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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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一、概说“诗三百”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任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才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惟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才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弱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惟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俄国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金刚经》）

    “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包罗万象。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

    第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第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第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五代刘昭禹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计有功《唐诗纪事》）岂止五言？凡诗皆如此。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一字，绝对，真如，是一非二，何况三、四？

    惨淡经营之结果，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与哲学之真理、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读诗也要“思无邪”，也要“无委曲相”。

    孔子对于诗的论法，归纳起来又称为“孔门诗法”。法，道也，不是指狭义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韵之类，此乃指广义的法。“无事无非法”，生活中举止、思想、语言无在而非法。

    违了夫子“思无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只是传统习惯（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

    “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

    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颇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渊明文字、句法。而鲁迅先生批曰：我觉得“不像”。盖此是言不由衷，便是伪，是不真，是邪。以此而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

    进门来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有一联曰：

    刘伶问道何处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还不如前者。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是非善恶。

    “文学”与“哲学”与“道”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静安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间词话》）

    “诗三百篇”既称“经”，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辞、赋、诗、词、曲则益卑矣。然而以诗法论，便童谣、山歌亦可以与“经”并立。其实“诗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谣、山歌也。《金刚经》云：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只要“思无邪”就是“法”。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说之法皆是平等。佛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空说无，说有见空。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无论如何说法，皆是平等。

    或谓佛虽说有大乘、小乘，其实佛说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故佛说“大开方便之门”，门无大小，而入门则平等也，与静安先生所谓“不以是而分优劣”一也。

    今所言诗，只要是诗就是法。

    孔夫子对于《诗》，有“思无邪”之总论，尚有分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论语·阳货》）

    这是总论中之分论，前所说是总论中之总论。

    说得真好。无怪夫子说“学文”，真是学文。忠厚老实、温厚和平、仁慈、忠孝、诚实，溢于言表。这真是好文章。每一国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长处，吾人说话、作文能够表现出来便是大诗人。中国方字单音，少弹性，而一部《论语》音调仰抑低昂，弹性极大，平和婉转之极。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此本难分优劣。汉经秦焚书之后，书籍散乱亟待整理；及宋代书籍大半整理就绪，而改重义理，亦自然之趋势也。今讲《诗经》，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虽仍汉宋之学而皆有不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此段文章，“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

    兴：感发志气[1]。起、立，见外物而有触。

    生机畅旺之人最好。何以生机畅旺就是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读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兴也。

    观：考察得失。（得失不能要，算盘不可太清，这非诗。）

    不论飞、潜、动、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观，不观便不能写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察犹观也，观犹察也。鸢代表在上一切，鱼代表在下一切，言此而不止于此，因小而大，由浅入深，皆是象征，此二句是极大的象征。“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其一必得知其二。诗中描写多举其一部以括之。

    群：朱注：“群，和而不流。”今所谓调和、和谐，即“无入而不自得”（《中庸》）。

    人当高兴之时，对于向所不喜之人、之物皆能和谐。“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与鸟兽心理、兴趣不同，是抵触，是不调和，如何能同群？以此言之，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人、事、物皆看不中，生活只是苦恼，反是自杀为愈也。贾谊虽未自杀，但其夭折亦等于慢性的自杀。

    “诗可以群”，何也？诗要诚，一部《中庸》所讲的就是一个“诚”，凡忠、恕、仁、义，皆发自诚。所谓“和而不流”，“流”，无思想、无见解，顺流而下。

    怨：朱注：“怨，怨而不怒。”其实也不然，《诗》中亦有怒：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望文生义，添字注经，最为危险。最好以经讲经，以《论语》注《论语》。此二句，恨极之言，何尝不怒？惟“不迁怒”（《论语·雍也》）也。

    夫子承认怒，惟不许“迁怒”；许人怒，但要得其直。此世法与出世法之不同也。

    基督：“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圣经》）

    释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节节肢解，不生嗔恨。”（《金刚经》）

    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基督“要爱你的仇人”，释迦“一视同仁”，都是出世法，孔子是最高的世法。西谚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子不曰“以怨报怨”，报有报答、报复之意。“以直报怨”是要得其平；“以牙还牙”，不是直。在基督、释迦不承认“怨”；夫子却不曾抹杀，承认“怒”与“哀”，怒与哀而怨生矣，而“怨”都是直。

    “怒”、“怨”，在乎诚、在乎忠、在乎恕、在乎仁、在乎义，当然可以怒，可以怨。

    《论语》之用字最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沉重、深厚、慈爱。读此段文章，“可以”二字不可草草放过。

    夫子之文，字面音调上同其美，而不专重此。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是小我，但要扩而充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释迦不许人有我相。）“事父”、“事君”，代表一切向外之事，如交友、处世，喂猫、饲狗，皆在其中。事父、事君无不适得其宜。我本乎诚，本乎忠、恕、仁、义，则为人、处世皆无不可。（切不可死于句下。）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子注：“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论语集注》）夫子所讲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philosophy）。“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

    仁者，爱人。[2]（《论语·颜渊》）

    孔子举出“仁”，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乃为人之道也。民，我胞也；物，我与也，扩而充之，至于四海。仁，止于人而已，何必爱物？否！否！佛家戒杀生不得食肉，恐“断大慈悲种子”。必需时时“长养”此“仁”，不得加以任何摧残，勿以细小而忽之。凡在己为“患得”、在他为“不恕”者，皆成大害，切莫长养恶习，习与性成，摧残善根。

    孔子门下贤人七十有二，独许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佛：慈悲；耶：爱；儒：仁。）此是何等功夫？夫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念兹在兹。

    为什么学道的人看不起治学的人，治学的人看不起作诗的人？盖诗人见鸡说鸡，见狗说狗，不似学道、治学之专注一心；但治学时时可以放下，又不若学道者。

    道————圆，是全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学————线，有系统，由浅入深，由低及高；

    诗————点，散乱、零碎。

    作诗，人或讥为玩物丧志，其实最高。前念既灭，后念往生；后念既生，前念已灭。吾人要念念相续。言语行动，行住坐卧，要不分前念、后念而念念相续，方能与诗有分。这与学道、治学仍是一样，也犹同“三月不违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意也在此，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王摩诘《谒璿上人》）年长则精力不足，寿命有限，去日苦多，任重道远，颇颇不易。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识道何易？

    诗便是道。试看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岂非说的是为人之道？夫子看诗看得非常重大：重，含意甚深；大，包括甚广。

    《论语·季氏》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夫子两句话，读来又严肃、又仁慈、又恳切。“不学诗，无以言”，“无以”是感。

    学，人生吸收最重要在“眼”。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Epomehk）四岁失目，他的诗代表北方沉思玄想，读了总觉得是瞎子说话。发挥方面最主要在“言”。言，无“义”不成，辞“气”不同。常谓作诗要有韵，即有不尽之言。夫子说话也有韵。《世说新语》中之人物真有韵，颇有了不得的出色人物，王、谢家中诗人不少。

    孔子论诗还有：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以上，孔门诗法总论之部。

    在宗教上信与解并行，且信重于解，只要信虽不解亦能入道，若解而不信则不可。释迦弟子阿难知识最多，而迦叶先之得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迦叶传其法，迦叶死后方传阿难。而儒家与宗教不同，只重解而不在信；且宗教是远离政治，而儒家中则有其政治哲学。《大学》所谓“正心”、“诚意”、“修身”，宗教终止于此而已，是“在我”，是“内”；儒家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人”，是“外”。宗教家做到前三项便算功行圆满；而儒家则是以前三项为根本，扩而充之，恢而广之，以求有益于政治，完全是世法，非出世法。

    “齐家”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实验”，是治国、平天下的“试验”。

    夫子要人从自我的修养恢而广之，以见于政治。吾人向以为诗人不必是政治家，爱诗者不见得喜好政治，何以夫子说通了诗三百，授之以政便达，何以见得？夫子说诳语么？否。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岂能打诳语？鲁迅先生译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鹤见祐辅思想清楚，文笔亦生动，鲁迅先生译书虽非生动，也还可读），书中说第一次欧战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是十足的书呆子。美国总统先必为纽约州长，威尔逊为法学士，做波士顿大学校长，一跃而为纽约州长，再跃而为美国大总统。彼乃文人，又是诗人，又是书呆子，鹤见祐辅最赞仰之。一个纯粹的政客太重实际，而文人成为政治家，彼有彼之理想，可以将政治改良提高，使国家成为更文明的国家，国民成为更有文化的国民。在近代，威尔逊实是美国总统史中最光明、最正大、最儒者气象的一位。在大战和约中，别人以为威尔逊的最大失败盖英、法二国的两滑头，只顾己方利益，不顾世界和平，是以威尔逊被骗了。然而，此正见其光荣也。威尔逊说：“美国有什么问题，何必与他商量、与你商量，我只以美国人的身份平心想该怎样办就怎样办。”骤听似乎太武断、太主观，但试察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人，谁肯以国民的资格想想事当如何办？果然，也不至于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了。

    说起威尔逊，真是诗人、是文人、是书呆子，可也是理想的政治家————此即是夫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了。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说白便白，说黑便黑，那简直是人格的破碎。然而“一以贯之”绝非容易也。只有老夫子说得起这句话。什么（何）是一？怎么样（何以）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我就想我是一个美国人，应当怎么去施，怎么样受。威尔逊说得实在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以上三段，为夫子在《论语》中对于诗之某节某句之见解。

    夫子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特别注重“兴”字。夫子所谓诗绝非死于句下的，而是活的，对于含义并不抹杀，却也不是到含义为止。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发生，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镜花缘》中打一个强盗，说要打得你冒出忠恕来。禅宗大师说：从你自己胸襟中流出，遮天盖地。前之“冒”字，后之“流”字，皆是夫子所谓“兴”的意思。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这就是互为因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其区别如何？前者犹如自我的羁勒，不使自己逾出范围之外，这只是苦而不乐。（夫子在《论语》中则常常说到乐。）在羁勒中既不可懈弛，又经不起诱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反之，既见可欲，其心必乱，这便谈不到为学，这是丧失了自我。然而后者“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自然成就”。夫子之“乐”、之“好”较之子贡两个“无”字如何？多么有次第，绝不似子贡说得那么勉强、不自然。这简直就是诗。放翁说“文辞终与道相妨”（《遣兴》），不然也。

    子贡由此而想到诗，又由诗想到此，所谓互为因缘也。牙虽白、玉虽润，然经琢磨之后牙益显白、玉益显润。（犹如苍蝇触窗纸而不得出，虽知光道之所在，尚隔一层窗纸。夫子之言犹如戳出窗纸振翼而出，立见光明矣。）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便是生发，便是兴。

    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首一段子贡与夫子的对话由他事兴而至于诗，次一段子夏与夫子的对话由诗兴而至于他事。

    夫子所言“绘事后素”，《礼记》所谓“白受采”（《礼器》）也。本质洁，由人力才能至于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素”皆是素；“倩”、“盼”、“绚”是后天的，是“绘”；“礼后乎”，诚然哉！夫子所谓“起予者商也”之“起”者，犹兴也。如此“始可与言诗”，此之谓诗也。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此中亦颇有至理存焉。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对于相同之外物之接触，个人所感受者有异。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必此诗————必然。唐诗之所以高于宋诗，便因为唐诗常常是无意的————意无穷————非必然的。

    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正如中国之京戏，“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燕京庚子俚词》其七）。（近代梨园只有谭叫天算得了不起的人物。）

    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

    子贡之所谓“切”、“磋”、“琢”、“磨”，不仅指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何关乎礼义、绘事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而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义足经》），触象脚者说象似蒲扇，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似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

    吾人谈诗亦正如此，各见其所见，各是其所是，所谓“诗无达诂”也。要想窥见全圆、摸得全象，正非容易。是故，见其一体即为得矣，不必说一定是什么。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对方之无能或不诚，致使吾人不敢相信。然而自己看事不清、见理不明，反而疑人，也可说多疑生于糊涂。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是最不可靠的，气是什么？

    孔夫子之言颠扑不破，孟夫子说话往往有疵隙。

    以上两小段文字乃孟子之说诗，余试解之。

    “文”：

    第一，篇章、成章。（文者，章也；章者，文也。《说文》中彣、彰互训。）

    第二，文采。即以《离骚》为例，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是曰文采。

    “辞”：

    辞、词通，意内而言外。楚辞中《离骚》最好亦最难解，对于它的洋洋大观、奇情壮采，令人蛊惑。“蛊惑”二字不好，charming（charm，n；charming，adj）好。《红楼梦》中说谁是怪“得人意儿”的，倒有点相近。“得人意儿”似乎言失于浅，“蛊惑”却又求之过深。

    文章有charming，往往容易爱而不知其恶。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大学》八章）；又俗语曰“情人眼里出西施”，此之谓也。西人也说两性之爱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一切的爱皆是盲目的，到打破一切的爱，真的智慧才能出现。即如读《离骚》，一被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所蛊惑，发生了爱，便无暇详及其辞矣。

    欣赏其文之charm，须快读，可以用感情。欲详其辞意须细读，研究其组织与写法必定要立住脚跟观察。观与体认、体会有关。既曰观，就必须立定脚跟用理智观察。

    “不以辞害志”，志者，作者之志；“诗言志”，志者，心之所指也。后来之人不但读者以辞害志，作者也往往以辞害志，以致有句而无篇，有辞而无义。

    “以意逆志”，逆，迎也，溯也，追也，千载之下的读者要去追求千载之上的作者之志。

    孟子把诗看成了“必然”。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教篇（章氏对史学颇有见解，文学则差），以为我国诸子出于诗，尤其以纵横家为然。此说余以为不然。纵横家不能说“思无邪”，只可说是诗之末流，绝非诗教正统（夫子所谓“言”，所谓“专对”）。

    马浮（一浮先生）亦常论诗，甚高明。马一浮先生佛经功夫甚深，而仍是儒家思想，其在四川办一学院讲学，所讲纯是诗教（余所讲近诗义）：

    “仁”是心之全德，（易言之，亦曰德之总相。）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此理若隐，便同于木石。如人患痿痺，医家谓之不仁。人至不识痛痒，毫无感觉，直如死人。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诗人感物起兴，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贵乎神解，其味无穷。圣人说诗，皆是引申触类，活也。其言之感人深者，固莫非诗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

    （《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一·诗教》）

    鲁迅先生说，说话时没的说，只是没说时不曾想。见理不明，故说话不清；发心不诚，故感人不动。

    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七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生的。再进一步，也可以说并列而相生，相生而并列。人只要“兴”，就可以“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若是不“兴”，便是“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只要不心死就要兴，凡起住饮食无非兴也。吾人观乞者啼饥号寒，不禁惕然有动，此兴也，诗也，人之思无邪也。若转念他自他、我自我，彼之饥寒何与我？这便是思之邪，是心死矣。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楞严经》）学佛、学道，动辄曰我心如槁木死灰，岂非心死邪？岂不是断灭相？佛说：“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

    马先生之说，除“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一句欠通，其馀皆合理。文虽非甚佳，说理文亦只好如此，说理文太美反而往往使人难得其真义所在，如陆士衡《文赋》、刘彦和《文心雕龙》，因文章之煊赫反而忘其义之所在。

    言字者，言语之精；言语者，文字之粗。平常是如此，但言语之功效并不减于文字。盖言语是有音色的，而文字则无之。禅家说法动曰亲见，故阿难讲经首曰“如是我闻”，是既负责又恳切。言语有音波，亦所以传音色，古诗无不入于歌，故诗是有音的。《汉志》记始皇焚书而《诗》传于后，盖人民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马先生故曰“必假言说”，而不说文字也。言语者，有生命的文字；文字者，是雅的语言。马先生说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章实斋先生所说纵横家者流，乃诗之流弊。

    诗是引人向上的，故一民族之强弱盛衰可自文学中看出。英国之伟大不在属地遍全球，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多，其衰老亦不自此次大战看出，自其文学已看出，维多利亚而后便无大诗人出现。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堕落，便因其诗堕落腐烂。“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配过这种生活。如领袖人物一天忙于国家之事，要说两句这样诗还可以。我们常人已经太闲了，再闲更成软体了。

    中国有所谓“诗教”，然余之意，不在诗教，而在诗义。（其实古所谓“教”即含有“义”，天地间必含有诗义。）吟风弄月、发愤使情皆非诗义，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皆此意，但皆不及《礼运》之大。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力量究竟有多么大，便因没试过。没力可卖了，算了。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问为谁。一切诗人皆是如此。写诗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白乐天发俗，自己将自己诗写成若干乃藏于各庙。诗人该是无所为而为，这便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要将我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便完了，不必为己，甚至不必为人。只要把我自己力量发挥了，理想实现了，不必为己。若明白此道理，虽作不出一句合平仄的诗，但行住坐卧无时不是诗。否则，即使每日为诗，也仍不是诗人，似诗人，似即似，是则非是。今日所说是第一义，大上乘。

    东坡有对曰：“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诗经》又有“四始”之说，其说始自司马迁。

    “四始”：《关雎》，风之始；

    《鹿鸣》，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

    《清庙》，颂之始。

    司马氏《史记》是诗，而司马氏对《诗》之功夫并不深。马主孔子删诗，班氏则否。“四始”之如此排列，不知当初编辑《诗经》之人是否其先后次序含有等级之意？余以为虽然似乎有意，亦似无意，实在有意、无意之间。

    《诗经》又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六义：风、雅、颂（以体分）

    赋、比、兴（以作法分，颂中多赋，比、兴最少）

    先看风、雅、颂。

    何为风？《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冲这，就不是子夏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虽非至理而是事实。至于风，即是风，风土之风。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国风代表一国民风，故谓之风。“《关雎》，后妃之德。”冲这，毛氏就该杀。原为民间歌谣，何有风化、风（讽）刺之说？

    雅，正。或谓雅是贵族的。（门阀、门第，又为知识阶级。）太炎先生之意不然，曰：雅、疋、乌通，故雅训乌。李斯《谏逐客书》及杨恽《报孙会宗书》皆言及“秦声乌乌”。周之镐京，今之长安，秦之咸阳，故正即秦声，谓镐京左右之歌也。聊备一格。（如二达子吃螺蛳……）大小雅之分别，即如“大”、“小”二字之分。大雅贵族气，较深。

    颂，功德。祭祀歌颂鬼神功德，故颂与鬼神有关。梁任公说：颂、容古通。皆从公。容，形、貌，舞。风、雅，歌诗；颂，舞诗。歌诗咏其声，舞诗欢其容。

    总而言之：风，大体是民间文学，亦有居官者之作；雅，贵族文学；颂，庙堂文学。以有生气、动人而言，风居首，雅次之，颂又次之。以典雅肃穆论，颂居首，雅次之，风又次之。

    再说赋、比、兴。

    赋，第一，铺、陈、张；第二，敷、布（布，犹铺也）。直陈其事谓之赋。铺张与夸大又有不同。“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此是夸大，不是铺张。汉赋《二京》《羽猎》，铺张。

    比，朱子曰：“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朱子以凡物、事（诗旨）之有相类者谓之比。“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朱注：“比也。”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正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诗经·鄘风·相鼠》），反比。

    兴，郑康成说：“兴者，托事于物。”如郑氏所言，是比而非兴。前人讲赋、比、兴，往往将“兴”讲成“比”，毛、郑俱犯此病。毛、郑传诗虽说赋、比、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盖汉儒师说即于比、赋二者亦别之不清。）有的人自己有思想而不能研究别人学说，结果是武断；又有人能研究古人学说而自己无主见，结果是盲从。（胆小是好，如作文细。然有时胆小使人不敢说话。）刘彦和既不武断又不盲从，然其说比、兴亦不甚明白：“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心雕龙·比兴》）情是自己诗心，起情，引起自己诗心。唐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朱熹则说：“兴者，托物兴辞。”“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集传》）事，诗；声，也是诗，而何以一谓之事，一谓之声？事是本文，声非本文。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所见所闻，是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事，前后无连贯，以声引其事。（《桃夭》《相鼠》则前后文有关，是比。）

    《关雎》一首，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雎鸠，王雎，“王”，盖有大意；“挚”，郑笺训“至”。“挚”，诚也，厚也。鸟类雌雄多挚，不独雎鸠。夫妇有别，相敬如宾。夫妇不忠不相亲患不相敬。人有后天修养，当易做到。鸟则不然。有别，是别人教的，还是自己修养的？何谓“有别”？何谓“无别”？汉儒就不明白孔子“《关雎》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的一句话。若依毛诗之说，则此诗乃比而非兴矣。推其意，盖文中所谓譬喻曰比，其用于开端者曰兴。

    兴绝不是比。“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人的联想，比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诗说“兴也”，后来都讲成兴了，实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绝无关系。

    兴是无意，比是有意，不一样。既曰无意，则兴与下二句无联络（然此所谓“无联络”，是意义上无关），既无联络何以写在一起？此乃以兴为引子，引起下两句，犹如语录说“话头”（禅家说“话头”，指有名的话，近似proof），借此引出一段话来。然“兴”虽近似introductory、引子、话头，但introductory尚与下面有联络，“兴”则不当有联络。（宋代的平话如《五代史平话》，往往在一段开端有一片话头与后来无关，这极近乎“兴”。元曲中有“楔子”，金圣叹说“以物出物”。）此种作法最古为《诗》，《诗经》而后即不复见，但未灭亡，在儿歌童谣中至今尚保存此种形式（在外国似乎没有）：

    小白鸡上柴火垛，没娘的孩子怎么过。（兴也）

    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

    兴是无意，说不上好坏，不过是为凑韵，不使下面的话太突然。

    《中庸》有言：

    《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卅三章）

    褧（褧、通用）是一种轻纱，锦自内可以透出。中国所以尚珠玉而不喜钻石也，皆是“衣锦尚褧”。所谓谦恭、客气、面子，皆由此之流弊。客气，不好意思，岂非不是“思无邪”了吗？不然，人生就是矛盾的，在矛盾中产生了谦恭、客气、面子、不好意思，而有“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的情形。兴就好比锦外之褧。又庄子曰：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正好是兴：筌非鱼，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

    兴，妙不可言也。

    夫子说“诗可以兴”，以兴诗外之物。今余讲“兴”亦说“兴者，起也”，此起诗之本身也。夫子说的“兴”是功用，今所说“兴”是作法。

    兴，独以“三百篇”最多。后来之诗只有赋、比而无兴，即《离骚》、“十九首”皆几乎无兴矣。

    总而言之：直陈其事，赋也；能近取譬，比也（比喻）；挹彼注兹，兴也。（“注”字用得不好。）

    《诗》之由来：

    《礼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氏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郑氏注恐怕不对。陈者，列也，呈也。《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

    古之诗不但是看的，而且是听的。“师”，有乐官的意思。如，晋师旷，瞽者，乐官，即称师。又如，鲁大师挚，大师，乐官首领，故称大师。“行人”，亦官名。

    《周礼·春官·宗伯》：

    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胡适之先主张实验哲学、怀疑态度、科学精神，颇推崇崔述东壁。崔氏作有《读风偶识》，其书卷二《通论十三国风》有云：“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其实这话也不能成立。采诗并非一股脑儿收起来，要选其美好有关民风者，所以只九国有风有什么关系？

    果然都是大师陈诗、瞽矇掌歌诗吗？也未必然。盖天下有所谓有心人、好事者，（不是庸人自扰，反是聪明才智之士扰得厉害，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有心人似乎较好事者为好。歌谣不必在文字，祖先传之儿孙，甲地传之乙地，故人类不灭绝，歌谣便不灭亡。虽然，但可以因时而变化，新的起来便替了旧的。有心人将此种歌谣搜集笔录之乃成为书。凡诗篇《雅歌》及“诗三百篇”，皆是也。如此较上古口授更可传之久永了。无名氏作品之流传，大抵是有心、好事之人搜集，这是他个人的嗜好，不比后世邀名利之徒。此种有心人、好事者与社会之变化颇有关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是死水。谚语曰：“流水不腐。”此话甚好。人生是要有活动的，虽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未必现在就比古代文明。

    孔子删诗：

    此说在史书记载中寻不出确实的证据来。首记删诗者是《史记》，《汉志》虽未肯定孔子删诗，也还不脱《史记》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汉书·艺文志》：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其下文还是受《史记》影响，还是经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五篇，但孔子自己没有提到，所以孔颖达说：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诗。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荀子、墨子亦尝言“诗三百”，不独孔夫子说“诗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后才称《诗》是“三百篇”。《史记》靠不住。班氏曰“纯取周诗”，而又曰“上采殷，下取鲁”，此言必有意义。或虽曰殷商，而周时尚皆流行。读《史记》可马虎，读《汉书》则不可。

    《诗序》：大序、小序。

    旧传是子夏所作，韩愈疑是汉儒所伪托。（有人说汉朝尊崇儒术，其损害书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经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汉人伪造，以伪乱真，为害甚大。）

    《后汉书·卫宏（敬仲）传》：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试看《诗序》之穿凿附会，死于句下，绝非孔门高弟子夏所为。孔门诗法重在兴，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兼士先生说不要腾空，腾空是“即此物、非此物”。苦水为之解，即禅宗所谓“即此物，离此物”。孔子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到“绘事后素”，岂非“即此物、离此物”？适之先生说，中国从周秦诸子以后到有禅宗以前，没有一个有思想的。这话也还有道理，其中汉朝一个王充算是有思想的，也不过如是而已，不过还老实，还不太臆说。汉儒的训诂尚有其价值，不过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及其释经，则十九穿凿附会。

    何谓“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考古编》曰：

    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

    程氏此说甚明，其所谓“大序”之为何。（宋人主张大半如是。）虽说“小序”非子夏所作，却也未说定。总之，在汉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说是卫宏作也未说全是卫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诗序》。毛诗郑笺，毛诗当西汉末王莽初年有之，卫宏说是子夏作，郑笺便也以为是子夏作，汉儒注诗者甚多，但传者只毛诗郑笺。然程氏终以为“小序”（即所谓古序）虽不出于子夏，要是汉以前之作，其意盖以《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之诗虽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以宏生诗亡之后，既未见诗，亦无由伪托其序耳。其实愈是没有诗，愈好作伪序，死无对证，说皆由我。余绝对不承认。《诗序》必是低能的汉人所作。

    诗传：传，去声。

    《春秋经》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传（音撰）者，传（音船）也（传于后世）。传（音撰）者，说明也，经简而传繁，固然之理耳。“春秋三传”是说明其事。如《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传》一一释之，孰为“郑伯”，孰为“段”，为何“克”，如何于“鄢”。《诗序》则不然。《诗》非史，不能说事实，而是传其义理。至汉而后，《诗》有传。

    西汉作传者，有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谓：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婴）。

    《汉书·艺文志》云：

    鲁申公为《诗》训故[3]，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

    “申公”，《史记》作“申培公”；“辕固”，《史记》作“辕固生”；韩生名婴，汉燕王太傅。（训诂释“字”，传释“义”。）

    “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唐颜师古注：“与不得已者言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也。”“取春秋，采杂说”，《春秋》言及《诗》者甚少，疑当为《春秋左氏传》。惟《左传》谈《诗》多断章取义，不可凭信。左氏谈《诗》于原文多不可通。

    班固对于《诗》定下过大功夫，汉儒说《诗》，班固较明白。班氏天才虽不及马，而对“三百篇”之功夫真深于马。马是诗人，班是学者，《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所以了不起在“志”。班氏真通《诗》，《艺文志》《地理志》《食货志》诸“志”皆以《诗》解之，可见《诗》无处不在。

