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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军的余党，北部尚有捻军，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乱外，总算是内部的平安时期；重要的事变，全在对外的关系上，就是藩属的丧失。此时期中比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国对外的问题日趋紧迫，尽力讲求所谓洋务。洋务如何讲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于是，“西法模仿”四字，成为此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从一八六五年创设江南制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军舰队；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北洋海军被日本摧毁，西法模仿的成绩归于泡影；于是有人进一步要讲维新变法了，西法模仿的时期至此终止。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䜣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䜣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䜣，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䜣，于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䜣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䜣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䜣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䜣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譞、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䜣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䜣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䜣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为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誴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譞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清朝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䜣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地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地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藉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前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说，西太后所顾虑的在朝外不在朝内，她所倚靠的实在势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内，事实上已成为外重内轻之局；因此这时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内而在朝外。前一个时期是曾国藩的时期，这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时期；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鸿章便是继续曾氏负当时重望的人物。
洪杨战役中李鸿章与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同属曾国藩一个系统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颠覆前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受了别人的攻击，于攻克南京后依其兄所主张将所领湘军的大部分率领回乡遣散，他自己也请假休息，处于闲散的地位（后虽再出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于一八六三年授闽浙总督，仍兼浙抚，平定浙省后，辞浙抚，督军入闽；一八六五年，扫平闽省的太平军余党，又受命入粤，剿灭粤省太平军的余党；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闽，八月，调授陕甘总督，担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后左氏的活动区域限于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调回北京。（时新疆“回乱”平定，因伊犁问题，调左回京，令左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中法战起，又令督办闽省军务，旋病逝于闽。）曾国藩、李鸿章于平定江南时，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苏抚；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命李鸿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许，乃命李氏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筹剿捻军后路军火；一八六七年，东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授直隶总督，江督以马新贻继任，李氏赏太子太保，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抚；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办理“天津教案”，为一般士大夫所不满意，曾氏不自安，恰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清廷又调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氏于一八七二年在两江总督任内去世，李鸿章作直隶总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时止，前后共二十五年（中间仅因母丧丁忧回籍，离去直督任数月耳）。这是洪杨战役后，曾李一派要人的略历。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略历如此琐叙呢？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们几个人在此时期内的地位关系。此时代是一个西法模仿时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为三个中心地点。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这三个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专征西北后，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务交与沈葆桢，没有多大的发展；曾氏去世后，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鸿章一个要人留在直隶总督的地位，继续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并未停止，不过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认真）达二十五年。并且自各省的乱事平定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地位虽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隶总督；直隶密迩畿辅，为北京朝廷的屏蔽，与北京声息相通；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又是所谓中兴立功的唯一重臣，为西太后所倚任；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初为协办大学士，后升任大学士），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内的二十余年，不惟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时代的重要外交问题，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种要政，西太后也多征求他的意见。外国人的眼中，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什么交涉，也多向李鸿章进行。故此时代的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第二朝廷的主脑人物。但是，排斥洋务、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骂他作汉奸；不过心里虽然嫉恶他，却没有方法打倒他，因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鸿章一方面为此时期中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此时期之末的最不幸者。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国需要模仿西法的动机，最早起于鸦片战争结局时。魏源在此时所成的《海国图志》序文内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李鸿章、左宗棠在江浙两省与太平军斗争，除得外国军人的援助外，并得了外国枪炮、轮船种种利器的援助，对于夷之长技，更得了一番实地的经验。李鸿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国荃的函说：“……此间于三月望日。克复太仓，实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昆山城下，该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无法攻打，仍须参用开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两次致书曾国藩，其一次书中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书中说：
