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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导读
全书终于来到最后一章，但当读者预期刘劭会为全书的体系重新勾勒轮廓时，他忽地转了话题，由观人之道谈处世之理，仿佛本章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上、中、下三卷后的压卷之作，几乎可作单行本付印。其原因何在？论者少有提及。愚见以为，此中大有道理，可堪细味。
西方世界每论选拔用人的原理，焦点多落在心理分析、情绪管理、智商高下、办事效率、行事效果、学历高低，甚至外表仪容等，这些诚然亦为《人物志》所关注，但西方论著往往仅此而已。此中玄机，在于西方人所重视的，为任务之达成，其潜台词是一个组织，不管大至国家，中至跨国机构，小至一所中学的学生会，只要相人准确，量才授用，然后各司其职，则一切必上轨道。若生问题，则开会讨论，或对组织中的制度、或对组织中的人事，作适度的微调。我这番话当然是一种高度概括，或遭简化之讥，不过，西方的人才学模型， 其底子与我所描述不会相差太远。
但人才学始终是关于“人”的学问，有人就会有争端，就会有冲突。西方的论著当然亦有讨论，所以坊间有不少如《如何与苛刻的上司相处》、《办公室求生术》、《如何不知不觉地左右客人的思维》等等的书籍。当中所缺少而恰为《人物志》所深切关注的，就是人才的道德维度。本章题目“释争”之“争”，固然是争端之意，但刘劭的目的，不是在如何避免冲突那么简单，其背后有一人生哲学在支撑，古人所谓有所寄托是也。
这套人生哲学，主要本于老子，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能不争者，君子也；孜孜于争者，小人也。为什么君子可以不争？难道他不需要物质性的荣华富贵？难道他没有是非道德观，以致明明自己对而别人错时，仍委曲求全？
小人之所以争，归根到底，在于小人心中只有“自我”。与人相交，考虑的是对自己有利抑或有害，有利的话，又是大利还是小利。大利者，与之相好；小利者，可有可无；有害者，避之则吉，不能避之，伐之可也。所以小人的计算心特别重，计算的目的，就是“排序”，即把世上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依其有利程度，排其高下。其心思意念，一行一止，一举一动，莫不以“我”为先，其他人为工具而已。把其他人工具化，就是剥夺其内在价值，否定其人性尊严，层层剥落，终至只剩下可被利用的瞬间价值，瞬间过后急急弃之而不足惜。职场上、人生路上，类似小人，多如恒河沙数。
由于众人的利益，往往有一我权称为“重叠现象”的情况，亦即某甲与某乙对同一样事物发生兴趣，争夺遂生。所谓“初则口角，继而动武”，生动地表达了争夺升级的必然规律。刘劭在本章中段所说：“怒而害人，亦必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在这种举世纷争的情况下，君子才显得特别可贵。他委曲己身，目的就是要成“全”对方，成就别人；他谦让恭和，就是要化敌为友。在他心中，不论自我，还是他者，均拥有无可替代的终极价值。犹有甚者，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他以“他者”为“自我”，“他者”就是“自我”，“自我”就是“他者”，他者之祸福荣辱，就是自我的祸福荣辱，同理心由是而生，于是我你樊篱被破，“人我合一”。
以晚近新兴学科“演化心理学”来分析，小人是演化迟缓的人种，他们直接继承了上古世代祖先们的基因。前文化世界，古人生活在一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资源匮乏，生死旦夕之间。在此情况下，偶然一次成功的狩猎得来的食物，在族群中分享时，你分多一点，就意味我分少一点，相反亦然。久而久之，大家就养成一种“零和心态”，亦即要自己得以果腹，条件就是其他人要饥饿，犹有甚者，即使自己不饿，也要你不饱。小人正是如此，在功利计算的过程中，我们每每发现，即使他们没有得益，但始终都要别人损失，亦即由损人利己“升格”为损人而不利己，这是常见但甚难明白的现象，但经过“演化心理学”的努力后，此现象才得以破解。那么，君子者何？在“演化心理学”的框架下，君子其实就是经过累世人类文明的洗礼后，那些已突破“零和心态基因”限制的人，他们不以损人利己作为行事原则，因为他们心中根本无零和心态，他们相信每一场博弈，都可以达到双赢局面，所以何必去“争”？
回到本章，文中把人分成三等，此三等人，其性格泾渭分明：
世上以第一等人居多，第二等次之，第三等则仅如凤毛麟角，亦因此，纷争冲突，无日无之，同时亦突显出君子美善之德。君子的谦让，原本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刘劭从老子的“不争”切入，将道家智慧融汇进儒家理论中，其功在下开魏晋玄学以至宋明理学有关课题，而其标举德性在人生名利场的首要性，使其论述与西方大异其趣，开辟了人才学崭新的一页。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1]，而显义登闻[2]。汤降不迟[3]，而圣敬日跻[4]。郄至上人[5]，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6]，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7]，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8]，外谦让以敬惧[9]。