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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诗人陆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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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后七子”有复古运动,提倡汉魏盛唐文学,如唐代韩愈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而其创作离所提倡的标准甚远。清以后盛行宋诗,多学江西诗派黄山谷。通常所谓宋诗乃江西诗派之专称,西昆体及陆游不在内。如唐人称“花”专指牡丹,成都称“花”指海棠。故若以江西诗派为宋诗代表,乃去北宋之西昆与南宋之放翁言之。

    陆放翁诗七律、七绝好,尤以七绝为佳。在江西派后出陆一人,真为了不起人物。实则陆乃大师,量亦多,六十年来万首诗(廿岁至八十岁),陆廿岁以前之诗皆不要。西洋人往往四十岁后不作,或此前不作,老来忽作。中国如此者甚少,惟高适,五十后始学为诗。通常人只要不死,一直作。放翁亦如此,惟更忠实一点,而又以多故易流于滥,可以不作而仍作,如标题中类有“久不作诗,吟成一首”之语。

    放翁虽非伟大诗人,而确是真实诗人,先不论其思想感觉,即其感情便已够得上真的诗人。忠实于自己感情,故其诗有激昂的,也有颓废的;有忙迫的,也有缓弛的。别人有心学渊明、浩然,于是不敢写自己忙迫、激昂之情感,此便算他忠于陶、孟(其实也难说),但他不忠于他自己。天下没有不忠于自己而能忠于别人的。若有,真是奇迹。放翁忠于自己,故其诗各式各样。因他忠于自己,故可爱,他是我们一伙儿。俗说“他乡遇故知”,难道他乡人不是人吗?但总觉不亲近。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作的诗特别好、特别高,便因他是我们一伙儿。

    放翁忠实于自己。但放翁诗品格的确不太高。品格是中国做人最高标准,一辈子也做不完、行不尽。放翁诗品格不高或因其感情丰富,不能宽绰有馀。“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便因其忠于自己,感情丰富,变化便多,诗格不高而真。

    魏武帝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

    放翁诗云:

    心如病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

    放翁为此诗时或尚未甚老,故不曰“老骥”,而曰“病骥”。病骥虽志在千里而究竟已不能行千里;蚕再眠后便已无力,有心无力。除非是行尸走肉那样的人,否则人到老年、病中,总有“心如病骥”二句之心情。放翁此二句真实。

    在中国诗中最讲诗品、诗格。中国人好讲品格,是好。西洋有言曰:我们需要更脏的手,我们需要更干净的心。更脏的手什么都能做,扫地、除厕所。中国人讲究品格是白手,可是白得什么事全不做,以为这是有品格,非也。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变成身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鲁迅先生说的,给你四两担能挑么?三里路能走么?现在人只管手,手很干净,他心都脏了、烂了,而只要身上、脸上、手上干净。我们讲品格,可是要讲心的品格,不是手的干净。书亦有书的品格,好书“天”、“地”都宽,宽绰有馀。此是中国艺术文学的灵魂。鲁迅先生生前印书,铅字间夹铅条。鲁迅先生富于近代精神,而他有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下棋亦有品格,棋品高的不但输了不急,赢了也不赶尽杀绝。“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要强是要强,要好是要好,而心要宽绰。然而若转下去,便流于阿Q,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如病骥”、“似春蚕”二句,格虽不高但真。放翁此种诗最易学。余有旧作“心似浮云常蔽日,身如黄叶不禁秋”(《病中作》),“浮云蔽日”是说常有乱七八糟思想。人要有思想、感想、联想,这是好的;而妄想、眩想、胡想要不得,所以说“浮云蔽日”。余之二句即学放翁此二句。学七律当少读放翁诗,盖放翁诗少唐人浑厚之味,而人最易受其传染。应小心。余当日恨学不像,今日恨去不尽。俗所谓“见猎心喜”,佛家所谓“积习难改”。

    孟子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固然孟子所说“定于一”是王天下,吾所言“定于一”是学道学文,“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放翁非圣贤仙佛,心不能“定于一”,有时就痛快,有时就别扭。如不是心特殊平静,很难不如此。

    放翁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其诗多,诗的方面也多,有什么说什么。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秋日郊居》其七)

    现在先不讲其思想,讲其作诗时的心情。此情尚无人道及————自珍,爱惜自己。以放翁之脾气,侍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势利之途;一个人除非没品格,稍有品格,便知恭维人真是面上下不来,心上过不去。放翁有感觉,必有感于此。但既做官便不免如此,不如村夫子尚能自珍,保存自己天真————“终年不著面看人”!从此诗中看出放翁有消极,但放翁是意在恢复、有志功名的。他羡慕那个村夫子但做不到,既有心恢复、志在功名,怎能“不著面看人”?