……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证也。……
李鸿章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两书中已经表现得很清白。他以为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可以对付外人，故他们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锐意于此两样；方在与太平军争斗中便购买造炮机器，设局制造。到一八六五年，便与曾国藩协议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不久后又设分局于金陵）。是为积极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后接续有下列各种的西法模仿事业：
（一）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请设立）。
（二）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初设年岁未详，大约在曾国藩督直时已设立；一八七〇年，李鸿章继任直督，奏请扩充整理）。
（三）派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一八七二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协同奏请而行，是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轻幼童，学问、思想多无根底）。
（四）设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筹办铁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洋学习（一八七六年是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
（七）购买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一八八〇年）。
（八）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一八八一年）。
（九）筑旅顺军港船坞，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设武备学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舰队（一八八八年）。
这些事业，除第三项以前由左宗棠、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计划外，以后各项皆为李氏所经营的事业。李氏对于所谓洋务与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奏语末段看出，他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臣区区之愚诚所觊幸者也。……
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獉狉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的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原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见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郭氏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时为中国驻英法公使）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技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
郭氏写此书时，正是李鸿章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及军械方面的艺术；派往德国的几人，由兵弁中选出来的，其他则由福建船厂中附设的船政学堂里（略如今日之职工学校）选出来的。郭氏看到这种办法远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国的长处不仅在船坚炮利，故想劝李鸿章改变方针，把模仿西法的范围扩大。但李氏的答书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别求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梁启超说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实在不是过当地批评。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地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同文馆，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响，提议于阁部翰林宫中，选年少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那位讲程朱之学的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向皇帝上奏说：
……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尝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还有一位倭仁的同乡、御史张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说：
……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左氏专征西北后，交给沈葆桢主持，沈氏也颇能“萧规曹随”；但沈氏没有左氏那样强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难；到了一八七二年顷（同治十一年），因为船厂费去的钱很多，而成效又不见得很大，经费又十分支绌，便有人上奏，主张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复议，左宗棠闻知，在西北一再陈奏力争，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停止，才勉强维持下去。李氏反对停止的奏语说：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而通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那种反对洋务西法的空气之浓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伦敦与李鸿章往来的书札，有两篇可以证明当时一般人反对西法的情形，附录于后，以备参证：
一、郭嵩焘与李鸿章书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办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简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声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即曾纪泽，国藩之子）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非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两月，至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二、李鸿章答书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即军机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连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即恭亲王奕䜣），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鄙意铁路须由开煤铁矿作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须购自海外，绝难告成。目下鸡笼煤铁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三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一）
————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