    此一段中，要着眼在“不得已”三字，诗人作诗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所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文学作品中多有“诗”的成分，如《左传》《庄子》。声韵格律是狭义的诗；广义的诗，凡真实之作品皆是诗。了解古人诗最要是了解古人内心的需要。有时客观条件，非需要。而非内心需要则写亦不能是诗。诗人绝不写应景文字。

    班固所谓“本义”与“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余常说之“诗心”。

    有关毛传，《汉书·艺文志》云：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可见班固并不承认毛公之学传于子夏。由“自谓”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颇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观、之以文为史，虽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却每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实，固则比较慎重。

    毛诗列于学官，在西汉之季。陈奂《诗毛氏传疏》云：

    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

    毛诗大盛于东汉之季。《后汉书》：“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毛传郑笺）

    齐、鲁、韩三家之衰亡：齐亡于汉，鲁亡于（曹）魏，韩亡于隋唐（韩诗尚传《韩诗外传》，既曰外传，当有内传，外传以事为主，不以诗为主）。自是而后，说诗者乃惟知毛诗之学。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始攻毛、郑。朱子作《诗集传》，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郑为指归也。朱子之前，无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圣门之说。

    中国两千年被毛、郑弄得乌烟瘴气，到朱子才微放光明。但人每拘于“诗经”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讲成了死的。《诗经》本是诗的不祧之祖，既治诗不可不讲究。余读《诗》与历来经师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诗”，不是“经”。因为以《诗》为经，所以欧、朱虽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说《关雎》打不破后妃之德，仍然不成。我们今日要完全抛开了“经”，专就“诗”来看，就是孟子说的“以意逆志”。

    孔子说《诗》有不同两处说“兴”，又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汉儒之说《诗》真是孟子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孟子·告子下》），“固”是与“兴”正对的。孔子之所谓“兴”，汉儒直未梦见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是“即此物、离此物”，“即此诗、非此诗”。孔夫子既非主观又非客观，而是鸟瞰，bird’s view。因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气象（精神）————诚于中形于外，此之谓气象。（见静安先生《人间词话》。）

    某书说相随心转，的确如此。英国王尔德（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讲，一美男子杜莲·格莱[4]（Dorian 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驻颜术。二十馀岁时，有人为其画一像，极逼似，藏于密室。后曾杀人放火，偶至密室，见像，陡觉面貌变老，极凶恶，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 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第二日，人见一老人刃胸而死，见其遗像始知即杜莲·格莱。

    凡作精美之诗者必是小器人，narrow minded，如孟襄阳、柳子厚，诗虽精美，但是小器。要了解气象，整个的，只有鸟瞰才可。孔夫子看法真高，诗心，气象。汉儒训诂，名物愈细，气象愈远。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诗并非欲博得诗人之招牌，其作诗之用意如班氏所云之有“其本义”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谓“思无邪”。后之诗人都被“风流”害尽。“风流”本当与“蕴藉”连在一起，然后人抹杀“蕴藉”，一味“风流”。

    程子解释“思无邪”最好。程子云：

    思无邪者，诚也。

    《中庸》廿五章曰：“不诚无物。”“三百篇”最是实，后来之诗人皆不实，不实则伪。既有伪人，必有伪诗。伪者也，貌似而实非，虽调平仄、用韵而无真感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古来人作文是“为情而造文”，后人作文是“为文而造情”。为文而造情，岂得称之曰真实？无班氏所云之诗人之“本义”与“不得已”。所以班、刘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后来诗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绝无此种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馀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诗，非是写于纸上，而是唱在口里。《汉书·艺文志》曰：“讽诵不独在竹帛。”既是众口流传，所以不能一成而不变（或有改动）。上一代流传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诗人必多更动，愈流传至后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时间而言也。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传至乙地，亦有天才诗人之修正及更改。“诗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俗语云“一人不及二人智”，后之天才诗人虽有好诗，而不足与《诗经》比者，即以此故也。（尤其是《诗经》中之《国风》，各地之风情。民谣正好是风。风者，流动，由此至彼，民间之风俗也。）以上乃是“诗三百篇”可贵之一也。

    每人之诗皆具其独有之风格（个性），不相混淆。“三百篇”则不然，无个性，因其时间、空间之流传，由多人修正而成。故曰：三百篇中若谓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谓其代表一时代、一区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团。集团者，通力合作也。

    注释

    [1]“志气”二字，与下文之“得失”、“而不流”诸字，原笔记均外加方框，以示强调。

    [2]此表述与原文有异。《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3]故、诂，二字通。齐、鲁、韩三家，重文字训故。

    [4]今多译为道林·格雷。下同。

    二、说《周南》

    “周南”，“南”，有二说：

    一说：南，地名，南是南国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说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马瑞辰《周南召南考》：“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水经·江水注》引《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是韩诗以二南为国名矣。’”

    二说：南，乐名。宋程大昌《考古编》以南为乐名，取证于《诗经·小雅·钟鼓》篇之“以雅以南”。

    二说似不能并存，然若以南乐出于二南，则二说皆可成立，归而为一，如二黄（二簧）出二黄之间者。

    （一）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毛诗以为五章，章四句，非也。

    《关雎》字义：

    首章：“关关雎鸠”，“关关”，一作“”，象其声也。“在河之洲”，“洲”，一作“州”，原为，后重为，上下像流水，中间像陆地，故曰“水中可居”（许慎《说文解字》）。“洲”系后来之字。（洲、燃、曝，皆后来之字，原作州、然、暴。）“关关”，是谐声，“州”字是象形。“窈窕淑女”，“窈窕”，《晋书·皇后传》注作“苗条”，此非德性之美，只是言形体之美，如“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九歌·山鬼》），非毛传幽闲（闲、娴通用）之谓也。中国字有本义，有反训。如“乱臣十人”（《尚书·泰誓》），“乱”，治也，言有能治乱。“君子好逑”，“逑”，一作“仇”。《左传》：“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音配，配也、合也；耦，偶也，couple。“怨耦曰仇”，是“仇”之本义。此处“好逑”是反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introductory。上下无关之为兴，因彼及此之谓比。王雎雌雄有别，人何以知以雎比人？岂非比而为兴？故此实只是兴，凑韵而已。

    二章：“参差荇菜”，“参差”，不齐也，双声字。杜诗《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荇，水上之荇自水中直长到水面，玉泉山有之）。“左右流之”，“流”，《尔雅·释言》：“流，求也。”非也，就是流，不必作求解。“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句好。或曰“左右流之”言侍妾，非也。仍是兴，与下无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毛传：“思之也。”“思服”之“思”为语助词（助动词）。（何不说“思”是动词，“服”是语助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

    三章：“琴瑟友之”，“琴瑟”，乐器；“钟鼓乐之”，既曰乐，取其和。乐者和音，琴瑟，古雅之乐，尤和谐。

    “左右芼之”，“芼”，一作“覒”。毛传“择之”，朱注谓烹。今俗有“用开水芼一芼”之说，但“左右芼之”则不通。故“芼”者，“斟酌取之”之意，亦非采后更择之，而当采时斟酌取之也。（诗词中挑菜，俗称打野菜之意。）“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乐以宣情，故悲哀之时乐不能和，心情浓烈之时不能以喜乐宣出，故以“钟鼓乐之”也。古人之言，井然有次。

    余以为此篇乃虚拟之辞（假设也）。或谓此系咏结婚者，故喜联常用。余以为不然，此相思之辞。“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写实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言得淑女之后必如是也。

    《关雎》诗旨：

    1.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2.《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3.鲁说：毕公所作，以刺康王。康王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

    4.韩说：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5.朱子说：周子文王有圣德，又得淑女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娴）、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6.清方玉润说：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卿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成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邪？

    除了第一条外，皆如云雾。

    盖六朝唐宋而后，有思想者皆遁而之禅，故无人打破此种学说。《宗门武库》载：王安石问某公，何以孔孟之学韩愈以后遂绝？公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汉以后有文学天才者多专于治诗文，有思想（研究哲学）者多逃于禅，故经师无大思想家。（实则经学大部分仍是文学、哲学之相合。）

    汉儒说“《关雎》，后妃之德也”，真是一阵大雾，闹得昏天暗地。后妃，文王之妃也。《周南》十一篇说到女性，《诗序》都说是后妃、“王化”、“上以风化下”之谓也，《周南》是王化之始。余曰：“既曰王化，当以文王为主，何以先说后妃，置文王于何地？”孔子并未尝说君子为文王，淑女为太姒（后妃）。孔子极崇拜文王，若是，安有不说之理？可知君子、淑女并非专指，而为代名（通称），不必指其名以实之。《诗序》又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简直是在降雾。淫，溺也，酒淫、书淫，过甚之意。淫与色连用，《诗序》误之始也，生生把字给讲坏了。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即最大乐。淫，乃过也、过甚之意。《诗序》讲作“不淫其色”，太不对。鲁、韩二家不传，似觉有憾；今就其传者观之，并不及毛高。韩说盖亦将淫连于色，故曰“内倾于色”。淫之言色，盖出于《小尔雅》（此书亦汉儒所作），“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广义》）。大错，大错。《关雎》一诗，本系文随字顺，很明白的事，让汉儒弄糊涂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句，其哀可知。而《诗序》曰“哀窈窕”，哀虽可训为“思”，但夫子所谓“哀而不伤”，若哀训为思，则“思而不伤”作何解？故又曰“无伤善之心焉”。是作《诗序》者亦知孔子之说，却添字注经。“伤”，亦太过之意，故曰“哀而不伤”。

    《诗序》绝非子夏之作。“《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老夫子已先言之矣，何尝说“后妃之德”？子夏圣门高弟，若如此说，岂非该打？《诗序》作者大抵是卫宏，绝非子夏。

    《诗序》最乱。欲讲《诗经》，首先宜打倒《诗序》。

    所谓“鬼”者，即是传统糊涂思想之打不破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故佛说露出“自性圆明”（《圆觉经》）。圆者不缺，明者不昏，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在此，故得配天、地为三才。鬼附体则自性失，成狂妄。最大的鬼是“传”（遗传：先天；传统习惯：后天）。

    后人不敢反对汉儒，宋儒虽革命亦不敢完全推翻旧论。宋儒较有脑子，不取毛、郑，但仍不敢说是民间之作，摆不脱“后妃之德”，大雾仍未撤去，天地仍未开朗。朱子虽不赞成《诗序》，而仍指淑女、君子为后妃、文王。清方玉润也仍说是文王、太姒。比较起来，还是宋儒朱、程尚有明白话。情操是要求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朱子之说似乎比《诗序》好，但也不通。太姒之来与宫中之人何关？清方玉润虽不信汉、宋之说，而脑中有鬼，打不破传统思想。彼以为咏初昏（婚），虽不对而尚近似；言文王、太姒之德，则全是鬼话矣。

    汉儒、宋儒、清儒说经之大病，皆在求之过深、失之弥远，即孟子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而不明白“道不远人”（《中庸》）的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即“道不远人”，即浅入深。桌子最平常，而无一日可离，此即其伟大；本为实用，便无秘密，若再深求之，则不免穿凿附会。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托尔斯泰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孔子温柔敦厚，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为”，治也。“正墙面而立”有二意：一是行不通，一是无所见。历来讲《周南》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其中说到女性皆归之后妃，凡说到男性皆归之文王。这错误之始，恐即在毛公。《周南》是“风”，彼把“风”讲坏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序》），盖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君子”有二义：一指居上位，一指有德行。此处是第一义。此处本可通，但说“下以风刺上”，风刺是风刺过失，而风中亦有赞美功德者，当作何解？岂非不通？

    虽然，余亦不敢自谓是贤于古人也。尼采（Nietzsche）说过：“我怎么这么聪明啊！”（《瞧！这个人》）尼采极聪明，作有Thus Spake Zarathustra（Thus Spake，如此说、如是说），反耶教最甚，是怪物。他可以如此说，余则绝不肯。

    （二）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来之诗，韵相连。此《葛覃》中韵有间断者，如首章“施于中谷”、“集于灌木”，“谷”、“木”，叶；而“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萋”、“飞”、“喈”，又叶，颇似西洋诗。

    首章：“葛之覃兮”，“覃”，毛传：“延也。”按：延，引蔓之意。“施”，毛传：“移也。”按：“施”，即“迤”字，迤逦（）之“迤”。延、引、迤，双声。“中谷”，即谷中，犹中路、中逵即路中、逵中。

    此章须注意语词。

    语词、语助词，或曰助词，无意，仅是字音长短、轻重的区别。如也、邪、乎、于、哉、只、且。语词有三种：

    1.句首：“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尚书·泰誓》）之“惟”字；“粤若稽古帝尧”（《尚书·尧典》）之“粤若”；“维叶萋萋”之“维”字。又如“夫”字。

    2.句中：“葛之覃兮”、“施于（preposition，to）中谷”、“黄鸟于飞”之“之”字、“于”字。

    3.句末：如“兮”、“耳”、“哉”。

    语词之使用，乃中国古文与西文及现代文皆不同者。今天语体文则只剩了句末的语词。中国方字单音，极不易有弹性，所以能有弹性者，俱在语词用得得当。西文不止一音，故容易有弹性。“桌”，绝不如table好，“这是桌”就不如“这是张桌子”。此诗首章若去掉语词：

    葛覃，施中谷，叶萋萋，黄鸟飞，集灌木，鸣喈喈。

    那还成诗？诗要有弹性，去掉其弹性便不成诗。

    诗到汉以后，已经与前不同。最古的诗是“三百篇”，其次有楚辞：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

    试改为《诗经》语法：

    高阳苗裔，皇考伯庸。

    摄提孟陬，庚寅吾降。

    将楚辞上的助词去掉以后，便完全失去了诗的美，这等于去掉了它的灵魂。可以说，助词是增加美文之“美”的。但是，楚辞助词用得最多，楚辞比“三百篇”还美吗？也未必。助词用得太多有缥缈之概，故可说：

    如此说岂非“三百篇”不如楚辞？不然，不然。盖好花是浑的，白不止于白，红不止于红，不似“像生花”，白即白，红即红。真的莲花虽红，而不止于红，红是从里面透出来而其中包含许多东西，像生花绝不成。

    鲁迅《彷徨》题词用《离骚》中四句：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若改为四言不好办，改为五言则甚易：

    羲和令弭节，崦嵫望勿迫。

    曼曼路修远，上下吾求索。

    （曼，通漫，长也。）“古诗十九首”中无此佳句，不是改得好，原来就好。但如此改法即不说失了屈子的精神，也是失了屈子的风格。屈子本借助语词，故能缥缈无形，如云如烟。

    诗之首章，毛传：“兴也。”余意不然。兴应该是毫无联络的，此处非也。“葛之覃兮”一章，非兴，赋也。看二章“为为绤，服之无”，可知矣。

    二章：“维叶莫莫”，“莫莫”，毛传：“成就之貌。”《广雅·释训》：“莫莫，茂也。”按：莫与“漠”通，有广大之义。《汉书·扬雄传》“纷纷莫莫”，“莫莫”或作“缅缅”，声之转也。（莫、漠、寞，皆有广大之义。）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之“漠漠”、“缅想遥古”之“缅”，皆广远之义。鲁迅先生《彷徨》集中《示众》一篇写道：“寂静更见其深远了。”“深远”便是寞、漠漠，无边。字之形、音、义是一个，如：黑，模糊；白，清楚。楚辞《招隐士》“春草生兮萋萋”，“萋萋”，有新鲜之义。“漠漠”，其音亦广远。即模糊之“模”，亦有广远之义。前章“萋萋”是始生，此章“莫莫”是已茂，有次第。

    三章：“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言”，毛传：“我也。”非是。《尔雅·释诂》：“言，间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间，谓间厕字句之中，犹今人言语助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言字在句首者谓发声（inter），在句中者为语助（aux，adv）也。”陈奂处处尊毛，惟在此处不然。毛传最好以意为主，怎么合适怎么讲，其所谓合适，多半要不得。聪明差的人凭直觉最靠不住。余以为“言”与诗中之“以”用、“于”在[1]义同。《卷耳》“维以不永怀”之“以”字，无义，即“不永怀”。此“以”字与言、于、维，一义。此字在ㄧ纽[2]（影），ㄧ、ㄨ、ㄩ[3]三种声皆通，“维不永怀”、“于不永怀”、“言不永怀”，皆通。

    诗传，齐、鲁、韩不传，检其零编断简，较之毛诗犹劣。盖毛之传亦似有公道者。

    《白虎通·嫁娶》篇：“妇人所以有师氏何？学事人之道也。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汉人思想不清楚，训诂亦令人不敢相信，只是一部《论衡》还可看。）此诗为女子在嫁前于母家所作。在嫁前才有师氏，嫁后便无须师。

    “言告言归”，“归”，犹“之子于归”（《诗经·周南·桃夭》）之“归”。

    “薄污我私”，《后汉书》引作“薄言振之”。“薄”，注曰：“辞也。”“污”，毛传：“烦也。”郑笺：“烦，烦撋之。”梁阮孝绪《字略》：“烦撋，犹捼挱也。”按：捼，俗作挼。《说文》“捼”字下，徐灏注曰：“今俗作挼，非。”又按：“《字略》所谓捼挱，当即今俗字揉搓也。揉、捼，韵通。”（《说文解字注笺》）“私”，内衣。“衣”，外衣。

    “归宁父母”，在“宁”字下，《说文》引作“以旻父母”，盖言出嫁后使父母放心，非探视父母之意也。

    《葛覃》诗旨：

    《诗序》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

    “本”字殊费解，或释为本性，或释为务本，皆牵强。姚际恒以为此“本”字“甚鹘突”（鹘突，俗作“糊涂”），是也。朱子以为所自作，亦武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鲁说：葛覃，恐失其时。”则此诗又女子未嫁时作也。

    训诂、名物不能不通，盖古今异也。故先释字句而后言诗旨。

    太史公《屈原列传》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也未说是说的后妃、文王。《国风》本民间歌谣，何与文王、后妃？朱子不用《诗序》很有见地，而作《集传》仍然是用《诗序》，朱子言“小序亦不可尽弃”，可见仍然是用小序。鬼气未除，可说是阳违阴奉。

    采葛纺织，此家家皆有、遍地都是之情形，何以见得是后妃？若是，则凡女子皆后妃矣。齐、鲁、韩三家早于《诗序》、毛诗，还未必如此鹘突，其可取处即不说文王、后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无高明见解，特将所佚三家诗搜辑于此，尚可靠。

    前说即皆不是，尚有二问题：其一，已嫁自夫家归宁父母邪？抑或未嫁时宁父母邪？其二，或女性自作？或他人代作？问题在于第三章“师氏”。不过“归宁”历来皆误作嫁后用，余主张未嫁作，但已嫁也讲得通。

    （三）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

    《卷耳》字义：

    首章：“采采卷耳”，“采采”，盛之貌，如《秦风·蒹葭》之“蒹葭采采”。毛传：“事采之也。”朱注：“非一采也。”“事采”恐怕也是“非一采”之意。事，事事。二动词连用，文字中常见，如：我说说、你听听，说说、听听，同一“说”、一“听”也。

    “不盈顷筐”，“顷”，古“倾”字，倾斜之意，浅也。“筐”，古只作“匡”。“顷筐”，浅筐也。

    “寘彼周行”，“周行”，大道。（“道”有二义：一道路之道，一道义之道。总之，道，人所由也。）如《小雅·大东》“行彼周行”、《唐风·杕杜》“生于道周”。诗中往往将字颠倒，置形容词（adj）于名词（n）之后。如，中路，路中也；中林，林中也；道周，周道、周行也。以诗证诗，“周行”，各处皆可作大道讲。毛诗、郑笺非也。

    二章：“我马虺”，“虺”，一作；“”，一作颓。作“颓”好，一见便知有病态。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六字句、五字句，打破了四字规则，此中有弹性。整齐字句，表达心气和平时之情感；字句参差者，表现感情之冲动。（太白七古最能表现。）心气和平时，脉搏匀缓；感情冲动时，脉搏急而不匀。言为心声，信然！任其自然，字句参差便有弹性。

    采耳之时，“酌彼金罍”，喝酒已怪；“我马虺”，骑马将马累病了，奇而又奇。二章言“不永怀”，三章言“不永伤”，“怀”尚含蓄，“伤”乃放声矣，音好。二章“我马虺”，“颓”，神气坏；三章“我马玄黄”，“玄黄”，皮毛不光泽；四章“我马瘏矣”，“瘏”，真不成了。末句“云何吁矣”，“吁”，一作“盱”，张目远望。《小雅·彼何人斯》：“云何其盱”，即是“云何吁矣”，可证“吁”当作“盱”。

    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恐亦此意。余之说，首章自言，次章、三章、四章代言。

    《卷耳》诗旨：

    1.《左传》说：“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杜预注：“周，徧也。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徧于列位。”（此说讲不通。）

    2.《荀子·解蔽》说：“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倾，反复；贰，不专。）

    3.《淮南子》说：“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高诱注：“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

    4.《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5.欧阳修《诗本义》说：“后妃以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

    6.朱熹《诗集传》说：“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按：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皆为后妃自谓。明杨用修驳之，谓：“‘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却陟冈、饮酒（此岂女子所为）、携仆、望砠。虽曰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升庵诗话》）

    7.杨用修《升庵诗话》说：“原诗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冈’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

    8.崔述《读风偶识》说：“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

    前三说虽欠善，然而乃引诗以成己之义，犹可说也。《诗序》之说，乃大刺谬。古之女子与男子界限极严，何以后妃能求贤审官？若是，则文王是做什么的？欧阳修虽不信《诗序》，也落在其圈套中，脱不开后妃、文王。朱子说“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大概对。

    （四）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首章：“南有樛木”，“南”，国名。“樛木”，本或作朻木。毛传：“木下曲曰樛。”按：“右文”例，凡从“翏”及“丩”之字，皆多半有曲意。如：绸缪、谬误、纷纠。

    “葛藟累之”，“藟”，本或作虆。按：虆今省作累，犹雧省作集也。累，犹系也。

    “乐只君子”，“只”，助词，犹哉也。

    “福履绥之”，“履”，陈奂曰：“其字作履，其意为禄，同部假借。”（《诗毛氏传疏》）

    二章：“葛藟荒之”，“荒”，《尔雅·释言》“蒙”、“荒”同训“奄”。按：“奄”与“掩”、“罨”古通，故“荒”有“罨”意。陶诗：“灌木荒余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是此“荒”字之义也。

    “福履将之”，“将”，《说文》：“将，扶也。”将，“”之假也。凡“将”在《诗》中，训作“扶助”，皆当作“”。将，《说文》训“帅”。（、扶、将、帅，后来混用）

    此前《关雎》《葛覃》《卷耳》三篇皆咏女子，此篇《樛木》咏男子。

    诗中每有各章句法相同，惟换一二字者，此一二字盖皆有义者，多是自小而大、自浅而深、由低而高、由简而繁。本篇：

    葛藟累之　　荒之　　萦之

    福履绥之　　将之　　成之

    此是何等手段————技术！只调换一字半字，而面目绝乎不同，极有次第。盖古人识字多，认字认得清，用得恰当。至于今之白话诗，则尚差得远，用字甚狭。

    （五）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旧注多谓是草虫名。按：“螽”是名，“斯”是语词，不应混为一名。又或训“斯”为分裂，犹谬。诗中如“弁彼鸒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小雅·菀柳》）、“彼何人斯”、（《小雅·何人斯》），“斯”皆语助也。余疑“斯”犹“子”，桌子、椅子、杠子，“子”语词。“子”、“斯”皆齿音。“斧以斯之”（《陈风·墓门》），毛诗确是训分裂，但此处不然。

    “诜诜兮”，“诜诜”，诸家皆从毛传训众多。“薨薨”、“揖揖”，亦皆训多。非也。若是如此，螽斯可矣，何必要羽？余谓“诜诜”、“薨薨”、“揖揖”，皆羽声。诜、薨、揖，皆因声取义，所谓“形声字”也，如口语之丁零当啷、噼里啪啦，无一定之字。唐诗“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韦承庆《南行别弟》）之“澹澹”、“悠悠”，元曲中之“赤律律”、“花剌剌”、“忽鲁鲁”……此种形声字能增加文字之美与生动。

    毛传说本篇是赞美德行。“德行”，字好。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先说男性、女性之美，而后即说其子孙之旺盛，此moral nature，看似极俗，实则天经地义，人类之无灭绝以此。

    （六）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按，夭夭，只是少好之意。（夭亡、夭折，夭，少之义。）《说文》引作“枖枖”，又作“”。马瑞辰以“枖”为本字，而以“夭”为假借，恐非，“夭”当是本字。“夭夭”既为少好，后人以《诗》用以属桃，遂加木旁耳（卓、桌、槕，乔、桥，皆后加旁。）“夭夭”，说“少壮”，不如从朱注是“少好”，夭有美好之意。（《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夭夭如也”之“夭”，讲作“和”。）

    桃有薄命花之名，岂为其花不长而颜色娇艳邪？并非如此。盖桃花既老，很少花果，桃三杏四梨五年，桃三年即花，年愈少花果益盛，五六年最盛，俟其既老不花，无用，便作薪樵，曰薄命花言寿命短也。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若我辈游山见小草，虽见其形而不知即吾人常读之某字，此连博物也不够。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

    杜甫《绝句》有云：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

    “花欲然”即“灼灼其华”。然，通“燃”，灼灼之意。红色有燃烧之象，“灼灼”，光明，有光必有热。桃花的精力是开花才茂盛。“夭夭”乃少好之意，少好的反面是老丑，故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外表是言桃花之红，内含之义是指少壮之精力足，故开花盛艳，“灼灼其华”必是“夭夭”之桃。

    不但创作要有文心，即欣赏也要文心。说话要十二分的负责。凡用字要彻底地了解字义，否则言不由衷（衷，中也），此种作品是无生命的。比利时梅特林克（Eterlinck）之六幕剧《青鸟》中说指头是糖做的，折了又长。这是他的幻想，但这还是由事实而来的。糖又长出————木折仍能长。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所谓抄袭、因袭、模仿，皆非创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必是诗人亲切的感觉。

    近体诗讲平仄、讲格律，优美的音韵固可由平仄、音律而成，但平仄、格律不一定音韵好。词调相同，稼轩词，高唱入云，风雷俱出；梦窗词则喑哑，故不能一定信格律。至于古诗，诗不限句，句不限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但响亮而且鲜明，音节好。鲜明，常说鲜明是颜色，而诗歌令人读之，一闻其声，如见其形，即是鲜明。要紧的是鲜明；但若不求鲜明独求响亮，便“左”。左矣，不得其中道。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对物了解不清楚的，不要用。

    “有蕡其实”，“蕡”，毛传：“实貌。”马瑞辰以为“颁”之假。颁，《说文》训大首，又与“坟”通，坟亦大也。颁、般、坟，轻重有不同。

    “桃之夭夭”三章，说得颇有层次。

    桃：一华，二实，三叶。此中有深浅层次：华好；没华，实好；没实，叶好；没叶，树还好————真是诗人。

    之子：一室家，二家室，三家人。“桃之夭夭”是比兴“之子于归”；“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是依次言之；“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是反复言之。西洋人管初生婴儿叫new-comer、stranger。新妇到夫家，也恰可说是new-comer、stranger。若宜便好，不宜便糟。“宜”最要紧，故再三反复言之。