    一个人要向上向前,但我们也爱一个忠于自己感情的人,虽然在理想上稍差,但是可爱。一个小孩子没有理想可言,但是可爱。放翁虽志在恢复、有意功名,而有时也颇似小孩子可爱。

    蓍囊药笈每随身,问病求占日日新。

    向道不能渠岂信,随宜酬答免违人。(《甲子秋八月偶思出游,往往累日不能归,或远至傍县。凡得绝句十有二首,杂录入稿中,亦不复诠次也》其五)

    人有时真会脸皮厚一点儿,心未免歪一点儿。这是平常人。一个非常人心永远正,平常人到某种场合,脸不免老,心不免歪,而吃亏在有感觉。自此首观之,这老人很随和,并非那样倔老头子。

    在我们看来,天真是很可爱的。但处世还不可太天真了。一个诗人要天真,你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若如此,便不免碰钉子、吃苦。放翁天真、诚实(没有天真不忠实的),但就因此吃苦、碰钉子。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杂感》其一)

    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

    输与茅檐负暄叟,时时睡觉一频伸。(《杂感》其二)

    一个小孩子在家庭中总受虐待,若软弱者则不免消极颓丧;其强者虽也不言不语,但长大了可做一番事业,然易动心思、性情。此非身体不健,乃心理不健,甚至会由愤慨变为“左”性。若由“左”性而为变态,更了不得。(如张献忠之好杀人,盖亦心理变态。)

    “志士”一首诗,简直有点“左”性了。至若“劝君”一首品格并不高,但不能说不真。像这样的诗,放翁写得不是不天真、不忠实,但少诗味。“劝君”一首情感仍是此情感,而作风变了。“频伸”,动作不好看,有许多自己舒服的事不好看,好看的事并不舒服。

    诗本是抒情的,但情太真了往往破坏诗之美,反之,诗太美了也往往遮掩住诗情之真。故情真与辞美几不两立,必求情真与辞美之调和。古今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此点之完全成功。余赞美“三百篇”,并非开倒车,实在是它情既真而写得也美。至于《离骚》,虽千古佳作,而到情感真实热烈时,写的不是诗;到写的是诗的时候,又往往被诗之美遮掩了情之真。

    姜愈老愈辣,放翁亦然。

    黍醅新压野鸡肥,茆店酣歌送落晖。

    人道山僧最无事,怜渠犹趁暮钟归。(《杂题》其四)

    放翁诗到晚年有一特殊境界,即意境圆熟、音节调和。若前所举“志士”、“劝君”二首则不免锋芒毕露,是矛盾抵触的,又可说之为“撑拒”,意境撑拒,不圆熟。放翁晚年圆熟,但诗品仍不高。此诗“黍醅”、“茆店”二句是说,日尽管落,我喝我的、吃我的;“人道”、“怜渠”二句是说,你出家人还是免不了烦恼,还不如我,比闲人还闲。一个人老在愤慨情形(矛盾、撑拒)之下,往往成为“左”性,成为变态。此种人至社会,往往生出一种不良影响。先不用说张献忠,即如尼采(Nietzsche),有思想、有诗情,而他也有点心理不健康。这种人先不用说他给世人不良影响,他自己便活不了;先不用说活着苦,压根儿就不能活长。一个人性情不平和与吃东西不消化一样。放翁活那么大年纪,可见其心情不老是愤慨矛盾,也有调和之时。

    小艇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

    二十四考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闲中自咏》)

    我游南宾春暮时,蜀船曾系挂猿枝。

    云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三峡歌》)

    放翁内心有愤慨,是否也有和谐健康的时候?“二十四考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二句,虽明挑出一个“闲”字,似乎是和谐,实在不然,此亦自暴自弃(关于自暴自弃以下还要讲到)。惟前两句写得好————“小艇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真有点健康和谐。放翁活到八九十岁,必于愤慨激昂外有和谐健康之时,如上所举《三峡歌》,原写去国离乡之情,但他写得多美。暮春时节,先不用愤慨,已多伤感情调。中国古人真是有感觉,先不用说思想。人在暮春原是伤感情调,何况放翁离乡去国?“云迷江岸”尚是具体的,到“花落空山”则一片空灵。放翁诗中盖无美过此二句者。此仍为中国传统,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悲喜,就是一个东西。不能下一批评,一说就不是,纯乎其为诗。