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10]。是故并辔争先[11]，而不能相夺[12]。两顿俱折[13]，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1] 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因品德高尚，被推为尧帝的继承人。但舜自认为德才不够，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然而诸侯朝觐者不到丹朱而到舜处，狱讼者不往丹朱而往舜处，讴歌者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认为这是天意，才继尧位为帝。
[2] 显义登闻：所发扬的正义上达于天。
[3] 汤降不迟：商汤王受天命应期而降。
[4] 圣敬日跻：他的圣明使他得到的尊敬与日俱增。
[5] 郄（xì）至：也做郤至，春秋时晋国大夫。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有功。后居功自傲，生活奢侈，招致怨恨，最后被杀。事见《史记·晋世家》。
[6] 王叔：春秋时周王室卿士王叔陈生。因自己的地位在伯舆之下，非常气愤，弃官出走，最后到了晋国。事见《春秋左传》。
[7] 仪准：礼法规矩。
[8] 内勤己以自济：独处时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内，指独处时。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独处不敢为非。”
[9] 外谦让以敬惧：在外用敬惧的态度谦让别人。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出门如见大宾。”
[10] 幸：幸灾乐祸。
[11] 并辔：并驾齐驱。
[12] 相夺：压倒胜过对方。夺，压倒，胜过。汉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13] 两顿俱折：双方都受到了困顿挫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中道而毙，后者乘之，譬兔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
译文
具有美好善良品性的人以不自我夸耀为最崇高，怀有贤良美德的人认为骄傲自满招致损害。所以虞舜谦让于有德才的人，他所发扬的正义闻达于上天。商汤受天命应期而降，他的圣明使他得到的尊敬与日俱增。郄至地位高高在上，而他对下边人的压抑却更加厉害。王叔喜欢竞争，而终于出奔他国。这说明降低自己谦让别人，是事业昌盛不断进取的成功道路。骄傲矜夸恃强凌物，是毁坏声誉堵塞前途的危险之路。所以君子的行为不敢超越礼法规矩，立志不敢超越正常的轨道，独处时追求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在外时用敬惧的态度谦让别人。因此怨恨责难就不会招惹到身上，荣耀和幸福就会长久存在。那些小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因功而骄傲以能而自夸，喜欢以此凌驾别人之上，所以当处在前面的时候就有人陷害他，立功的时候就有人诋毁他，遭到毁败时就有人幸灾乐祸。所以当小人们并驾齐驱争先恐后时，彼此都不能压倒或战胜对方。当双方都受到了挫败时，后面的人就会乘虚赶上来。由此论之，争夺和谦让这两条道路，差别是很明显的。
赏析与点评
本节论君子小人在是否争胜一点上的分别，亦即是在刘劭看来，君子小人纵然有很多相异，但归根到底，君子以谦让为其最高德性，而小人则处处争先，锱铢必较。刘劭以历史上一正一负的著名人物对举，说明君子与小人行事作风与人生结局的分别：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1]，以蹑等为异杰[2]，以让敌为回辱[3]，以陵上为高厉[4]。是故抗奋遂往[5]，不能自反也[6]。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7]。以抗遇暴，必构敌难[8]。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亹也[9]。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10]。其余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11]，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12]。并辞竞说者[13]，为贷手以自殴[14]。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15]。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16]。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17]。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18]，则用力者为惫矣[19]。