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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我面临一条我不曾理解的真理。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以为自己接触到了绝望的深渊，而一旦接受命运的安排，便得到了和平。仿佛在这些时刻，人对自身有了了解，变成了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东西胜过这一种丰富的感情，它能满足我们内心一种我说不出，以前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的本质需要。我想象中，博纳富在追风逐尘的劳顿生活中，经历过这种恬静的境界。吉约梅在冰天雪地中也经历过。我又如何能忘记，全身埋在沙里，喉咙慢慢紧掐在渴魔手里，在星空的笼罩下，内心却是那么沸腾？
如何在我们心中促成这种解放呢？人的一切违情悖理之处，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保证他的衣食，使他有创造的机会，他却沉睡不醒；凯旋的征服者意志消沉；慷慨的人在发财以后，会变得爱钱如命。所有的政治学说都妄称可以解放人类，如果我们首先不了解要解放什么样的人，那又有什么用呢？生下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是饱食终日的牲畜，出现一个贫穷的帕斯卡[16]要比多了几个富裕的庸才意义重大。
本质的东西我们没法预见。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曾在人生的逆境中感受过最热烈的欢乐之情。这些欢乐令我们缅怀不忘，以致我们对自己的苦恼也会眷恋，如果这些苦恼带来了这些欢乐的话。跟同志重逢时，提起不愉快的往事也会使我们陶醉。
有一些还不被人认识的条件却在培育我们，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呢？何处是人的真理？
真理不是可以自我检验的。如果在这块地，而不是在另一块地，橘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块地就代表橘树的真理。如果这个宗教，这种文化，这个价值标准，这些行动方式，而不是其他种种，可以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发挥我们潜在的高贵品质，这个价值标准，这种文化，这些行动方式就代表人的真理。逻辑呢？只能由它自己应付着去向人生负责了。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我列举了这么一些人，他们似乎顺从一种最高的天职，选择了荒漠或航空，就像另一些人选择了修道院；但要是显得我在鼓励大家首先去赞美人，我还是背离了我的宗旨。首先应该赞美的是培育人的土壤。
天职当然也起一种作用。有的人终身埋没在商店里。有的人朝着一个必然的方向奋勇前进；我们在他们的童年故事中看到处于胚芽状态的这种激情，便用来解释他们的整个生涯。但是历史在事后读来，总是使人产生幻觉。这种激情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我们大家也遇到过一些掌柜的，在某一个沉船或失火的夜晚，显得比平时伟大。他们对自己丰富的内心是不会误解的，这场火灾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夜。但是，缺乏新的机会，缺乏肥沃的土壤，缺乏激励的宗教，他们会沉睡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有慷慨的感情。天职固然促成人的解放，但是天职本身同样需要解放。
航空之夜，沙漠之夜……都是些难逢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可是，在环境逼迫下，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需要。如果我在这里叙述我在西班牙度过的一个夜晚，那也不算离题，那个夜晚在这一点上给了我教育。我对某些人谈得太多了，我喜欢谈谈所有的人。
这是在西班牙的前线，我作为记者去那里采访。那一个晚上，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我与一个年轻上尉同桌吃饭。
