）房，作《女鳩》《女房》。”汝鳩汝房是殷的賢臣。《書·仲虺之誥·序》：“湯歸自夏（伐桀歸來），至于大坰（回亳路上地名）。仲虺作誥。”仲虺，湯的賢臣。
〔六〕太顛、閎夭：文王時賢臣之二。紂王囚文王于羑里，閎夭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氏九駟獻給紂，紂乃赦文王。其集：豈集，天命豈聚集在商朝或周朝，指商朝周朝可能得不到天下。
〔七〕《禮·樂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指太公望的奮發有爲。
《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何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君的二子，他們把國位讓掉，孔子稱贊他們“求仁得仁”；泰伯是周太王的長子，他三次把天下讓掉，孔子贊美他爲至德。孔子又提倡“禮讓爲國”。因此，商隱這篇是針對孔子的話而發。孔子在當時被尊爲聖人，商隱敢于針對孔子的話提出反對，這在當時是極大膽的想法。其實孔子的話有兩方面，一方面主張“禮讓爲國”，要講讓；一方面，《論語·衛靈公》：“子曰：當仁，不讓于師。”應當行仁的時候，對老師也不讓，主張不讓。
商隱在這裏主張不讓，即認爲伊尹在相湯伐桀這事上不能讓給汝鳩仲虺，姜太公在輔武王伐紂這件事上，不能讓給太顛、閎夭。一讓，放桀伐紂，建立商朝和周朝的事就不可能實現了。其實伊尹的地位高于汝鳩、仲虺，姜太公的地位高于太顛、閎夭，自然不必讓。即使是老師，應當行仁的時候也不讓，更不必説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了。所以商隱的話是符合孔子主張不讓的精神的，因此他没有駁倒孔子。孔子是講兩方面，商隱只駁一方面，所以駁不倒孔子。
那末孔子主張禮讓又是什麽意思呢？原來孔子生在春秋時代，那時各國發生不少争奪君位的事，《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就是哥哥做了國君，弟弟公叔段要奪君位發生戰事。再像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在即位前是公子小白，就同公子糾争奪君位，魯國幫公子糾，因而發生齊魯長勺之戰。晉獻公寵愛驪姬，要把君位傳給她生的奚齊，驪姬害死了太子申生，又要害公子夷吾、公子重耳。獻公死，奚齊即位，大臣里克殺了奚齊，奚齊弟卓子即位，里克又殺了卓子。這些都是由于争奪君位引起内亂。因此孔子提出“禮讓爲國”，主張讓來反對争。爲什麽稱“禮讓”呢？不是無原則的讓，是按照禮來讓，即按照當時的規定，該由誰來當國君的，就由誰來當，其他的人都不争。對于該當國君的，是當仁不讓，孔子又是主張不讓的；對于不該當國君的就不該争，要禮讓。孔子是對這兩面都講到的。
孔子爲什麽又贊美泰伯的“三以天下讓”呢？泰伯是周太王的長子，按照周代的規定，應該由長子繼承王位，可是太王要把位子傳給小兒子季歷，因爲季歷的兒子昌有聖德，可以光大周室。泰伯的讓位，是按照父親的意思要把位子傳給昌，即讓賢。泰伯的讓更難，所以孔子稱贊他有至德。那末孔子的主張“禮讓”與“當仁不讓”，即按規定辦，按規定應該即位的不讓，按規定不該即位的不争，即禮讓；按規定應該即位，而自認爲才德不如人，因而讓給人，這是讓賢，更難得。禮讓、當仁不讓、讓賢這三者結合纔是孔子對讓的看法。
商隱爲什麽提出“讓非賢人事”呢？大概當時發生牛李兩派之争，一派上臺就把另一派擠走，另一派也這樣。可能有人提出“禮讓爲國”，要一派讓給另一派，也可能要李派讓給牛派，商隱寫這篇，可能認爲不該讓。當時李德裕當政，很有作爲，唐朝有中興的希望，朝廷的威信在提高，宦官的權力在削弱，政治也比較上軌道，所以商隱認爲一讓，“則商周之命其集乎？”即唐朝的中興就難以實現了，所以不能讓。可惜武宗一死，李德裕就被排擠掉，唐朝中興之業也就完了。這樣看來，商隱的文章該是有爲而發，是符合孔子説的“當仁不讓”的。從理論上説，要是把題目改爲“當仁不讓”，指出伊尹、太公望之當仁不讓，不要反對讓國、讓天下，那就既有針對性，在理論上也比較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