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时代，正是世界帝国主义积极发展的时代。（李鸿章于一八六五年开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隶总督，这五六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于一八六六年告终，联邦政府的权力渐趋巩固集中；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皆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间完成；法兰西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后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确定，内乱归于静止，作成向外发展的基础；日本于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迁都江户[即今之东京]，德川幕府归政，藩制废除，开明治维新之基，采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帝国主义的精神是积极侵略的，进取的；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精神，不外“缮防固边”四字，是消极防御的，保守的。前章所述曾国藩答西太后的话：“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者不可偏废。”意思就是“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李鸿章一生治兵与对外的政策，也就是以这几句话为根本方针，一面模仿西法，一面务求避去对外的战争。依正当的道理说起来，不轻于对外开仗，未见得不是很对的；日本在明治初年，也是采不轻于对外开衅的方针。不过，中国的不轻于对外开仗，根本的精神上是保守的，而西法的模仿又仅得其皮毛，未能从政治的根本上有所刷新；那种保守的精神，实际上已有颓废衰败的倾向。一般多数的士大夫阶级，精神本已倾于腐化，知识又极固陋，但是那种虚骄之气却又高得不可当；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对外问题发生，总是主张开战。清廷把这种虚骄之气，看作可靠的所谓“士气”，所谓“公论”。于是李鸿章等几个比较明白的人，一方面对外要应付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对内要应付这种士气与公论，时常陷于极困难的苦境。结果，在此时期内，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侵掠政策，无处不成功；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无处不失败。综计此时期中，中国对外最重要的问题有三方面：一、西北方面对俄；二、极南方面对法；三、东面及东北方面对日。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西北一方面失败尚属有限，余则失败不堪言状。本节先就西北方面的问题略述其大概，其余于后二节分别述之。
一、俄国侵占伊犁的由来 在太平天国将要颠覆时，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民，受了太平军及捻军的影响，发生叛乱，经年未能平定。回教徒中有一个阿浑妥明，一称妥得燐，由陕甘出关，潜至乌鲁木齐谋起事；恰好该处有一个参将索焕章，早已蓄谋作乱，妥明乃与索氏结托，把该处的提督杀了，据有乌鲁木齐，在不久的时间，便把天山北路的各要城都占领了。天山南路回教徒的别派，也闻风而起，攻陷各要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二月，塔尔巴哈台亦失守，妥明自称清真王。当妥明横行天山北路时，浩罕的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夺取南路各要城，自称帕夏；到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又进入北路，攻破妥明之军，扩其势力于乌鲁木齐以西。此时，左宗棠方在征剿陕甘的回乱，清政府没有余力顾及关外。英国则暗中援助阿古柏，俄国则不愿阿古柏的势力扩大。当妥明的势力延至伊犁时，俄国已派兵分途进入伊犁境界，据守要隘；及阿古柏势力北进时，俄遂以维持边境安宁为名，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公然占领伊犁，降服回目，并想进兵乌鲁木齐，幸被汉民所起的义勇军徐学功所挫，乃不复进。俄政府于是年七月令驻北京俄公使，将占领伊犁事通告清廷；清廷叩其理由，俄使答以为维持边境安宁之必要，并无并吞土地的意思，俟中国政府威令能再行于伊犁，边境可保安宁时，当即退还。俄政府此时，以为中国的威令断无有再行于伊犁的可能，故如此说。清廷此时无可如何，也只好搁置。
二、左宗棠平定新疆 一八七三年，陕甘回匪肃清。清廷便决计派兵出关收复新疆，初令左宗棠将军事、饷事、统筹全局的详细办法奏闻。左氏雄心勃勃，便把收复新疆的出兵计划及所需军饷若干一一具奏；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左氏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廷臣多以需用军费过大，成功又未必可靠，想把天山南路的八城放弃不要了，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也替阿古柏游说；左宗棠力持不可，上奏说：“……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顾事有万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今虽时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即指阿古柏）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清廷壮其言，遂命相机进行。左氏分路进兵，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收复天山北路；次年春，收复吐鲁番。吐鲁番为天山南路的门户，阿古柏恐惧，驻北京英公使又为阿古柏游说于清廷，劝清廷封阿古柏为王，立为被保护国。左氏反对，奏称：“安集延非无立足之所，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又谓：“英人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臣奉职边方，惟有勉效驽钝，不顾目前成败利钝图之。现在南路之师，拟于八月中旬、九月初旬分起进发，前闻英人遣使安集延，臣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左之部下两大将）善为接待，如论回事，则以奉命讨侵占疆土之贼，以复我旧土，他非所知；如欲议论别事，请向肃州大营（时左氏自驻肃州）。彼如来营，臣自有以折之。”阿古柏知事不可为，服毒死；是年冬，南路八城以次克复；除伊犁尚为俄人所踞外，新疆全定。
当南路八城将近克复时，清廷令左氏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左氏复奏的语中有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俄人拓地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今北路只伊犁未收……俄人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决无屈挠。窃以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其事有不容已者。……”于是收回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便成为对西北的两大问题。
三、收回伊犁的经过 俄人占领伊犁时，以清廷威力能再行于西北即当交还为言；现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还，又值俄土战争，俄人不便说不交还；但答以须保证国境将来之安宁，并赔偿俄国代守伊犁之军政费。清廷乃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圣彼得堡交涉许久不得要领，到次年始与俄政府定约十八条，规定中国于偿还俄国占领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广大肥沃之疆土与俄国。崇厚受委时，仅以偿费及保证国境安宁两条件（即俄方原来要求之条件）为限；割让疆土，实属越权行为。条件传达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愤激，西太后也异常愤怒，不肯承认。崇厚又不待朝命，径自回国；回国后，立即下狱，议罪至斩监候；俄政府见清廷此种行动，认为侮辱俄国，也表示愤怒；国交便有破裂之势。俄国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军舰队游弋中国海面示威；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议论激昂，大都主张向俄国开战；张之洞（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便可说是主战派的代表，他的奏语中有一段说：“……我之御俄，本有可胜之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破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战，乃中国强弱之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这种主战的妙论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为这种书生的空论所激动，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战备，左氏即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五月由肃州进至哈密；一面命李鸿章整备天津及附近各处海防，聘德人汉纳根筑旅顺黄金山炮台。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间，中俄的战争几有不可免之势。李鸿章心中不愿意有战事，但慑于所谓公论，并且整理战备也是他所认为必要的，故也积极地准备。此时惟驻英中国公使曾纪泽，不主张开战。英人戈登因与李鸿章的旧关系，被招至中国，初与李鸿章会晤于天津，劝李氏勿轻于主战。旋至北京，力言中国战守准备不具，若开战，俄军必由黑龙江南下，震动北京。