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20]，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21]。物势之反[22]，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23]。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雠而为友[24]。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25]！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26]。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27]，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28]，卒受离身之害[29]；彭宠以朱浮之郄[30]，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1] 下众：处在众人之下。
[2] 蹑等：胜过同等人。蹑，超越，胜过。《晋书·陆机陆云传论》：“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3] 回辱：避让屈辱。
[4] 高厉：崇高，高超。
[5] 抗奋遂往：不顾一切地重复以往的错误。抗奋，即亢奋，极度兴奋不顾一切。遂往，谓以往的错误。晋葛洪《抱朴子·交际》：“风成俗习，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
[6] 自反：自觉返回。
[7] 必见逊下：必然得到谦让。
[8] 必构敌难：必然造成敌对非难。
[9] 变生亹（wěi）：变故的征兆发生出现。
[10] 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必然会用一件事作为借口，把毁谤的实质掩饰起来。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凡相毁谤，比因事类而饰成之。”
[11] 校报：回报，报复。
[12] 易口而自毁：改换用对方的嘴来自我毁谤。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己说人之瑕，人亦说己之秽，虽詈人，自取其詈也。”
[13] 并辞竞说：同时用语言互相争竞。
[14] 贷手以自殴：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词忿则力争，己既殴人，人亦殴己，此其为藉手以自殴。”
[15] 外望不已：对外埋怨他人不停。
[16] 我曲而彼直：这里的意思是我理亏而对方理直，应当受到对方的轻视。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曲而见轻，固其宜也。”
[17] 近次：接近略低。
[18] 别：差别。
[19] 惫：劣，坏。
[20] 蔺相如：战国时赵国人，初为赵国宦者令缪贤舍人，后由缪贤推荐给赵惠文王。秦王得知赵国有和氏璧，假称愿以十五城换之。蔺相如奉命带着玉璧入秦，与秦王斗智斗勇，戳穿秦国阴谋，乃完璧归赵，因功被拜为上大夫。惠文王二十年，秦王、赵王渑池相会，秦王让赵惠文王为之鼓瑟，以侮辱之。蔺相如强令秦王为赵王击缶，对秦王进行回击，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因功高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欲侮辱蔺相如，但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多次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乃亲自到蔺相如处负荆请罪。廉颇：战国时赵将，以勇猛善战闻名。赵惠文王十六年，率军伐齐，大破齐军，因功被拜位上将。赵孝成王十五年，与乐乘率军大破燕军，迫使燕割五城请和。以功封信平君，为假相国。后因与乐乘不和，奔魏居于大梁。赵国因屡遭秦国逼迫，欲任用廉颇，但因仇者郭开的诋毁，赵王相信廉颇老矣，不再任用。后廉颇入楚，卒于寿春。
[21] 寇恂：东汉初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东南）人，字子翼。初任郡功曹，新莽败亡后，劝太守耿况归顺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后任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保障后勤甚是得力，击破更始军立有战功，后转任颍川太守，封雍奴侯。历任汝南太守、执金吾。为东汉初二十八功臣之一。贾复：东汉初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州西北）人，字君文。新莽末聚众起兵，自号将军，后归附更始政权，又随从刘秀，战功卓著。刘秀称帝后，拜执金吾，封冠军侯。后迁左将军，定封胶东侯。知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于京师，便削除甲兵，敦崇儒学，以此深受赏识。为东汉初二十八功臣之一。当初贾复在汝南的时候，他的部将杀人，被汝南太守寇恂依法处置。贾复深以为耻，说过颍川的时候一定要报复寇恂。寇恂知道后，以天下未定，应以大局为重，巧施妙计，避免了与贾复的直接冲突。事见《后汉书·寇恂传》。