    西洋有所谓素诗(naked poetry),朴素的诗,“云迷”二句不朴素,但一点别的成分没有,纯乎其为诗。即前说“二十四考中书令”一首也非纯诗,更无论“故旧书来”一首了:

    故旧书来访死生,时闻剥啄叩柴荆。

    自嗟不及东家老,至死无人识姓名。(《杂感》其九)

    即使不是纯诗,但真把不是诗的东西写成诗了,这不过是诗人本领技术高才写成诗了。大诗人无所不能写,但不写事物本身非诗者。“云迷”、“花落”,即使放翁不写,此事物也仍是诗。“云迷江岸屈原塔”,非屈原不可,如此伟大人物,塔在云迷之江岸;“花落空山夏禹祠”,非夏禹不可,如此伟大人物,在空山之祠中,暮春花落……真是诗。

    放翁诗方面很多,虽不伟大,而是一诚实诗人。

    中国自古便说“修辞立其诚”(《易传·文言》),诚,从“言”义“成”声,而以兼士先生之言,则“成”亦兼有义,不诚不成。放翁诚实,见到就写,感到就写,想到就写,故其诗最多,方面最广,不单调。初读觉得新鲜,但不禁咀嚼,久读则淡而无味。即使小时候觉得好的,现在也仍觉得好,所懂也仍是以前所懂,并无深意。

    放翁诗多为一触即发,但也是胸无城府,是诚,但偏于直。老杜之诚是诚实,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读之如嚼橄榄。放翁诗一触即发,可爱在此,不伟大亦在此。“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

    富家子弟也许其祖或父留给他许多财产、名誉、地位,但这些子弟多半不能自立,不是没有天才,只是懒了,坐吃山空。在周秦诸子因祖上无所遗留,故须自己思想,自己感觉;后人感觉太粗、心太浮,便因古人留下的东西太多。

    创作需要酝酿。如托尔斯泰、但丁(Dante)、歌德(Goethe),其伟大著作皆经若干年始能完成,“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可是,没等成功死了,怎么办?那也没办法。宁可不作,不可作了不好。所以我们想学文学,亦须注意身体。道家讲长生,佛家讲无生。但佛家生时也求延长寿命,不过与道家之求长生不同:佛之求长生是手段,长生以吃苦、得道;道家则是以长生为目的。

    创作贵在酝酿,然而苏东坡又说“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日人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其书亦曾言:“思想是小鸟似的东西。”此岂非与酝酿冲突?我们要用两方面的功夫。尤其是写大著作,必须要有酝酿功夫,至如写抒情诗,还须一触即发。《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即兴诗人。即兴诗即抒情诗,但即兴诗绝不宜于长,绝不宜于多。如唐之即兴诗人(抒情诗人)王、孟、韦、柳,其诗集多为薄薄一本。孟浩然诗集最薄,但几乎每首都是好诗。即兴诗要作得快,不宜多,多则重复;不宜长,长则松懈。放翁便是如此。唐人绝句尤其五言,何以是古今独步?“兔起鹘落”,唐人于此真是拿手。唐人每人都有五言绝句,但绝不多。创作愈短愈快,愈长愈慢。宋人不会作五言诗,不知何故。

    放翁诗盖七言绝句最好。放翁诗修辞、技巧、音节好。在七律中修辞有重复之处,并非无变化,而万首诗安得不有重复?谭叫天唱戏有时减戏词儿,即避免重复。创作上之重复过多则可厌。七律八句,而中间四句又须对仗,原少变化,故易重复。

    放翁诗中找不到奇情壮采。太白诗中奇情多,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奇情;老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壮采。

    放翁诗有奇气,如“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书愤》)。放翁活的年岁大,到死气不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放翁好使气而有时断气,老杜诗气不断。太白飞而能沉,飞而能镇纸,如《蜀道难》;老杜沉而能飞,如“天地为之久低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即此皆中气足;放翁飞不起来,沉不下去,有时气一提要断。鲁迅先生不喜听戏,《社戏》中提到有唱老旦的龚云甫,他有时唱不接气。

    今天要说放翁是有希望、有理想的,但他的理想未能实现,希望也成水月镜花,如此则弱者每流于伤感、悲哀,强者则成为愤慨、激昂。放翁偏于后者,且由愤慨走上自暴自弃。(人劝他,他说,自当我死了!用硬话刺人。)放翁有自暴自弃的心情,此心情甚有趣:

    拂剑当年气吐虹,喑呜坐觉朔庭空。

    早知壮士成痴绝,悔不藏名万衲中。(《观华严阁僧斋》)