戈登的临别赠言中，至谓“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并且说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北京离海太近，中国无防御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间，已命曾纪泽由英赴俄，要求废弃崇厚所订之草约；曾氏在俄京费尽无穷口舌，于一八八一年与俄政府改订新约，将偿费一项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割让于俄之土地仅限于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与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种权利；俄人则将伊犁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四、新疆改设行省 此问题自左宗棠建议后，清廷也颇注意，但因事体重大，颇多怀疑；左氏力持设省之议。在南北路平定后、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积极布置。他的大方针为“先实后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县制的实在，办理有条绪，再以郡县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实后名”的方针，于南北两路平定后，积极地进行民事：一、凿井开渠；二、广兴屯垦；三、清丈地亩；四、厘正赋税；五、铸造钱币；六、兴办蚕桑事业；七、分设义塾。第七项的关系异常重大，左氏的奏语说：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款，均藉回目宣传，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置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卅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各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盖读书既能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语言，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即缠回），见者宝贵。……
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这种政策，若能继续地努力扩充，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可惜后来统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于此）。左氏举办前列各种事业，无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内地各省一样；换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设行省的基础。至于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设一个总督，在南路的阿克苏设一个巡抚，管治各道的府厅州县。及伊犁争议问题发生，中俄战争将启时，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备顾问，关外经营的事业，乃交与左之部属刘锦棠；刘氏仍能萧规曹随。伊犁收回后，再经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础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设“甘肃新疆巡抚”，以乌鲁木齐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乌鲁木齐都统等缺，任刘锦棠为巡抚，是为新疆施行与内地同等统治之始。为什么称为“甘肃新疆巡抚”呢？这又是刘锦棠变更的小心计划。刘氏曾经奏称：“初议将新疆另为一省，臣颇不谓然。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拟仿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原来甘肃无巡抚，由陕甘总督直接统治之），以乌鲁木齐为省治，改名迪化。”清廷也恐怕新疆还难自立为一省，因采刘氏的建议，暂设“甘肃新疆巡抚”，把行省建置的各种事宜责成刘氏办理，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县建置的规模大定，新疆成为中国一行省的基础完全成立；几千年来视同藩服的羁縻地，现在纳诸与内地同等的位置了。这件事情，算是此时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对伊犁的外交问题，虽有损失，也还损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够保持，不为安南、朝鲜之续，未尝不是因为在此时期中作成了一个比较安固的基础。
四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二）
————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
一、安南与中国的关系 安南与中国的关系，就历史上说，比新疆还要早；就文化上说，感受中国文化的程度比新疆更深，所有一切典章制度文物，无不成为中国化；但就政治上说，时隶中国版图，受中国的直接统治，时复脱离，仅为朝贡的藩属国。在清代的几百年间，便仅为中国的藩属国，按期向清廷朝贡，清廷对于它的内政外交，一切不加干涉；遇新王即位，与以册封；遇有内乱，则派兵征讨抚定之；定后仍听其自治。故在政治的关系上，还不如新疆的密切。因此，当其被法国势力蚕食时，中国政府全未注意；直到法国的势力由下交趾蔓延及于北部安南，影响于滇桂的边境，中国始有危险的感觉。及至感觉危险，已有不能救济之势了。
二、法国侵略安南的由来 法国与安南发生关系，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安南王室本属黎氏，乾嘉时，阮、郑二族争权，发生内乱；阮嘉隆王（广南王阮定之侄）依赖法国的援助，取得安南的王位，渐受法国势力的支配。到洪杨战役期间，法国已用武力夺取下交趾，据西贡为根据地；此时清廷方为太平军所苦，自然没有余暇顾及藩属国的事情。再进至同治朝，法人因为湄公河不适于航行，旋以法国商人在云南贩卖军械（时云南有回乱，马如龙为剿灭回匪故，需要外国军械，由法商秋毕伊[或译作屠甫夷，又或作久辟酉]供给），发见北部安南的富良江（即红河）可以直通云南，便蓄并吞北部安南之志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用诡诈的手段与安南政府成立一种条约，表面上说是承认安南为独立国，实际上已把安南作为法国的保护国了。条约共十条，其要点如次：
（一）法国以王礼待遇安南国王，承认安南为独立国；
（二）安南如有内乱外患，法国尽力援助，并供给安南各种军械及需要人员；
（三）此后安南之外交事务悉依法国指导；
（四）下交趾六州之地割让于法国；
（五）沿富良江至中国边境之河道，许法船自由航行。
法人与安南定约后，于次年（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由驻北京法国公使以条约全文通告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廷见约文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的话句，覆书不承认。覆文的大意说：“法安两国和约之副本已收到；然约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政府所不解；安南自昔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法公使署的华文翻译员，把中国的覆文译成法文时，译得极简单模糊，法公使以为中国已承认了。清廷既不承认，便应该再有一种积极的行动，但是把答复法公使的覆文发出后，暂时竟别无何种积极的举动。
三、法国活动的进展与中法争议的酝酿 法国方面根据法安条约，积极施行预定的侵略政策，至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竟于北部安南富良江流域的河内、海防二府配置守兵，于江岸要地自行建筑堡垒。安南政府渐渐知道前次的条约不利于安南，仍旧想受中国的保护，与法订约后，仍旧向中国进贡两次（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〇年）；法人干涉不及。又安南政府想利用刘永福的黑旗党势力（刘永福本为太平军的余党，失败后率余党亡命安南边境，据地自雄）来对抗法人，富良江上游的法国航运常受其威吓妨害，故有配兵筑垒之举。法人在富良江配兵筑垒时，中国滇省的总督刘长佑见法人的行动可怕，奏请清廷注意，清廷至此始谋向法政府提出交涉。此时正值伊犁问题，与俄国发生最严重的争议；曾纪泽由英赴俄，经过巴黎，略向法国政府试采风色；清廷因为对俄交涉紧迫，不敢积极行动；次年（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伊犁问题解决，曾纪泽回巴黎，向法政府提出关于安南事件的抗议，无结果。又次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安南已与黑旗党刘永福发生战事，法军炮击河内；曾纪泽又向法政府提出抗议。法国主张安南为独立国，谓中国无干涉之权；曾氏再三抗争，谓一八七四年的法安条约，中国早已声明不承认；法政府不为所动。清廷见法人在安南的军事行动日进无已，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令由滇粤派兵进入安南边境。时李鸿章方丁母忧回籍，清廷强令出任艰难（因此时朝鲜方面亦与日本发生冲突）。法国方面亦发生内阁更迭的事情，继任内阁政策较平和，令驻华法公使与清廷会商平和解决方法。由李鸿章与法使会议，成立一种中法平和草约，把安南置诸中法两国共同保护之下。草约成后，法国内阁又更迭，继任内阁又属诸积极侵略派，不满于草约内容，未批准，并将原任法使调回，别任驻日法使脱利古来中国；一面由议会通过远征军费案，并另组远征舰队。中国方面见法国悔约，主战的空气也很浓厚，但是李鸿章极不愿意有战事发生；曾纪泽在法国，见清廷久无一定主见，十分焦虑。法国方面的军事行动，以讨伐黑旗匪党、迫令安南政府履行条约为口实；中国方面的进兵，始终仅以保护边境为词，因为李鸿章既不愿意有战事，清廷亦无对法开衅的勇气，故一面向法国主张对安南的宗主权，一面又不敢向法国作积极敌对的表示，所派去的军队只在安南边境上隐为刘永福的后援；安南政府全无实力，所靠者也全在刘永福的黑旗党。法军首先把安南首府攻下，迫令安南政府与法另结保护条约；中国仍旧只作口头上的抗争。此时中国的军队已达到安南的谅山、北宁、大原、兴化等处；刘永福已受清廷的任命，黑旗军已与中国的军队联合；但清廷仍是希望和平解决。到次年（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春间，法军向北部进展，黑旗兵与中国的军队皆败退，北宁、大原、兴化等处皆为法军所占领。中法的战端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但是清廷仍无战意。