2
我们正在闲谈，这时电话铃响了。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指挥部传来命令在当地出击，这是一次荒谬、绝望的进攻，要在这个工人区攻下几幢已改成水泥碉堡的房屋。上尉耸耸肩膀，回到我们身边，他说：“我们中间打头阵的，站出来……”然后他把两杯干邑酒推到我和一位恰在这里的中士面前，对中士说：
“你第一个跟我去，喝了去睡吧。”
中士去睡了。我们总共十二个人，围坐在桌旁守夜。在这间油灰密封得不透一点光的地下室内，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不停地眨眼睛。五分钟前，我透过枪眼往外面看过一眼。把枪眼前的遮布掀去后，我窥见笼罩在幽暗弥漫的月光下，一堆堆似有幽灵出没的断壁残垣。我盖上遮布，仿佛把月光像一条油渍似的抹去了。我现在眼前还保留了海蓝色碉堡的印象。
这些士兵肯定不会回来了，但是他们知趣地一声不提。这次进攻势在必行。从人的仓库调拨几个人，如同在种子房抓了一把种子，撒向田野，以待收获。
我们喝我们的干邑酒。我右边的人在下象棋。我左边的人在说笑话。我在哪儿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进来了，他手抚长须，温柔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游移。他的目光停在干邑酒上，移开后又落在干邑酒上，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上尉。上尉低声笑了。那个人满怀希望，也笑了起来，旁观的人也发出了低低的笑声。上尉慢慢地把瓶子往后推，那个人的眼睛里表示出失望。这样展开了一场天真的游戏，满屋子烟雾腾腾，不眠之夜的困顿，黎明出击的前景，使这一幕悄无声息的芭蕾舞，像梦境那样幽远。
我们关在我们这条大船的底舱，暖洋洋的在进行游戏，而在外面，爆炸声像海风似的轰隆不断。
这些人过一会儿，也将在战争之夜的王水中，洗清他们的汗水，消除他们的酒气，摆脱他们等待的腻烦。我感到他们的灵魂多么接近涤罪的时刻。但是他们还是尽情地跳这场醉汉与酒瓶的对舞。他们还是尽情地下完这盘棋。他们还是尽情地活下去。但是他们早已把搁板上的闹钟拨准了。铃声将响。于是这些人应声而起，伸伸懒腰，扣上他们的腰带。那时上尉解下他的手枪。这时醉汉也将醒来，他们不慌不忙地穿过走廊，沿着小斜坡上去，走到一扇月白色的矩形门前。他们随口说几句这类简单的话：“哼，冲就冲吧……”或者“天好冷哪！”然后他们钻入黑夜。
时间到了，我看见中士醒来。他本来直挺挺地睡在一张铁床上，在地下室的废物堆中间。我一直望着他沉睡不醒。我好似也有过这种无忧无虑，又是那么幸福的夜晚。这使我想起我在利比亚的第一个夜晚，那次普雷沃和我坠落在沙地上，没有水，也没有生还的希望，我们在还没有感到极度口渴以前，总算还睡过一次，也仅仅这一次，睡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在熟睡中可以使用一种令人赞美的权力，那就是逃避现实世界的权力。我还控制着这个身躯，它还没有搅乱我的内心，只要我把面孔伏在胳臂上，我的这一夜跟另一个幸福之夜没有任何差别。
中士就是这样睡着的，蜷作一团，失去了人的模样；来唤醒他的人点燃了一支蜡烛，插在长颈瓶口，我起初没法分辨这堆不成形的东西，除了两只大军靴外。打上铁钉铁掌的大军靴，短工或者码头工穿的大军靴。
这个人脚上穿的是工具，全身上下也无一不是些工具：弹药包、手枪、皮背带、腰带。他戴上了驮鞍、颈围以及耕马的全套马具。在摩洛哥的地窖角落里，可以看到推磨的都是些瞎马。在这摇曳不定的红烛光下，为了要推动磨盘，唤醒的也是一匹瞎马。
“嗨！中士！”
他慢慢转动身子，抬起睡意蒙眬的面孔，嘴里嗫嚅不清。可是他又朝着墙壁睡着了，不愿醒来，钻入沉醉的睡乡，就像钻入宁静的母胎，就像钻入深邃的水底，手掌一张一翕，在抓什么黑色的海藻。应该把他的手指掰开。我们坐在他的床边，有一个人轻轻地把手臂伸入他的颈后，把这颗微笑的沉重的头颅托住。这是暖和的马厩里马匹交颈厮磨表现出来的温情。“嗳，老弟！”我生平还没有见过比这更温柔的情景。中士作最后一番挣扎，想回到他幸福的梦境，拒绝我们这个动乱、折磨人、寒冷黑暗的世界；但是太晚了。外界事物来强制他就范了。好比星期日的中学钟声，慢慢地惊醒了受罚的学生。他早忘了书桌、黑板、罚做的作业。他梦见田野里的游戏，但是无济于事。钟声当当响个不停，不可抗拒地把他送到不平的人间。中士像那个中学生，渐渐意识到这个疲惫的躯体，这个他乐于舍弃的躯体，这个醒后不久在寒气中忍受关节隐隐作痛，然后是马具的重压，然后是沉重的奔跑，然后是死亡的躯体。就是死，也胜过手浸在黏糊的血堆里挣扎着爬起来，粗声大气地喘息和四周寒心的沉寂；就是死，也胜过死的难受。我望着他时，片刻也没忘记自己那次醒后的失望心情，又要忍受口渴、烈阳、沙土，又要承载生命的重担，————我不会选择去做这个梦的。