    （七）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字义：

    首章：“肃肃兔罝”，“肃肃”，毛传：“敬也。”郑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非也。《豳风·七月》：“九月肃霜”，毛传训“肃”为“缩”，马瑞辰遂释“肃肃”为“缩缩”，且曰：“缩缩为兔罝结绳之状。”按：肃即严肃之肃，不必作“缩”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为是说得美。“肃肃兔罝”，“兔罝”，乃兔网，是物，不是指事，也非指人，肃即严肃意。罝兔“肃”作甚？非新整之网，捕不了也。

    “赳赳武夫”，“赳赳”，通本作“纠纠”，“纠”字误。《诗》中赞美之人无论男女皆是健壮的，不是病态的。如说男子“颜如渥丹”（《秦风·终南》）、“赳赳武夫”，说女子“硕人其颀”（《卫风·硕人》）、“颀大且卷”（《陈风·泽陂》）。

    “公侯干城”，“公侯”，代表国家；“干城”，毛传：“干，扞也。”扞，或作捍，卫也。若说“干”是“扞”，文法不足。朱子《诗集传》：“干，盾也。”朱意为长。

    次章：“施于中逵”，“施”，音尸，不必音移，布也，张也。

    “公侯好仇”，“好仇”，毛无传。郑笺云：“敌国有来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此说甚迂回而难通。敌国来侵，自当抵御，顾可以和为贤邪？朱子《诗集传》训“仇”为“逑”，得之。盖逑、仇皆为好匹，犹言同志、同心云尔。

    《兔罝》诗旨：

    《诗序》谓《兔罝》为“后妃之化也”，谬甚。后妃，女子，位中宫，其化乃能及于罝兔之人邪？（岂有此理，真是“神了”！）

    总之，此篇所咏之主人翁是男子，是罝兔者。或男子作，咏其友；或女子作，咏其夫、其友。

    痴人前不得说梦。毛、郑一般人简直不懂什么叫诗。

    “三百篇”是诗的不祧之祖。《兔罝》首章四句：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字字响亮。

    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

    （韩退之《咏雪赠张籍》）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苏东坡《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

    退之两句虽然笨，但念起来有劲，比东坡两句还好一点儿。东坡两句则似散文，不像诗，念不着。东坡“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两句，并非不是、不真、不深，苦于不好，奈何？《诗经·小雅·采薇》之“雨雪霏霏”，看字形便好。不是霰，不是雾，非雪不成。（“三百篇”只可以说是“运会”。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大诗人，因为不是诗的时代。）杜甫《对雪》云：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此二句真横，有劲而生动（“乱云低薄暮”较“急雪舞回风”更有劲）。他人苦于力量不足，老杜则有馀。退之“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二句，微有此意，但有力而无韵，有力所以工于锤炼，而无老杜之生动。

    名词（具体）　　形容词

    动词（动作）　　副词

    词类之产生，乃先有名词，而后有形容词，而后有动词，而后有副词。老杜四个形容词（乱、薄、急、回）、两个动词（低、舞），用得真好。“急雪舞回风”之“急”字、“舞”字、“回”字出于“雨雪霏霏”。（老杜《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之“牵”字、之“长”字，由《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之“流”出。）诗也如花，当含苞半开时甚好，但老杜是全放。老杜真横。

    诗到后来愈巧愈薄，事倍而功不半。《红楼梦》香菱与黛玉学诗，举放翁“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此种断不可学。《红楼梦》作者的诗虽不高明，但是感觉灵敏，有天才，所以说的是。放翁的诗和东坡两句一类，不可学它。写诗也莫太想得深，以至于能入而不能出。

    退之“盘马弯弓惜不发”（《雉带箭》），虽笨，但有劲。一发必中，中必动，动必死。若一箭把鸟打死，便没意思。唐人诗“万木无声待雨来”，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哪句好？第一句实在比第二句好，雨真下来，就没意思了。

    有人说砍头是头落地后尚有感觉，最痛苦。那谁也没试验过，不过想当然耳，到那时就完了。最苦的是从宣布死刑到入刑场。旧俄安特列夫[4]（Andreev）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七个人其中五个青年志士，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江洋大盗，在被绞死之前，有的不在乎，有的心中怕极，简直是心理的分析，纯文艺。

    （八）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不是荡气回肠。“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三杯好酒下肚，便折腾起来，后人做到便算不错。“十九首”有许多如此，如“服食求神仙”（《驱车上东门》）。“三百篇”则不然，这真是温柔敦厚，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汉代古诗）

    说雪，第一是“诗三百篇”，其次便是这首古诗。“三百篇”是主观的，说自己；古诗是客观的，说的是别人，但也仍然是表现自己的情绪。打开四言、五言的界限，也未必“三百篇”高于汉人的古诗。若老杜的“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只能说他有感，不能说他有情。至末两句：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这两句言情倒不能说他不真，但说他兄弟手足之情总该厚于朋友，而他这诗让人读来却远不及汉人之“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感人深，此即老杜之失败。老杜说雪没有自己，说自己的情感又忘了雪，所以不成。汉人两句诗，雪中有情，情中有雪，虽止两句却包括净尽。

    文学绝不能专以描写为能事，若只求描写之工而不参入自己，没有自己的情感，便好也只是照相而已，算不得好诗。极力描写不留馀地与读者去想，岂非把读者都看成低能了吗？“急雪舞回风”，把雪形容尽致；“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更刻画得厉害，却更无馀味。“三百篇”之描写便只“依依”与“霏霏”矣。古诗只说“风雪”，更不说是怎样的风雪，却让我们慢慢去想。东坡的“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虽写得情景逼真，却没些子“韵”，再好也是匠艺。看那四句古诗，多有韵。

    《汉广》便是好在“韵”：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一唱三叹，仍是心平气和，出神入化。不能讲。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永远保留给人们。

    技术愈巧，韵味愈薄。古人虽笨，韵却厚。韵，该怎么培养？俗话“熟能生巧”，而韵却不成，仅练习也出不来，只有涵养。

    没人不喜欢捧，文人尤其好戴高帽子。鲁迅先生多聪明也犯此病。骂就对骂，拼就对拼，任他眼光多锐利，心思多周密，有人一捧就不免忘乎所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说，我知道自己是一匹牛，张家说耕一片地我就耕地，李家要我给他拉磨我就给他拉磨，只有宰了剥皮吃肉我不干。明知我是公牛，若有人要我去充牛乳制厂的广告，我也答应。

    有所谓“韵小人”，实在有意思，却不易得。韵小人就好比甘口鼠，甘口鼠咬人而使人舒服，所以无论哪种动物都能被它咬死，一动不动地让它咬。萧长华真是韵小人，唱《蒋干盗书》绝妙，《鸿鸾禧》的金松扮来绝妙；王长林便不成，毛手毛脚，只能做杨香武、朱光祖之流，唱蒋干便不似。蒋干是书生，非韵不可。

    《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休思”，毛诗作“休息”，《韩诗外传》所引作“休思”。王先谦谓当据毛诗改，是也。或谓“息”与下“不可求思”之“思”字为双声叶韵。大谬。凡诗无以双声为韵者。马瑞辰讲名物训诂甚好，此处却错了。无论古今中外之诗，皆无以双声叶韵者。既曰韵，当然以韵为主，哪有以声叶韵的道理？“思”，语词也，“不可求思”即“不可求”。明是不可求，毛传讲成了不求。“不可求思”云者，犹《关雎》所谓“求之不得”之意，非《诗序》所谓之“无思犯礼”及毛传之“无求思者”也。盖不可乃逑，实不含训诫即禁止之义。

    “汉有游女”，“游女”，犹“游子”之“游”，无家之意。此“家”字是孟子“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之“家”。游女，未嫁者也。

    诗是有音韵美。但“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广”、“泳”、“方”古韵叶，现在念来叶不了。然而韵虽不叶，音调也甚好。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毛传：“泭也。”《尔雅·释言》：“舫，泭也。”又：“方，并船也。”按：泭，一作桴。《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俗作筏。载货多用筏，木板集成，虽然不舒服，却不易翻。

    方————比————近————排

    排，并船也。“比”较“方”有劲。“不可方思”，是说有筏也过不去。

    “经”者，常也，不变，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如老杜的《北征》、“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有四字评语曰“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吾人看来仍有不满人意者，即：有“时代性”。人美杜诗曰“诗史”，其坏处也在此。唐人看来真有切肤之痛，但今人看来如云里看厮杀，又如隔岸观火，没有切肤之痛。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马克白》《亨利第四》[5]，虽也是写历史的，但其较老杜成功，真是伟大，盖其不专注在事实。历史惟求事实之真也，文学却不必事实的真，乃是永久的人性。虽无此事而绝有此情，绝有此理。永久的人性之价值绝不在事实之真之下。此永久者即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古而不变。莎士比亚注意永久的人性，故较老杜为高也。老杜病在写史太多。

    男女恋爱而生爱情，结果成功是结合，不能结合便是失败。古今中外写恋爱的成功和失败的不知有多少，然而无一篇似《关雎》这么好、这么老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近人常说结婚是爱的坟墓。此话不然，真是一言误尽苍生。彼等以为结婚是爱的最高潮，也不然。余之主张（理想）：

    结婚是爱的新的萌芽，也许不再继长增高，也许不再生枝干，但只一日不死，便会结出好的果实来。故《桃夭》之“其叶蓁蓁”是真好。

    爱，不只男女之爱，耶稣基督说天地若没有爱，便没有天地；人类若没有爱，便没有人类。天没有爱，不能有日月；地没有爱，不能有水土。最高的爱便是良心的爱与亲子的爱。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汉广》是恋爱的失败，一切都完了，“不可求思”，多简单，多有劲。后来人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清陈恭尹诗句），越漂亮越没劲。

    余讲书，曾举“素诗”naked poet，“素诗”二字甚好。千古素诗诗人只有陶渊明，王、孟、韦、柳各得其一体。“铅黛所以饰容”（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言其常也；素诗者“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二首》其二）。陶诗“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诗》其七），上两句“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叶中华”三字，余背成了“叶底花”，觉得不对。盖陶公绝不如是，若后人必是“叶底花”。

    “却从疏路抵秋柯，懒向生人道姓名”，余友人刘次箫词句。刘氏二十年前青岛诗社中人，此为其咏红叶。史达祖“小叶两三，低傍横枝偷绿”，巧则巧矣，真非大方之家。刘氏此人学史邦卿极佳，“美言不信”，怎么那么小气。陶翁绝不如此，嫌它污颜色。刘氏学梅溪而几过之，试看其写红叶之“却从疏路抵秋柯”，几个字多鲜亮；梅溪《双双燕·咏燕》“翠尾分开红影”，一点也不清楚。刘氏则清楚，有力量，不愧山东儿，然而终落小气。（滑与涩一样是病，也无力量。）此时代关系，虽有贤者不能自免，此亦南宋终究不如北宋之因。即稼轩大刀阔斧，所向无前，而有的也弄巧。稼轩虽是山东儿，是大兵，别人看他毛躁，其实其细处别人来不了。

    陶公是素诗之圣。《汉广》不是素诗，比素诗还要高，无以名之，强名为“经”。“经”者，常也，永久不变。《关雎》《桃夭》是写恋爱的成功，此篇是写失败。“之子于归”，“于归”的是他家，真是全军覆没，失败到底。古今中外写恋爱失败的要倍于写成功的。恋爱失败的常态是“颓丧”，积极的便会自杀，此虽为不应当的，但总难免。或者流于“嫉妒”（愤恨），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恋爱有两面，不是成功便是失败，若是颓丧、嫉妒，皆是“无明”。看《汉广》多大方，温柔敦厚，能欣赏，否则便不能写这一唱三叹的句子。不颓丧又不嫉妒，写的是永久的人性。不是素诗，“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苏、黄不是好到不能再好，是新到不能再新。“沧海横流”是说苏、黄而后诗法大坏；“却是谁”？是苏、黄。余以为东坡还够不上，他还与后人开条路走；山谷之功固不可泯，然而为害亦大。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黄山谷的诗凝练整齐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这虽不是完全破坏了文字的美，但至少是畸形的发展。所以说诗法大坏。

    鲁迅先生不赞成中国字，因为它死板，无弹性。余初以为然，后来觉得中国文字也能飞动，也能使有弹性。

    林琴南文章实在不高，凝练未做到，弹性一丝也没有。只凝练而无弹性犹俗所谓“干碴窑”，必须凝练、飞动，二者兼到。

    （九）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汝坟》三章，章四句。

    《汝坟》字义：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大防也。”《说文》：“坟，墓也。”又：“坋，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6]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

    “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非是。郑笺：“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言》：“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郑笺：“如朝饥之思食。”《释文》本又作“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注只作“朝”。皆以“朝”为本字，“调”为假借字。

    诗总不外乎情理，即是人情物理。所谓格物，通情理之谓。诗人是必须格物。五四时代，有个作白话文的说棒子面一根根往嘴里送，此是不格物。鲁迅说，你所了解不清楚的字你不要用。是极。《汝坟》之“惄如调饥”，朝饥最难受，此格物，故合情理。

    二章：“伐其条肄”，“肄”，习也，有重意，斩了又长，故曰肄。

    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此是不格物，鲂鱼尾根本是红的。（黄河鲤红尾甚美观，此即赪尾之意。）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多今本，《说文》引俱作“”。《尔雅·释言》：“燬，火也。”《说文》：“火，也。”按：火、燬、，一声之转。“王室如燬”，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大乱，民不安生，故王室犹火之不可居也。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

    “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王室”谓纣王，“父母”谓文王也。此说固非无理，但把诗的美都失了，不如讲作“父母孔迩”、“王室如燬”也不能去的好。

    “诗三百”，齐、鲁、韩并不讲作是盛周之诗，而说的是衰周，讲成盛周是自毛传始。其实不一定是盛周。

    《汝坟》诗旨：

    1.《诗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2.《韩诗外传》曰：“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

    按：二说皆非是，然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所云“父母孔迩”者，犹孔子之去鲁迟迟其行，孟子所谓“去父母国之道”耳，当为乱世所作。

    （十）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字义：

    首章：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振振公子”，“振振”，已见前《螽斯》篇。

    二章：“麟之定”，“定”，顶也。一本作“”。定、颠、顶，一声之转也。《诗》“有马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之意。“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子姓，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盖子兼言男子；而姓，亦兼语孙与外孙也。疑为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个都好。

    三章：所言“于嗟麟兮”，英文比不了。Alas，讲不得。

    《麟之趾》，真好。

    《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会不可言传。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孔子曰：

    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知天下之正味”，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或曰指作诗，或曰指寻猫。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不能成立。

    “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之趾》，可见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所写不过男女爱悦、夫妇嫁娶、家庭子孙。

    ①身←②家→③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家为中间枢纽，化家为国。

    个人太小，不能成为力量。（法西斯知道这点，故令人集合于一主义下。）————“我是我自己的上帝”（斯提尔纳语）、“最孤立者是最强者”（易卜生［Ibsen］《人民公敌》）。强尽管强，而不免失败。

    “身”太单薄，“国”太玄虚，故须有“家”。在家中须有牺牲精神，集家成国。

    《周南》馀论

    事物　　智慧

    事物→经验→思想→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致知在“格物”。

    智慧与聪明不同，wise man，最好翻为“智人”。

    智慧中有哲理，而哲理中非纯智慧。智慧如铁中之钢。思想、感情皆有流弊，惟智慧永远是对的。与其说《传道书》是一部哲理书，不如视之为智慧宝库。庄子哲理尚多于智慧，至于老子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真大智慧。

    古人之书是教我们如何去活、如何活完了去死。苏洵论管仲有言曰：

    吾观史�暎�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管仲论》）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齐乱固已种，管仲死，无人能治，死时不能得人以委，不但对不起桓公，也对不起自己的心。（此亦有庄子“薪尽火传”之意，薪尽而火不熄。）不论释迦双林之死、耶稣十字架之死、孔子曳杖而歌之死、曾子易箦之死，其死时必为坦然的。而孙中山死时泪如雨下，其心中必有“何以死哉”之问号。《红楼梦》贾太君含笑而死，大概是有以死。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养生主》）

    “适来”之“适”，言其生；“适去”之“适”，言其死。“顺”字下得好，真是智慧，也可视为哲理。哲学有时是混沌，智慧是透明的火焰，感情是“无明”。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并非不去研究，并非推托，而是极肯定、极明白的回答。因为一个人必先知何为生，始知何为死；必先知坏，然后知好。苏格拉底曰：

    当你生存时，且去思量那死。

    希腊之哲语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言，貌似相违而实相成。思索过死之后，始能更好地生活，故想死非求死，乃是求生。

    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人莫不贪生而恶死。鲁迅翻译文中有一人以饼干故杀退敌人，其结果固伟大，而动机并不高明。平常人只考察结果，并不考察动机；一个哲人不但要考察结果，且要考察动机。死是生的结果，人虽贪生而恶死，但绝不能免死而长生，故一切哲人皆教人如何生。

    耶教哲人看到永生（死而不死）；释迦牟尼看到涅槃（死而非死）；儒家所谓“正命”。孟子所谓“正命”，即《论语》中一“命”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命是“天命”，须“畏天命”（《论语·季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生你是怎样的人，你便发展成怎样的人。孔子所谓“天”与耶稣所谓“天”不同，一是哲学的，一是宗教的。

    天何言哉？四时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天”，指大自然。庄子亦爱说天，其“得全于天”（《庄子·达生》），“天”亦指大自然，与孔子同，与耶教不同。

    诗人中惟陶氏智慧，且曾用一番思索，乃儒家精神。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焉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中国字难写，中国文学难学，盖亦因其神秘性。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①艰深→②晦涩→③暧昧→④鹘突

    两个字组成的名词，这四个词一个比一个难看。“鹘突”，写成“糊涂”便不成，此即文字的神秘。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仿佛　清楚　　彷彿　髣髴　模糊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绝不浅薄，清清楚楚，绝不暧昧，绝不鹘突，简单而神秘。

    中国上古文学可分为两大派：

    一是黄河流域的“诗三百篇”；

    一是长江流域的《离骚》（说楚辞不如说是《离骚》）。

    《离骚》是南方的产物，偏于热带，幻想较发达，神秘性较丰富，上面至于九天，下面至于九渊，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

    “诗三百篇”中何以无“楚风”？但看“楚狂接舆之歌”、“凤兮”之歌、“沧浪”之歌，实是楚风。我心揣情度理，楚国绝不会无诗，既有诗，何以不在“三百篇”中？岂为孔子所删也？绝非如此。孔子删诗根本亦不能成立。只可假定为太师采风之时因楚国路远，故未采入楚风。或者楚居南方，文化发达较晚，结集之时不收入其诗。加之楚地语言、文字亦多与内地不同，如：羌————况，此“羌”字只楚辞中用为语词（introductory），“三百篇”中不用，故有歧视之心。且叶韵亦不同，读时觉得不顺。（有暇可将《诗经》与楚辞二者之体制、用韵、内容、思想、用字比较研究。）

    “三百篇”并非无神秘，但楚辞更富神秘性，而有时是暧昧，是鹘突。

    中国人一般多是模模糊糊，一模糊绝不会有出息，但有认真的、不模糊的，多半是死心眼儿，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所以，我们要养成德性，养成认真的习惯，宽大的胸襟。宽大者————采众长，非好好先生。一个人若自是、自满，便如蚕作茧自缚，绝不会有长进，即老夫子所谓“今女画”（《论语·雍也》）。宽大则反之，如蜂采花，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搜集众长酿成新蜜，不只采牡丹花、芍药花，便是枣花、槐花也兼取之。

    做学问不墨守师说，但绝非背叛师说，老夫子所谓“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否则必不能有大成就。宋、元、明三朝的理学家门户之见太深，争执甚烈，此时感情的认真，可谓入主出奴，甚无谓也。

    楚辞，尤其是《离骚》，近于西洋文学。余直觉的感觉，中国文学中多不能翻为西文，但《离骚》可以，其艰深晦涩处颇与西洋文学相近。苏曼殊之《英汉三昧集》，前面的题词是用法文翻译的《离骚》四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中国文学中锤炼的，西文最难翻译；但弹性的、悠扬的，可以翻。非是word by word，一字一字地，乃是能传神，如《游园》之无布景胜于有布景，一个姿态表现一种景，可谓“情景两畅、内外如一”（家六吉[7]语）；又如《打渔杀家》之“江水滔滔往东流”，唱起来如见。

    《周南》最能代表中国文字的简单而神秘。《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一个会说谎的人。用说谎而自求利益者是罪恶，而用说谎以娱乐人、利人、教训人的是一种艺术。所谓艺术家皆是欺骗人的，而其中有道德的教训，如《伊索寓言》《庄子》《佛说百喻经》（近人翻印改名《痴花鬘》，如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刊印本）。《离骚》是个人作品，“三百篇”是多人作品，一为专集，一为总集；一为特殊的，一为普通的；一为个性的，一为大众的。若谓屈原为有天才之伟大的说谎者，则“三百篇”为忠厚长者的老实话。若问何者为易？则二者俱难做到好处。

    每人都免不了说谎，此说谎不见得是罪恶的说谎，而是为用说谎卸去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平常人，懦弱到无力为善，且亦无力为恶。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说谎者既不易得，而老实话之成为诗者亦少。我们是书生，多少有些布尔乔亚的习气，好面子，绝不会说谎欺骗，要我们如忠厚长者说老实话，不难；但要老实话篇篇是文学、句句是诗，却不易得。“三百篇”的好处即在此，与《离骚》的最大分别也在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

    楚辞去了助词，便是“三百篇”。摇曳是楚辞的特色。春天的柳条又青又嫩，微风一吹便是摇曳。自《左传》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散文；屈骚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韵文。盖汉魏六朝而后的文学多取平实一路，因走此路者多，行彼路者少，彼路即荒芜，而独馀此路为大道。

    “西汉文章两司马”，而除司马迁一人之外，汉朝可谓无人。汉人仿骚，纯是假古董，王逸、东方朔等之文简直是低能作品，只好以“笨伯”奉赠。彼等作了，真传下来，实不可解！即宋玉之《九辩》已失师法（师承）。盖此非有法可传者，其幻想乃只屈原的天才。且看《离骚》中的漂亮句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就是屈原的说谎本领。什么是创造？创造即是说谎。没有说谎的本领不要谈创造。这种说谎的天才创造力，是父不能传诸子，兄不能传诸弟（且不说“三百篇”）。

    文学作品是要表现热烈的感情，但热烈的感情也足以毁灭文字。子夭母哭，感情则热烈矣，不过呼天抢地而已矣，没有什么悼子诗。在中国文学中没有如《离骚》以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而作成的那么优美的文学作品。宋玉没有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所得只是欣赏一面的、现实一面的。既曰欣赏，便非热烈；既曰现实，便非幻想。

    穿中国衣服、戴西洋帽子、穿皮鞋可以，而戴中国小帽、穿中国布鞋、着西服则不可。中国男女皆着长衣，依理皆当骑无梁脚踏车，而男子骑女车则人笑之。中国人论三纲五常也如此。只因为你也说、他也说，便是对的，并不求他个道理，此乃世俗所谓理智。这种理智只是传统的，在文学上、科学上、哲学上，皆无价值。汉人仿骚作品虽出宋玉一途，但连欣赏和现实也没有，所剩的只是这种毫无味道的世俗的理智。社会的中坚分子多是这般头脑。

    中国韵文上古分为两派：

    一是南方的————摇曳，此路已闭塞。

    一是北方的————平实，已失“三百篇”温柔敦厚、和平中正之美。

    宋玉即是屈原弟子，已失其老师的作风。盖天才与修养是无法可传的，自己越努力、越发展，越不能传人。

    说老实话目去较易，而写成诗且写成好诗，则很难。

    《周南》中的《汉广》，真老实，而真好。

    注释

    [1]此处之小字“用”、“在”，当为解释“以”、“于”之介词意义。

    [2]声纽，又称纽、音纽，音韵学术语，声母之别称。

    [3]符号“ㄧ、ㄨ、ㄩ”为注音符号，对应汉语拼音中韵母“i、u、ü”。

    [4]今译安德烈耶夫。下同。

    [5]《马克白》《亨利第四》，今译为《麦克白》《亨利四世》。

    [6]“坟”字繁体作“墳”，故云“从‘贲’”。

    [7]顾随四弟顾谦，字六吉。

    三、说《召南》

    旧说：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鲁，召公封燕，而俱不就国。后周、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周南；陕以西，召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召南云。或曰：南，国名也。南，在镐京之南，江汉之间。

    （一）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鹊巢》三章，章四句。

    《鹊巢》诗旨：

    《诗序》曰：“夫人之德也。”按：《诗序》于《周南》之诗多谓后妃，于《召南》之诗则多谓为夫人。或谓后妃与夫人实一人而二名：以文王言之，则太姒为后妃；以诸侯言之，则太姒为夫人也。黄晦闻（节）曰：“分系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又曰：“皆以文王风化为义，不以周召风化为义。”（《诗旨纂辞》）夫既以文王风化为义，则后妃、夫人当为一人矣。（太姒系专指，夫人乃泛指。）然上所云云姑演旧说之义云耳，吾人说诗不必依据之。

    《鹊巢》，民间歌谣之咏新婚者。

    诗人所歌咏者或为特殊现象，或为普通现象，前者如老杜之咏天宝之乱，后者如各代之诗人常咏之桃红柳绿。（只要地球不毁灭，永有此现象；只要有诗人，永有此种诗。）《鹊巢》所咏是特殊的呢，抑普通的呢？

    《鹊巢》字义：

    首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鸠”，家鸠即鸽。日人谓军中之鸽为军鸽。（家鸠即鸽，家凫即鸭。“家”俗或音“兼”。）鸽子不会搭窝，燕子巢做得极精。鹊有巢，都为鸠居么？鸽子是和平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想来非普遍的，诗人盖写特殊之现象，而后人误解为“鹊有巢，鸠必居之”。诗人的诗虽不能尽绳以科学，然既写大自然的现象，当然要合科学。若鹊筑巢，鸠必居之，则鸠必是猛凶之禽，而鸠最和平。

    次章：“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方”，《说文》：“并船也。”此云“方之”，当是“并居”之意。毛云：“有之也。”失之。

    “百两将之”，“将”，取，古写作“”，上像手爪之形，下至寸脉。今山东人娶媳妇即说“将媳子”。“百两将之”之“将”字释义，正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越是穷乡僻壤、风化不开，越是不易受外方影响，故反而易保留古代风俗语言。《儿女英雄传》，乃旗人作纯北京话，今已有不能解者。

    （二）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诗旨：

    《诗序》曰：“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郑笺：“执蘩菜（以助祭）者，以豆荐蘩菹。”宋陆佃（农师）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今覆蚕种尚用蒿。”（《埤雅》）故陆氏谓《采蘩》为亲蚕事之诗。

    家庭制度未定之前是女性中心（今有民族一妻多夫，尚存上古女性中心的痕迹），盖家事衣食皆女子亲其事。后来进为游猎牧畜之社会，则男子权职渐重。作此诗之时，当已是男性中心，何以尚用女子助祭？（“礼失而求诸野”，今乡间祭祀均男子主之。）由一处的成言俗语可以觇其风尚，如“根生土长”，盖可知以往之尚保守矣。

    《采蘩》字义：

    前二章：“于以采蘩”，“于以”，郑笺云：“于以，犹言往以也。”按：“于以（here is，here are）”为句首语助词，所谓引词也。与《尚书·尧典》“粤若稽古”之“粤若”、《诗经·豳风·七月》“曰为改岁”之“曰为”同。