西太后听说战端已经开始，北宁等处失守，恐怕法国舰队乘间侵入沿海各省，异常愤怒，责备廷臣措置失当，将恭亲王奕䜣以下各军机大臣一律免职，以醇亲王奕譞（光绪帝之父）代奕䜣。旋以广东税务司德人德璀琳居间调停，清廷又命李鸿章与法使在天津开和平谈判，于是年四月，成立简单条约五款：
（一）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之边境；
（二）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之一切条约，现屯北部安南之中国军队悉撤至中国境内；
（三）法国不要求赔偿军费；
（四）自后法国与安南或结新约，或改正旧约，不插入有伤中国体面之词；（五）由两国再派全权委员，对于本约各款拟定详约。
此约成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参劾他的奏章达四十七起。法国方面的侵略派，应该可以满足了；但是因为第四款尚含有默认中国对于安南保留宗主权的类似意味，仍不满足，未经议会批准，旋因谅山方面撤兵事，发生小冲突，又起一大波澜，中法的战争遂终不可免了。
四、战争的破裂及结果 在谅山的中国军队，尚未接到撤兵的命令时，法军即迫欲交割；中国军队以未接到命令，不允，遂起冲突。结果，法兵死伤共约数十人，法人大噪，说中国违背条约上的撤兵期限，致令法军蒙此损失，要求巨额的损失赔偿金。此时李鸿章因为受了所谓清议的攻击，极不人望，西太后不敢再用他当谈判之冲，乃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使会议于上海。李鸿章既以外交软弱之故，受了多数士大夫的唾骂，法人的要求又极无理，曾国荃当然倾于强硬的一方面，对于法使提出的要求不予承认。法人因曾氏不承认赔偿金，便命法舰队向中国开始军事行动，想占领中国沿海一要地以屈服清廷；清廷以主战派慷慨激昂之故，也下令备战守，但实际仍无战意。法军以舰队三数艘炮击基隆，谋占领该处，被守将击退。法使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清廷不屈，法使下旗离北京，法政府也命驻法中国公使李凤苞（此时曾纪泽已回伦敦原任）离去巴黎，国交正式破裂。法舰队即于是年（一八八四年）七月闯入闽江口，破毁中国保护福州船厂之舰队十余艘，并船厂破毁之。清廷得报大惊，始发出宣战之布告。法舰队继续攻扰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并封锁扬子江口以南各要埠，谋断绝中国南北海运的交通；北方漕运大感困难。适有一中国海关所辖管理沿海灯塔的小船，被法舰队捕去，不肯放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电令其驻英代理人康普倍（Compbell）向法政府交涉放还该船事，并乘间探查法政府有无和解之意旨。此时法政府见清廷于福州船厂破毁后，并无屈服的表示，法国内部的党争又极纷扰，援军的派遣极感困难，急欲谋和（法舰队司令官请攻占旅顺口，法政府不许，以援军派遣困难故也），便密向康普倍表示可以和解之意。康氏电告赫德，遂以赫德为介，秘密进行谈判，成立一种简单的基本条件，即中国仍承认前次由李鸿章与法使所订之五款，法国不再提出别种要求。中国的陆军在谅山方面与法军交战，起初，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到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春间，以冯子材奋战之力，法军大败于谅山。冯子材于攻克谅山后，方与诸将商议进取的方略，忽然奉到停战的命令，异常愤恨；岑毓英所统之军尚未接到停战命令，犹并力进攻，破法军，克广威、成祥，进逼兴化，安南人大喜，旋亦奉到停战令而止。因为清廷早已允许赫德所介绍之和议，一得到谅山的捷报，便认为议和的绝好机会；法政府得到安南方面的败报，主战派的威势更杀。于是由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清廷仍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巴特纳（Patenotre）会议于天津，于是年（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阳历六月九日）签订条约十款，其要点略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一切条约；
（二）中国择劳开以上、谅山以北二处，开为通商口岸；
（三）法国撤退基隆、澎湖之军队；
（四）中国将来筑造铁路可雇用法国工程师；
（五）两国另派委员勘定中国与安南之边界，协定陆途通商条约。
自此，安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断绝。中国虽然免了赔偿费，但所蒙经济上的损失，共达一万万两以上（据李鸿章与曾纪泽书谓，因此战发生之新债务，亦达二千万），并且替法国开放了一条由安南进攻云南的途径。
此次法国的成功，成功于侥幸；中国的失败，失败于寡断。那些空口主战的清流书生，完全不懂得内外的情势，固不足道；曾纪泽是当时比较明白的人，平素与李鸿章同意志，又留驻欧洲有年，对于当时法国的内情，观察比较清楚，知道法国的弱点；李鸿章则只知道中国的弱点；故曾、李二人，对于此次的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外国人的议论，谓李为主和派，曾为主战派，其实曾氏并不一定是主战，不过他是偏于强硬对付的一方面。他相信法国尚没有可以持久作战的兵力、财力，党派纷争，内阁三两月一倒，政策难于澈底；假使中国老早就表示强硬，积极的准备实行对抗，并不要真正开战，法国侵略派的威势是可以屈挠下去的；故他老早就希望政府采取断然不屈的态度。李鸿章认定中国此时断无对外作战的能力，那几艘微弱的军舰断不能防护辽远的海岸线，自己所部的陆军也不能开到安南去（因为此时朝鲜已发生问题，朝鲜比安南更重要），滇粤方面的军队未必可以作用（李鸿章与人书，谓南省军队对于新式军械尚不知使用），万一决裂，那一点经营多年的微弱海军基础，必根本破坏；他并不知道法国方面也有弱点，故他始终不主战议，即到法军炮击基隆时，尚不愿福州方面的海军取敌对行动（关于曾纪泽与李鸿章对此次事变的态度，可参看二人全集中之书札）。西太后一面相信李鸿章的稳重见解，一面又为那些空口主战的清议所激动、所包围；所以也是时硬时软，游移不定，直到福州方面海军覆没，始正式宣战。故此次中国的失败，可以说是失败于“游移寡断”四字。
五、朝局的小变动 在恭亲王奕䜣居军机首班时，朝局虽甚腐败，尚有一点畏惧清议。因为当时所谓清流的言官倚李鸿藻为后援，最喜欢以敢言博声誉，谋升迁；鸿藻亦居军机，与奕䜣相倚托。西太后早已不喜欢奕䜣。安南事急，别有一派夤缘势力的人物，想借此排去李鸿藻，游说当时的言官，谓枢臣应付法越事情失当，上章弹劾。（两广总督张树声于李鸿章丁忧期中，署理直隶总督，谋见好于张佩纶，奏调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反对者谓疆臣不得奏调京僚，佩纶因此不能即得外简，反恨树声之奏调为多事；树声恐佩纶不利于己，乃由其子游说言官，弹劾枢臣，以去佩纶之奥援李鸿藻。）西太后便乘此将奕䜣等所有军机大臣，一并免职，而代之以醇亲王奕譞。奕譞援引孙毓汶等入军机，自此朝局更腐败，所谓清流派的言官也失了倚伴，贿赂公行，上下俱无所忌惮了。这是此期中朝局一个小变动。
六、海军衙门的创设 福州的船厂和舰队，在此次战争中破坏了，但在北京方面却酝酿了一个海军衙门出来，使清廷对于李鸿章等平素主张扩张海军的信念更深一层。在中法战役以前，直隶、江南及闽粤各省已经有了若干艘新式小兵舰，分隶于各省；那些兵舰大概都是由各省督抚筹款制造或订购而来的，故悉由各该省调遣使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因为台湾事变，与日本发生争议，筹备海防之说起，李鸿章主张向外国定购铁甲巨舰，得旨允行，自此陆续定购，到中俄伊犁问题发生时，已经向外国定购了铁甲舰若干艘，但尚多在制造中。英人戈登由天津回国时，向李鸿章提出临别赠言二十条，其第七、八两条说，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陆军劲旅无多，水师终于无用，急费巨款购舰，甚为失计；其第十四条又说：“中国应有专管陆军大臣一员，并专管水师大臣一员，该二员须常往各处巡视一切。”（戈登临别赠言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中，多切中情弊语）戈登此时，已把中国军事无全体计划及不统一的根本毛病看出，故所言如此。但李鸿章的地位是一个地方长官的直隶总督，没有统揽全局的权责，他虽把戈登的赠言录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衙门也不是统筹全局的机关，并且管理该衙门事务的各大员，大都是些没有眼光的庸人，当然没有人注意戈登的建议。及中法战机迫切，法国海军舰队出没于中国海面，沿海各省所管的几艘兵舰，各欲恃为防护各该省海口之用，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调遣的机关；那几艘薄弱的小兵舰，本来就没有防卫海疆的能力，加以在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之下，势力更等于零。因此，始感觉戈登的赠言中所说甚有理由；初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佩纶建议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创设水师衙门，管理全国水师。恭亲王甚以为然，便想要李鸿章担任办理此事。李氏乘机答复总理衙门，请仿各国先例，在北京设立海军部，自己或可襄办其事，但是军机处不以为然。正在拟议间，恭亲王及各军机大臣忽被西太后免职，议途中止。未几，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临出京时又奏请设水师衙门，特简重臣经划一切；奉旨饬下南北洋先行会议；此时方在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的春夏间，中法战事尚未正式破裂，但已去破裂之期很近了。会议尚无结果，而福州舰队已被破毁；幸订购的铁甲舰尚多未完成，北洋及江南方面，也尚有残余的几艘。及和议既成，设立海军衙门的议论，便见诸事实了。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阴历九月的谕旨说：