但是他已经站在那里，直盯着我的眼睛：
“时间到了？”
这时候，人出现了。这时候，人违反了逻辑的种种推测：中士在微笑！是什么诱使他笑了起来？我记得在巴黎，有一个晚上，梅尔莫兹和我，还有其他朋友庆祝不知哪一个纪念日，拂晓时我们聚在一家酒吧门口，由于唠叨了那么多的话，灌下了那么多的酒，没干正事而感到那么累，心里正烦得要吐。但是天空已经蒙蒙发亮，梅尔莫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抓得那么紧，以至我感到他的指甲：“你看，这时候在达喀尔……”这时候机械师在揉眼睛，取下螺旋桨套，这时候飞行员去查气象报告，这时候大地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天空已经泛起朝霞，人们已经在准备节日，但是为了他人准备节日；人们已经铺上宴会的台布，但是我们不是宾客。有的人将冒生命的危险……
“这里多么乌烟瘴气……”梅尔莫兹说。
你，中士，你应邀去赴什么样的宴会，竟值得你去死？
我以前听到过你的知心话。你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你是巴塞罗那城里的一个小会计员，你以前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并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分歧。但是一个朋友参军了，然后第二个，后来第三个，你也奇怪自己有了异常的变化，你的工作渐渐地对你变得毫无意义。你的欢乐，你的忧虑，你的小小的享受，这一切属于上一个时代。这里的事已无足轻重了。最后，终于传来了你的一个朋友的死讯，他是在马拉加附近被杀害的。这不一定是你急于要复仇的一个朋友。至于政治也从来不曾打扰过你。这条消息却像海风，吹到你的身边，闯入你狭窄的天地。一位朋友那天早晨望着你说：
“咱们走？”
“咱们走。”
你们两人就这样“走”了。
我心中产生了几个形象，来给自己解释你没能用语言表达，但是它的存在却指导了你的行动的这条真理。
在迁徙季节，飞来了一群群野鸭子，沿途飞经的地方引起阵阵好奇的骚动。家鸭好像受到了长空雁行的吸引，不寻常地跃跃欲试。野性的嘎叫声唤醒了它们心中我无从知道的残余野性。于是农庄驯养的鸭子一度也要成为候鸟。在这个小而懵懂的脑袋里，以前萦绕的是野塘、蛆虫、饲养房这些简朴的形象，而今向往千里沃野、高空长风、汪洋大海。家禽原来不知道它的脑袋，也足以容纳各种各样神思遐想，于是现在展翅欲飞，看不起谷粒，看不起蛆虫，一心想变成大雁。
我尤其想到我的小羚羊；在朱比角我养了几头羚羊。在那里大家都抚养羚羊。我们把它们关在旷场的棚子里，因为羚羊需要风的吹拂，比什么都娇弱。幼小时加以驯养，还会到你手里觅食。它们听任抚摸，把湿腻腻的鼻子伸到你的掌心上。我们以为它们已经驯服。我们以为无形中使它们避免了无声无息地消亡、抑抑郁郁地死去的痛苦。但是终于这一天来了，你看到它们朝着沙漠方向，用初生的小角顶触围墙。它们受到了磁性的吸力。它们不知道是在离弃你。你带给它们的牛奶，它们还是喝下去，还是听人抚摸，把鼻子更温柔地伸进你的掌心……但是你一放松，就会发现它们是在一阵幸福的跳跃后，又回到木棚旁边。如果你任其自然，它们会留在那里，并不企图突破藩篱，而只是低垂着头，用小角相抵，一直到死为止。这是发情的季节，还是只想蹓蹓蹄，奔驰得气喘吁吁而已？它们也说不上来。当人们捕获后送给你的时候，它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它们对沙漠的自由，就像对雄性的气息，都毫无所知。但是你要比它们聪明得多。它们追求的东西，你是知道的，那是供它们充分发挥的原野。它们愿意做羚羊，跳自己的舞蹈。愿意以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速度朝前奔驰，途中突然停蹄收步，好像沙土到处会迸出火星似的。要是羚羊的真理是追求恐惧的乐趣，只有恐惧能促使它们超越，能激发它们跳得最高最欢，那豺狼又算得什么呢？要是羚羊的真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利爪的撕裂，那狮子又算得什么呢？你望着它们，你想，它们得了怀乡病。怀乡病就是莫名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没法用言辞表达。