[22] 物势之反：指表面上与实质上效果相反的行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虫微物耳，尚知蟠屈，况于人乎！”
[23] 下之：处于他的下面，甘拜下风。
[24] 屈雠：使仇敌屈服。
[25] 裕：宽大，宽容。《周易·系辞下》：“益，德之裕也。”韩康伯注：“能益物者，其德宽大也。”
[26] 赫赫：显赫盛大。
[27] 变在萌而争之：福祸变化还在萌芽时进行争竞。
[28] 陈余：战国末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人，与张耳为刎颈之交。秦末参加反秦起义，与武臣、张耳等人北略赵地，并拥立武臣为王。后与张耳关系破裂。项羽分封时，因觉得分封不公，愤而依附田荣，赶走常山王张耳，迎赵歇为王。汉高帝三年，张耳韩信破赵，陈余被杀。张耳：战国末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人，少时为信陵君门客，与陈余俱为当时名士。秦灭魏以后，因受到朝廷的悬赏缉拿，与陈余改名换姓逃至陈。秦末参加反秦起义，劝陈胜立六国之后，未被采纳。后又请兵略赵地，立武臣为赵王。巨鹿之战后，与陈余关系恶化。项羽分封诸侯，张耳被封为常山王。后受到陈余袭击，投奔刘邦，随韩信破赵，后被刘邦立为赵王。
[29] 卒受离身之害：终于遭受自身败亡后代灭绝的灾祸。卒，终于。离身，自身败亡后代灭绝。
[30] 彭宠：西汉末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字伯通。少为郡吏，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后归附刘秀，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为刘秀势力的扩张立有大功，因功高赏薄，心怀不满，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和，于建武二年发兵反，自立为燕王，后被杀。朱浮：东汉初沛国萧（今安徽萧县西北）人，字叔元。新莽末年，随刘秀起兵，破王郎，拜为大将军、幽州牧，封武阳侯。与渔阳太守彭宠关系恶化，被彭宠打败。光武帝爱其才，任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以后历任太仆、大司空等职。后因卖弄国恩被免官。因好陵折同僚，明帝永平中被赐死。郄：同“隙”，嫌隙。
译文
然而争强好胜之人，却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处在众人之前是迅捷锐利，认为处在众人之后是停留滞后，认为处在众人之下是卑微屈服，认为超过同等人是异才英杰，认为谦让对手是避让屈辱，认为凌驾人上是崇高超绝。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重复以往的错误，不能从错误中自觉返回。用对抗的态度对待贤者，必然得到谦让。抱对抗的态度对待急暴之人，必然造成敌对非难。敌对非难已经造成，则是非的道理必然混沌难以辨明。是非的道理混沌难以辨明，则与自己诋毁自己有什么不同！别人诋毁自己，全都因怨恨之气爆发而变故征兆发生出现。诋毁之人必然会用一件事作为借口，把毁谤的实质掩饰起来。其余的旁听之人虽然不全部相信他们所说的借口，还是有一半认为是对的。自己对诋毁者的回击报复，也像诋毁者那样。归根到底，都有一半可信，远近之人所看所听都信以为然。这就是说气愤相交激烈争斗，是改换用对方的嘴来自我毁谤。同时用语言互相争斗，是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这种行为不是太荒谬使人不解了吗！然而追究其所发生的原因，难道深切责备自身的错误，能够引起这种变故争讼吗？全都是由于在内宽恕之心不足，对外埋怨他人不停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怨恨对方轻视自己，或者是痛恨对方胜过自己。自己浅薄而对方轻视自己，这是我理亏而对方理直。如果我贤能而对方不知道，则被轻视就不是自己的过错了。如果对方贤能而位置处在自己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还没达到。如果德行相当而对方在我前面，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与他接近略低。这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而且两个人的贤能没有差别，那么能谦让的就是杰出的人才。两个人争抢杰出而不分上下，那么争抢用力大的为劣等。所以蔺相如因为回车躲避廉颇的羞辱而胜出一筹，寇恂因为避免与贾复争斗而获得贤名。行动的结果在表面上与实质上截然相反，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理。君子知道弯曲可以达到伸展的目的，所以忍含屈辱而不推辞。他们知道卑辞谦让可以胜过对手，所以毫不迟疑地选择处在下边的位置。然而等到最终的结果，乃是转祸为福，使仇人屈服化为朋友。使怨恨仇视不延及后代，而谦让的美名却永远地流传下去。君子所说的道理，难道不是宽容吗！而且君子能忍受小小的嫌隙，所以没有变成大斗的讼争。小人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最终招致大大的失败屈辱。对方怨恨很小的时候甘拜下风，还可以实践谦逊的美德。福祸变化还在萌芽时就进行争竞，就会酿成无法挽救的大祸。所以陈余因为与张耳关系的变糟，最终遭受自身败亡后代灭绝的灾祸；彭宠因为与朱浮的矛盾，最终落得被杀的下场。认识福祸转化发生的缘由，能够对此不谨慎吗！
