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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诗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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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唐五言古

    作五古比作七古难。宋人对五古已不会作。宋人苏轼、黄庭坚对唐人革命,而苏、黄之五古甚幼稚。余对古人之作少所许可,而亦多所原谅。因自己写作,知写作不易,但对宋人五古,尤其是苏、黄,特别不原谅,他们似乎根本不懂五言古诗的中国传统作风。

    作五言古诗最好是酝酿。素常有酝酿、有机趣,偶适于此时一发之耳。

    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一: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味厚极了。末四句之意思————大自然永久,而人生有尽————绝非其在作诗时才有,是早有此意,经过酝酿,适于此时发之。

    五言诗必有神韵,而神韵必酝酿,有当时的机缘,意思久有酝酿。

    张子寿(九龄)“兰叶”一首(即《感遇十二首》其一),作坏了: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浅薄。不若“孤鸿”一首(即《感遇十二首》其四):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沉着,厚。中国韵文非不能表现思想,“兰叶”一首表现不佳,因除思想外,没有文字之美。“孤鸿”一首,惟末二句好。陈子昂“兰若生春夏”一首,末四句是思想,而馀音袅袅。

    二、断说柳宗元

    王、孟、韦、柳四人中,柳有生的色彩,其他三人此种色彩皆缺少。唐诗人中,老杜、商隐皆生活色彩甚浓厚。

    柳子厚《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柳子厚写愁苦,而前四句结果不但美化了,而且诗化了。愁苦是愁苦,而又能美化、诗化,此乃中国诗最高境界,即王渔洋所谓“神韵”。如此,高则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浓厚、力的表现便不充分了,优美则有馀,壮美则不足。壮美必生于力。

    三、诗眼中之草

    人无不受外界感动,而表现有优劣。技术之薄尚乃浅而言之,深求之则有诗眼问题。有“诗眼”可见诸“相外相”,可见如来。(诗心是根本,与外界发生关系,则眼、耳、鼻、舌、身五根,除“肉”外尚须有“灵”,看到虚妄即看到真实。)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此首可为白氏代表作。草随地随时皆有,而经白氏一写,成此不朽之作。用诗眼看去,此四十字每句是草,然是诗眼中之草,不是肉眼中之草,与打马草所见自不同。彼为世谛,此为诗义(谛)。以世谛讲,打马草喂马,是,而非诗。白氏以诗眼看,故合诗谛,才是真草,把草的灵魂都掘出来了。(余在《“境界说”我见》中,曾讲诗之“因”与“缘”。)

    “离离原上草”,“离离”好,若一般人写,或写“高高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句是白乐天拿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是唐人拿手。作五言诗必有此“野火”二句之手段,二句说尽人世间一切,先不用说盛衰兴亡,即人之一心,亦前念方灭,后念方生,真是心海,前波未平,后波又起,波峰波谷。白氏用诗眼看,故写出一切的一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写草之精神;“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是写草之气象。后二句“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用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士》),稍弱,然尚好,不单说草,有人。

    虚妄不灭,真实不显(不显不是无)。诗人第一须打破(看破)“妄象”,然后才能显出真的诗。

    或曰:“境杀心则凡,心杀境则圣。”“杀”者,压倒也。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此便是“心杀境则圣”。而“杀”字不如“转”字,“心转物则圣,物转心则凡”。转烦恼成菩提,烦恼与菩提并无二致(情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是烦恼,即菩提。有转心则不为物所支配,否则为物支配,即烦恼皆来,俱成凡夫。学文与学道同理,学文亦须心转物(文与道又有不同,惟方法同。俟后详言)。白乐天之“草”有诗心,心转物则圣。心如何借缘(外物)而生,缘助因成,必其可以成,然后有助。因与缘不是对立,不是有此无彼,心物皆有而打成一片。故“境杀心”、“心杀境”之“杀”不如“转”字,心与物相助相成,转烦恼成菩提,此方是成功境界。

    四、唯美诗人韩冬郎

    唐朝两大唯美派诗人:李商隐、韩偓。晚唐义山(李商隐)、冬郎(韩偓,字致尧,小字冬郎)实不能说高深、伟大,而假如说晚唐还有两个大诗人,还得推李、韩。

    李义山《登乐游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如同说吃饱了不饿,但实在是好,我们一读便感到太阳圆圆的,慢慢地落下去了,真好。又如韩偓之《幽窗》:

    手香江橘嫩,齿软越梅酸。

    一念便好,盖不仅说“香”是香,便连“江”字、“橘”字亦刺激嗅觉;甚至“手”字亦鼻音。“齿软越梅酸”,啊,不行,不得了,牙倒了,盖多为齿音,刺激牙。此非好诗而好,便是因诗感好。现在新诗也许以意境说未始不高深伟大,但总觉诗感太差,尤其字音。

    韩偓《香奁集》颇有轻薄作品,不必学之。李义山为其世伯,义山有诗亦轻薄,韩诗盖受义山影响。或曰:韩氏诗有含蓄,其诗有句曰“佯佯脉脉是深机”(《不见》),含而不露之意。其轻薄不必提,即含蓄亦不必取韩。然其《别绪》中间四句真好:

    菊露凄罗幕,梨霜恻锦衾。

    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

    中国诗写爱,多是对过去的留恋。写对未来的爱,对未来爱的奋斗,是西洋人。中国亦非绝对没有。“十岁裁诗走马成”(李商隐语)的韩偓此诗所写即是对将来爱的追求。

    一篇好的作品当从多方面讲,多方面欣赏。“菊露凄罗幕”,五字多美;“梨霜恻锦衾”,太冷,是凄凉,本使人受不了,但这种凄凉是诗化了的、美化了的,不但能忍受且能欣赏。说凄凉,其实是痛苦,但这痛苦能忍受,便是把它诗化了、美化了,且看到将来的希望了————反正我得好好活着,“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天下最痛苦的是没有希望而努力,这样努力努不来,除非是个超人,是仙,是佛,是铁汉。这上哪儿找去?人是血肉之躯,所以人该为自己造一境界,为将来而努力是很有兴味的一件事。如抗日战争,即使我本是赖汉,也要把你强国熬趴下,这也是对未来的追求。你生活经验愈丰富,你愈觉得此话有意义。韩氏此四句不仅对未来有一种希冀(但若只希望还是消极,希望煮熟的鸭子飞到嘴边,那不成),而且是一种追求————“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为将来而努力,对未来的追求,十个字真有力。“独”、“宿”连用两入声,浊得很。凡浊人都有一股牛劲————我吊死这棵树上,我非吊死这棵树上不可。聪明人不成功,便吃亏没有牛劲。“到死誓相寻”,五个字除“到”字是舌头音,四个齿音字,真有力,咬牙说出的。“此生终独宿”一句,亦舌头音或齿音。

    我们今天这样讲韩氏此诗绝不错,但韩氏当年或并未如此想,只是诚于中而形于外。

    韩偓的《香奁集》并不能一概说是轻薄,后来学他的人学坏了。他的诗“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写得真严肃。做事业、做学问,应有此精神,失败了也认了。他的诗“临轩一盏悲春酒”(《惜花》),如何是玩物丧志?接下去一句————“明日池塘是绿阴”,大方,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