而我们，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中士，你在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叫你丝毫不想背叛你的命运？可能是这条友谊的手臂？它把你沉睡的头颅托了起来；可能是这声温柔的微笑？它从不埋怨，但分担忧患。“嗳！同志……”埋怨，这也需要两个人。这仍不能一人独占。但是人的关系中有一种境界，到了那种境界，感激与怜悯一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时，人可以像获得解放的囚犯一样呼吸。
我们两架飞机比翼并航，飞越那时还没有降服的里奥德奥罗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团结的关系。我从来不曾听说沉船者向营救者道谢的。经常的是在把邮包从一架飞机卸至另一架飞机而筋疲力尽时，我们相互对骂：“混蛋！我这次出故障，是你的过错，顶着逆风，还拼命的要在两千米高度飞。如果你在低空跟着我，我们早到了艾蒂安港！”另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反显得羞于做一个混蛋。然而我们该用什么来感谢他呢？我们的生命也有赖于他。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你救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中士，把你往死路上送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要惋惜你呢？你们大家彼此担当这个风险。人们在这一分钟发现了这种不需用言辞表达的团结。我理解你为什么背井离乡。假若你在巴塞罗那是个穷人，工作后可能孑然一身，假若你的躯体无处栖息，在这里你感觉到了充分发挥的满足，你找到了普遍精神；在这里，你一个贱民，也受到了爱情的收容。
政客们的豪言壮语，可能把你的生命留在田野；他们说这些话是否出于诚意，合乎逻辑，我不想了解。要是这些话在你身上生根，像种子会发芽一样，那是这些话迎合了你的需要。你是唯一的评判者。品评麦子的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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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同的、眼前还达不到的目标，把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为此活着的；经验告诉我们，爱不是相互望着对方，而是共同展望一个方向。只有团结一致攀在同一根绳索上，登上同一个顶峰去集合的，才算得是同志。要不然为什么就在这个富饶的世纪，我们在沙漠中分享最后一点粮食时会这样心满意足？在这件事上，社会学家的预言又值得什么？我们曾经在撒哈拉排除故障，对经历过这种欢乐的人来说，其他的乐趣都显得那么平淡。
可能这就是今日世界开始在我们周围崩溃的原因。每个人慷慨激昂，为了维护使他本人感情丰富的宗教。我们大家用相互矛盾的语言，表现同样的激情。我们在方法上————方法只是我们推理的结果————而不是在目的上有所分歧；目的都没有什么不同。
因而，我们不要惊讶。有的人原先不觉得心中有一个熟睡的陌生人，但是一旦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窖里，听到牺牲、互助、法律的严峻，感到这个陌生人苏醒了，那个人只知道一个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有的人去站岗一次，保护西班牙修道院内一群跪在地上惊慌失措的修女，这个人就是在为教廷效命。
当梅尔莫兹抱着必胜的信心，驾机深入智利境内安第斯山区，你若指摘他说他错了，一个商人的函件可能不值得他去冒生命的危险，梅尔莫兹听了只会付之一笑。真理是：他越过安第斯山时，心中感到自己是个人了。
如果你企图用战争的恐怖来说服一个不惜一战的人，不要把他当作野蛮人看待，在评论他之前首先设法了解他。