赏析与点评
英国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一八八九至一九七五）曾有名言，大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上吸取任何教训。真是一针见血，诚为确论！所以史上正负人物的下场，对世人仿佛没起警诫作用，结果，仍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的，争相甘作小人。他们目空一切，恃强凌弱，因此，判断别人高下便颠倒是非。例如，以装腔作势者为进取，却反以礼贤下士者为卑躬屈膝等等。又由于爱好纷争，滋事寻衅，结果，落在旁人的眼中，自己与那相争者，一同被瞧不起，如刘劭所说，形同自谤。
小人之所以一蠢至此，深入分析，其实就是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人为何会不作反省呢？真正原因，在于人不肯、不愿，因而不能面对自我，人一旦面对真正的自我，见其千疮百孔、衰败不堪，实不忍卒睹，既然不能卒睹，所以索性不睹。这正好反过来显示出小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不堪，所以，凡没有自省力的人，其实都是自我形象残破不全的可怜之徒。
君子则相反，深明甘于下风，不急求成，反能获取最完满结果的道理。所以战国时蔺相如与廉颇，同为赵国大将，但两者有争，蔺为免于道上遇廉而生争执，故掉转车头避之，最终感动了廉，两人复归和好，历史就大赞蔺之谦让，使其流芳百世。相反，秦末天下大乱，陈余、张耳本为知交，但终因争权而反目成仇，最后张耳把当年好友诛杀，两人遗臭万年。本节中，刘劭两度回溯历史，印证了君子心胸广阔，能成己成人之论。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1]，静则闭嘿泯之玄门[2]，动则由恭顺之通路[3]。是以战胜而争不形[4]，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5]，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6]。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7]，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8]。《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1] 棚：棚阁，即敌楼。《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年》：“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胡三省注：“棚阁者，于城上架木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许，上有屋宇以蔽风雨，战士居之，以临御外敌。今人谓之敌楼。”橹：很大的盾牌。棚橹即防御武器。
[2] 嘿泯之玄门：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时可以静，则重闭而玄嘿；时可以动，则履正而后进。”
[3] 由：遵从。
[4] 争不形：不形成争竞。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动静得节，故胜无与争；争不以力，故胜功建耳。”
[5] 悔吝：悔恨。《后汉书·马援传》：“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
[6] 险诐：阴险邪僻。《诗经·周南·卷耳序》：“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孔颖达疏：“险诐者，情实不正、誉恶为善之辞也。”
[7] 柙兕（sì）：把犀牛关进笼子。撄虎：迫近老虎。撄，迫近。《孟子·尽心下》：“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
[8] 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言险而行违，必起众而成讼矣。”《周易·谦》：“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这句话与《周易》原话有异。
译文