……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着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着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办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这道谕旨，便是设立海军衙门的正式公表。醇亲王奕譞以亲王资格总揽全权，下面设两个会办、两个帮办，都是一满一汉，恰与六部的堂官分为满汉两组同一办法。但醇亲王只有一个总司全局的空名，奕劻与善庆对于海军的事务都是莫名其妙，一切计划经营全出于李、曾二人。但李氏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在身，驻保定、天津的时候多，未能长在北京；后来在海军衙门实际任事的人便全靠曾纪泽。李鸿章于前记谕旨发表后，与曾国荃的书中说：“鸿章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敷陈时事，愧无以仰赞高深，与当轴意见不能尽合。大抵禧圣（指西太后）与醇邸，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而诸臣墨守旧规，似不足振兴。亦不敢有所建白。……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吾丈何以教之。”次年（一八八六年）阴历正月，又与曾纪泽一书，说：“……海军之役，同舟共济，藉资赞襄，鄙人方幸卸肩有期，执事乃欲称病避事（曾纪泽此时尚在欧洲未归，尝引病辞却帮办海军之事）。受恩深重，只可鞠躬尽瘁，徐图干济时艰耳。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海军无可恃之饷，尚未能多购巨舰，将才尤乏。欲仿英制万分之什百，一时实办不到。甚盼及时采仿西国水师兵制，以备他日逐渐振兴，公其有意乎？”观此二书，可见李氏的苦心孤诣，及对于曾纪泽的期望。但是他虽向曾国荃说“禧圣……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后来的海军衙门却变成了“禧圣”的“新内务府”。户部尚书阎铭敬，在户部千方百计的撙节，替海军衙门预备一点经费，那位“禧圣”时时向阎索取，弄得阎氏不能安于其位；阎氏一离户部，海军衙门的预备费变为“禧圣”的颐和园工程费了。曾纪泽后来在海军衙门，事事被满人帮办掣肘，因愤成病而死。北洋舰队虽于一八八八年成立了，有舰大小二十八艘，但是徒具形式，组织的内容及军需的设备腐败不堪。李鸿章于一八九〇年会同山东巡抚张曜亲出洋面校阅后，颇表示满意，谁知甲午的大耻辱，便在此时安置了伏线呢！
五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三）
————中日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关系虽甚久远，但在清代，两国初无正式的国交；发生正式的国交，恰在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时；李氏的政治生命，实与中日斗争相终始。自甲午战争失败，李氏在中国政治上的中心位置移交维新党去了。本节就中日斗争的经过，分别略述之：
一、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发端 日本在明代即屡次侵害中国，现在不必远溯，但就其维新运动开始时略一考察。日本维新志士的老前辈吉田松阴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有云：“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发内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贡，会同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又其狱是帖中有言：“培养国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还有一位佐藤信渊（德川时代人）所著的混同政策，略云：“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可疑也。夫岂但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以上均见《独立评论》刘叔雅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各文所引）
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日本有一个诸侯岛津氏说：中国以如此大邦，竟为英法所屈，日本为自卫计，宜先发兵略取中国一省————最好是台湾、福建————为根据地，扩张日本的势力，以免英法的东侵。但此时日本的内部，也方在幕府专政、封建割据的情形之下，锁国论与开国论竞争得很烈，断无余暇亦断无能力来进图中国，故岛津氏的议论也不过是一种空论。开国论战胜，明治维新的基础既定后，即派柳原前光来中国（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即日本明治三年），求订通商修好条约；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仅允通商，以李鸿章斡旋，始允立约。次年，日本命伊达宗臣为全权大使，与李鸿章订通商修好条约于天津，此为中日两国正式缔交的开始。在此约尚未批准交换时，台湾方面曾有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之事；日政府早有并合琉球的意思，至此并想乘机略取台湾的生番地，归入日本的版图；于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派外务大臣敷岛种臣来中国交换前次所订的条约，乘机向总理衙门提出琉球难民被台湾生番杀害的问题；总理衙门的毛昶熙只顾省事，避免中国的责任，答说：台湾的生番皆属化外，非中国政教所及，其杀人与中国无关。敷岛氏对于毛氏的答语不置辩；次年，日政府便派西乡从道带兵至台湾征讨生番，清政府始悟毛氏前此的答复失计，一面诘问日本，一面派沈葆桢（时为福建船政大臣）督兵入台，促日本撤兵。日本先后派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来北京交涉，几至决裂，后以英公使调停，由中国赔偿抚恤难民费十万两，并日军在台修治道路及建筑房屋费四十万两，约束生番日后不再加害航民，日本始撤兵。此次交涉，台湾虽得保全，但无意中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日政府即于是年积极进行并吞琉球的计划；琉球屡向中国哀请救援，左宗棠颇主张救援，但以伊犁问题，正与俄国发生严重的争议，清廷付之默认，琉球遂入日本的版图，变为日本的一县（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
二、日本经营朝鲜的发端 日本向台湾、琉球进攻时，同时并已向朝鲜进攻。前次日使因台湾问题在北京与清廷交涉时，便乘间向总理衙门诉说朝鲜对于日本的无礼，希望中国负责，改善朝鲜对日本的关系；总理衙门的人只顾省事，也用避去责任的话答说：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受册封，奉正朔，但内政、外交皆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使也默不置辩，回国后，遂与日政府议定以自由行动对付朝鲜。
此时的朝鲜王李熙，也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由旁系入继王统，由其父大院君握权（李熙继统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大院君是一个最顽固的持锁国论者；日本于明治建元时，遣使通旧好，大院君因日本国书中称大日本皇帝，拒不受，并以日本开国维新，用夷狄之法，尤至深痛恶，布告国人不许与日本人交际；故有日使向中国前述之诉说。在日使未来中国以前，急进的侵略派如西乡隆盛等，已大唱征韩之论；及得到中国总理衙门不负责任的答语，积极进攻的方针遂定。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日政府派兵舰测量朝鲜及中国辽东半岛沿岸各地，过朝鲜江华湾，下小艇，溯汉江，被阻；日军开炮，毁岸上炮台，焚永宗城，交涉遂起。日政府旋于次年春初，派黑田清隆、井上馨率军舰六艘、陆军一队入朝鲜，迫胁朝鲜政府与之定约：（一）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与日本平等，彼此互派公使；（二）朝鲜开仁川、元山为商埠；（三）朝鲜沿海各境，准日人自由测量。是即所谓日韩《江华条约》，即法国对于安南的同一办法。当江华事变发生时，日政府曾遣森有礼至中国，向总理衙门告以对于朝鲜的行动意见；恭亲王奕䜣答以日本与朝鲜发生问题，宜先向中国交涉，不应直向朝鲜动兵；森有礼说：中国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既听其自主，则日本当然以自主国待之。及《江华条约》发表，中国竟无积极的反抗举动，于是日本第一步的政策成功。
三、中日两国对于朝鲜的角逐 朝鲜与日本定约，全由受迫所致，故约定后仍倚中国为上国。此后，美国及欧洲各国陆续与朝鲜结通商修好条约，皆由中国介绍，其外交皆由中国指导；欧美各国无不承认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惟日本自与朝鲜订约后，一切交涉皆取直接行动，不认中国有干涉之权。日人在朝鲜曾惹起两次大乱事：一为壬午之乱（一八八二年），一为甲申之乱（一八八四年）。
盖自《江华条约》定后，朝鲜的朝廷也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以金玉均等为主脑，受了日本人的笼络，倚王妃闵族的势力，以抗大院君的旧派；大院君失势退隐，新派势力大张，聘日本人训练新军。一八八二年，因主持新军的金闵党人吞蚀军饷，发生兵乱，大院君谋乘机恢复政权，嗾使乱兵犯王宫，杀闵党要人，并杀训练新军的日本教练官，围攻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归长崎；日政府派海陆军千余人随花房公使再入朝鲜问罪。中国方面得朝鲜变乱消息，即陆续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北洋水陆军队数千人偕马建忠入朝鲜。时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发生争议，清廷恐日人藉端启衅，命马建忠等严重处分乱党，捕大院君送天津，一面向日人调停斡旋；日本拒不受。但中国的军队已经入朝鲜京城，变乱的“张本人”大院君也已经受了中国的处分，日人仅得向朝鲜责令赔偿谢罪；旋即成立一种议和条约：（一）由朝鲜赔偿抚恤费五万，军费五十万；（二）允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兵房设置费由朝鲜负担；（三）遣使往日本谢罪。自此中日两国同有兵驻扎朝鲜，是为壬午之乱的结果。