举个例说，在里弗战争[17]期间，南方有个军官指挥一个前沿哨所，哨所夹在抵抗部落占据的两座山头中间。有一个晚上，他接待西山上派来的使者。他们正在按照礼节喝茶时，枪声响了。东山上的部落向哨所发动了进攻。上尉要把这些人送走，准备战斗。敌人的使者回答他说：“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上帝不允许我们抛弃你……”他们和上尉的士兵并肩作战，保卫了哨所，之后又登上他们的鹰巢。
但是轮到他们进攻的前夕，他们派了使者对上尉说：
“那一天晚上，我们帮助了你……”
“不错。”
“我们为你打掉了三百发子弹……”
“不错。”
“把那些子弹还我们才是道理。”
上尉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决不肯利用他们高尚的心地而占便宜。他把后来用于对付他的弹药还给了他们。
人的真理，在于使人成为一个人。有的人理解人与人关系中的这种尊严，处世耿直，推己及人，崇尚信义；还有一种人哗众取宠，对同样的阿拉伯人亲热地拍拍肩膀，表示友善，吹捧他们同时又侮弄他们；如果前者认为自己这种崇高的心灵与后者的庸俗好意不能相提并论，而你又表示异议的话，他只会对你报以稍带轻蔑的怜悯。而有理由的是他。
但是，你也有同样的理由憎恶战争。
为了理解人和他的需要，为了认清人的本质，不应该因为你的真理有了明证而攻击对方的真理。不错，你是对的。你们都是对的。逻辑可以检验一切。就是那个把人间的痛苦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也是对的。如果我们向驼背开战，不久就会学得慷慨激昂。我们一定要报复驼背犯下的罪恶。当然，驼背也是会犯罪的。
为了设法突出本质的东西，应该一时把分歧撇开；这些分歧一经确认，就会写成一部通篇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圣书”，以及由此引起的狂热。可以把人分作右派和左派，驼背和非驼背，法西斯分子和民主分子；这些区分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你知道，真理是简化世界，而不是制造混沌。真理是突出普遍精神的语言。牛顿并不是用解答谜语的办法，“发现”了一条长期隐蔽的规律，牛顿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演算。他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不是自我检验的东西，而是简化的东西。
讨论各种意识形态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自我检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都在相互攻讦，这样的讨论只会使人的解放遥遥无期。而人，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都表示出同样的需要。
我们要摆脱桎梏。一个人用镐刨地，就要知道用镐刨地的意义。囚犯的一镐与勘探者的一镐，不能等量齐观。囚犯的一镐是对囚犯的惩罚，勘探者的一镐是给勘探者的荣誉。需要用镐刨的地方并不就是监狱。并不存在物质的恐怖。毫无意义地用镐去刨地，又不能教抡镐的人融合在人类大家庭内的，这种地方才算得是监狱。
我们要冲破牢笼。
在欧洲，有两亿人生活缺乏意义，他们要求生的权利。工业使他们失去了农民世代相传的语言，把他们关闭在巨大的贫民窟内；那些贫民窟就像塞满黑色车厢的调车场。他们在工人区的角落里要求觉醒。
另有一些人，卷入了各种各样职业的齿轮，谈不上享受拓荒者的乐趣，宗教的乐趣，学者的乐趣。有人以为，为了他们成长，只要给他们蔽体果腹，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渐渐地把他们养成为库特林[18]式的小布尔乔亚，乡村的政客，内心闭塞的技术员。如果说对他们传授了知识，可是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教育。有的人认为教育就在于背诵几个公式，这是对教育的一种谬误。理科班的一个普通学生在自然和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要比笛卡儿和帕斯卡丰富。但是在智慧上，他能进行同样的演算和推导吗？
每个人，隐隐约约，都有生的欲望。但是有的办法欺世惑众。当然可以给某些人套上军装来鼓励他们。于是他们高唱军歌，与同志们分享他们的面包。他们也会找到追求的东西————对普遍精神的爱好。但是他们会死于献给他们的面包。