所以君子求胜的方法，是把推辞谦让作为利刃锐器，把自我修养作为防御的武器，静时则关闭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动时则遵从恭敬顺从的通衢大路。所以他会取胜而不形成争竞，对手屈服而构不成怨恨。如果是这样就会脸上连悔恨之色都没有，怎么会发生公开的争竞呢！那些公开与人争竞的人，必然是自以为贤能，而别人却认为是阴险邪僻的人。如果他确实没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则没有可诋毁的地方。如果确实有阴险邪僻的品德，又何必与他争论呢！明明是阴险邪僻的人却与他争论，就好像把犀牛关进笼中和迫近被逼到绝路上的老虎一样，这怎么可以呢？如果这样，他们就会怒而害人，这是必然的。《周易》说：“言论险恶行动违背常规，必然引起众人起来和他争论。”《老子》说：“正是因为不和别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之争。”所以君子认为争竞之路不可行啊。
赏析与点评
本节进一步论证贤人君子必行谦让之道，小人奸佞必走上穷途末路，既应验了《易经》提出的警告，劝人不要争端，又印证了老子所言，不与人相争，才能赢尽天下人之心。
是以越俗乘高[1]，独行于三等之上[2]。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3]，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4]，皆道之奇[5]，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及也。夫惟知道通变者[6]，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7]，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8]，受嘉重之赐[9]。夫岂诡遇以求之哉[10]？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11]。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12]，则光晖焕而日新[13]，德声伦于古人矣[14]。
[1] 越俗乘高：超越世俗登至高处。
[2] 独行：不随世俗沉浮。
[3] 缓己急人：对己宽松对人严格。
[4] 凡此数者：所有这几等。
[5] 道之奇：争和让道理的特殊表现。
[6] 知道通变：知道道理通晓变化。
[7] 孟之反：春秋时鲁国大夫，名侧，字反。鲁哀公十一年，鲁军与齐军战，大败，孟侧在败退时走在最后。走到城门时，受到人们赞扬。他却用鞭子打着马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事见《论语·雍也》何晏《集解》。
[8] 管叔：西周初人，又称叔鲜，周初三监之一，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监视武庚及殷遗民。周成王时因不满周公摄政，与武庚起兵作乱，兵败被杀。管叔并无辞赏受嘉奖之事，此处管叔疑为三国时的管宁。见《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及裴松之注。
[9] 嘉重：重重嘉奖。
[10] 诡遇以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岂故不伐辞赏，诡情求名耶？”
[11] 功一而美二：一件事而收到两种好结果。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自损而行成名立。”功，事情，事业。《诗经·豳风·七月》：“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朱熹《集传》：“功，葺治之事。”
[12] 玄路：脱离世俗玄远高妙的境界。
[13] 焕：放射光芒。
[14] 伦：类，同。
译文
所以要超越世俗登至高处，不随世俗沉浮处在三等之上。什么是三等？没有大功却自高自大，一等。有功却自我夸耀，二等。立有大功却不自夸，三等。愚钝却争强好胜，一等。贤能又能推崇别人，二等。贤能又能谦让别人，三等。对己宽松对人严格，一等。对自己和别人都严格，二等。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松，三等。所有这几等，都是争和让道理的具体表现，从而使事物结果变化。经过三等变化之后而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只有知道道理通晓变化，才能够处在上等的位置。所以孟之反因为不自夸，受到孔子的称赞。管叔因为推辞赏赐，受到重重的嘉奖。怎么能说这些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的呢？这是纯正的道德在内部自然而发又与争让变化的道理吻合啊。君子知道自我贬损是有益的，所以能做一件事而收到两种好结果。小人不知道自满会招致损失，所以一个自我夸耀而失去双倍的东西。由此而论，不自夸，却受到夸赞。不争名夺利，却收到争的效果。谦让对手，却能够战胜他。处在众人之下，最终却在众人之上。君子如果真能看到争竞的道路凶险，独自登高在脱离世俗玄远高妙的坦途行进，就会光芒四射日新月异，品德和名声等同于古代的贤人。
赏析与点评
本章中，刘劭区分了三等次的人，其律人律己的行事特色，可参本篇导读，要特别补充的是，刘劭强调要成为第三等人，亦即最上等的人，必须久经历练，由第一等上升到第三等，从而将先天已潜存的禀性发挥出来。最上等之人，思通玄微，明白越争则越失，相反，越让则越得，这与常识完全相反，正是老子“反者道之动”的上佳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