    前二章语句相似，第三章忽改变；且前二章中不换韵，第三章两句换韵。

    三章：“被之僮僮”，“被”，毛传：“首饰也。”郑笺引《礼记》云：“主妇髲鬄。”《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篇：“不屑髢也。”郑笺曰：“髢，髲也。”按：髲、被同；髢、鬄同。被、髲，义发也（犹义子、义齿，本非己有者也），亦作益发，余之乡中称为头被。（语言随风俗改变，今既无此风，人亦不复知此语言。）

    “夙夜在公”，“夙夜”，毛传：“夙，早也。”按：夙夜即早之意，犹云黎明也。

    “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僮僮”，毛传：“竦敬也。”“祁祁”，毛传：“舒迟也。”按：两词皆以声表意，“声形（adj）词”也。僮字本无“竦敬”之意，祁字本无“舒迟”之意，但“僮僮”、“祁祁”，念起来真好。他能用适当的文字来表现其意象，这就是他的成功，这就是美的作品。

    无论创作、欣赏，了解“意象”是很要紧的。意象是创作以前之动机的重要一部分，创作以后便成了它的内容。我们不会画，所以玩倒汽车很平常；到要你画时，反而觉得模糊了。因为汽车在我们脑子里只是意，而不成其为意象。若是画家便不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摆着一个汽车，他画便是用线条把脑子里的汽车表现出来。因为他有清楚的、完全的意象。文学则非是用线条轮廓，而是用文字与词句表现出来。

    ①意象

    ②文字词句————表现

    ③作品————完成

    意象要清楚，不然写出来的作品便是模糊影像，不真切。意象当然很重要，但无适合、恰当的文字词句表现之，仍是不成。文字要恰当，词句要合适，否则即便意象清楚，也只是幼稚拙劣的作品。虽说一个人太咬文嚼字，很妨碍他的创作能力。因其一面作一面批评（斟酌修改），气势便受影响，故其作品不能气势蓬勃（磅礴）。但现代作家太不注意文字的使用，意象根本不清楚，文字再不恰当，则其作品当然是残缺的、模糊的。（“意象”二字似乎比“意识形态”四字还清楚。意识形态ideology，或译为意特次罗基，还不如说“意态”。由意再清楚，乃成态。）

    吾人读诗，要从声音中找出作者的意象来。“被之僮僮”，起来；“被之祁祁”，低落。倘寻其意象，则前如日之出海，后如日之落山。要参诗禅，便参这四句“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这真的是美的作品，特别是声音，写得蓬勃。我们欣赏要追求作者的“意象”。

    一篇作品的内涵（内含，content），就如河里的水一样。河里的水竭力攻击堤岸，堤岸又竭力地约束水。河水浅了，当然不打堤岸，没有决堤的危险，但这样的水无水利，不能行船，不能灌田；若是水势太猛，泛滥成灾，更是不能交通，不能灌溉。现在的作家不是太弱、太空虚，就是泛滥而无归。“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他的意象是水，他的文字是堤岸，水极力拍打堤岸，堤岸极力约束水，由此便生出了“力”。

    孔夫子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水之拍打堤岸，堤岸之约束水，即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若单说到了七十，快死的人了，倚老卖老，谁还不能原谅，根本也不想、也不欲了，如此还向上做什么？待死而已。可老夫子是什么人物？他永远是向上的！这是情操，操练得成熟，操守才坚固，这不是夸口。（普希金［Pushkin］见壁上苍蝇唤仆人拿枪，一枪便将苍蝇打入壁上————这是操练得熟。）写出“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这不只是天才，还有操练。操练得多，自能出之。当然瞎猫也可以碰上死老鼠，守株也可以待兔，但是太靠不住。

    （三）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三章，章七句。

    《草虫》字义：

    首章：“喓喓草虫”，“喓喓”，声音，无义。“喓”，作“要”音，以状声故加“口”。疑是造字，在《草虫》之前恐未必有此字，如后来之“哗啦”一词亦随手造字。“草虫”，蚱蜢之属。

    “趯趯阜螽”，“趯趯”，毛传：“跃也。”按：趯即躍字，如《诗》曰“躍躍毚兔”（《小雅·节南山·巧言》）。

    “忧心忡忡”，“忡忡”，毛传：“犹冲冲也。”《广韵》：“，忧也。忡，之省。”

    次章：“忧心惙惙”，“惙惙”，毛传：“忧也。”按：惙、忡双声，故义亦同。

    “言采其蕨”，“蕨”，不知究为何状。宋人诗有“蕨芽初长小儿拳”（黄庭坚《绝句》）句（这诗人可谓有感觉），“小儿拳”之意有三：一拳曲，二白，三嫩。

    三章之中均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句，“止”，同“只”，毛传：“词也。”如《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樛木》）。“止”为句尾语助词，又“狂童之狂也且”（《诗经·郑风·蹇裳》）之“且”、“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北门》）之“哉”，皆句尾语助词。“于以”、“曰为”、“粤若”、“维”，皆句首语助词。若句首语助词曰“引词”，则句尾语助词应是“止词”、“终词”。语助词，可由声而得义。“于”、“曰”、“维”、“若”，句首语助词，读其音可觉其“引长”之义；“只”、“止”、“且”、“哉”，句尾语助词，音一出便被舌挡回去切断，其音有“阻”义；今所用之“止词”————“哇”、“呀”、“了”，没有此种阻断之发音。“亦既觏止”，“觏”，毛传：“遇也。”觏，虽可作遇解，但此处不合。若然，“亦既见止”当在此句之后，绝不会先见后遇。郑笺：“觏，已婚也。”则觏即婚媾之“媾”。此说为得。（虽郑笺多不如毛传，但此处予以郑笺为长。）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后，首章云“我心则降”。“降”，毛传：“下也。”对“忧心忡忡”之“忡忡”而言。“忡忡”，“忡”通“冲”————有动意。古诗“肠中车轮转”（《汉乐府·悲歌》），恰是“忡忡”之意。“忡忡”如是之热烈，“降”如是其和平。诗人用两个字“忡忡”、“则降”，便形容尽了婚前与婚后的心情。古今中外的作品说此，能超过“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两句吗？“则降”、“则说”、“则夷”，“说”毛传：“服也。”“夷”，毛传：“平也。”无论何种兴趣，不能永在兴奋情形，故“则降”、“则说”、“则夷”。

    《草虫》三章，字句甚仿佛，但换一个字便不同。如上言各章末句“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之“降”、“说”、“夷”，真能用恰当的字表现其意象。

    《草虫》诗旨：

    《诗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按：作序者揣诗之意不能归之夫人，故曰大夫妻耳；且诗中亦并无礼防之意也。郝懿行《诗问》：“两年事尔。君子行役当春夏间，涉秋未归。故感虫鸣而思之。至来年春夏犹未归，故复有后二章。”说为得之。

    毛传曰：“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所谓“行”，疑指嫁娶，犹《诗经》云“女子有行”（《鄘风·蝃》）之“行”。故郑笺云：“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二氏之说，《序》之所由出也。至欧阳修及朱熹遂皆以为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咏此诗矣。

    （四）采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采》三章，章四句。

    《采》字义：

    首章：“于彼行潦”，“潦”，雨水，无根水。

    次章：“于以湘之”，“湘”，黄晦闻先生曰：“韩诗作鬺，即《说文》之字，煮也。”“维锜及釜”，毛传：“有足曰锜，无足曰釜。”《释文》：“锜，三足釜也。”疑锜有“奇”义，故曰三足。

    三章：“谁其尸之”，“尸”，毛传：“主。”主祭之义。按：祭无女子为主之礼，而此篇曰“有齐季女”，故方玉润以为是女子出嫁告庙之诗也。“有齐季女”，“有”，词也，语词也，非“有无”之“有”。“齐”，毛传：“敬。”《玉篇》“齐”字下引《诗》“有齐季女”。《说文》：“齐，材也。”《广雅》《广韵》皆训“好”。余以为从《广雅》《广韵》较好。“季女”，少女也。

    （五）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三章，章三句。

    毛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因树思人，此所说是永久的、普遍的人性，诗人的心无分古今中外。

    “召伯所茇”，“茇”，《说文》：“草根。”又：“，舍也。”引《诗》“召伯所。”（舍本名词，可以遮阴者曰舍。）茇，白字，通假。

    “召伯所憩”，“憩”，毛传：“息也。”按：《说文》无憩字。“愒”字下注“息也”。又《诗经·小雅》“不尚愒焉”（《鱼藻之什·菀柳》）、《大雅》“汔可小愒”（《生民之什·民劳》），毛传皆训“息”。是“愒”为本字，“憩”为或体。

    “勿翦勿拜”，“拜”，郑笺谓拜言拔也，《广韵》引作“扒”。

    （六）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行露》三章，首章三句；馀二章，章六句。

    《行露》字义：

    首章：“厌浥行露”，“厌浥”，毛传：“湿意也。”此亦声形字。余乡音“湿”曰“□□[1]”，或即此意。“岂不夙夜”，“夙夜”，只“夙”义。中国常有用二字而实取一义者，如是非、利害、长短。“夙夜”亦然。“谓行多露”，“谓”，通“畏”。马瑞辰说：“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毛诗传笺通释》）如《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人谓为兴也。兴也，不知兴什么，当是比。但凡是所谓比，应是无论在形象或意义上有联络才是，此处则毫无联络。想古人当时必有一番道理。“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女”，读本音，后女读汝。方玉润想必讲不通，又不敢推翻古人作品，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

    《行露》诗旨：

    《诗序》：“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韩诗外传》：“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列女传》：“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至清方玉润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而后世文言小说则每以“行露”代奔女，以“雀角鼠牙”代表二人兴讼。

    （七）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亦三章字句甚仿佛者。

    《羔羊》字义：

    三章之首句：“羔羊之皮”、“羔羊之革”、“羔羊之缝”。“革”，毛传：“革犹皮也。”非是，皮带毛，革无毛（毛已磨光）。“缝”，革已裂开见缝。

    三章之次句：“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總”。“紽”，毛传：“数也。”不通。“紽”，《释文》作“它”，别本又作“佗”。马瑞辰谓：“‘紽’即古‘他’字。他者，彼之称也，此之别也。由此及彼，则其数为二。”若然，则“紽”犹今言二合线矣。“緎”、“緵”，吴均所作《西京杂记》（假托班固作，四库丛刊有影印本）谓：“五丝为，倍为升，倍升为緎，倍緎为纪，倍纪为緵。”马瑞辰谓“总”即“緵”之转也。

    首章之后二句：“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郑笺：“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马瑞辰曰：“‘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毛诗传笺通释》）此较朱熹《诗集传》以退食为“退朝而食于家”之说为善。板起面孔讲《诗经》，于诗的尊严未必增加，于诗之美则必然减少。

    “委蛇委蛇”，“委蛇”，传曰：“行可从迹也。”笺曰：“委曲（从容）自得之貌。”《鄘风·君子偕老》篇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语，传曰：“委委者，行可委曲纵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按：此之“委佗”即《羔羊》之“委蛇”，声形词也。《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真好！写其美，不写其面貌、衣服、形象，而写其动作，不动如泰山，动如河水————是活人。真好！后世诗人掏空了心，巧虽巧，但不好，外不得物象，内不得意象。

    “委它”叠韵，委可作“倭”，它可作“佗”，“倭佗”叠韵，“委蛇”叠韵。

    A=委　B=蛇

    AB————委蛇　ABAB————委蛇委蛇　AABB————委委蛇蛇

    首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次章“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三章“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略变句法，真巧，真漂亮，写得淋漓尽致。

    《羔羊》诗旨：

    《诗序》谓：“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何以见“节俭正直”？不可解。毛传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诗序》既不可通，则毋宁从毛传。

    （八）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南山”，当然在作者的南边，“在南山之阳”，是说雷在南山之南，此时还远。“在南山之侧”，在其侧，是正要从山边转过来。“在南山之下”，在其下，是已转到山之北了。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此说实有损诗美。

    “何斯违斯”，“斯”，毛传：“此。”训解可通。其实二“斯”字皆作语词即可。

    “莫敢或遑”，“或”，《小尔雅》《广雅》并云：“或，有也。”按：此“有”字乃“有时”之有，语词也，与“有无”之有为动词者不同。（语词在前者可称“引词”，引词有为引一字者，有为引句者，如：“有国”、“有人”，引字也；“粤若稽古”、“曰为改岁”，引句也。）“时或”，时也，有时也（时与或有关；不时，常）。“遑”，休息；“或遑”，间或地休息也。

    此篇每章末二句不用《羔羊》倒字法，三章皆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佛经说“万法归一”，万法完成而有真美善。然未归一之前仍是万法，如入海之前江、淮、河、汉，各自存在。怎样作法要用你自己心的天平去衡量。何以《羔羊》句法变化好，因是“委蛇委蛇”，这样变化正表现其心理之“舒徐”。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作者心理是“迫切”的，顾不得玩花样。此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而法立”。

    （九）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字义：

    “摽有梅”，“摽”，毛传：“落也。”赵岐《孟子章句》引《诗》曰“有梅。”《说文》：“，物落，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段注以毛诗“摽”字为“”之假借。

    “顷筐塈之”，“塈”，毛传：“取也。”《玉篇》引《诗》曰：“顷筐概之。”

    “迨其谓之”，“谓”，毛无传，惟曰：“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段懋堂曰：“毛意‘谓’即‘会’也。”《尔雅·释诂》：“谓，勤也。”郭璞注引《诗》“迨其谓之”。黄晦闻先生曰：“言勤求也。”（《诗旨纂辞》）

    《摽有梅》诗旨：

    《诗序》言此诗乃“男女及时也”，殊牵强，以情理度之不合。“求我庶士”，“士”，自我也。而此篇却又不讲作求贤，是民歌，是恋歌。余以为当是男子作。若曰是女子自作则似不合，若曰是男子托言则未免无聊。

    （十）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字义：

    “嘒彼小星”，“嘒”，传曰：“微貌。”《广韵》“暳”下曰：“《小星》诗亦作‘嘒’。”《玉篇》“暳”下注：“众星貌。”《说文》于“嘒”下只注“小声”，如言蝉声嘒嘒、鸾声嘒嘒。《诗》中《云汉》篇有“有嘒其星”句（《大雅·荡之什》），传曰：“嘒，众星貌。”然则嘒当是“暳”之假，其义为明。

    “三五在东”，“三五”，毛传训为星名。不必如此讲。

    “抱衾与裯”，“裯”，毛传：“被也。”与袒有关，“被”盖贴身之被。兼士先生有文考之。通“刬”字。刬，光脚穿鞋曰“刬穿”。又元曲中马不用鞍而乘之曰“刬马”。又如后主词“刬袜”乃但穿袜不着鞋。又如内衣古称“衣”，见《礼记》，又作“袒”。又《汉书》“但马”即“刬马”也。“但”有“徒”之意、“光”之意；又如“旦”，有“不隔”之意，又转为“诚”意，如“坦”字。

    《小星》诗旨：

    《诗序》曰：“惠及下也。”又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外传》曰：“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矫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其后明章俊卿作《诗经原体》，遂直以为小臣行役之诗，盖依韩说而不依《诗序》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两章末句言“寔命不同”、“寔命不犹”。《论语》有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什么是“命”？遗传造成的你的性格，环境造成的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人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命”，便以此安身立命也好。

    吾辈知识阶层除了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生活的工具————有一把能通开生活中各种门户的钥匙。若不能如此，简直还不及苦力幸福；因为苦力生活简单，衣食饱暖一切便都能解决。有知识的则否。痛苦、烦恼、悲哀，只能减少生活的兴趣、生活的力量，使人感觉生活是一种压迫。虽然知道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但这样便难活下去。果能“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则虽遇艰难亦能安然肩负，能鼓起生活的兴趣与力量。认命，消极地说可以，积极说也可以，不知这样解释能得夫子原意否？

    《论语》说：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仁”字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夫子深知说道德要小心，不然则生恶劣影响。夫子所谓“命”便犹佛家所谓因缘，是科学的非玄学的，是理智的非迷信的。常所谓在劫难逃，都认为是玄的，那相去甚远；若当作迷信，则去之弥远。人能知命则能“洁身自好”，再则更能“乐天进取”。读书人皆当洁身自好，这是消极的；乐天进取则是积极的。有人着围棋，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这便是乐天进取。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下》），“可以”二字有力量。

    《诗序》所言“惠及下也”四字考语，胡说白道。《韩诗外传》讲得好，无论对否，他想的是。假如此诗中意思可算为思想的话，则此思想影响中国人甚大。鲁迅先生以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可分二时期：一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期，一为欲做奴隶却不得的时期。（《坟·灯下漫步》）中国历史除最早一页可称光荣外————逐有苗离黄河流域（有苗之后，有殷之鬼方、周初之狁、周中叶之犬戎、秦至六朝唐之胡），其后渐不能敌。中国人爱和平，故敌不住外来力量，此精神一直遗传。即以“三百篇”言之，只见温柔敦厚，无热烈感情。此确是悲惨，是失败，然非耻辱，是光明的。因“三百篇”所表现乃最富于人性人味的生活。兽+神=人。（此虽曰神，与佛教等宗教无关。）中国人无兽性、神性，只剩下人性。

    研究民族性，最好看其历史及诗。

    人皆以中国为玄，其实中国最重实际，如西洋人之为宗教牺牲者甚少，即衣、食、住三项小节，亦以中国最舒服，故中国人已失掉兽性，同时也失去神性，谓之为爱和平可，谓之没出息亦可。

    中国人不但没热烈精神，甚至连伤感意味都没有。中国人是安分安命，于是认苦非苦而视为当然。实际生活有缺陷（憾），然后发生不满，而结果趋于安命。此“安”即中国之爱和平、温柔敦厚、有人味，甘为奴隶或为奴隶而不得的原因。

    （十一）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此首诗，真好！

    “三百篇”四言句多，而此篇多为三言，每章末一句虽为四字“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而“也”字为音节，如今唱二黄之垫字。三字句较四字句急促，故其结果当为紧张。而此首虽为三言，然音调并不急促，并不紧张。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一。

    又：后一句原亦可但为三字：“其后悔”、“其后处”、“其啸歌”，而加一“也”字，加得好。若用新式标点，当为：

    其后也————悔　其后也————处　其啸也————歌

    如老谭《卖马》所唱“提起了此马”后声音拉长，表示其心中对马之爱。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二————虚字传神。

    又：三章中分别重“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为二句。何以重？重得好。

    “不我以”、“不我与”至第三章“不我过”：不和我回去，不与我同走，连看我都不看。所重二句，一句结上，一句启下。如辛稼轩之《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稼轩此一首即用“三百篇”此章句法。稼轩真是英雄，拔山扛鼎，词亦排山倒海。而其内中究有中国传统精神，结果亦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纯剩人性。

    “其后也悔”，是说“之子”，并非说“我”，因为你跟我不好，所以你将来不会好。“其后也处”，“处”，毛传：“止也。”如处节、居处。“其后也处”，彼此不相干涉，此意尚通。郑笺言“悔过自止”，真是添字注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注诗者亦然，明于礼义而暗于知诗心。悔当是希望其悔，故最后以歌自慰。“其啸也歌”，不热烈亦不感伤，不好讲而真好。

    《江有汜》与前首之《小星》不能说他无忧，但不是伤感，不是悲哀。高叟谓《小弁》为小人之诗，因其怨也。孟子讥其固，然而高叟亦确有其见处。看《小星》《江有汜》，绝不愉快，但几乎看不出一点怨来。因知命，则安心，则能排忧乐、了死生、齐物我（鲁迅先生或者要骂这是奴隶的道德），但余总承认这是一种美德。在此时期、此时代，这种道德也许是不相宜，犹如在强盗群里讲仁义、说道德。但曰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则可，谓其非道德则不可。当然也许是无用的。如果只以有用与否而决定之，则吾无言矣。《周南》《召南》不夸大，所以中正和平。若其他国风即不然，其伤感与悲哀的色彩是浓厚的、是鲜明的（其中正和平确不及“二南”）。此“二南”之所以不可及。

    （十二）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野有死麇》三章，一、二章，章四句；三章三句。

    《野有死麇》字义：

    首章：“白茅纯束”，“纯束”，毛传：“犹包之也。”郑笺：“纯读如屯。”按：纯、屯古通。《史记·苏秦列传》“锦绣千纯”，《索隐》引《国策》高注：“音屯，屯束也。”

    三章：“舒而脱脱兮”，“而”与“如”、“然”在形容词或副词中意同；若不通用，只是习惯的原故，意义上并无不通。It is custom，no reason.蠢如、安如即蠢然、安然。而，如；“舒而”即舒然。“脱脱”，形容舒，亦舒意。

    《野有死麇》首章仍是《关雎》句法，前二句为兴。次章前三句相连，只馀“有女如玉”一句。末章忽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口气，变平常之四言句法用“兮”、“也”，故音调也变了：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音调舒徐，好。若改为四字句也可以，“舒而脱脱，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但诗的美都失去了。

    《野有死麇》诗旨：

    《诗序》曰：“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此说甚牵强。吾人自诗中看不出无礼。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此必是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此属穿凿。详诗之意，首二章当是男子之歌词，而三章则女子所答也。

    《野有死麇》首章“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其主题。讲诗者以为这是坏事，我们虽非赞同，但承认人情中本有此事。

    （十三）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前二句一事，后二句一事，仍是《关雎》句法。

    首章：“何彼襛矣”，“襛”，或作“秾”。《说文》：“襛，衣厚貌。”韩诗作“茙”。《说文》无“茙”字，“茸”下曰“草茸茸貌”。如此，则襛当是“茙”之假。

    “曷不肃雍”，即“肃雍”也。“曷不”即“何不”，加重语气，如京剧“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四郎探母》杨四郎）、“叫孤王想前后好不伤悲”（献帝），“好不惨然”、“好惨然”，“惨然”也；“好不伤悲”、“好伤悲”，“伤悲”也。“肃雍”，“肃”，庄严，敬也；“雍”，雍容，和也。不用一字形容而用二字，有道理。这二字相反而又相成，好。

    “王姬之车”，《礼仪疏》：“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是也。“王姬”，即公主。

    次章：“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马瑞辰曰：“诗中凡叠句言某之某着，皆指一人言。”又曰：“平王之孙乃平王之外孙。”（《毛诗传笺通释》）毛传有成见，以为《周南》《召南》皆是文王时作，故必将平王讲成文王，他三家俱不如此。马瑞辰讲得好。

    （十四）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驺虞》二章，章三句。

    《驺虞》字义：

    “壹发五豝”，“发”，毛传：“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按：“发”，当是纵意，虞人发纵五豝以待公之猎耳。“于嗟乎驺虞”，“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三家诗皆以为天子掌鸟兽之官。

    《驺虞》两章皆用“于嗟乎驺虞”作结，还是好————“于嗟乎驺虞”！

    注释

    [1]原笔记此处缺二字。

    四、说《豳风》

    有关《豳风》，《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后稷，周之始祖；斄，即邰；豳，即邠。）隋文中子王通之《中说》则云：“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

    旧说风、雅、颂由子夏分。太平之世中正和平之音为正风；乱世之诗怨恨讽刺，而非温柔敦厚之音，为变风。旧说如此，而不太可信。班固谓《豳风》“言农桑，衣食之本”，何变之有？文中子之言不可信。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王通仿《论语》作《文中子说》，无聊。胡适说中国中古无思想家，有之则是佛家，是外来的。说王通是饭桶，真不冤枉他！文章要说得恰如其分，不可为其美言所惑。班固说话老实极了，好引《诗》而真能了解，既不夸张又不穿凿。

    “风”，本地人民之风俗，其生活与性情、习惯有关。故滨海者多灵，故靠山者多保守厚重。我们自“风”可看出其当地生活影响于人民之性情、习惯。

    （一）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有关《七月》诗旨，《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周公摄政，成王疑之，人之谚曰“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所谓“遭变”也。而以诗看并无此意，《诗序》说不可信。

    《七月》是农事诗。中国以农业立国，得天独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无神经中枢，无中心、重心、轴心，所以横行不动。中国如海蜇，割下一块照样活。

    《七月》首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服虔曰：“大火，心也。”大火，星名。夏，当南方中心；秋，则向西，故曰大火西流。“九月授衣”，“授衣”，与之衣，或曰使之治衣。后说长。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毛传：“一之日，十之馀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毛传：“殷正月也。”朱子《诗集传》曰：“一之日，谓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变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夏、商、周之历法：夏历，分阴阳，正月建寅；殷（商）正，夏之十一月，建丑；周正，夏之十二月，建子。一阳之月，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冬至在夏正十月，故十月谓太阳月。冬至谓之长至，夏至谓之短至，皆可称至也。此诗所说“七月”、“九月”，乃夏历；至“一之日”、“二至日”，乃用周正，（孔子，周人，主张夏之时。）故《七月》凡言“月”，皆夏正；凡言“某之日”，皆周正。

    “一之日觱发”，“觱发”，毛传：“风寒也。”《说文》作“冹”，马瑞辰以为本字。余以为凡“冹”之意，皆有盛意。如《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正茂盛发扬之意。兼士先生亦承认本字与假借字，如“嘅叹”之“嘅”或写作“槩”、“概”，乃假借。但对“觱发”二字，兼士先生以为不然。盖古先有音无字，故随便写，故言冷冽曰“冹”，言草木盛则曰“蔽芾”。“蔽芾”，古轻重唇通，《水浒》“剥”亦此音之转。

    “二之日栗烈”，“栗烈”，《广韵》：“凓冽，寒风。”《玉篇》：“凓冽，寒貌。”《玉篇》《广韵》之释诗故作“凓冽”。今以“凓冽”为本字，其实此二字盖后起字。现在人认字多本末倒置。如“账”原为“帐”，“舖”原为“铺”，“赈”原为“振”。

    “三之日于耜”，“于耜”，毛传：“始修耒耜也。”朱子《诗集传》：“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余以为：“于”，从事之意，干也、做也、治也。耒耜，柄曰耒，齿曰耜。（耙，把也、搔也。）

    “四之日举趾”，“举趾”，毛传谓“举足而耕”，即开始工作之意。“馌”，毛传：“馈也。”郑笺：“饷、馈也。”“南亩”，向阳之地，南，此为衬矣。

    “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管农事。“喜”，朱注如字。郑笺：“喜读为饎。饎，酒食也。”

    宋哲宗朝有宗子为打油：“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子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邢居实《拊掌录》）郑笺便如此，文法不完全。

    《七月》首章前半言衣，后半言食。言衣“显说”————“九月授衣”、“无衣无褐”；言食“隐说”。在作者或原无意于“显说”、“隐说”，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是“不得已”，且为发自内心非自外力。在作者是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在读者是行其所行，止其所止，然在读者更要看出其行其止，何以一“显说”、一“隐说”。

    次章：

    “春日载阳”，“载”，始也。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厚也，引申为深。“懿筐”，深筐。《周南·卷耳》“不盈顷筐”，“顷筐”，浅筐也。“爰求柔桑”，“爰”，句首语词。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蘩”，白蒿。陆农师佃曰：“今覆蚕种尚用蒿。”因陈、香蒿、白蒿盖即此类。