人们可以从土里挖出木头偶像，给多少风行过一时的古老神话招魂，让泛日耳曼主义或者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卷土重来。人们也可以说作为德国人，作为贝多芬的同胞是桩令人陶醉的事，而把德国人说得飘飘然。就是把船上的火夫也可奉承得忘乎所以。当然，这要比把火夫培养成一个贝多芬容易得多了。
但是这一类的偶像崇拜是食肉动物的偶像崇拜。为知识进步和疾病医治而牺牲的人，在衰亡的同时，就是在为生命服务。可能为开疆拓土而牺牲也是壮美的，但是今日的战争摧毁了它本身妄称要促进的东西。今天已谈不上牺牲一些鲜血来救活整个民族。自从对阵的是飞机和芥子气以后，战争只是一个大流血的外科手术。每个人都躲在水泥墙后，每个人都无计可施，只是夜以继日地派出成批飞机捣毁对方的心脏，炸断对方的命脉，瘫痪对方的生产和贸易。胜利属于最后烂掉的人。结果两个敌手会同时烂掉。
在一个变成沙漠的世界上，我们渴望找到同志；在同志间分享面包的乐趣，曾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来获得奔向同一个目标时摩肩蹭臂的温暖。战争欺骗我们。憎恨并不会在奔跑的激昂情绪之外增加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憎恨呢？我们搭乘在同一个星球上，是同一条船上的水手，我们风雨同舟。如果说文明的冲撞可以促进新的组合，这点还有可取的话，文明的相互残杀则是丑恶的。
为了我们的解放，既然只要帮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目标可以把我们联在一起，那就应该在把我们联在一起的地方去寻找那个目标。治病的外科医生决不去听他所诊断的病人的诉苦，而是通过病人去设法治愈那个人。外科医生说的是一个普遍语言。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当他在思考那些几乎是神圣的方程式，并通过方程式既掌握原子又掌握星云的时候。直至最质朴的牧羊人也莫不如此。因为在星空下平平凡凡地放牧着几头羊的那个人，他若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走仆。他是一个哨兵。每个哨兵都身系一个王国的安危。
你以为那个牧羊人不希望有所意识吗？我在马德里前线参观了一所学校，离战壕五百米，在山岗上的一堵矮石墙后面。一个二等兵在教植物课。他用手把一朵罂粟花上嫩弱的器官一片片撕下来，招来了几个长胡子的香客，他们掸去身上的尘土，不顾炮火，到他那里朝圣。他们围住二等兵盘腿而坐，一手托腮，立刻专心地听他解释。他们蹙眉咬牙，对讲的课不甚了了，但是人们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些无知之徒，才从兽洞里爬出来的，还不赶快追上人类！”于是他们迈动笨重的步子急起直追。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即使是无足轻重的任务，才会感到幸福。才会心安理得的生，心安理得的死。因为生有了意义，死也有了意义。
当死作为一个自然的结局，当普罗旺斯的老农享尽天年，把他的一份山羊和橄榄树遗留给他的孩子，为了以后由他们传至他们的子子孙孙时，死乃是这样的甜蜜。在农民的世系中，人是不会完全死去的。每个生命都会轮到像豆荚似的开裂，落出果实。
有一次，我和三个农民坐在一起，面对着他们母亲的灵床。当然这是悲痛的。这是第二次割断脐带。这是第二次一个绳结松了————这个把各个世代串联一起的绳结。这三个孩子成为孤儿，一切从头学起，失去了逢年过节团聚的桌子，剥夺了天伦的磁极。但是，我也发现，世代的中断也是生命的再现。这些孩子，轮到他们做一家之主，众望所归的人物，年高德劭的长者，直到那一天，轮到他们把家计交给在院子里游戏的这群孩子。
我望着那个母亲，这个面貌恬静严峻、嘴唇紧闭的老农妇，这个已变成石头面具的面孔。我从中也辨认出儿子的面貌。这个面具曾用来拓刻了他们的面貌。这个肉体也曾用来铸造了这些肉体，这些美丽的人的模具。现在，她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好像宝石取出后留下的矿渣。以后轮到她的儿女，以他们的肉体来铸造他们的后代。在农村，人的生命延续不断。母亲故世了，母亲万岁！
