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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辩解”的文章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里所写，是去今二十年前，那时只为要写一种感想，成功一篇文章，需要些作料，这里边的杨恽嵇康，梭格拉底以及林武师，其实都是肴馔的“垫底”，至于表面的“臛头”实在只是倪元镇这一点。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彷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并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为“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的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做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