    “殆及公子同归”，“公子”，朱子《诗集传》：“豳公子也。”其实公子即男子尊称，如今之先生、汉魏之王孙。“归”，“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归”。在“三百篇”中看出已有重男轻女之势。上古是女性中心，故姓从女，如姬、姚、姒。两性经过长久斗争，男性得胜。（今西藏等地尚有一妻多夫制者。）可见早时社会乃女性中心，至所谓得胜乃经济权在谁手里，便谁得胜。故男女平等必然经济平等。“三百篇”所处时代，已为男性中心社会。如，女子出嫁曰“归”，因为“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女子不以父母之家为家，而以夫家为家，故曰“归”。

    《七月》首章言农事──食，次章言桑蚕──衣。

    三章：

    “八月萑苇”，苇穗圆，荻穗如鸟翎。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蚕月”，南宋严粲《诗缉》引程子曰：“当蚕长之月也。计岁气之早晚，不可指定几月也。”

    “猗彼女桑”，“猗”，赞美之词。余以为：“猗”，嘆词（嘆与歎不同。歎，悲歎；嘆，嘆美），“猗欤休哉”。对于此句，毛传：“角而束之曰猗。”朱子曰：“取叶存条曰猗。”不通。采桑无取叶存条之说，朱注妙。郝懿行之妻王照圆（郝作有《诗问》，王问郝答）作《诗小纪》曰：“猗，言茂美也。今浙中种桑皆小桑，其女形容词有弱小之意。”

    由此看来，学确实要注意实地生活，使生活与书本打成一片，“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古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事未必办得到，然而此心绝不可无。自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罗素发明数理哲学，现在这些空谈家只是嚷嚷几个口号，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五四”前后，文坛上忽而倡大众化，忽而倡民族主义。鲁迅先生只是在旁冷笑，因为他们只会嚷嚷一顿，结果什么也做不出来。如写战争，我们根本没上过前线，只说大炮一响，血肉横飞，这是口号，不是文学。西班牙湮巴奈兹（Ibanez）《启示录的四骑士》写德法战争，写炮声、子弹飞走声，真好，真是音乐的。若是文学只是床上架床，一点新的装不进去，那么文学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了。

    四章：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葽”，严氏《诗缉》曰：“远志也。”

    “八月其获，十月陨萚”，“萚”，落叶。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貉”，毛绞然，为贱者之服。孔颖达疏：“《礼》无貉裘之文。”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同”，郑笺：“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程子曰：“说会聚共事也。”《论语》曰：“宗庙之事，如会同。”（《先进》）即今所谓通力合作。“载缵武功”，“载”，句首语词，始哉。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斯螽”，蝗之类。《诗缉》：“蚱蜢也。”“莎鸡”，《诗缉》引陆农师（佃）说以为络纬。络纬又名络丝娘，又名棺材头，乃象形。古谚云：“络纬鸣，懒妇惊。”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似有诗意，可是实在真吵人。天下没有不能写成诗的，只在一出一入，看你能出不能、能入不能。不入，写不深刻；不出，写不出来。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穹”，毛传：“穷。”“窒”，毛传：“塞也。”马瑞辰谓“穹”训“治”，“窒”训“实”。“穹”似今所谓根治、彻底清除。“墐”，以泥涂之，犹今以纸糊之。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曰为”，语词，或单用“曰”，如毛诗“曰归曰归”（《小雅·采薇》）等于《论语》“归欤归欤”（《公冶长》）。曰，句首语词。《尚书》语词有“粤若”，又作“聿”。《魏书》有“岁聿云暮”（《乐志》），“聿云”犹“粤若”（曰为重，聿为轻），“聿”，句中语词，其实“岁聿云暮”即“曰为改岁”。而“聿云”、“曰为”不能通用。文法是依句子推出来的，而句子不是依文法造的。

    六章：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郁”，毛传训“棣属”；“薁”，严氏谓“薁”即“郁”。非是。“葵”，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谓“有紫葵、白葵二种”，然则非今习见之向日葵也。《左传·成公十七年》：“葵犹能卫其足。”旧注以为葵花向日，故能卫足。（不可解。）其所谓葵绝非今日向日葵。杜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示从孙济》）“放手”犹言信手之意。老杜所言葵乃宿根植物，而非今所谓向日葵。“菽”，豆也。菽乳，豆浆。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剥”，毛传：“击也。”陆德明《释文》：“普卜切。”毛盖以“剥”为“扑”之假。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介”，郑笺：“助也。”“眉寿”，毛传：“豪眉也。”（豪，盖即毫之后起字。）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毛诗作“瓠”，后谓之葫芦。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叔”，毛传：“拾也。”《说文》：“从又尗声。”叔、收、拾，一声之转，或作“椒”。“采荼薪樗”，“樗”，臭椿也。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筑”，以杵击之。今俗语□□[1]即筑之转。（傅说，版筑。）“禾稼”，总称；单称“禾”，谷也。（谷子，小米。）“纳禾稼”，“耕”、“种”、“获”、“舂”、“纳”，至“纳”一年之农事完了。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重”，先种后熟；“穋”，后种先熟。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我稼既同”，“同”，《诗缉》曰：“聚也。”有功成之意。“上入执宫功”，“上”，毛传：“入为上，出为下。”（如上城下乡。）“宫功”，郑笺：“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矣。于是时男之野功毕。”朱注：“宫，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按古者通谓民室为宫，因谓民室之事为宫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昏礼》‘戒女词曰，夙夜无违宫事’，是也。”《尔雅》：“公事也。”“宫功”，《正义》本作“执宫公”，今本作“执宫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诗经·小雅·六月》诗“以奏肤功”即以奏大功也。功与公皆为事，定本不知公与功同义，故易之耳。“宫公”，即官事也。宋儒以“宫公”为公室、官府之谓，误也。

    清治毛诗者二家：一陈奂，专尊毛；一马瑞辰，兼采毛、郑，或独出新意。陈奂文字学亦深，惟稍嫌固执耳。欲治毛诗，应通其社会学。治文学亦该有科学脑筋，字字如铁板钉钉，句句如生铁铸成，丝毫不能放松。

    “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于茅”，“于”，於，从事也。“索绹”，“索”，毛传：“绞也。”即搓也。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乘”，毛传：“升也。”郑笺：“治也。”“屋”，郑氏谓屋为野庐之屋，乃田中草舍也。（草团瓢，纪晓岚谓当作团焦。）“亟其乘屋”，朱注：“亟升其屋而治之。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而不暇于此故也。”“其始播百谷”，郑笺：“谓祈来年百谷于公社。”“播”，布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冲冲”，毛传：“凿冰之意。”（意在事先。）朱子《诗集传》从之。严氏《诗缉》谓为“和也”。凿冰即凿冰，何意为？冲、和互训如意志、智慧，可并举，可单举。讲“冲”为“和”，或谓其人和同心协力欤？按：“和”，当训为“人和”之“和”。“三之日纳于凌阴”，“纳”，“内”之后起字。纳，原当作“内”。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蚤”，早。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肃”，毛传：“缩也。”万物收缩故曰“肃霜”。“十月涤场”，即前章之“十月纳禾稼”。“涤”，扫光。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朋”，毛传：“两樽曰朋。”朋、比互训。“斯”，是。“朋酒斯飨”即“朋酒是飨”。“斯”、“是”，语词，用于动词前。《尚书》“惟妇言是听”（《牧誓》），实即惟听妇言之意。“是听”，加重语气，如西洋助动词（auxiliary verb）。“曰”，语词，韩诗“曰”作“聿”，一声之转。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堂”，毛传：“学校也。”朱子《诗集传》：“君之堂也。”公堂盖即共同聚会之所，公共场所。“称彼兕觥”，“称”，朱子《诗集传》：“举也。”然此外未见“称”作“举”解者。余以为：“称”即呼也。举酒而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疆”，境也，竟也。（境，后起字。）境、界、疆，一音之转。“万寿无疆”，韩诗作“受福无疆”，总之颂祷之词。

    《诗经》现在需要训诂，此乃时代关系，实即当时方言。《七月》一首，最“达”，而且最“雅”。

    诗有叙事、写景、抒情。

    抒情诗最易写。《国风》中亦以抒情诗为多，无论其写得美丽或沉痛，美丽可感动人之感觉，沉痛可感动人之感情。

    写景：大自然，风月、山水。（大自然原是美的。西湖美为洋楼所毁，大明湖朴实可爱亦毁于洋楼。人毁坏大自然之美。）写景亦可写得美丽沉痛，景中有情。

    最难写的是叙事的诗，难于写得美，因少幻想。如白居易《长恨歌》，自开始至贵妃死都写得不好，勉强凑合，几不成诗，至“忽闻海上有仙山”才写得好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颇有老杜气概，而较之自在从容，因此是幻想，故易写。此外就是“传奇”的，也易写得好，如白居易《琵琶行》，虽无《长恨歌》之奇情壮采，而尚能动人，便因其为“传奇”的（传奇，此为翻译，实应为浪漫的，romantic，非真实的）。其不同于幻想者，幻想是鬼神的，传奇是人事的，而二者有一相同点，即：全为非真实的。

    《诗经·豳风·七月》真是一篇杰作。

    惟有《七月》一类诗难写，没有一点儿幻想色彩，也没有一点儿传奇色彩，全是真实的，故难写成诗。所谓难写，并非不能写；难，是我们才力不到。天地间事物没有不能写成诗的。《七月》所写是老百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难写而写出来了，而且写的是诗，不是日记，不是账本子，不是有韵散文。我们写日常生活，不是日记，便是记账。

    同时，《七月》又是非个人的。《长恨歌》《琵琶行》皆有主人翁，是个人的。老杜名为“诗史”，但如其《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仍嫌其个人色彩太重，不过从其个人描写中可看出别人乱离生活。虽然如此，但究竟是以自我做中心，少普遍性。普遍性令人想到近代所谓“集团”。集团性力量非常人。近代作家提倡集团，但其作品仍是偏于个人而非集团性的。《七月》真是集团性的，不是写的一两个人，是写豳地所有人民。《长恨歌》只是杨玉环，《琵琶行》只是商人妇；而《七月》是豳地所有人民，比前二者伟大。

    再其次，《七月》是平凡的。这与真实相近，而实不同。历史上许多真实事并不平凡。洋车夫的生活是平凡，也是真实，但很难写得好，最好是他们自己写。最要者，真实中还要有韵味，馀味不尽。写“集团”，难的是调和，在团体中找出共同性；平凡是难于写得伟大（神秘）。

    同时，《七月》又写出中国民族之乐天性。这是好是不好，很难说。如天真是好，而天真是幼稚；坦白是好，而坦白是浮浅。中国人易于满足现实，这就是乐天。“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就因为不乐天。人不该这样生活。乐天是保守，不长进；而乐天自有其伟大在，不是说它消极保守，是说它的积极性，人必在自己职业中找到乐趣，才能做得好，有成就。《七月》写人民生活，不得不谓之勤劳，每年每月都有事，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会灭亡的。

    《七月》从头到尾都是男性的诗，硬性的，阳刚，力的表现。力即美，但分言之，力与美又为二者，只言美则偏于优美。但《七月》中仅有第二章一章中音节柔和调谐、优美、有女性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这一章先用阳声韵，接着是后世的“四支”、“五微”韵，细声，是对比————前半宏大，后半纤细；前半偏动，后半偏静。第一章前半言衣是显说，后半言食是隐说，显隐之别是文字上的；第二章动静之别是音节上的。《七月》作者是男性，阳刚，但第二章女性美写得真好，把女性的感觉、感情都写出来了。但一起两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放在这里真不调和，此是“兴”也。此二句在第一章是“赋”，在第二章是“兴”，以此二句引出以下九句，故曰“兴”。第三章“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二句，“赋”与“兴”兼而有之。且前既言“七月”，何以后又言“七月”？盖亦兴也。

    清代牛运震《诗志》言《七月》：

    此诗……平平常常，痴痴钝钝，自然充悦和厚，典则古雅。此一诗而备三体，又一诗中藏无数小诗，真绝大结构也。

    牛氏有志推作者之意，而以文学欣赏法去看其志，可嘉。然尚恨其时有经生气也（经生之见）。“充”，充满之意。诚于中形于外，内心充满则所表现自是“悦”。“充悦”，真好，真无虚假。“充悦和厚，典则古雅”，中国旧美学之高处便在此。

    写长一点的作品，必须一大段中分若干小段，分之则清清楚楚，合之则浑然无迹，天衣无缝。创作必要做到此地步。若一大段糊里糊涂，分不出小段，则你写时没法写，人读时也没法读，如《史记·项羽本纪》《逍遥游》。然若能分出不能合，零零碎碎也不成，合之则异常完密。牛氏之言是，但牛氏未言其何以如此，何以“一诗而备三体”且“一诗中藏无数小诗”（分之清清楚楚，合之天衣无缝），此便因《七月》所写是团体，只写个人总差。《七月》人多、时多、事多，自易一诗内藏许多小诗。

    （二）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鸱鸮》四章，章五句。

    有关《鸱鸮》诗旨，郑笺有云：“鸱鸮言：已取我子者，幸无毁我巢。”郑氏读书虽多，而不了解古人文心。实则，《鸱鸮》一篇“特奇”（牛运震《诗志》），借用鸟语，诗人以鸟比人，且以自己比为一鸟。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承上“予手拮据”而言。有一分心，尽一分心；有一分力，专一分力。但结果好了吗？“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有什么用呢？（固然我们作诗并不求有什么用。）我们生在此大时代，但我们不能说他是痛苦还是幸福。如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但就超世俗看来未始不是幸，否则没有《离骚》。再如老杜，值天宝之乱，困厄流离；老杜若非此乱，或无今日之伟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诗上说未始不是幸。（但若条件够了，自己没本领，有材料不会作，也没办法。）我们生此伟大时代，该有好作品出现了。以时考之，并不如此。

    写诗写长篇，必写叙事诗不可，抒情诗还是短了好，如《豳风·鸱鸮》。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鸱鸮》四章，章五句。即因《七月》是叙事的，《鸱鸮》是抒情的；而且《七月》是集团的，《鸱鸮》是个人的。（即以拿破仑盖世英雄，滑铁卢一战仍不免一败涂地。因集团是大的，个人是小的。）

    《七月》是集团的，《鸱鸮》是个人的，不以是分大小。但一般理论皆以为集团的是伟大的，个人的是渺小的。集团文学并不见得好，而将来一定了不得。凡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个人主义的文学已至穷途末路。《七月》是我国上古团体的、实际的生活。我们尽管以新文学眼光去看中国旧诗《七月》，但自有其价值在。而《鸱鸮》也与现在时代切合，仍是活鲜鲜的。实则《鸱鸮》《七月》二者半斤八两相等，若有畸轻畸重之见，则不免有所偏：偏个人者，以为《七月》琐碎、乱；偏集团者，以为《鸱鸮》无用，叫唤叫唤就完了。

    伟大的人是不朽的，因为他的精神是永久活下去的。佛讲无生舍生，我死之后，汝等行之，如我在世，……精神在世。（中国无宗教，一切宗教皆外来，真可怜。）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假使活人不认得了，死人才是真死了。人如此，作品亦然。人为不朽之人，作品为不朽之作品。《七月》写乡村，农村生活如何，此诗是活下去的。《鸱鸮》则与现代情势吻合，也是鲜活的。我希望它也不朽。“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希望不成，理想也不成。事实是如此。

    “予维音哓哓”，但是嚷嚷有什么用！

    （三）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东山》四章，章十二句。

    《七月》是写农人，而《东山》恰好是战争后军队复员之作。周有三监之乱，故东征三监（武庚、管叔、蔡叔）及淮夷。

    “我徂东山”之“我”，虽是个人，同时也是代表全体。《七月》纯乎集团，《鸱鸮》纯乎个人，《东山》写集团中有小我，小我中有集团。

    《东山》首章：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慆慆”，毛传：“言久也。”按：“慆慆”，同“滔滔”。“慆慆”者，其下皆是也。《史记》引作“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悠悠”，久也。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从东来，好久没归来，归来时“零雨其濛”，真好。“零雨其濛”之“其”，盖即语文中之“即”、“应”。雨下时即应濛濛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真好。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曰”，语词。我从东归，非我东归。“我心西悲”，文辞非常绕弯子。创作上非特绕弯子，读之使读者亦绕弯子。我从东归来，想想西边，我真感悲哀了。如此绕弯子而一转过来了，此之谓“履险如夷，举重若轻”者。创作上非有此劲不可。鲁迅先生还不能“履险如夷，举重若轻”，虽也过去了，也举起来了，但总觉得费力。此是火候。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制”即“製”也。“裳衣”，上曰衣，下曰裳。裳衣，平居之服。“制彼裳衣”，言今既脱军装而着裳衣了。“勿士行枚”，“士”，毛传：“事。”动词，从事之意，干也。“勿士行枚”，即鲁语“不再干那个件儿了”。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蠋”，桑虫也，盖即今毛毛虫之类。“蠋”原作“蜀”（）。“烝在桑野”，“烝”，毛传：“寘也。”郑笺：“古者声，寘、填、尘同也。”马瑞辰曰：“烝与曾同音，为叠韵，烝当为曾之借字。曾，乃也。凡书言‘何曾’，犹何乃也。烝之义亦当为乃。”（《毛诗传笺通释》）乃，语词。朱注：“烝，发语词。”是也，句首语词。

    “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敦”，毛无传，郑不笺，“敦敦然独宿于车下”，等于不讲。朱注：“独处不移之貌。”总之，“敦”为副词，形容车下独宿之貌。然此独宿车下者为何物？蠋欤？人欤？曰人，则始言我。此言“彼”，彼何指而言？若谓指兵士，当言“敦我”。除非说作诗之人见蠋去桑野一条条的，众兵卧宿于地，貌与蠋同。而言独宿者，言无家室也。战争完了回家，生发孤独之感。

    次章：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果臝”，瓜篓也。毛传作“栝楼”。“亦施于宇”，“施”、“延”、“引”，一声之转，皆影母。“施于宇”，施于屋上也。

    “伊威在室，蟏蛸在户”，“伊威”，湿地所生之虫；“蟏蛸”，长脚蜘蛛。张网，故在户。

    “町畽鹿场，熠燿宵行”，“畽”，《释文》本一作“疃”。今尚有此语。“町畽”，毛传：“鹿迹也。”此是望文生义。町畽鹿场，町畽形容鹿场。“熠燿宵行”，“熠燿”，毛传：“磷也。磷，萤火也。”非。熠燿形容宵行，宵行不是萤。熠燿，明也。但此篇熠燿绝不可释为“萤”。

    “果臝”、“亦施”，双声；“伊威”，叠韵；“蟏蛸”，双声；“町疃”，双声；“熠燿”，双声。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不可畏也”，他本又作“亦可畏也”。“亦”本又作“不”。余以为“不”字好。这有什么可怕，那是我的家呀！“伊可怀也”，亦可。“伊可怀也”，在毛诗、《离骚》上叶韵外加一“也”字，其意味更长，感悟更深。诗中用韵处多“也”字，绝非凑韵，乃表达其感情。

    《东山》共四章，每章前四句皆相同：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真好。第三章：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八个字，字形上笔画少，句子是白话，而读后在人心里盘桓不走。这是真正生活，真难写，真写得好。现在白话文一发展便走向古典派里去了，便走入“自杀”之路，真不可救药。

    注释

    [1]原笔记“语”字下缺二字。

    五、说“邶·鄘·卫”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尹，古君字）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一）邶风·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柏舟》五章，章六句。

    《诗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毛传说同，皆讲得通。

    《柏舟》字义：

    首章：“汎彼柏舟”，“汎”，《说文》：“浮貌。”又：“泛，浮也。”段玉裁云：上汎谓汎，下汎当作泛。（《说文解字注》）故“汎”，形容词（adj），浮的样子；“泛”，动词（v）。“耿耿不寐”，“耿耿”，毛传：“犹儆儆也。”《广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楚辞“夜耿耿而不寐”（屈原《远游》），王逸注引《诗》曰：“‘耿耿不寐’，耿一作炯。”（《楚辞章句》）“如有隐忧”，“如”，马瑞辰谓“如”、“而”古通用，“如有”即“而有”之意。“以敖以游”，“以”，且也。

    次章：“我心匪鉴”，“鉴”，镜子。“不可以茹”，“茹”，毛传：“度也。”按：此“度”字即《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之度。

    三章：“我心匪石”、“我心匪席”，“石”，坚；“席”，平。“不可转也”、“不可卷也”，“也”字用得好。“不可选也”，“选”，毛传：“数也。”朱穆《绝交论》引诗作“算”。《说文》：“算，数也。”选，或是算之假。

    四章：“忧心悄悄”，忧生又不能不活。“愠于群小”，被动语态（passive voice）。“寤辟有摽”，“寤辟”之“寤”，大概是语词，如寤言、寤歌、寤辟。“摽”，形容□[1]貌。“寤辟有摽”，这大概是当时的白话。

    五章：“胡迭而微”，“迭”，《广雅》：“迭，代也。”韩诗作“臷”，注：“常也。”与“迭”之训代者不同。

    《柏舟》很好：一说是作得好，一说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与“二南”不同。

    诗首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不管其有意、无意，这就是诗人自己为命运所支配，犹之柏舟泛流，写得沉痛但是多么安闲；次章言“我心匪鉴”，镜子能照见影子然无感情，但我不是镜子自不能不动感情，“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沉痛，但写来安详；诗第三章言“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感情到了抛物线的最高点；至诗之末四句“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真忍受不得。然忍受不得的情感，经诗人一写出来，读之就能忍受了。诗中也有急的地方，但是没有叫嚣、急迫。中国俗话说有见面之谊，彼此便要有面子、不好意思。这如不是美德，也只是中国人的传统。诗人把世俗的事美化了，已经是奇迹（miracle）；再把迫切的事写得这么安闲，又是奇迹；然而安详的文字又可以把迫切的心情表现出来，这又是奇迹。“邶”、“鄘”、“卫”中之诗尤其如此。（只《邶风·绿衣》较差。）后人作诗惟恐不深刻，要能这么好，真是深入浅出，此乃“二南”所无之作风。夫子曰：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周南》《召南》确是中正和平之音，但也有点偏。但言者不得其实，听者不餍于耳。吾人喜欢小说、戏曲，都是如此。说话夸大惹人厌，但在文学上夸大是许可的，而且可算一种美德。如小泉八云（L.Hearn）说，中古时代欧洲女子之喜用麝香，用得不多不少是好的。《周南》《召南》也有夸大处，然而甚少。《柏舟》用得甚恰当，所以好。这真是中正和平，绝无半点儿矫揉造作。

    古人是用活的语言写其自己心里的感觉，故写出来是活泼泼的。现在我们写诗是利用古书，用古人用了的字，若果能写出一点自己的意思，尚可以；恐怕连这点意思还是古人的。写得不说他不好，只是不像现代人写的。

    《柏舟》真好。细看诗人的情感也同我们一样，但我们不能把它作成诗，作成诗亦不能那么美。

    诗人即是把他的情感和想说的美化了。残忍的、鄙俗的，我们不能见，但是诗人不是不写。（张士诚之弟令倪云林为之作画，云林不听，张令人打之，倪不语。人问之，倪曰：开口便俗。真好。）如杀人的事、老年父母哭其子女，或者是残忍的、鄙俗的事，虽然多半的诗人不敢写；而如杜工部他也写，写出诗来不但硬，而且使我们能忍受、使我们能欣赏。大诗人真能夺造化之功。而如：

    夜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

    又如险语：

    八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虽非诗，也近于诗。若此等事是吾人不忍见的，但是诗人胸有锤炉、笔夺造化，把不美的事美化了。李义山的思想没什么，但是他的诗没人看着不美，就是他能把事物美化了。“八十老翁，盲人瞎马”，这虽是六朝人的诗，但似是自老杜所出，有力量，他能以力量征服人。古诗是和平中正的，从不以力量征服人，所以说老杜在中国诗的传统上是变调。

    《柏舟》以安详的文字表现迫切的心情，好虽好，然太伤感。忧能伤人，怎么能活？诗人抱了这种心情，固然可以写很好的诗；但是这样怎么能活？非像屈原投水自杀不可。余性急躁，不宜讲“三百篇”，犹杨小楼不肯唱《独木关》。

    （二）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绿衣》四章，章四句。

    《绿衣》字义：

    首章：“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毛传“曷维其已”解作“何时可止”。毛传讲得不能说错，但是还有什么味？

    三章：“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丝”，当犹前之“衣”，丝织品。“女”，毛传：女，读如字；郑笺：女，读汝。从郑说。“治之”犹言“作”也。今我看“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触物思人；“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想此衣为女所治。

    “我思古人”，“古人”，郑笺：“古人谓制礼者。”殊牵强！真真“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邶风·日月》篇：“逝不古处。”毛传：“古，故也。”马瑞辰曰：“古者，故之渻假。”

    “古”“故”通，然则“古人”云者，犹言“故人”耳。若古人即故人，则又别有新解。古人————故人，一义指旧相识，又一义指逝者（故去、作古）。今二义皆可通，余则侧重后一义。因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俾无訧兮”，“无訧”，不相负（反背）————彼此没有对不起的事。

    四章：“兮绤兮”，真好，益证前章。“凄其以风”，“凄其”犹言凄然、凄如。“凄其以风”，盖夏日着夏布不觉怎样，到秋风一起，着夏布便禁不起，故换“绿衣”，因而益思故人。（“绿兮衣兮”、“兮绤兮”，何以前文与后句联不上？绿衣非夏日着，绤必夏日着。）本来想穿绤，实不得已，一穿绿衣便又想起，故“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曷维其亡”。“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实获我心”四字，铁证如山，安能得比“获我心”更好的字？万事万物之为什么好？皆因“获我心”。

    《绿衣》，伤感之圣矣乎！

    伤感与悲哀不同。伤感是暂时的刺激；而悲哀是永久的，且有深浅厚薄之分。《绿衣》纯写伤感，但是真好。虽然只伤感是不成的，但是人如果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又不了解一点悲哀，则其人不足与言、不足与共矣。《柏舟》与《绿衣》虽是伤感的，已甚近于悲哀。

    《绿衣》句子短，字甚平常，而感人如是之深。较之《离骚》上天入地、光怪陆离，嫌其太费事。抒情诗最要紧是句法简单、字面平常，这是最好的。如老杜：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

    如此诗句，一点“不隔”。若句法艰深、字面晦涩，结果便成了“隔”。如山谷、后山之作，并非无感情、不真，乃是字句害了他的作品。彼等与老杜争胜一字一句之间，自以为是成功，却不知正是文字破坏了作品的完美。

    古谚云：

    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绚烂，文采、光彩）

    这话说得并不好。英国亦有谚语云：

    The highest art is to conceal art.（conceal，遮蔽）

    这说得费力。中国常说“自然而然”，试译作：

    To be as it should be.