悲痛，是的，但是如此纯朴，这个生生不息的景象：把美丽的满头银丝的遗体，一具具抛落在沿途，通过脱胎换骨，走向我无从揣测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乡村小镇上的丧钟在我听来并不哀伤，而是一阵阵含蓄温柔的欢乐声。钟以同样的抑扬来庆贺葬礼和洗礼，又一次宣布了世代的递嬗。在听到一位可怜老妇人与大地的婚礼曲时，心头只是感到一片恬静。
生息繁衍，如树木的徐徐成长，这就是生命，这也是心灵。多么神秘的升华！一堆岩浆，一块陨石，一个神奇生殖的活细胞，我们就是从这些演化而来的，逐渐成长培育，直至今天能谱写清唱剧和探索银河。
母亲不但传宗接代，她还把一种语言教授给她的后裔，她托付给他们这些世世代代涓涓滴滴积累的知识，这份她也受之于上代的精神遗产，这一脉相承的传统、观念和神话，就是这些形成牛顿或莎士比亚所以与穴居人不同的全部区别。
西班牙士兵在子弹呼哨下学习植物课，梅尔莫兹飞往南大西洋，另一个人献身于诗歌；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所以会感到他们这种饥渴，这是因为人类的创造还没有完成，我们对自己和宇宙必须有所意识。我们在黑夜中必须架起桥梁。只有那些把独善其身、漠不关心作为金科玉律的人才不理解这道理；但是这种金科玉律只是理智的毁灭！同志们，我的同志们，你们可以给我作证，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感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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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又记起了那些垂老的公务员，当我们终于得到任用的机会，准备蜕化成人的时候，他们在初航的黎明把我们伴送到机场。他们可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过饥渴。
沉睡不醒的人真是比比皆是。
几年前，在一次铁路长途旅行中，我有心观察了这块行进中的国土；三天来，我关闭在车厢里，三天来两耳离不开海水卷动卵石的轱辘声，我站了起来。半夜一点钟光景，我跑遍整列火车。卧铺车厢是空的。头等车厢是空的。
但是三等车厢装满了几百个波兰工人，从法国解雇回到他们的波兰去。
我跨过他们的身子在过道上走回来。我停下来望着。这个车厢没有隔板，好像一个通铺房间，有一股兵营或警察局的气味。我站在宵灯下，看着这一群东歪西倒的人，随着快车的摆动摇晃。这一群人沉溺在噩梦里，回到他们的贫困中去。有几个剃光的脑袋在木椅靠背上晃动。男人，女人，小孩都自右向左侧转着，好像受到这些噪声、这些颠簸的攻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这些噪声和颠簸也在威胁他们。他们在睡眠中也得不到安逸的款待。
在我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一半作为人的品质，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从欧洲的一个角落飘流到另一个角落，抛却了北方的小屋子、小花园，以及我在波兰矿工的窗前看到过的三盆天竺葵。他们只收拾了一些厨房炊具、被褥和窗帘，塞进了粗针疏线、鼓鼓囊囊的包裹内。但是他们以前抚摸过或喜爱过的一切，他们居留法国四五年间驯养的猫、狗和天竺葵，却不得不割爱了，他们随身只带了这些厨房的什物。
一个婴孩在吮吸一个倦得昏昏欲睡的母亲的乳房。在这个荒谬凌乱的旅途上，生命也在传递。我瞧了瞧父亲。头颅如同石头一样沉重和光秃。在不舒服的睡眠中身子折成两段，蜷缩在工作服内的是一身瘦骨。那个人简直是堆泥。如同夜半更深，一些鸠形鹄面的游民沉睡在菜市场的板凳上。可是我想，问题不在这种贫困，这种污秽，这种丑陋。因为同样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以前在某一天见面，男的必然对女的微笑，他在工作之余无疑也曾带给她鲜花。他胆怯笨拙，看到自己遭到拒绝可能会发抖。女的天性爱俏，自恃姣美，可能逗得他不安。那一个在今天已只是一架挖土或敲钉的机器，那时在他心中也曾有过柔情和苦恼。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竟然变成了两堆泥。他们曾经在哪一个可怕的模子里待过，竟如经过冲床的冲压？一头年老的动物还能保持体态的优美。为什么这个有风采的人到头来这么龙钟衰颓？