壬午乱后，清廷对于朝鲜也渐知注意。袁世凯曾随吴长庆军入朝鲜；吴军留驻，袁亦同留，阴与闵族相结托，以防制日本。日本仍用援助朝鲜维新独立之名，笼络朝鲜的所谓新党，挑拨离间，闵族又与新党的金玉均、朴泳孝等势同水火。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驻朝鲜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见中国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开战，便想乘机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是年冬间，竹添氏阴与金、朴等勾结，唆令新党乘邮局开幕宴客之夜即席刺杀闵族要人，于邻近放火；金、朴等赴王宫，矫令请日使带兵入卫王宫，并要杀闵党多人，挟制朝鲜王改组新政府。闵党求援于中国驻军，袁世凯奋勇率兵入王宫讨乱党，竹添氏督军拒战，不能敌，挟朝鲜王逃出宫门，朝鲜王旋逃入袁世凯营中，竹添氏失其所挟，乃自焚日本使馆，走仁川；所谓新党的要人金、朴等皆逃亡日本。日政府闻变，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海陆援军赴朝鲜；清廷得报，也命吴大澂为钦差大臣，率海陆军向朝鲜进发。井上氏到朝鲜，吴大澂也到了。井上氏与朝鲜政府开谈判，吴大澂想从旁监视，被井上氏拒却；朝鲜政府允偿费、惩凶、谢罪、修复日使馆等屈辱条约而罢。是即所谓甲申之乱。
此次的变乱，本为竹添氏投机冒险的行动，初非出于日政府的命令；日政府此时尚无与中国开衅的意思，故结果仅如是而止。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日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来中国，商议对于朝鲜的善后问题；清廷命李鸿章与伊藤氏会议于天津，定约三款：
（一）中日两国驻扎朝鲜之军队，各自撤退回国；
（二）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
（三）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如须派兵，须先行文知照。
此条约无异承认朝鲜为中日两国共同的保护国。李鸿章因为中法战争尚未结束，国库兵备皆极空虚，故终容纳伊藤氏一部分的主张，结此势力均等的条约。中日战争的伏线，即发端于此约。
四、东学党之乱与中日战争的破裂 自天津定约后八九年间，中日两国表面上无何种冲突；日本鉴于壬午、甲申两次的不成功，注重充实内部的势力，对朝鲜暂以维持条约上的权利而止；朝鲜王廷因金、朴等失败，亡命日本，所谓新党的势力衰落，仍倾心受中国的保护；袁世凯因当“甲申事变”时行动敏捷，为李鸿章所赏识，于天津定约后，奏授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长驻朝鲜；朝鲜对外的一切关系皆受袁监视、指导。日人对袁十分嫉视，一方面拨弄朝鲜的亡命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阴谋构乱；一方面密派少年军人策士多人，组织所谓“天佑侠团”潜入朝鲜，煽动朝鲜内部的不平分子，破坏秩序，制造出兵的机会。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春间，发生金玉均、朴泳孝被刺的交涉；（金、朴在日本与朝鲜之同党通消息，谋乱，朝鲜王廷不安，乃密遣刺客赴日，谋刺金、朴。金氏被诱至沪，在沪被刺死。朴氏在日，谋刺朴氏之李逸植反被朴氏所捕，与李同谋之刺客权东寿等，逃入驻日朝鲜公使馆，日政府直向该使馆索捕权氏等，朝鲜公使俞箕焕愤而归国，日人不顾。金氏在沪被刺后，刺客洪钟宇亦被捕，沪当局以金尸并洪氏解归朝鲜，洪氏受朝鲜王廷庇护，金氏更受戮尸之刑。日人大愤，或主张向朝鲜问罪。）继又发生东学党的乱事，遂为中日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所谓东学党，也是朝鲜的守旧党，其源起于崔福成，杂取中国儒家及佛老之说，自衍为一派，称东学，以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相号召。大院君当权时，禁天主教，捕治教党，牵及东学党，党人乔某被杀；至是党人请为乔某昭雪，不许；朝鲜人民为恶政所苦，多思乱，党人乘机煽动，乱事遂起；而从中操纵指挥者则为日本所密派的“天佑侠团”，东学党又实为日人构乱的工具。乱事初起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渐次蔓延，朝鲜政府剿治无效，乃请援于中国。当金、朴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之意，李鸿章电驻日中国公使汪凤藻及朝鲜袁世凯探查；袁氏两次回电，一次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一次又说：“探大鸟（日本驻朝鲜公使名大鸟圭介）词意，毫无生事端倪，并藉风闻有日本兵船数只将来韩，询以有无，大鸟笑答确无，必系谣言等语，似无生衅事。”（此二电均见《李文忠集》电稿中，汪公使覆电如何未可知）袁世凯大约相信日本此时尚没有积极进攻朝鲜的可能性。及东学党乱起，李鸿章方在小站一带检阅军队，得报，初亦无派兵助剿的意思。李鸿章四月二一日电译署，谓：“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俟续信如何再酌。”袁氏在朝鲜电李氏，也说：“未闻日有派兵说。”但是日本实在已想出兵，并且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四月二十八日电李鸿章，谓“日使译员郑永邦，以使令来……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三十日，袁氏又电告李，谓：“日使署杉村来晤谈，意亦盼华速代戡乱，并询华允否……杉与凯旧好，察其辞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李鸿章电译署，亦谓驻津日本领事来晤，语意与杉村略同，皆足为日本怂恿中国派兵之证。）李鸿章、袁世凯，都相信此时日本尚不至有积极的行动。朝鲜政府向袁氏请求派兵助剿，袁氏告以须由该政府正式具文请求，一面电告李鸿章，谓：“韩廷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乙酉约，华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藉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指汉城朝鲜王京）。匪距汉尚远，日兵来，反骚动，韩外署应驳阻，各洋员（指各国驻朝鲜人员）尤不愿日先自扰。”这是袁世凯料度敌人的见解。李鸿章接袁氏转来朝鲜政府正式请兵之电文，便请奏派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领兵一千五百人入朝鲜，屯驻牙山；一面行文知照日本政府（阴历五月初二日）。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达到日廷，李鸿章在天津已接到日本驻津领事的通知，说日本已派兵入朝鲜保护使署及商民；北京的总理衙门与在朝鲜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日本派兵的知照。中国派兵仅一千五百人，日本第一批即派出七千余人，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原来此时日本已施行宪政，召集国会，伊藤博文为内阁总理大臣，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国会对于内阁攻击得很利害。袁世凯以为日本的国会方与内阁为难，决不能对外生衅，故有“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之语；谁知陆奥氏与伊藤氏等一决定出兵朝鲜，日本国民的视线全集中于对外的问题上面去了。朝鲜的东学党见中日两国皆派大兵到来，便无形消散。中国以乱事既平，要求日本与中国仍照约同时撤兵；日政府不惟不允撤兵，并且更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内政案来。陆奥氏逆料中国对于日本的提案必不赞成；不赞成，则取单独的自由行动。李鸿章、袁世凯至此始有点心慌。清廷对于日政府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当然不能赞同；起初以“日本既认朝鲜为自主，即不应干涉其内政”的理由，拒绝日本提案；后见日本继续增兵至朝鲜，李鸿章要求日本先撤兵再议改革。日本坚持不让，进兵愈亟。欧美各国的驻使也颇认日本的行动为过当。此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各要人唯一的希望，在欧美各国出面干涉日本的行动，俄国尤为李氏等所重视。因为俄国公使起初曾向李氏表示积极干涉的意思，李氏以为俄公使的话十分可靠；英国也颇尽调停之力；美国亦曾忠告日本。但日政府方针既定，不为各国的调停所摇动，对俄略示不侵占朝鲜土地之意，俄国便立于旁观的地位。清廷见日政府的行动日趋强横，忙无主意。空论的书生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鼓吹增派大兵。总理衙门想增派大兵，又怕激起兵衅；不增兵，而英俄各国的调停又茫无效果；但是他们总梦想英俄各国的调停或者可以生效，李鸿章以误信俄使所表示的原故，尤不愿增兵，惹起战端。袁世凯、叶志超等见日兵陆续增加，占据各要害地点，一面电请将叶军由牙山移近汉城，一面又电请增兵，李氏尚覆电令勿轻动，谓和平解决之希望未绝。日本大兵既据汉城，又将各兵事上的扼要地点占领了，便向朝鲜王廷提出强迫改革案，并向驻日英公使间接宣言（因英使从中调停之故），说中国既不赞成改革朝鲜内政，现日本已单独行之，中国若增派援军，即认为有意向日本挑战。这分明是要向中国宣战了。但是李鸿章和平解决的念头还是未断。直到最后，朝鲜王廷全落入日人的手中，预备实行驱逐在朝鲜的中国人员时，李鸿章始奏请下令增派援军八千人，由卫汝贵等统率向平壤进发；（据《李文忠集》电稿，增派援军在阴历六月十四日，去交涉开始时已一月有半。）援军派出后，李氏犹电戒叶志超勿轻于开仗；（六月十八日，李覆叶电谓“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可见清廷与李氏始终无战意。）英俄各使的调停动作也尚未完全终止，李氏犹希望有万一和解的可能。及中国援兵的运送船“高升号”在丰岛附近被日本海军轰沉（并损失护送兵舰二艘），驻牙山的叶军也受日军围攻，始知战事已无可免。