    海棠是娇丽，牡丹是堂皇富贵，是大自然的作品，是to be as it should be。我们觉得就该如此，没别的办法。艺术当然比人工高得多，然而也还是人作的。看《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真是写得好，读了觉得就应当那么写，不能有别的办法。大诗人创作就犹如上帝创造天地，飞潜动植，各适其适。《绿衣》，多舒服，自然而然，各适其适。“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两句话传了这么久，而且现在这样有意义、这样新鲜，这代表中国的传统民族性。这让我们不能不有阿Q的骄傲，虽然中国失败也在这里。

    《绿衣》诗旨：

    《诗序》：“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僣，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郑笺：“庄姜，庄公夫人，齐女，姓姜氏。妾上僣者，谓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骄。”此说不通。黄晦闻先生说：“诗言绤，当暑所服，而以当寒风，孰知我心之苦者，惟有古人耳。言古人则绝望于其夫可知。”此说亦难通。若说不满意其夫，真是“岂有此理”！绝望于其夫可也，用古人之谓何？从毛郑到黄晦闻先生，虽各有理由，皆难通。细绎此诗，当是悼亡之作。“绿兮衣兮，女所治兮”，当然是追念女性。

    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创作者有两种动机与心情：一忧生，二忧世。前者小我，后者普遍，而其为忧也则一。

    多半诗人是忧生，只有少数的伟大诗人是忧世。故说中国的诗缺乏伟大，除非在说个人时也同时是普遍的。但不要藐视忧生的人，他了解悲哀和痛苦；故虽然只是忧生，也能作出很好的诗来。人若要是混沌的、麻木的，不要说做事，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这种人除非是白痴，即如阿Q也不是完全混沌、麻木的，不然他何以会进城、会造反、饿了到庙里偷东西，他也有悲哀、痛苦。忧生的诗人能把自己的悲哀、痛苦写得那样深刻，能不说他是诗人吗？而且伟大的忧世的诗人也还是从忧生做起，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痛苦、悲哀，才会了解世人的痛苦、悲哀。虽则似乎二者有大小优劣之分，实是同一出发点。看“邶”、“鄘”、“卫”开头之《柏舟》《绿衣》即忧生的人，但此就其动机言之。而今日读其诗犹与之发生心的共鸣，虽是只说他自己的悲哀，但能令人受感动，故可说没有真的忧生的诗不是忧世的。而忧世的出发点亦即是忧生，后来扩大了、生长了，不然不会有那样动人、那么好的忧世的诗。

    （三）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诗旨：

    《诗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列女传·母仪》篇：“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

    《燕燕》字义：

    首章：“燕燕于飞”，“燕燕”，毛传：“鳦也。”看下“颉之颃之”，似非一个。中国好将一字重说。“差池其羽”，“差池”，犹言低昂上下，与“颉之颃之”相似。

    诗人最要能支配本国的语言文字。现在的文字是古人遗留的，语言则是活的；恐怕在“三百篇”时语言较文字重要，因为他们用的活的语言，所以生命饱满。我们不成。西人说，要做自然的儿子，不要做自然的孙子。何谓也？————直接写自己的感觉，不要写人家感觉之后所写的。杜诗写燕子：

    轻燕受风斜。（《春归》）

    此言其羽之美，非燕子不能如此。别的鸟飞时保持平衡，斜了不好看。

    次章：“颉之颃之”，“颉颃”，毛传：“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段玉裁曰：“当作‘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说文解字注》）《文选·甘泉赋》“鱼颉而鸟。”李善注：“颉，犹颉颃也。”“颉之颃之”，就其飞状言；“上下其音”，就其鸣声言。二“之”字，与“之子”、“将之”之“之”皆不同，此“之”是语气的完成。

    “远于将之”，“将”，有“同”义，今相将犹结伴。（山东人说“拿过来”是“将过来”。）“远于将之”，不忍分离。“伫立以泣”，较“泣涕如雨”更深，泣涕如雨是暂时的事。“伫立以泣”，毛诗讲得好，“久立也”；“以”犹“且”、“而”、“与”，皆并且（and）之义。

    第二章比首章更深厚。

    三章：首章言“远送于野”，郊外；次章言“远于将之”，远了；至此言“远送于南”，更远的一个地方。首章言“泣涕如雨”、次章言“伫立以泣”，这是感情的难过；至此言“实劳我心”，这是心灵的损伤，“劳”字好。

    心灵的压迫、负担，永远放不下，不能休息，真是劳，真是“实”。后人说“实”总觉其不实，古人的句子多沉着，如抛石落井，扑通扑通都落在我们心上。

    四章：“仲氏任只”，“任”，毛传：“大。”按：壬，象征人大腹，即后妊。壬，当作“任”，故“任”训大。郑笺：“任者，以恩相亲信也。”郑氏根本不懂。“其心塞渊”，“塞”，毛传：“瘗。”“渊”，毛传：“深也。”讲不通。马瑞辰曰：“‘塞’，当作‘’，实也。毛传‘瘗’乃‘’之误。”“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余意“仲氏”乃诗人（次或指姊或妹），“任”是大。“任”与“塞渊”相贯，因为“任只”，所以“塞渊”。

    “任只”是概念，“塞渊”是说明；“终温且惠”，是描写。“温”、“惠”（gentle、kind），郑笺：“温，谓颜色和也。”凡《诗》中“终……且……”，“终”皆训“既”，犹“both… and…”。

    文学与科学不同，但其章次步骤的分明是与科学相同。在层次分明、步骤严谨处上看，这不是软性的，一点儿糊涂不得。瞧此第四章“淑慎其身”，总结以上二句而言，这真是中国的理想人物，也可以说是标准的人格。这种人哪里去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甫田之什·车辖》），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后来都将诗与人打成两截。中国说“诗教”，也不是教作诗，是使做好人。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个人！不会诗、不识字，都不要紧，难道不能温柔敦厚么？“淑慎其身”，“身”，士君子立身行己之身，持身之身，整个的人格，精神的、抽象的，非指血肉之身言。“淑慎其身”，多么温柔敦厚，无淑不慎，无慎不淑，无怪乎诗人之“劳心”也。至此诗人犹嫌不足，再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味长。其人好是好，然好你的，与我何干；犹柳树虽好看，与我何干？然只顾自己是自了汉，故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先君”，故去之父；“寡人”，诗人自己；“勖”，勉也。此必同胞姊妹送同胞姊妹。“先君之思”仍是由“任”、“塞渊”、“温惠”、“淑慎”而来的，由此以上的“瞻望”、哭泣，便不是空虚的了。同胞姊妹有如是可敬的人物，送之非哭不可。后人写销魂、写断肠，总觉得是夸大、是空虚。

    《燕燕》一诗，前三章说的是一事，第四章忽然调子变了、章法变了，如此使我在感情上受更大的刺激，意义上有更深的了解。第四章是说明，但不是死板的，而是含了许多情感的。

    （四）邶风·日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

    首章“逝不古处”，“逝”，毛传：“逮也。”按：逝在句首，诗中每作语词用。如《魏风·硕鼠》篇之“逝将去汝”、《大雅·桑柔》篇之“逝不以濯”，皆语词也。

    毛传郑笺讲法太不科学，重出叠见之字前后应有关联，彼等不管，以意为之。

    （五）邶风·终风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终风》四章，章四句。

    《终风》字义：

    首章：首句“终风且暴”，凡诗中“终……且……”，终犹既，终、既皆有了义。终、既、已三字义同。“终风”，韩诗：“西风也。”非是。“终风且暴”，曰兴也。别处兴文二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此处一句，来得突兀。次句“顾我则笑”，文法亦不完全。谁笑？没有句主。笑，或者温和的笑，或者礼貌的笑，或者从心里生出的亲爱的笑。（礼貌的笑，犹西洋之meaning，虽不及温和的笑、亲爱的笑那么有意义，然而是必要的，表示彼此无隔阂。）今“顾我则笑”的“笑”非温和、亲爱的笑，是冷笑、恶意的笑。人宁愿听呵骂，遭凶暴，而不愿见冷笑、恶意的笑。下句“谑浪笑敖”（敖，同傲、遨，肆也），“笑”本好字，放在这里多难看。这真令人伤心。故四句“中心是悼”。凡诗中用“中心”者，皆写得极真实。“悼”字好，“伤”字太鲜明。悼，沉甸甸的如石头压在心上，哀字、伤字皆不成。

    次章：“终风且霾”，“霾”，雨土也。（可知地在北方。）“惠然肯来”，“肯来”之肯，问语，肯犹之敢（岂敢）。“莫往莫来”，往，自我之彼；来，自彼向我。（南方人往、来二字每分不清。）“悠悠我思”，无论空间、时间皆不能断。

    三章：“不日有曀”，“有”，郑笺：“有，又也。”有、右、又，一也。“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寤言”、“愿言”，“愿”，思也，郑笺以为思、想之义。“言”，王引之以为语词；马瑞辰谓并当为言语之言；毛传训我。马说不及王说，不好讲；毛传更不好讲。“嚏”，毛传：“跲也。”“跲”，《说文》与“踬”互训。王肃曰：“疐，劫不行也。”《说文》：“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跲”、“疐”，皆有止意。“愿言则嚏”，想起来就算了，没有希望了；前之“是悼”，还有望。

    四章：“愿言则怀”，毛传：“怀，伤也。”善训“愿”为思，犹言思之心伤耳。郑笺：“怀，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安也。”说与毛异。毛说无论对否尚能自圆其说，郑氏简直连自圆其说都不能。“寤言不寐，愿言则怀”，平行句，应是一个主词，否则应当举明何以首句是第一身、次句是第二身。《尔雅》：“怀，止也。”《论语》“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怀”与“安”对举，亦有止义。“愿言则怀”，诗句之意或亦犹“亦已焉哉”之意耳。“亦已焉哉”，中国的中庸之道，不彻底，然而也正是人情。如人死不能不悲哀，悲哀就别忘，可是不久就忘了。

    《终风》诗旨：

    《诗序》说《终风》是庄姜伤己也。总之，乃女子为夫所弃也。

    写愉快的或悲哀的心情，皆容易写出好的诗来，惟写沉重的这种感情不易写成好诗。因为诗人作诗时是放下了重担、解脱了束缚的。人尚在心的负担、精神的束缚中作出诗来，是什么样？其诗之音节绝不会“舒以长”，也不会“哀以思”（化国之日舒以长，亡国之音哀以思），很容易成了呼号。老杜是了不得的诗人，然而有时不像诗，显得嘈杂，看起来不及义山————是舒以长、哀以思————以往内在沉重的负担下、结实的束缚中，喘都喘不过气来，如何写诗？

    这篇真是多么重的负担，在此种沉重的压迫之下，当然是要呼号嘈杂，然而这诗仍然是“舒以长、哀以思”。除了温柔敦厚，还能赞美什么？在愉快时温柔敦厚不算什么；在精神受了重压之下，气都喘不出，而还能如此温柔敦厚，真比不了。

    （六）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击鼓》五章，章四句。

    此诗五章五样，不似他篇句法、字句之相似。因为在抒情的作品中，每章句法易于相似。无论烦恼、失望、悲哀、欢喜，所抒之情只此一个，故反复咏之，如“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若是叙事，则必有一事情或一故事，故事是进展的、变化的（发生、经过、结尾），既如此，当然句法、字法便不能相似。

    自此篇以下，记事作品乃多。

    首章：“击鼓其镗”，“其”，等于so，一是代名词，如“彼其之子”；二是指示词，如“其人、其物”，今人不用“其”而用“该”，该人、该物、该时、该地，不好；三是副词。“击鼓其镗”，敲鼓敲得那么响。“击鼓其镗，踊跃用兵”，首二句不是欢喜，至少也应是激昂。

    “土国城漕”，“土”，动词（v）；“国”，状语（adv）。“土国城漕”，在国中做土工或在漕中做城，当然不止一个人。“我独南行”，一“独”字，便是不高兴。

    次章：“从孙子仲”，将名。“平陈与宋”，陈宋不和，卫从孙子仲率兵武装调停。《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平”亦和意，然用“平”不用“和”。春秋时两国打仗用“战”、“伐”、“克”等字，用字有分寸。《左传》不太追究老夫子的意思，只把事铺张起来作文章；公、谷追究老夫子的意思，追究为什么用某字，有时也觉琐碎。“不我以归”，不以我归也，受事之宾语（obj）常在动词（v）前。本是出“征”，结果变成“戍”（驻防），想来陈宋虽和，而仍以兵监视之。“忧心有忡”，毛传：犹言忧心忡忡。“有”，语词。

    三章：“爰居爰处”，“爰”，郑笺：“於也。”於，于也，语词。如“于以采蘩”（《召南·采蘩》）、“燕燕于飞”（《邶风·燕燕》）。郑以爰为前词，非是。“爰居爰处”，犹曰居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诗人，特别是大诗人，在悲哀的心情之下，往往写出很幽默的句子来。马是兵的性命，看得很重；现在懒散着，马都丢了，可见精神恍惚迷离。好玩儿！

    魏王肃曰：“爰居”以下三章，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词。按：此说非是，当从方玉润说，作戍卒思归之词。王说第四、五章尚可，第三章讲不通。若只看下二章，王说亦有理；但前三章一气下来，下二章忽然变了，讲不来。最好合起来：戍卒思归，想起与其家诀别之词。

    第四章最好用新式标点：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如此，叙事活现，清楚。十六个字真精神。“成说”，即《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之成言（说定了）；诀别之词是“死生契阔”，“与子偕老”之情形是“与子成说”、“执子之手”。然而下一章不是了。

    五章：“不我活兮”，毛传：“不与我生活也。”马瑞辰以为“活”当读如“曷其有佸”（《王风·君子于役》）之“佸”。“佸”，毛传：“会也。”“不我信兮”，“信”，郑笺如字讲；毛传训极；马瑞辰以为信、申、伸一也，故可训极，犹言“曷其有极”（《王风·君子于役》）也。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盖前虽如是说，今未必果如愿。此章如言“远了恐怕你不相信，那我必始终无变”。

    好诗太多，美不胜收，不得不割爱。“邶风”中《凯风》篇略、《雄雉》篇略、《匏有苦叶》篇略。

    （七）邶风·谷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以诗史言之，必是先有抒情，之后乃有叙事，再次方是说理（思想），此诗在历史上发展之程序。

    “三百篇”大半是抒情诗，夹杂着一部分叙事，说理极少。但是叙事、说理也杂有抒情的成分，才不至成为历史故事和说理的论文。

    《谷风》六章，章八句。

    《谷风》诗旨：

    《诗序》曰：“《谷风》，刺夫妇失道也。”

    道者，路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孟子·告子下》）

    只要动，就得有路；只要生活，就要有道。道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然而绝不能没有。不是有无的问题，只要有人活着便离不开道，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怎样生活，那就是你的道；若是没有道，便是破碎的生活、不能自立的生活。西洋人译“道”为truth，不合适，不好译，容易翻成哲学的、宗教的，不是中国的道————普遍的。日本有书道、茶道，很好。“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原道》）。（韩退之先讲“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再讲“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因为韩退之是儒家思想，先抬出仁义的金字招牌。其实，老、庄说道不与仁义相干。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文人这般书呆子，太信纸片子，只做纸上功夫。没有实际生活的训练不成，我们应当吃苦，也不妨碰钉子。）

    道，只要行得通就成。然道不可传人；道而可传人，莫不传其子。长辈对于晚辈往往不教他怎样做，只等做得不合适便骂。世间没有“早知道”，我辈凡夫凭了经验懂得一点，也只能自己应用在生活上，不能教给别人。如使筷子，虽古人云“教以右手”（《礼记·内则》），然实不能教。（但没有不会的。）

    人生是神秘的，特别是男女两性。看社会史、风俗史，男女总立在对敌的地位。就说自由平等，也许是理想的乌托邦。要平等，必须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一个人果然能了解他自己吗？很难。一个男子又怎样了解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又怎样了解一个男子？古哲说“自胜者强”、“自知者明”（《道德经》卅三章），说“克己”、说“三省”，这还怎么说到了解？又怎么能互相尊重？哪又有道？“夫道若大路然”，路在哪儿？只要是两个人，无论夫妇、朋友，没有平等，永远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至少一个支配、一个被支配。（中国的隐士与外国不同，不是为灵魂的得救，只是不愿做主人，也不愿做奴隶，所以有许多人情味。如林和靖，梅妻鹤子，其实他是很悲哀的。）男女两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圣人对女子还取敌视态度。

    严格的批评，可以成哲学家、道学家，拉长面孔，摆起架子，可敬。（老子有时拉长面孔；孟子好使气；圣人又高不可攀；庄子人情味厚，有风趣，天才高，又不可怕，做朋友真好。）然欣赏的诗人，光明可爱，“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又有玩世不恭之犬儒Cynic，脸上带着讥笑。）哲学家就是要批评；诗人是欣赏。（Cynic，玩世的，要讽刺。）

    《诗序》言《谷风》“刺夫妇失道也”，真是明于礼义暗于知人心。只有《诗经》比较了解女性的痛苦。“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曹伯明错勘赃记》），诗人是预言者，因为他是先觉。

    《谷风》字义：

    首章：开端“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习习”叠韵，“以、阴、雨”三个双声，“习习”与“以”音节调和。诗人不想批评、不想讽刺，只是欣赏玩味，所以在夫妻决裂感情断绝之后，仍能写出这样平和的诗句。

    “黾勉同心”，“黾勉”，《释文》：“犹勉勉也。”亦作俛。“采葑采菲”，“葑”、“菲”，郑笺：“此二菜者，蔓菁与葍之类也。”《说文》：“葑，须从也。”马瑞辰曰：“菘，即须从之合声，为今之白菜。菲，毛传：‘芴也。’芴，即葍也（芦菔）。”

    次章：“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好，音节好，形容情感很确切。先说“行道迟迟”，后说“中心有违”，前句是果，后句是因，想见诗人一面走一面想。

    “不远伊迩”，既说“不远”，又说“伊迩”，着重也。

    “谁谓荼苦”，“荼”，毛传：“苦菜也。”或作“苦”，诗“采苦采苦”（《唐风·采苓》）。今所谓荬菜。（《广雅》：“荬，也。”）看古人诗很平常，后人想空了心也想不出来，不是远视，就是近视。古人写得好的就在眼前。

    “如兄如弟”，兄弟者，姊妹也，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孟子·万章上》）。“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言彼新妇而汝错爱，由不识结合而犹故人也。夫妇由未识而结合而能相好，甚可怪。爱情是盲目的，一点儿不差，不然说不到love（爱）。西人说有一人妻子缺一目，而彼甚爱之，曰：“吾不觉其少一目，只觉人多一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亦此意。

    讲毛诗，真如孔子修《春秋》不敢质一词、季札观乐不敢论他乐。

    写诗，虽然写伟大的叙事诗，最好是写琐事而有远致，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老杜尚有此本领，如其写《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谷风》一篇真是写琐事而有远致。

    三章：“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泾水浊，《汉书·沟洫志》：“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以”，使。“湜湜”，彻底清。“沚”，止也。

    “不我屑以”，即不屑以我。“以”，“之子归，不我以”之“以”，同也。

    “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梁”，毛传：“鱼梁。”即今所谓码头、栈桥。“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与诸子登岘山》），孟浩然用“鱼梁”，即码头。

    此章一义我顾不了东西，一义其夫绝不会恤其所留之物。

    至第四章主人公表己之功，突然而来。

    叙事诗不要只给人事实，要给人印象，故需要一点儿技术，要有天外奇峰，特别是写长篇的大文章要有此本领。白乐天《长恨歌》乏此本领，只能按部就班地说，不敢乱脚步，故非第一流伟大作品。好的长篇叙事诗要前说、后说、横说、竖说甚至乱说，然而层次井然，读之才能特别受感动。如说书，净利王说书不成，要能惊心动魄如柳敬亭才算会说。然叙事诗往往过于平板，虽《长恨歌》未能免此。而老杜写诗尚有此“天外奇峰”之本领。如老杜《北征》叙家事，再涉及国事，以小我做根基，以时势为目的，但不止于此。中有写道路、写山果：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此数句“题外描写”，真能增加诗意。而当写到国事：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简直不是诗。老杜写道路、写山果，风行水流，乃因诗人伟大的心，至少是宽容的心、馀裕的心。

    无论多么愤慨、悲哀、烦恼，绝不能狭小，狭小的心绝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当感情盛时，可以愤怒、伤感，但不能浮躁，一浮躁便把诗情驱除净，绝写不出诗。写诗，非有馀裕不可；如此，方能风行水流。（周作人《散文钞》中有《莫须有先生传序》一文，中讲文章、风、水讲得好，风没有不吹的，水没有不流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所作。）

    然老杜《北征》这点儿手段，尚非所论于《谷风》。盖老杜只是写实的描写，不是象征，手段不高不低。

    《谷风》“就其深矣”一章，突来之笔，真好。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郑说：亡求其有，有求其多。不必这样讲。“何有何亡”就是“何亡”，如“患得患失”只是个患失、“惹是非”只是惹非。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丧”，凡有不幸皆曰丧。“匍匐”，奔走慌忙之貌。郝懿行《诗问》：“瑞玉曰：‘匍匐救郑丧，恐非妇人事。’余曰：‘喻言之。’”（瑞玉，郝妻，有问则郝答之，故曰《诗问》。）岂止此为喻言，前之“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以及“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皆喻言耳。（备舟尚可，游泳当时恐尚无有。）主人公不但助其夫，且凡民有丧，皆救之。有此伟大之同情心、有此真诚热烈，岂有对其夫不好之理？此乃象征，真是伟大。

    以文体而论，此章就特别。其实无此章，前后文亦接得上，所以说是“天外奇峰”。在文章中有一段“没有也成，非有不可”的，这就是诗，是文学。不吃饭不成，没茶、没烟、没糖、没点心满可以，然而非有不可。人要没有这个，凭什么是人？凭什么是万物之灵？无论精神、物质、具体的、象征的，都要有“没有也成，非有不可”的东西，大而至于文明、艺术，皆如此也。不然，和禽兽有什么区别！这不是思想，不是意识，只是感觉。诗人特别富于此种感觉，“如饥思食，如渴思饮”（明·温纯《与李次溪制府》）。别人看着“没有也成”，而诗人看着“非有不可”。若不如此，及早莫谈学问，正如俗说“不是那个芯儿，不钻那个木头”。再看王羲之的字，下边心字都大，如垂绅正笏、盘膝打坐。若只说字，其实不大也是字啊！若讲写字，便非如此不可，“不大也成，非大不可”！

    《谷风》第四章正是“没有也成，非有不可”。

    英国人George Moose，居法多年，归国后几乎都忘了英语，又重新用功。他批评英国人物很严厉，像鲁迅先生。他说某人写作“有个字没说出来”，也就是我们常说“搔不着痒处”之意。

    诗第五章“不我能慉”，“慉”，毛传：“养也。”非。“慉”同“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说文》“慉”下引作“能不我慉”，似更好。“能”，乃也、而也。（反，而意。能、乃、而，三字一声之转。）

    “昔育恐育鞫”，“昔”，自来注释有二义：一谓生计、谓养生也，二谓生育、谓养子也，前说较长。“育恐育鞫”，有好多讲法。郑笺说：育乃生育子女之育；鞫，穷也。恐怕不是此意。《诗问》曰：“昔者相与谋生计，恐生计穷。”郝懿行讲得好，只是句子笨。

    此一章写实之中尚有其体例，还是象征。

    六章：“我有旨蓄”，“蓄”，有藏义，疑是腌菜、干菜之属。“有洸有溃”，“洸”，武也；“溃”，盛也。

    “伊余来塈”，“伊”，语词；又，谁也。“余”，我。“来”，王先谦曰：“是也。”来是“是”，却不是是非之“是”（right），也不是是否之“是”（to be），乃是to。在动词前面的符号，本身并无义，与“式微”之“式”通，如“是则是效”（《小雅·鹿鸣》）。全《诗》“来”字多与“是”同义。“塈”，毛传：“息也。”马瑞辰谓为“”之假借。“”，大篆之爱字。“伊余来塈”，维予是爱（句式同“维君马首是瞻”）。郑笺云：“君子忘旧，不念往昔年稚我始来之时安息我。”郑氏讲不通。

    此一章有“伊余来塈”，又有“有洸有溃”，既如此，才更痛苦。

    （八）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微”，非微君之“微”，乃衰也，有生活困难意。诗的主人公飘零潦倒，生活困苦。

    “胡为乎中露”，“中露”，毛传：“卫邑。”似穿凿，想当然耳。《列女传》作“中路”。《诗》中“中林”即“林中”、“中道”即“道中”，此处“中露”即“露中”。前章用“露中”与后章“泥中”相对也好（露天地，无遮蔽也）。“泥中”讲作卫邑，也不必。从毛诗本，文“中露”、“泥中”，恰当。

    《诗序》言：“黎国为狄人所破，黎侯出居于卫，其臣劝之归，而作《式微》。”岂有此理？不通！归到哪里去？！

    诗有言中之物、物外之言。胡适之主张要“言中有物”。然物或有是非、大小、深浅、善恶之分，但既有言就有物。我们不治哲学，这倒还可放松，要紧的是“物外之言”。大诗人说出来的，正是我们所想而却说不出的，而且能说得好————那即是“物外之言”，是文采、文章之“文”。

    最初的文学作品疑是伤感的文字，但渐渐进步就不限于此。若一诗人作品全是伤感，可以说是浮浅，因为伤感是人人共有的情感。一诗人固不能自外于人情，却又不可甘居于常人之列。有些怪诗人之不伟大，即以他自外于人情。世界一切都是矛盾的，文学告诉我们美丑，我们的理想是美、是真，而社会是丑、是伪。一个大诗人、大艺术家就是从矛盾得到调和，在真伪美丑之间得到调和。人若没有伤感，不是白痴，就是圣人。“至人无梦、愚人无梦”，庄子常以“大人”与“婴儿”并言，盖其得于天之全德一也。“太上无情，太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刘义庆《世说新语》记王戎语）因为我辈是平常人，所以伤感也多。一个大诗人不甘居于庸人之列，故不仅写伤感。

    （九）邶风·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一首真是写得登峰造极，“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好就是好在物外之言，是“文”，文采、文章之“文”。此一首虽是伤感的诗，但写得极好————音好、物外之言。

    余有诗云：

    一盏临轩已断肠，寻花谁是最癫狂。

    年年抱得凄凉感，独去荒原看海棠。

    （《春夏之交得长句数章统名杂诗云尔》其三）

    有友人说，余此小诗极好————音好。《旄丘》真有弹性，多波动。江西派真是罪魁祸首，把诗之“韧”————音之长短、诗之“波”————音之上下都凿没了，把字都凿死了。

    《旄丘》字义：

    首章：“何诞之节兮”，“诞”，毛传：“阔也。”《葛覃》之“葛”，毛传：“延也。”延、阔俱有长义，是“诞”有“延”也。

    次章：“必有与也”、“必有以也”，《诗正义》曰：“言‘与’言‘以’者，互文。”按：“与”之为言“同”，“以”之为言“因”，恐非互文。（《江有汜》“不我以，不我与”者，是互文。但这里不作互文讲更好。）

    三章：“狐裘蒙戎”，“蒙戎”，毛传：“以言乱也。”按：只是狐裘之貌，不必有乱义。《左传》作“尨茸”，有“狐裘尨茸，一国三公”之句。“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是说诗人自己，抑是“叔兮伯兮”呢？余意以为是诗人说我不是没有衣服、没有车子，只是没有同伴。

    四章：“琐兮尾兮”，“琐”、“尾”，毛传：“少好之貌。”《说文》：“尾，微也。”琐、微俱有小义。“流离之子”，“流离”，小鸟，极小，疑是指此。传说此鸟结巢用人发如摇床，甚巧。“流离之子”，更小了。“褎如充耳”，“褎”，《说文》：“俗作袖。”“褎如”，犹言褎然，毛传训盛服。“琐尾”poor；“褎如”rich，对举。“充耳”，或者是“瑱”。瑱，填也，耳塞。毛传：“盛饰也。”郑笺：“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已。”毛、郑都可通，意思差不了什么，从毛似更好。