    此是放翁自暴自弃。前二句是自暴,后二句是自弃:早知如此还不如做个出家人!《杂感》中“故旧书来”一首亦然。但一个人老在愤慨心情下,且抱有自暴自弃心理,这样人便不能活了。所以一个人要健康,健康指灵、肉两方面(或曰心、物),有此健康才能生出和谐(调和),不矛盾,由此才能生出力量(集中)来。此点与宗教之修养同。此种力量才是真正力量。如放翁之愤慨、自暴自弃,是不健康、不调和,但他也有力量,而他的力量不是矛盾的,便是分裂的。没有一个矛盾不是分裂的,分裂的力量较集中的力量为小。特别是一个诗人,必要得到心的和谐,即使所写是矛盾、是分裂,而心境也须保持和谐。

    鲁迅先生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开篇曰:有二物摩擦时便有力。摩擦是矛盾、是分裂,此岂不异于余之前说?然余在年轻时亦甚以为然,以为如水之激石,但近时对此颇不以为然。大河之水并无东西阻碍,只在堤中流,它的力量便已够大了,可以灌溉,可以行船。放翁愤慨,甚至有时自暴自弃。信陵君之“饮醇酒,近妇女”(《史记·魏公子列传》),固是自杀,愤慨激昂是有志之士,但不是有为之士。

    王荆公云:“文章尤忌数悲哀。”(《李璋下第》)于此,恨不能起荆公于九原而问之:文忌悲哀,是否因悲哀不祥?先生莫不是写过这样文字而倒霉?其实是倒霉之人才写悲哀文字。不过,余之立意不在此。一个有为之士是不发牢骚的,不是挣扎便是蓄锐养精,何暇牢骚?放翁活到八九十岁,激昂愤慨之外亦有和谐健康之时,如前所举《三峡歌》之“游南宾”。

    放翁诗写自己的悲剧也是真诚的。他的“菊枕”诗: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篇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

    此二首诗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不伟大,亦可存在、流传————以其真,真的情感、真的景致。前无古人,后人学亦不及。虽小而好,虽好而小。多而好,惟李、杜能之,他人不可求全。

    此二诗有本事,即《钗头凤》词。词并不好,事是悲剧。八十馀岁时作诗提到沈园还难过,此二首乃六十馀岁作。有时有沉痛情感而不能诗化、升华为诗,而陆放翁成功了。“七阳”韵是响韵,而陆此诗不响。四十三年前事同谁说?后妻、儿女皆不可与言,限于礼教、名誉、感情。不能说而说出一点,真好。“灯暗无人说断肠”,泪向内流。打掉门牙向肚里咽,尚不令人难过;惟此诗不逞英雄,更令人难过。次首句子更平常而更动人。二十岁时旧稿,今则蛛丝皆满,况枕乃唐氏所缝,惟清香似四十三年前情味。第二首结句,“只有清香似旧时”,“支”韵是哑韵,句中用“香”字,“香”字响;第一首结句“灯暗无人说断肠”,“阳”韵是响韵,句中用“暗”、“无”,此乃调和之美。

    放翁此二诗真,平易近人,人情味重。

    “菊枕”诗之前三年,放翁有《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此二首较前所举“菊枕”二首露骨。此二首比前二首差三年,六十岁作,不如“菊枕”二首。第一首次句“沈园非复旧池台”,是说什么都完了。第二首较第一首好,亦因次句好,“沈园柳老不吹绵”,真令人销魂、断肠,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沈园乃鲁迅先生故乡,今有春波桥、禹迹寺。)

    放翁八十岁后,梦过沈园,又有《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次首较前首好,尤好在次句,“只见梅花不见人”!“沈园”之四绝即放翁了不起处,虽无奇情壮采而真,乃江西诗派所无。江西诗派但为理智,无感情。而诗究为抒情的,太理智了不是诗。西洋有哲学思想诗人,中国理学家诗好的少,即因无感情。放翁有真感情,对江西派革命,虽佩服而不走其路子。

    平常人崇拜圣贤、英雄、仙佛,而与之相处必不舒服。世上无此等人则干燥寂寞,故需要英雄、圣贤、仙佛,而吾辈俱是凡夫,不易与之相处。诗中有李、杜,如世之有仙佛,仙佛是好,而其所想离吾人太远,犹河汉之无极也。放翁则如老朋友辈谈心,即所谓平易近人,即所谓前所说他是“我们一伙儿”。

    后人读放翁诗容易爱好,故易学成其味道。放翁以后之诗人,不管他晚年有何成就,他早年学诗初一下手时,必受放翁影响,不知不觉学放翁,其他显而易见专学放翁者更多,而后人学之者很难如陆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