我在这群人中间继续我的旅程，他们的睡眠犹如妓院那样恶浊。粗鲁的鼾声，含糊的怨声，半身压麻后翻身时的大靴子摩擦声，交织成一种暧昧的声响，在空气中飘荡。始终幽幽伴随着的，是卵石在海水冲涌下无休无止的轱辘声。
我面对着一对夫妇坐下。在丈夫与妻子之间，那个孩子多少挤出了一个位子，他睡着了。但是他在睡梦中转过身来，在宵灯下露出了他的面孔。啊！多可爱的脸蛋！这对夫妇生下了一枚金果。这对行动蹒跚的丑人儿居然养出了这么一个娇媚的小孩。我俯身注视着这个光洁的前额，这两片可爱的微撅的嘴唇，于是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童年莫扎特，这是有锦绣前程的生命。传奇中的王子跟他没有两样：得到保护、关心和培育，以后他做什么会做不成呢！花园里培养出一种新品种玫瑰，所有的园丁大为激动。人们把玫瑰隔离，栽培，促其生长。但是没有培养人的园丁。在冲床中，童年莫扎特和其他孩子会打上同样的烙印。在夜总会的污泥浊水中，莫扎特也会把堕落的音乐视作最高的享受。莫扎特被判了死刑。
我回到我的车厢。我心想：这些人并不为他们的命运感到难受。在这里叫我痛心的不是慈善事业。问题也不在于对着一个永不收口的创伤表示一番同情。那些身受创伤的人并不感到创伤的痛苦。这里受伤的、损害的不是个人，不妨说是整个人类。我不相信怜悯。令我痛心的是园丁的这种观点。令我痛心的不是这种贫困，人在贫困中，日久也会像在懒惰中一样安之若素。东方人在赤贫中生活，几世纪来处之泰然。令我痛心的事，不是靠慈善机构的菜汤能够医治的。令我痛心的，也不是这堆瘦骨，这个偻身，这种丑陋。而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被扼杀的莫扎特。
惟经智慧的吹拂，泥胎才会变成人。
[1]波托努瓦尔，南大西洋赤道附近，该区多暴雨。
[2]19世纪中叶，法国侵入非洲建立殖民地。20世纪初，企图从塞内加尔的陆路向西北非洲行进，打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一条道路。在所谓“和平进驻”失败后，实行“军事平定”。1905年到1910年，迫使生活在非洲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部落承认法国的宗主权。不愿降服的部落退向山区和绿洲，不受法国管辖。这些继续抵抗的部落在法国称为tribus dissidents，本书内译作抵抗部落，他们占据的地区称为抵抗地区。这里“不屈的撒哈拉”即是指此。1934年，撒哈拉才完全被法国征服。
[3]即今非洲西撒哈拉的一部分。
[4]天主教的一个教派，成立于17世纪，以苦修著称。
[5]博斯，法国西北部的博斯平原。
[6]法国学校考试批分成绩为二十分制。最高分为二十分，十二分及格，十分、十一分可以补考。
[7]朱比角在当时里奥德奥罗境内，为西班牙殖民地。
[8]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分布在西北非洲。
[9]即今西撒哈拉的努瓦迪布。
[10]卡伊德，北非伊斯兰教的官员，主管执法、治理、收税等职。
[11]马拉布特，伊斯兰教中过修行和沉思生活而被称为圣者的人。这些人曾领导北非人民反对某些王朝和欧洲征服者的斗争。这里系指修行的圣者。
[12]“贝杜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民，以别于定居务农和住在城市的阿拉伯人。
[13]也有译为多明我会，为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14]古埃及人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会。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今科普特修士系指埃及、利比亚的基督徒。
[15]根据法国监狱惯例，死刑犯在执行前，都赐给香烟和朗姆酒。
[16]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17]指1925年到1926年摩洛哥境内里弗地区的部落与法国西班牙联军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18]乔治·库特林（1861——1929），法国戏剧家，是法国现代喜剧的中坚人物，擅写法国社会中的小人物，富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