    《旄丘》写得真是小可怜儿。可怜的诗人、无能的诗人、伤感的诗人，但在伤感中得到最大成功，即因为有弦外之音。

    《旄丘》诗旨：

    《诗序》说此篇与《式微》意同，《式微》忧黎侯，《旄丘》责卫伯不助黎侯返国，余意不然。《诗经》中凡言“叔”、“伯”，俱赞美男子之称，如“叔于田，巷无居人”（《郑风·叔于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卫风·伯兮》），故《诗序》所言此点可疑。无论是朋友、是男女，此诗人是怯懦的，而对方颇有抛弃之嫌。

    （十）邶风·简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简兮》四章，前三章，章四句；末一章六句。

    此首前面音节短促，字句锤炼，结尾之末章太好。

    前三章写舞者：次章先以“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句写舞者，言其雄壮。真是虎虎有声气，音好，有物外之言。至第三章又以“左手执龠，右手秉翟”句写舞者，言其儒雅。“右手秉翟”，“秉”，，手执禾；“翟”，所执以舞者。人的脑子固然要紧，手也要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也因为他有手。何以上帝为人造了两只手，就是要他做些什么。若无所支持、无所作为，手最不好安放。长袖善舞是女子，此处是男子，故“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至三章末句，始由以上五句挤出此一句，也可以说是从第一章便赶此一句————“公言锡爵”。“锡爵”，赐酒也。因为他是那样的人，故其君爱之。

    末一章言美人：“西方美人。”“美人”，“三百篇”、楚辞兼之两性而言，不限女性。

    《简兮》前三章字句非常锤炼，此一章一唱三叹；前三章都是凝重的，此一章至“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也还如此，末二句“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亦并非缥缈，只好说是忽地悠扬起来了。

    天下最美的是云，最难解释的也是云。云，太美了。中国人爱点香，是否因它给我们一个美的启发？日光在杨叶上跳舞，不是看的日光，也不单是看杨叶，是看的另外的东西。这才是诗人的眼，这样活着才有意思。云，便是能给我们启发。托尔斯泰（Tolstoy）《艺术论》因许多诗人赞美云而大怒，真是老小孩。他笨，不懂得云的美，也不知人家懂得。

    禅宗的话：“圣谛亦不为”（青原行思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语），如此才能成为创作。

    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不能影响后人的，因为别人没他那样的才禀，哪能学得来呢？能影响后世者是因为他好学。陶渊明从当时人颜延之为之作诔、昭明太子为之作序起，已是推崇备至。唐宋元明以下，莫不众口一词地推美，但哪个受了影响？白乐天、苏东坡学得像什么？王、孟、韦、柳不过写些清幽之境、有些恬淡之情，貌似。因为陶的生活态度太好，真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他才是真正的诗圣。渊明对人生、生活的态度好，不过他的时代和我们不同。诗人要说真话；我们生在虚伪的年代，不能说真话，这简直就把作诗人的机会齐根截断了。环境不许可，虽有天才也难为力。

    有人说现在理智发达、科学发达，故诗不能发达。不然也。此真是“又从而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矣！“辞”，遁辞、曲辞。今所谓“理智发达、科学发达”，是这里的“辞”，“从而为之辞”的“辞”。人能自省，真要大胆，所以真需要知、仁、勇。我们想说的话有多少不是“遁辞”、“曲辞”！渊明很理智，他有他的经验与观察，他简直是有智慧，比理智好得多。（老杜有时鹘突，太白浪漫。）理智绝不妨害诗。

    古代生活简单，不需要许多虚伪的应酬，所以人一说出就是那样。虽然简单，但是真实，故隽永，耐咀嚼。后来的诗人只渊明能少存此意。《简兮》篇至“云谁之思，西方美人”，话已说完了，但还要说“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后九字即前八字，这不是冷饭化粥么？但是，不然。它绝不薄。因为它真实而隽永，因它本有此情，故有韵味。今日所谓“味”，即渔洋之所谓神韵之“韵”。“味”，就是诚于中形于外，心里本没有就不会有味。老谭唱戏有味，因为他唱《卖马》就是秦琼，因他诚，故唱得有味。诗人之情未尽，需要再说，故说了真实、隽永，大有《庄子》所谓“送君者自崖而返，而君自此远矣”（《山木》）之境界。

    （十一）鄘风·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好诗太多，不得不割爱。《鄘风》之《柏舟》篇略、《墙有茨》篇略。

    《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三章八句。

    《君子偕老》诗旨：

    《毛诗大序》谓“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风”，讲坏了；“讽”，失了上古的忠厚和平。

    《君子偕老》与《卫风》第一篇《淇奥》合看，可知上古的男性美和女性美，分言之为男女两性，统言之为人。

    《君子偕老》一诗里的女性写得有点贵族性，别的诗虽也描写到，但无此详细。

    古代的神话故事，多写英雄美人，即写常人也有他不平常处，如同凤凰之于飞鸟、麒麟之于走兽、圣人之于人。因他精神上有特出之点，故他是贵族性的。故事中写帝王、后妃、官吏、英雄，都是贵族性的；神，也还是贵族性的。真正平等有没有？成问题。人为什么崇拜贵族？因为人有向上的心，人的理想的人格是那样。人没的崇拜了，便创造出一个来，故希腊的神甚多，佛教的佛甚多，创造出许多来。人是要如此，才活得有劲。天下伤心事甚多，但莫甚于父母对于其子女失望，因为活得没劲了。乡下人自己用土和颜色做了神像，然后磕头礼拜。

    知此而后读此诗。

    《君子偕老》字义：

    首章：“副笄六珈”，“副”，自有一份，又来一份，故曰副。“笄”，毛传：“衡，笄也。”“衡”，横；“笄”，簪。“珈”，玉属首饰。郑玄作笺时，已不知什么是“副筓六珈”。余意“副”乃发网之类，以横簪别住。“副笄六珈”，从头上写起。盛妆从头上表示出来，故先写头。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写得真美，自然，毫不勉强。“委委佗佗”，即委佗委佗。“如山如河”，山凝重，河流动，坐如山，行动如河。自然的山河最真实不过，后来的诗写得假，故不美，只有讨厌。最自然、最真实，故最美。且此二句所写是官，身份恰当。

    “子之不淑”，此句不懂。黄晦闻曰：古淑同叔（），而叔又同吊（），故误为“淑”，实当为“吊”（《小雅·节南山》有“不昊天”之句）————“子之不吊”。此是悼亡之诗。如是“不淑”（不好），则是讽刺。而若是讽刺，不该写得这样美、这样好。此诗前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赞美人物，那还近于客观描写，乃就外表观察对象之风格；而此后则更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语说出“如天如帝”之赞美，此二句乃是主观，诗人心中生出的印象。以如此之风格风神，如何能是讽刺？只好用晦闻先生说。

    余不甚同意晦闻先生“不淑”作“不吊”解，但无更好讲法。总之作悼亡诗较作讽刺为善，故以黄先生之说为长。

    次章：“玼兮玼兮”之“玼”，毛传：“鲜盛貌。”三章“瑳兮瑳兮”之“瑳”，无传，是玼、瑳同义也。又《邶风·新台》诗“新台有玼”，“玼”，毛传：“鲜明貌。”亦显文。

    “其之翟也”，句中“其”与“之”二字作一义用。又《王风·扬之水》有“彼其之子”之句，句中“之”字之于“子”，为语词或指示“子”；指示词“之”、“其”义同，如其人与之人、其物与之物；故“彼”、“其”、“之”三字一义，“彼其之子”即“之子”。出以四字，因语气之故。

    “玉之瑱也”，“瑱”，毛传：“塞耳也。”瑱之为言填也。“象之揥也”，“揥”，，毛传：“所以摘发也。”揥、摘，形、音、义皆相近也。余疑摘发即搔头。

    “扬且之皙也”，“扬”，毛传：“扬，眉上广。”马瑞辰释为美，于义较长。“且”，语词，与“哉”为一声之转。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而”、“如”古通，皆可作像或语词用，如“泣涕连如（而）”。“天”，古语谓：莫之为而为者，莫之致而致，天也。某帝云：“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左传·成公十八年》）庄子则认为：得于天者全也。中国称“天”与宗教称天不同，其微妙不可测，故曰天；其尊严不可犯，故曰帝。“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其美如云，写人物如天如帝之风神，宜于与“君子偕老”。

    三章：“其之展也”，“展”，《周礼》郑注：“展衣，白衣也。”展、襢通，又或作，《尔雅·释名》：“襢，坦也。”展、襢、坦、袒、徒，五字义近。展，诚（坦白）；亶，诚。展、亶本一字，亶其然乎？

    “是绁袢也”，“绁袢”，毛传：“当暑袢延之服也。”《说文》引诗作“亵袢”。郝懿行谓袢是半衣。总上三章所言之服：“象服”，礼服之总名；“翟”、“展”、“绁袢”，礼服之各名。

    末句“邦之媛也”，“媛”，美女。

    （十二）鄘风·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诗序》：“《相鼠》，刺无礼也。”《白虎通·谏诤》篇以为“妻谏夫之诗”。既曰“谏”，与责不同，此篇简直是骂，而夫妻感情尚未决裂。

    《相鼠》首章：“相鼠有皮”，“相”，平声，有二义：视、互。毛传：“相视也。”“相鼠”，礼鼠也，即拱鼠，后腿能坐，前腿拱抱，余家乡称之大眼贼。杜诗有“野鼠拱乱穴”（《北征》）之句。“人而无止”，“止”，郑笺：“容止。”好。

    《相鼠》三章重句重得好（稼轩《采桑子》中间故重，恐偷此。后人仿之）：首章末句言“何为”；次章末句言“何俟”，“何俟”较“何为”更重；至第三章“胡不遄死”更重。这篇似真有恨了，恨之极，切齿道出。《诗经》写恨，只此一篇，还看不见报复，虽不像西洋热烈，已超出哀怨。

    （十三）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淇奥》三章，章九句。

    《君子偕老》所写是理想的、标准的女性————美女；

    《淇奥》所写乃理想的、标准的男性————君子。

    中国“三百篇”、《离骚》所谓美人，不仅是beautiful，兼内外灵肉而言，内外如一乃灵肉调和的美，兼指容貌德性。

    梁任公以为“君子”两字乃中国特有。君子之美有多方面，文字犹嫌不足以形容之。古人之说尧之德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说孔夫子曰：“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此即无恰当之文字可以名之。

    《淇奥》字义：

    三章之首二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兴也，亦比也。外国人不了解竹石之美，中国以竹象征男性之美。（花与竹与柳皆可以比。）竹可表现德性美，其所给予人的是坚贞、沉静；然“沉静”二字尚太浅，有“学问”、“道德”、“思想”、“感情”的人多是沉静的。故品格高尚的人多喜欢竹子，以其为美德之象征。（象征与譬喻不同。）

    首章下言“有匪君子”，“匪”，韩诗作“邲”，《广韵》：“邲，好貌。”《一切经音义》引诗作“斐”，《论语》“斐然成章”（《公冶长》），皆“美好”之意。三章之第三句皆为“有匪君子”，“匪”作“斐”，《说文》：“斐，分别文也。”文采分明，自是表现于外；然品格乃诚于中形于外。

    中国诗笼统总合，西洋是清楚分别，中国流弊是模糊不清。而吾国祖先如“三百篇”所写，真清楚，感觉锐敏，分析、观察清楚。

    “如切如瑳”，“瑳”，治牙曰“瑳”，今作“磋”。《说文》有“瑳”无“磋”。磋与玼、泚同，鲜明也，可作adj又可作adv，故以瑳为adj、以磋为adv，实皆瑳也。“如琢如磨”，“磨”，治石曰磨。切、瑳、琢、磨是治骨、治牙、治玉、治石，骨、牙、玉、石此四物皆坚，故曰德行坚定。不分男女，皆当如此。

    “瑟兮僴兮”，“瑟”，毛传：“矜庄也。”《白虎通·礼乐论》：“瑟者，啬者，闭也。”啬、闭，有谨慎、恭敬之意，即矜庄。“僴”，毛传：“宽大也。”《邶风·简兮》篇，“简”，大也。“僴”“简”通。太矜庄则小，故又曰宏大。“赫兮咺兮”，“咺”，毛传：“威仪容止宣著也。”韩诗作“宣”，《说文》“愃”下引诗“赫兮愃兮”。“瑟”、“僴”、“赫”、“咺”以写君子之美，一字不足用四字形容之。前数句所写偏于含蓄，故此曰“赫愃”。含蓄既多，必能表现于外。

    “终不可谖兮”，“谖”，忘也。并不曾想不忘，是想忘都忘不了。“终不可谖兮”，此首章、次章之末一句将诗人心中徘徊动荡之思皆写出，真好。

    次章：“绿竹青青”，“青青”，菁菁，茂盛。“充耳琇莹”，玉之瑱也。“会弁如星”，“会”，有总结之意，《说文》引诗作“”，毛传：“所以会发。”黄晦闻先生谓“会”即《君子偕老》之“揥”。恐非。会，会发，“束发冠”，其音即表义；“揥”，摘发、搔头。彼为美女此为君子，男女有别，首饰亦自不同；且会发与摘发不容混也。

    三章：“绿竹如箦”，“箦”，毛传：“积也。”亦茂义。后之“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圭方璧圆，皆不自作，乃经人工琢磨而后成了圆璧方圭，人以言天才既高又有修养。对于“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的人，高尚如神，人固然可以敬而畏之，却非亲之爱之，太严肃。

    “猗重较兮”，“较”，旧注是车；“重较”，毛传：“卿士之车。”大谬。仍是大意。陈玉树《毛诗异文笺》以为卿士之车是后人所妄加，“重较”只是宏大之义。《左传》：“夫子觉其者。”杜预注：“觉，较然正直。”按：“不为虐兮”之下，毛传亦有“宽缓弘大”之语，“宽缓”是释前“宽兮绰兮”，而“弘大”则释“猗重较兮”也。“猗”，或作“绮”，大谬。“猗”是赞美之词，如“猗欤休哉”，故与“重较”联，犹言“美哉其重较也”。

    为诗，短言之不足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咏叹之，方能情韵悠长。

    情韵与性灵、机趣不同。性灵与机趣是短暂的————是外物与我们接触的一刹那，是捕鼠机似的一触即发，而且稍纵即逝。后来诗人多是如此，只仗了哏、巧、新鲜。古人是有“情韵”，一唱三叹，悠长的，愈旧而弥新，其味愈玩味而弥长。这种情韵终朝每日盘桓在作者的心头，并不曾想不忘，是想忘都忘不了，此即所谓酝酿、涵养。就好比酿米为酒，故其情韵悠长，感人之力量亦至深；但绝非刺激，却如饮醇酒。

    诗云“终不可谖兮”，君子在诗人心中盘桓已久，自然忘不了。东坡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就此便知他非大诗人。余平生见过几次好山川，虽不能写其清景，而十馀年后思之仍然如在目前，因为它是“终不可谖兮”。“三百篇”、楚辞不能在当时描写，因为在当时也许太伟大、太沉重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要在脑中盘桓、酝酿过一个时期。与朋友写信容易，若作篇诗文赋父母的恩情却作不来，因它太沉重、太伟大，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若作之，紧不得，慢不得，慌不得，忙不得，要使之在心中徘徊、盘桓。

    “诗三百篇”是窖藏多年的好酒，醇乎其醇。（老杜的诗有时都是坏酒。）中国的醇酒，并非西洋的酒精，中国常所谓酒曰“陈绍”、曰“女贞”（最好的绍酒），极醇厚。一个民族的文明如何，看他造的酒味道如何即可。舌端、喉头、胃囊及至发散到全身四肢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感觉去。

    诗和酒，都要自己to taste，方觉其醇厚、悠长，真真一唱三叹。

    《考槃》《硕人》二篇略去。

    （十四）卫风·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章十句。

    《氓》与《谷风》相似。

    人与人之间（不但两性）既不易了解，即不会有感情，不会有平等，彼此之间只是斗争，一个主人，一个奴隶。

    此诗为彼女性自作，抑一男性诗人代作呢？若果男性所作，则诚伟大矣。“无我”很难作，客观的代言体最“无我”，以他人的思想感情为思想感情，以他人的心为心，以他人的言语为言语。叙事体诗不能好，即是不能如此。

    无我

    我→小我→自私

    诗的发源由于“我”，障碍也由于有“我”。“有我”是抒情诗的源泉，但写客观性的叙事诗难。中国诗人的使酒骂座、目中无人、不通人情也为此，其好是真，不好是支离破碎、鲁莽灭裂。（文人、才子、名士、无赖，“名士十年无赖贼”［舒铁云《金谷园》］，品斯下矣。）“无我”二字的意义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牺牲、同情，这是台阶。王渔洋说“神韵”固好，但半天起朱楼，没台阶。中国诗人最没有牺牲、同情，抒情诗人都犯此病。代言体的叙事诗，非有同情不可。要把“我”字放在一边，要“通情”，才能同情。不同情哪有牺牲？不牺牲哪能无我？

    此篇若是女子作，则道其自己的悲哀痛苦，亦道尽千古大多女子的悲哀痛苦，故是伟大的女诗人。若男性代作，便更伟大，他“通情”、“无我”。

    女子生活失败，其结果是悲哀、是痛苦，不能忍受，但没有愤怒。愤怒是中国民族性所缺乏的。中国古圣先贤温柔敦厚的诗教、老庄哲学、印度哲学，都教我们逆来顺受。当然，“诗三百篇”的时代尚无老庄哲学、印度哲学，但诗教已是温柔敦厚，故中国诗文中无“恨”，只是“怨”。《谷风》和《氓》只是哀怨，没有愤怒。“非人”不好，“超人”好，这种感情是超人的，真是伟大。

    《氓》字义：

    首章：“氓之蚩蚩”，“蚩蚩”，毛传：敦厚、老实之意。这是心理的描写，这是通人情、知人心的诗人写的。男女朋友相悦，要紧的是老实可靠、不二心、不变心，“蚩蚩”也就是最好了。这样第一个印象就写出来了。

    二章：“以望复关”，“复关”，毛传：“君子所近也。”非是。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妇人所期之男子，居在复关，故望之。”君子何所自来？是也。（陈奂为毛辩，殊无理。）“体无咎言”，卜筮之结果，吉兆也。

    三章：“桑之未落”，“桑”，毛传：“女功之所起。”此章以桑作譬喻。为什么用桑作譬？因对它最熟悉，印象最确切。后来诗人只求美，说花说柳，而古人只要表现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与下一章“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毛诗正义》曰：“女取桑落与未落，以兴己色之盛衰。”“色之盛衰”，应是说两人感情之盛衰。“沃若”之“若”，用在形容字后之语尾，通“然”、“如”（《邶风·旄丘》“褎如充耳”）。“其叶沃若”，真是柔桑，绿得发乌，亮得发光。“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千古之恨。男性专制，被征服者无自由。为什么彼轻此重？传统习惯，习惯成自然，无理由。此数句哀怨到了沉痛，恐怕男诗人作不出。

    第三章，题外文章。这真是神韵、神来之笔。要紧地方说不要紧的话，不要紧的话成为最要紧的文章，突起奇峰。这是“断”。《长恨歌》能“连”而不能“断”。

    四章：自来说经者皆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句为赋实，“以我贿迁”时水正涨。但余以为不然。前已言“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故此二句乃象征：水如故，人情已改。（人事无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二三其德”，此与“蚩蚩”之单纯最相反。人心最不可靠，极极端。

    五章：《氓》之此章可与《谷风》之第四、五章参看。以叙事论，则《谷风》比较详尽；以抒情论，则《氓》较为哀伤。

    “靡有朝矣”，郑笺说是已非一日。

    “言既遂矣”，犹《谷风》之“既生既育”；“至于暴矣”，犹《谷风》之“比予于毒”。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在“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之前，可见别人之讥笑比自己的痛苦更难忍受。“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四句说尽了弱者的悲哀。人在悲哀、痛苦中最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同情；而若不然，只得到了别人的冷漠和讥笑，则在悲哀和痛苦之上又加上了悲哀、痛苦。尤其是弱者，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悲痛，忍受不了这种悲痛。

    六章：“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宴”，安；“晏”，迟。宴、晏古通。陈奂谓“宴”当读为“宴尔新昏”之“宴”，宴者，安也。宴，又通“燕居”之“燕”（宴会、燕会、�伝幔�，“总角之宴”或即安居之意。“言笑晏晏”，“晏晏”，毛传：“和柔也。”“信誓旦旦”，“信誓”，毛传、郑笺讲成一个，余分讲。“信”，信物；“誓”，誓言。“旦旦”，诚也。古曰：“信誓之诚，有如皎日。”（旦、展、亶，皆舌头音，义同。）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二句不好，穿凿。黄晦闻先生曰：“思，句中语助也；其，亦句中语助。‘不思其反’，言‘不反’也。”又曰：“当时信誓曾矢言不反，今是不反乎？”此说太勉强。

    恨，阳刚，积极；怨，明柔，消极。中国所谓怨恨，恐怕是有怨而无恨。若《谷风》《氓》，恐怕“怨”都少，而是“哀”；怨尚可及于他人，哀只限于自身。恨较怨更进一步，最积极。恨，报复。《旧约全书》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报复。“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水浒传》），与西洋的报复同。在西洋可以看出复仇的文学来，中国不然。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尚可见报复之事，但一到知识阶层成为士大夫，就“量小非君子”了。太史公有言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史记·伍子胥列传》）太史公颇有恨意，其作《项羽本纪》《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鲁仲连王列传》《游侠列传》，皆有怨毒在内。

    诗，在文学中是最上层，诗教是温柔敦厚，教人忠厚和平。

    注释

    [1]原笔记“容”字下缺一字。

    六、说《小雅》

    “变雅”乃乱世之音。《诗经》风、雅中只正风、正雅（治世之音）始是表现温柔敦厚，中正和平。至若“变风”、“变雅”，虽“三百篇”亦不能温柔敦厚，正如老实人在遇到不共戴天之仇时，也会杀人放火。儒家云“乐天知命”（《易传·系辞》），佛家云“随世随缘”，西洋云“哭不了所以笑”。某禅宗弟子行脚，其师问，弟子曰：“不知。”师曰：“不知最亲切。”“亲”字最好。人身中的蕴藏，有时不自知，非常时自能显出。

    治世之音，雅；乱世之音，变雅。此如镜之有明、暗二面，常人只认明的一面是镜子，实则此种认识错误。

    《小雅》之诗，毛诗分七什，为：一是鹿鸣之什，二是南有嘉鱼之什，三是鸿雁之什，四是节南山之什，五是谷风之什，六是甫田之什，七是鱼藻之什。朱熹分八什，仅首什同，馀皆不同。《小雅》中有数篇有目无辞，毛删，朱不删，亦算入什篇之内，故所分不同。依毛氏所分，《小雅》中《鹿鸣》《南有嘉鱼》《鸿雁》之什，多酬酢宴饮乐歌，有佳作，亦仍为中正和平温柔敦厚之音；《小雅》自《节南山》之后始有“变雅”。

    （一）鸿雁之什·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黄鸟》三章，章七句。

    诗首章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二章言“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三章言“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可见此但为羁旅之词，非乱世之音。

    “不我肯穀”，“穀”，善。此四字言不肯善待我。人在他乡原有作客之悲，而人又喜欺负外乡人。诗是使人彼此了解的，简言之曰“通”。然世上还是不通的人太多，世上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人的人。人常是只以自己为是。人作客他乡，原有人地生疏之感，而人仍迫害之，何也？自己欺负外乡人，而作客他乡时也怕人欺负。

    （二）节南山之什·节南山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节南山”之标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作“节”。

    第五章：“昊天不傭”，“傭”，《韩诗》作“庸”。中庸，庸者，常也。“不庸”即“非常”之义，“非常”即“讻”、即“乱”。

    “降此鞠讻”，毛传：“鞠，盈；讻，讼。”马瑞辰曰：“鞠讻，犹言极凶。与‘大戾’同义。”（《毛诗传笺通释》）是也。（“鞠鞠”乃穷极之义。）

    然而此一章只是记述，不能算好诗。

    第六章：“不吊昊天”，“吊”，叔。叔、淑古通。淑，善。诗云“不吊”，即不善之义。

    “式月斯生”，“式”，发语词。

    前章为粗说，此章更细述之，然诗之为诗不在此，《节南山》之所以为《节南山》不在此。今不但要找出变雅中写乱之情形，且要看其中有无佳句，此才是诗之所以为诗。

    第七章：“四牡项领”，“项”，大也。

    “蹙蹙靡所骋”，“蹙蹙”，缩小之义。《诗经·大雅·召旻》：“日蹙国百里。”据云古无“缩”字，多以“肃”字或“蹙”字代之，如“九月肃霜”（《诗经·豳风·七月》），“肃”，毛训“缩”。“骋”，驰也。马壮地广，虽然能跑，可往何处跑？“蹙蹙靡所骋”，此乃诗人之感觉。

    诗人的主观有时能转变客观的条件。当然神经锐敏好，过敏则不好，至衰弱则是病。有一种疯子叫“迫害狂”，乃变态心理，先是感觉锐敏，由锐敏而过敏，而衰弱，结果成迫害狂。乐天知命固然是没有出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点儿力量。力量固然是功夫，然也是天生的。陶公“乐天知命”。陶公曰：

    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

    “容膝”、“易安”，是不长进，没出息，而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需“容膝”而已。这还是因为他生理、心理都健康。而《节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天地之大无所容我，这是不健康。天地之大，何处不可容身？杜甫《不见》云：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姑不论其人之好坏，必何样心思、力量，才能挣到“世人皆欲杀”这五个字？如王敦、桓玄、曹孟德。要是人活得像影儿似的，活也不多，没也不少，何能挣得此五个字？必有胆量、有毅力、有心胸始可。人活着，若别人不但不喜欢，且不讨厌了，真渺小。“蹙蹙靡所骋”，自己恐吓自己，是乱世心理。

    诗人应感觉锐敏，神经如琴弦，但应身体如钢铁，二者合起来，才是诗人的健康，缺一不可。前一条件（神经如琴弦）不容易，而诗人凡能成功者多能如此；后一条件（身体如钢铁），则中国诗人多是病态的。由生理身体之不健康，影响到心理之不健康，此乃中国诗人最大毛病。陶公心理健康，这一点上连老杜也不成。老杜就不免躁，躁是变态。

    （三）节南山之什·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癒。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无禄，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节南山》是初秋，《正月》是深秋。

    《节南山》是秋，《正月》是冬。

    《节南山》是忧惧，《正月》是凄凉。

    首章“我心忧伤”“忧心京京”“癙忧以痒”，用三“忧”字，在后之诗人不敢如此用。文学上用字重复而成功者，在中国是楚辞《离骚》一篇。《离骚》在重复中有其价值在。如父母丧失了最亲爱的子女，若诉说此事断不会有头有尾，而是乱七八糟。后之诗人写悲哀写得那样有条有理，是身体如琴弦、心理如钢铁。诗人的健康是从修养得来，然亦有得天独厚者。在极悲哀时能写得有条有理，往好了说是修养到家，而另一方面就疑心他感情是否真实。真实与艺术几乎不能调和，艺术好了，真实性就动摇了。除非说诗人的真实与世人的真实是两回事。

    《正月》是字的“复”，句法不重复，意思总之是忧，而三个“忧”字有深浅层次之分。“忧心京京”，“京京”，毛传：“京京，忧不去也。”余意不然，“京”有大义。“癙忧以痒”，毛传：“癙、痒，皆病也。”余意“癙”当是形容词，“痒”是结果。“癙”当作“鼠”。《节南山之什·雨无正》曰：“鼠思泣血。”是此“鼠”字，“癙”乃后起字。鼠胆小，故诗写忧以“鼠”字形其态，走一步，动一动，都要小心，是乱世。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为：“癙乃后人所改，毛原作鼠。”如“痢”，本字是“利”，反义。“痒”，盖即《国风·邶风·二子乘舟》“中心飬飬”之“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真过不去了，受不了了。