五、战争的结果 自阴历六月后旬战事破裂，至次年三月初休战条约成立，交战的期间虽有七八个月之久，但胜负的结果早已决定。日军早把军事上的要地占据，中国只能从北部的平壤进兵；日军以汉城为根据地，向平壤取包围的攻击；八月中旬，中国的陆军由平壤溃退。丁汝昌统率海军舰队十二艘，与日本舰队相遇于大东沟附近，苦战半日，中国的舰队仅存八艘，且皆受损伤，退归旅顺船坞修理；后移守威海卫，不敢复出，黄海的制海权全归于日本。日军自陆海两方得胜后，步步进逼，至十月中，旅顺、大连及奉天东南各要地悉被日军所占领。十二月，日军别队由山东荣成湾上陆，进图威海卫；丁汝昌率北洋各残舰死守，将卒皆不用命；至次年正月，日军招降，丁汝昌不屈，服毒自尽，部将遂以舰队及威海卫降于日军。中国的主战派当交涉逼紧时，气焰万丈，肆口攻诋李鸿章，鼓吹开战，到了旅顺、威海卫以次失守，渐渐丧胆。李鸿章受了清廷的革职处罚，一面还是要经营战守，一面仍不断的运动欧美各国公使向日本调停，求休战议和，皆无效。后以美国的诚意调停介绍，日本始略略表示可和意。清廷初派张荫桓、邵友濂二人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请和。日政府以二人所受文凭不合全权资格，拒不与议，无结果而回。李鸿章此时已为一般的所谓公论所唾骂，故清廷起初不想用他为议和专使，及张、邵二人被拒后，始任李为议和全权大臣。李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中抵日本马关。日政府起初提出严重的休战条款，尚未成议，李鸿章忽被一日本小民小山丰太郎（一名小山六之介）所刺伤；日政府恐受世界各国的舆论所责难，始允无条件休战（休战期限仅二十一日）。旋于休战期内，成立和约二十一款，其最要各点如下：
（一）中国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与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中日两国以前所订条约一概废弃，另订新约，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在约章为基础，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种制造工业；各种机器仅纳入口税，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制造之货物，其一切课税均照日本输入货物之例办理，享受一切优例豁免。
前例最后一项，为中国国民经济上的最大致命伤；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屡次压迫中国受城下之盟，皆未曾提出如此的条款。自日约中有此条款，各国皆援最惠国待遇之例一并共享，于是，中国工业全被东西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压倒，不能抬头。此时中国处于战败的地位，已全无抵抗之实力，休战的限期又极短促，李鸿章无法，只得一一俯首承受。但是他知道俄国对于朝鲜东三省皆有野心，一面与日本磋商和议，一面将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条款通知北京各外国公使，以激动各国的嫉妒心，引起干涉。及约文公表，俄国果约同德法各国出而干涉，迫令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日本暂时无力抵抗，也只得俯从。李鸿章一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仅于此略略发生一点效力。但是此后的问题却更难应付了；辽东半岛的名义虽仍为中国所保留，不久，俄索旅大，德索胶澳，法索广州湾，英索威海卫，中国亦无不俯首屈从，日俄战争的大祸也伏机于此。
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此次战争失败的原因详细地分析起来，有许多种；但概括地说，不外下面的几点：
（甲）腐败。这个腐败的病，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缺，于是上行下效，凡供给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帑，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据英人蒲兰德（Pland）的记述说：在战事发生前两年，汉纳根（在李鸿章部下服务的德国人）便请李鸿章购买多量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供战斗舰上大炮之用。李氏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是终于不曾实行。不实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持军需事务的大人物张佩纶反对，说耗费巨款购买这种开花弹，储藏无用，太不合算；实则他所谓不合算，只是他们主管军需的人员的不合算。及到战争破裂时，李鸿章急急忙忙向英德各国添买军需品，各国因为限于守中立的原故，不能明卖；买得了，不易运到。当黄海海战时，至有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颗大口径的开花弹；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战当中，中国战舰所发射的炮都是小口径的炮，大口径的巨炮皆闲搁不能作用；这又安得不失败呢？至于中国自己制造的鱼雷，据严复所说，有用铁渣来代替火药装在里面的；这又安能守护海面呢？海军是李鸿章用全力经营的，内容的腐败如此，陆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朝鲜问题发生时，李鸿章十二分的不愿有战事，千方百计想用外交手段解决；那些书生参劾他，骂他畏葸，催他出兵，他总是迟疑不决，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的原故。
（乙）不统一。这个不统一的病，包括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如一盘散沙。形式上，皇帝握有一切大权，好像十二分的统一；事实上，皇帝只是一个偶像：皇帝上面的西太后，只有卖官鬻爵、黜陟官吏的大权；遇有外交问题，令多头并立的总理衙门协议；总理衙门又要与离开北京的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协议。李鸿章有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出主张，外交的全权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里。日本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一个外务大臣，只要对付国会一个机关。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任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谁的主张好。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地说，就是自始至终无所谓方针。为什么不能有方针？就是事权不统一的原故。再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说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是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的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捋；故在该衙门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相的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再就财政上说：户部说是管理全国财政的机关，但是事实上，有钱的机关是各省藩库；各省的督抚，权比户部更重。李鸿章负有支配军事费用的责任，却没有运用全国财政的权力；他所能直接筹备、支配的限于直隶一省的收入；若向他省要钱，必须奏拨，皇帝得奏，例交户部审议；部议准了，再以谕旨下之于指拨的各省；各省有时候也可以托词告乏；所以虽然奏拨准了，还要向指拨各省的主管机关讲人情。对外的问题发生了，说硬话的督抚是很多的，要他们供给军费，就要看对于各该本省的财政活动上有无妨碍。所以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并不是他掩饰自己过失的话，而是实在的情形。
（丙）总原因。上面两点，是就当时政治上所表现的情形分别说的。还有一个总原因，就是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国民结合体的单位，有一个主脑的神经系，五官、四体运用灵活，无障无碍。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十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记本末》）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原来日本所以制胜，因为日本已经过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维新党先制胜于内，故能制胜于外。中国此时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还是拘束在旧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动，内部国民全无整个的活动新精神，对外安得不失败呢？不过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旧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势力要开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