    首章：“正月繁霜”，“正月”，毛传以为乃夏之四月，各家说诗多从之。或以为“正月繁霜”是“四月繁霜”，是天变。余以为正月即正月，正是过年时。“正月繁霜”即特别乐之时下起霜来，真受不了哦，不但悲哀，简直是凄厉。————从热锅提出，放到冰窖里。诗人心是凄厉，故所写亦出乎常规。

    第二章：“胡俾我瘉”，“瘉”，毛传：“瘉，病也。”“瘉”近愈，病愈也。而毛云病也，亦反义。中国人最敬的是天地，最亲的是父母，对此只有赞美，没有怨恶。而《节南山》怨天，《正月》怨父母，此与常情不合，是越于常轨。惟此，才知道“我心忧伤”。

    第六章：“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节南山》诗人之感觉“蹙蹙靡所骋”。“不敢不局”，“局”，三家诗作“跼”，曲也。“不敢不蹐”，毛传：“蹐，累足（小步）也。”此四句言：人谓天高地厚，而我（诗人）不敢不局、不蹐，简直是“癙忧以痒”。此四句乃诗人之感觉，感觉真锐敏。

    觉、悟。觉，感觉；悟，反省。诗人“觉”与“悟”是二事，诗人不悟。杜诗云：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诗人感觉是有的，而反省不足，是不悟之人。

    感觉与反省，是学文与学道之分水岭。学道的有反省，悟是真悟；诗人是感觉锐敏，诗人有感觉，没反省，诗人是自苦。人生在世不能一刻离开宇宙、脱离人类。严格地说，自食其力根本做不到，是要靠着互助，以有易无而生活。互助，是人之所以为人；互助，是人类美德，别的动物没有。即令上高山入深林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衣食自给，也脱不出宇宙、人类。离不开天地而怨天地，离不开人类而厌恶人类，这样只好上吊。这样生活，不是享受，而是受罪。而诗人非要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岂不是自苦？而诗人所以会有此感觉，即以生于此乱世。诗人也是人，便须有生，而诗人的生是自苦。诗人是无能的，像太白、杜甫能干什么？陶渊明能种地，而也未必种得好，不如说得好。诗人在诗上成功，在人世是失败，其愤慨即失败之哀号，不会好听。

    以下说《正月》之末三章。

    第十一章：“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诗人所见没一个可安生的。所谓“安生”，“安”有平安、完全之意，安生，平安、完全的生活。而文言成了白话，意思就浅了。

    “虐”，迫害，“国之为虐”正害自己。

    此章以鱼自比，诗人有时是最大“迫害狂”，不仅别人和他过不去，自己就和自己过不去。

    第十二章：“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写法与前一章通，惟十一章先写他物，十二章先写他人。前一章为“比”，此一章为“赋”。

    “洽比其邻”，“洽”，《左传》作“协”。叶、协古通，训和、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合、协，古音同（晓母）。“比”，连也。

    “昏姻孔云”，“云”，毛传：“旋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文》：‘云，象回转之形。’旋即回转之义。”《诗》中“旋”、“还”同，如《鸿雁之什·黄鸟》“言旋言归”即“言还言归”，“旋”即“还”（“往还”之“还”）。

    此章中，“洽比其邻”指朋友，“昏姻孔云”指亲戚，“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而“念我独兮，忧心殷殷”，小可怜。诗人这种心理可原谅，而不可说好。

    《正月》之末三章，真乃千古“穷诗”之祖。诗人一来就说穷，发财的人作诗说说富贵，岂不好？穷人说富固然不到家，富人说穷也不会好。但中国诗人成了传统————一作诗就说穷。《正月》，写穷写得到家。

    文章作得越长，越无法收拾。该看《史记》中之“太史公曰”，说得真好。看起来似乎稀松平常，然而真不容易，要学！

    《正月》之第十三章，看他怎样结。

    第十三章：“佌佌彼有屋”，“佌佌”，毛传：“小也。”“蔌蔌方有穀”，“蔌蔌”，毛传：“陋也。”郑笺以为小、陋指别人，历来训诂皆尊此解。余以为：“佌佌”、“蔌蔌”，仅也，状屋与穀，言我屋小穀陋，非言人也。“蔌蔌方有穀”句，《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诗作“速速方穀”。马瑞辰谓“佌佌彼有屋”与下之“民今之无禄”相对成文，“蔌蔌方穀”与“夭夭是椓”相对成文。（《毛诗传笺通释》）词、曲中此谓之隔句对。马说可存。

    “夭夭”，毛诗作“枖枖”。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鲁作“夭夭”。“夭夭是椓”，毛传：“君夭之，在位椓之。”————此乃添字注经。说“在位”，哪里出来的？不通，想当然耳。“桃之夭夭”（《周南·桃夭》）、“棘心夭夭”（《邶风·凯风》），“夭”，训少（去声）好、训盛，引申作“少壮”解。“椓”，训“破”，破坏、摧残。“夭夭是椓”，少壮之人皆被毁灭、摧残。

    “哿矣富人”，“哿”，毛传：“可。”《孟子》赵岐注：“哿，可也。”与毛同。

    “哀此惸独”，“惸”，毛无传。《孟子》作“焭”，赵岐注：“焭，孤也。”“惸独”，穷老之人，承“夭夭是椓”而来。此二句言富人尚可，焭独可哀。欧阳修《诗本义》曰：“国君既不能恤矣，彼富人之有馀者尚可哀此惸独而恤之也。”可备一说。

    “佌佌”、“蔌蔌”，写其之仅有也；“夭夭是椓”故“哀此惸独”。前几章写自己之感觉、心情，此章写社会之普遍现象与感觉。

    写长篇要波澜起伏，如老杜之五七言古，而东坡率意，山谷才短，他人多平铺直叙，皆不成。然波澜越多，越难收煞。看《史记》中“太史公曰”几句，真结得好，如《项羽本纪》末几句：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非如此结不可。司马迁有材料，更能整理。凭感兴，只能写短诗；仅感兴，不可靠，不能写长篇，长篇须“意匠经营惨淡中”（杜甫《丹青引》）。篇幅越长，起合转折，结越难。

    《正月》之第十三章是结。此一首，起，写一己之心情、见解；结，写国家社会之情状。结本来是收，而善结者收处有放。此章不但是结束，而且扩大了。

    （四）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中国诗的传统就是穷，就是悲哀，就是伤感。其实“大雅”、“小雅”中也有很好的写愉快的诗。诗写惊悸的少。

    首章：“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我们心上有传统，生理有遗传。日食，今虽不迷信其为凶兆，而总不免有些恐怖、惊悸。此不仅为遗传，且因太阳与我们感觉最亲。

    “亦孔之丑”，“丑”，兼内心、外表言之，然此章尚非诗之描写表现。

    此首诗中，诗人表现最好的是第三章。此第三章写惊悸：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烨烨震电”，“烨”与晔、，同义，字形也有关；“震”，霹雳；“电”，闪，用“烨烨”表现。“不宁不令”，“令”，善也。“山冢崒崩”，“崒”，毛无传，郑笺云：“崔嵬（巍）也。”高也。又云：“山顶崔嵬者崩，君道坏也。”汉代诗人诗心、诗情都让书压瘪了，自己不能作，别人作也不懂了。“崒”，碎也。马瑞辰：“‘崒’，亦作卒，碎之省。”（《毛诗传笺通释》）此写山岭之崩陷。

    诗写愉悦者少，“三百篇”尚有，后人便不能写了。诗写伤感者最多，伤感如伤风，最易传染。伤感不好看，而诗人最爱就这事儿。诗中写惊悸者少，“三百篇”《十月之交》真写得好，波澜起伏。

    曹孟德的诗在“三百篇”以后，异军突起，乃出于“变雅”。魏武帝《步出夏门行》：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写荒凉易归于衰飒，写荒凉而能有力且表现出壮美者，惟有孟德。京剧舞台上，黄三号称“活曹操”，唱《华容道》满口“君侯饶命”，而横劲、气概不减。杜工部有一部分是得力于孟德诗，如：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黄季刚先生说，后来人的修辞能力高于前人，但未必佳于前人。老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念起来就好；“感时花溅泪”，还成；“恨别鸟惊心”，不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高。一部“三百篇”其共同色彩是笃厚，孟德是峭厉，“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圆悟克勤禅师语）。

    余今所说皆诗之“第一义”（《大集经》）。《十月之交》是圆的，孟德诗不圆。东方美以圆为最。恐怖的诗颇难写得圆美，恐怖而写得圆美者，惟此《十月之交》第三章。恐怖一般不能写得圆美，但诗人能，因为他是非常人。

    世纪末（fin de siècle），《十月之交》即此感觉，因地震而觉凶兆，此为诗人之直觉。杜甫诗：

    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玄都坛歌寄元逸人》）

    “山竹裂”、“云旗翻”，此为诗人的联想，亦是直觉的。（联想，有→有；幻想，有→无。其实凡说得出来的就有。龟毛兔角，龟、兔有；毛、角亦有，极旧的东西，拼得好，就新鲜。）再如余之友人写母亲的死：

    守着在爆裂的蜡烛，似是永远的黑夜。

    此与“子规夜啼山竹裂”，皆是直觉的。

    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柯夫[1]（A.Chekhov），他骂人时都是诗，但Chekhov无论何时其作品中皆有温情。鲁迅先生不然，他作品中没有温情。《呐喊》不能代表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代表鲁迅先生作风的是《彷徨》，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死不饶人，一凉到底。因为他是在压迫中活起来的，所以有此作风，不但无温情，而且简直是冷酷。但他能写成诗，《伤逝》一篇，最冷酷、最诗味。《朝花夕拾》写幼年的回忆，比《野草》更富于诗味。

    惟佛能知。

    惟有上帝知道。

    宗教中这样说。我们说，有些事惟诗人能知。我们研究诗人的心理，就看他的感觉和记忆。诗人都是感觉最锐敏而记忆最生动的，其记忆不是记账似的、死板的记忆，是生动的、活起来的。诗人所以痛苦最大，亦在其感觉锐敏、记忆生动。

    （五）节南山之什·小弁

    弁彼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小弁》八章，章八句。

    诗旨：

    1.孟子说

    《孟子·告子下》：“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2.赵岐说

    《孟子》赵岐注：“《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怨者，怨亲之过，故谓之小人。”

    《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不怨。

    “是不可矶也”，“矶”，赵注：“激也。”朱注：“水激石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尹氏，周宣王时贤大夫，妻死续娶，憎伯奇，逐之。伯奇作《履霜操》，吉甫射杀后妻。（赵岐注不可信。）

    3.诗序说

    《毛诗序》：“《小弁》，刺幽王也，大[2]子之傅作焉。”

    4.朱子说

    朱熹《诗集传》：“幽王娶于申，生大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谗，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据也。”

    《小弁》此诗原与幽王及大子宜臼无关，与亲道无关，不必怨亲。所写只为一懦弱诗人在乱世生活之悲哀，乃诗人忧谗畏讥之作也。而《凯风》之悲哀较之为小。

    “弁”，毛传：“乐也。”《说文》：“昪，喜乐也。”

    《小弁》首章：“弁彼鸒斯”，“鸒斯”之“斯”，同“螽斯”、“鹿斯”、“柳斯”之“斯”。“民莫不穀，我独于罹”，“罹”，毛诗作“罹”，唐石经作“离”，朱子《诗集传》从石经。是也。

    诗人最易感到的是孤独，因孤独而感到寂寞。“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太白《古风》其十三）西汉严君平有能力为官，却隐居不仕，卖卜成都。是因弃世而世弃，还是因世弃而弃世？盖互为因果。人弃世乃为世弃，愈弃世，愈世弃；愈世弃，愈弃世。人由孤独、寂寞而生诅咒。

    屈原云：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涉江》）

    民初鲁迅先生作《呐喊》以前，在教育部做佥事，一句话不说，回到会馆抄古碑。这真是精神上的活埋，悲哀。屈原亦是精神上活埋。苏轼云：

    万人如海一身藏。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

    屈原行吟泽畔，披发佯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打折了胳膊袖子里装。而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讨厌，不能与《离骚》“幽独处乎山中”比。屈原行吟泽畔是苦闷，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有点得意，不藏又怎样？藏又怎样？比不了“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此又不能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相比。陶公：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

    “心远”，弃世；“地自偏”，世弃。陶公不弃世而弃世，不世弃而世弃。此非技术问题。以表现论，屈子、陶公、东坡，陶最高，乃是见道之言。诗人与哲人不同，“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哲人之乐不是“哀吾生之无乐”。渊明诗人而见道，有自得之趣；东坡是自喜，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老杜“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元遗山“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再到新卫》），亦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情感无论哪一种皆有向上、向下之分，向上可以升华，向下也可以堕落；可以成高兴的事，也可以成丑恶的事。儒家以为一切情感皆可以升华成真、美、善；禅宗一切否定也太过；元氏之诅咒是“名士十年无赖贼”（清舒铁云《金谷园》）。然七情六欲升华，可成为反抗精神，引起反抗而后能引起社会之改革、改进。但中国只是到世弃、弃世而已，这样与己无益、与世无用。西方颇多与社会挑战者，这样世界才能有进步。而中国诗人所感大概只至“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而止，不能反抗、改进。故中国有见道的、自得的陶渊明，却少有挑战精神，总以为帝王将相既惹不起，贩夫走卒又犯不上。鲁迅先生则不然，有此种反抗精神，不论何人皆可反抗，猫子、狗子也饶不过。鲁迅先生虽看不起诗人，而鲁迅先生实是诗人。

    《小弁》第二章：“踧踧周道，鞫为茂草”，“踧踧周道”本应是车马喧阗，而却是“鞫为茂草”（鞫，穷也，荒凉），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城春草木深”还是一团，“鞫为茂草”是一片。“我心忧伤，惄焉如捣”，“捣”，韩诗作“疛”，“疛”，病也。“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假寐”，“假”，韩诗作“寤”。“疛”、“寤”，二字皆当从韩诗。“用”，以也，而也。

    《小弁》第三章：“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毛传：“父之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故里、故乡称“桑梓”，父母之邦。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旧五代史》曰：“桑以养生，梓以送死。”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国风》又有：“椅桐梓漆。”（《鄘风·定之方中》）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四句，毛传：“毛在外，阳，以言父；里在内，阴，以言母。”陈奂：“靡，无。匪，非。”（《诗毛氏传疏》）靡，莫、微。（靡、莫，双声）陈氏又曰：“非父则无所瞻视，非母则无所附离。父者，属于毛，非父则不得附属矣。母者，属于里，非母则无所附离矣。”（同上）其意为“匪父靡瞻，匪母靡依”。“匪父靡瞻”与原诗“靡瞻匪父”不同，“匪母靡依”与原诗“靡依匪母”不同。朱子《诗集传》曰：“言桑梓父母所树，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亲，宜莫不瞻依也。”马瑞辰：“《甘棠》，美召伯，思其人，因爱其树也。《桑梓》，怀父母，睹其树因思其人也。故上言‘必恭敬止’，下即继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也。思其人而不见，处处仿佛遇之。”此必思之诚，始能如此，所谓“食则见羹，卧则见墙”。

    “不属于毛，不罹于里”，“罹”，有时作“黏附”讲。毛诗作“罹”，唐石经作“离”。朱子《诗集传》从唐石经。“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是天地间最孤立的。对于孤立，天下有几种态度：一是自由。学道可得自由。烦恼由何而来？由牵扯而来。如能割断一切牵扯，即断烦恼，可得大解脱，故曰“寸丝不挂”（《楞严经》）、“万仞峰头独足立”（天衣怀偈语）。二是强有力。世上最强的人是最孤立的，所谓奋斗、挑战皆此种人，“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

    第三章末句“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令人心死。中国诗古来表现即如此。

    《小弁》第五章：“鹿斯之奔，维足伎伎”，“伎伎”，毛传：“舒貌。”《释文》：“本亦作‘跂’。”《淮南子》高诱注：“跂跂，行貌。”按：伎伎，即跂跂，只是鹿奔貌，不必依毛传训“舒”。舒、徐双声，义亦相通。朱子为之说曰：“宜疾而舒，留其群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鹿合群，雉求侣。

    “譬彼坏木，疾用无枝”（“用”，以、因），庾信《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同此意。宋陈去非则云：“枯木无枝不受寒。”（《十月》）哲人的反省是发现自己缺点去矫正；诗人的反省是欣赏自己态度。贾宝玉以杨树自比，而不肯以松柏自比（《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颇有诗人味。

    《小弁》末章云：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开端云：“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郑笺谓：“山高矣，人登其巅；泉深矣，人入其渊。”朱熹从之。此亦不免添字注经。余以为：此二句即谓天盖高，人不敢不局；泉盖深，人不敢不蹐，乃诗人小心之极，见一切皆怕，山不甚高，水不甚深，而诗人视之为甚高、甚深而畏之，故下句接“君子无易由言”。人好说不好，当少说话多做事，尤其做领袖的。不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简直爱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爱说话的人面前，易有谗人；不爱说话的人，心里有准，不易进谗言。唐代宗谓郭子仪曰：“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

    小孩子任性纵情而行，不懂忧谗畏讥。不懂忧谗畏讥，而究竟有“谗”、“讥”在；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有它。人的多所顾忌就从忧谗畏讥来，办坏事怕，办好事还怕，真可怜。若不顾忌还是消极的，积极的则是挑战。鲁迅先生有“小心是空间中的忙碌”之言，鲁迅先生所谓“小心”，是忧谗畏讥。小心并非外向的，是内向的，不是由观察得来，是由反省得来。

    《小弁》与《邶风·柏舟》有相似之处，都是忧谗畏讥。《柏舟》第四章：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忧心悄悄”，“悄悄”两字就了不得。“愠于群小”是全篇主干。“小”未必“群”，“愠于群小”，至少自己感觉如此。

    有的诗，论内容当持批评态度，论作风则是欣赏态度。表现作风真高，不论其内容可取否。如“解牛”，虽残忍而好手做出来是艺术，以批评态度看是残忍，以欣赏态度看是艺术，“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诗人看事、看人，也当如庖丁解牛，不可看全牛，当看出其间隙来。

    （六）节南山之什·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巷伯》七章，前四章，章四句；五章五句，六章八句，七章六句。

    诗人怎样生活呢？

    《小雅》中的诗人在乱世中生活，取何种态度？孔夫子说：

    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孙”是“逊”本字）

    “三百篇”说：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节南山之什·小旻》末章）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宛》末章）

    契柯夫（Chekhov）云：“诗人无能，但可爱。”

    （《可爱的人》，周岂明译）

    诗人处乱世，取何种态度？大抵有二：一持身（对己）；二处世（对人）。

    1.持身（持躬）

    持身，对己，约束，不使过火。

    和平是国民性。中庸之道也是从国民性中来，非凭空而出。我们只看见树上结了个极大的果实，而没见那树上生枝、出叶、开花。

    中国诗人放纵，但也是在可能范围中放纵。中国诗人还没有到挺身与社会挑战，而多是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上了高山看虎斗、隔岸观火或者隔山骂知县，多是明哲保身，骂黑街。隔岸观火，看得清楚也好。云里看厮杀，看出许多矛盾，但一发表自会引人反对。诗人必须有冷静观察功夫，而中国人这方面也差。受压迫便求发泄，由发泄可得到安慰，诗人骂街即为此。骂黑街的诗人没什么了不起，无非痛快痛快，出口怨气；亦如下泪是悲哀的发泄，哭过后反而得到安慰、获得平静。西方诗人认真，干上没完。（易卜生［Ibsen］看报时其实是看着镜子里的人。）

    持躬在己，不是放纵，是约束。由于约束便有反省工夫，反省是进德修业之路。学道的人反省，发现自己缺陷想法补充。人自身必有连自己也不能满意的地方，如此发现而补足之，使之完成完美人格。中国之有孔子，印度之有释迦，西洋之有耶稣，并非自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天下无突然的事，必有原因，不是“偶”，是“渐”。

    诗人发现自己缺憾后，不是反省、补足，而是暴露。精神上完全健康的人很少，多少有点变态。常人皆有变态心理，而不一定近于疯狂；诗人变态心理有一种暴露狂（裸露狂），此与学道之人的反省截然二事。自己的怯懦无能，人都愿意隐藏；诗人之暴露，往好说是诚。宗教中有所谓忏悔，是意识的，有心如此，乃灵魂上鞭打、精神上惩罚；诗人之暴露是无意识的，其实不是无意识，是下意识————“拿不是当理说”。诗人使酒骂座，有优先权，许他不许别人；诗人写缺点，可爱。如杜工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人的许多缺点有时让人觉得可爱，如小孩子说话不清楚，使人觉得可爱。）

    别人的反省是发现自己缺点去矫正；诗人反省是欣赏自己的态度。

    观察是向外的，反省是向内的反照。只有观察，没有反省，是浮浅；只有反省，没有观察，是狭小的狭隘，二者合二为一，才是完全诗人。先观察而后反省，或先反省而后观察，皆可。所谓思想，皆由观察、反省而得。“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必对此木进行观察，然后反省，方知我生机之缺乏与此树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亦是观察、反省。

    诗人反省与哲人反省不同，诗人观察与哲人观察也不同。陈去非以前诗人只是“枯木无枝”，观察所得是悲哀，应求改进方法，而陈氏所说的是“不受寒”————“枯木无枝不受寒”（《十月》），是岂木之性也哉？宋以前诗人只到“枯木无枝”而已，其后有“不受寒”了。而仍非办法。近代文学太注意观察，而忽略了反省，近代文学应想出办法。

    《节南山之什·小宛》，诗好。《小宛》末章云：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一章，一、三、五句写实；二、四、六句是形容，形容得好。“温温恭人”，性温、态恭，gentleman，士君子，俨乎其然是礼乐场中人物。“如集于木”，可见其战栗。“温温恭人”与“如集于木”二句接到一块，像什么？若是小孩子上树不算什么，但“温温恭人”在尊贵场合很好，但是把他蹲在树上就完了。人在乱世，对付不了便如此。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科学告诉我们，没有投胎转世，再回头已没有了，回不了头了。没有迷信，一点仗恃都没有。我们从火中炼出来就是钢，炼不出来，化灰完事。“如集于木”、“如临于谷”，也还可以，脚跟站稳就成；惟“如履薄冰”，真是一点据点儿也没有，小心也不成，也没用。如果是造时势的英雄，可以拨乱而反正、转危而为安。乱世才正是英雄出头之日。另一种人虽不能拨乱反正、转危为安，而会趁火打劫、浑水捞鱼，也成，可得一时之安。我们的诗人真可怜，上而不是英雄，下而不是趁火打劫的光棍，不要说他不肯，肯他也不能，压根儿无此本领。世法所谓的人，多是无能的人。诗人结果只是停顿在此，反省、暴露自己，可怜亦可爱。

    2.处世（对人）

    其实持躬也就是处世，不过持躬对人一方面少。

    《节南山之什·巷伯》，其第五章云：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骄人好好”，“好好”，毛传：“喜也。”“劳人草草”，“草草”，毛传：“劳心也。”按：“草草”，一作“懆懆”，“草草”乃假借。《国风》“忧心悄悄”（《邶风·柏舟》），亦当为“懆懆”。人体劳尚可，心劳则了不得。《小宛》中所谓“集木”、“临谷”、“履冰”，人亦有不集、不临、不履之时，然不集、不临、不履，心劳亦不成。诗人是劳心，无时无刻不如是。人敬天、畏天、尊天，自己没办法，呼苍天，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后呼“苍天苍天”。接下来“视彼骄人”，“视”字好，只言“视”，不言如何对待。此一章五句，话说得有分寸，不是放纵的，是约束的。

    诗人、哲人，反省、观察。（观察盖似西洋之to observe，observation。）反省向内，观察向外。对天地间事物先须有检点、观察功夫，然后始可言反省。否则，反省自何入手？以何对照？一观察、二反省，此两步诗人、哲人同。至第三步则不同：哲人观察、反省，目的是修正完成；诗人观察、反省，结果是享乐，所谓“法悦”、“法喜”、ecstasy，诗人不是修正完成，是自己欣赏自己。“集木”、“临谷”、“履冰”是苦，而诗人表现之后是“法喜”，得到一种满足。人若没如饥如渴的精神不能学文、学道，必有此精神然后得到之后是满足，自己满足。吃饱了，没人赞美，是为自己舒服。老杜“麻鞋见天子”（《述怀》），是苦，也是法喜。人是矛盾的，在矛盾中找到调和就是诗人；在矛盾中找不到调和，学道将成矣。诗人、哲人，第四步又相同，都是满足。以图示：

    不必好是满足，坏也是满足。如酒之发酵，葡萄酒是葡萄腐烂、发酵而成，腐朽化为神奇，酒乃成天之美禄，让人喜爱。（我们爱的不必是对，对的不见得爱。）发酵文学亦如此。黄山谷诗可自其中得“法”，而不会使人爱，就因其诗乃用公式写出。张衡之《四愁诗》，亦是公式文学。

    凡文学艺术皆有限制、有范围的。到一时候，或破坏之，或扩大之，然又有一新的限制、范围随之而来，此文学史上的公式。“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第一回），是不错。然无论是破坏、是扩大，总有个新的范围，人不会有完全脱离限制、范围的一天。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然亦只此而已，无论如何不能离地球。艺术是恰好，如打网球，出线不成，不过网不成，让人接着也不成，在此诸端下球打得正是地方，这就是艺术，一毫也不能差。这个范围，弄好了是艺术，弄坏了是束缚。艺术范围，要之，“恰好”之处。孟子曰：

    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其中，非尔力”，这便是诗，是文学，是艺术。“中”是范围，而“中”，非人力。“骄人好好”，说得有分寸，真写得好，真是“中”。

    《巷伯》至第六章言：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这是诅咒。中国文学缺乏恨（hate，hatred）。平常诗中的“恨”只是悲哀，如“商女不知亡国恨”（杜牧《泊秦淮》）。余所说恨是憎恶。由憎恶而生者，有两种：一种消极的，是诅咒；一种积极的，是改革。凡对于旧的，若没有“恨”，则改革便不会彻底，恨它不死。中国诗中无此表现。中国文学经过六朝太柔美了，缺乏壮美。《巷伯》之“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八句是诅咒。由我之“草草”恨人之“好好”，故诅咒。（“投畀有北”，“有北”，荒凉之地。）《封神榜》中赵公明下山，姜太公扎草人拜他————此即诅，恨他不死。真阴狠。其实，咒人至死，不英雄；有本事出来打呀，鬼鬼祟祟做甚！

    （七）谷风之什·谷风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风》三章，章六句。

    此诗或以为言“朋友道绝”（《毛诗序》）。参看《邶风·谷风》篇，当是“刺夫妇失道”（《毛诗序》）。

    爱情是不可靠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爱情应以理智做后盾。欲维系夫妇间关系，须由爱情转为朋友感情。《小雅·谷风》写得扼要，《邶风·谷风》写得详明，无论粗细，都是真实。

    真有事物之真，有意象之真。“想当然”，“想”是不可靠的，而“当然”是可信的。

    （八 ）谷风之什·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蓼莪》六章，前四章，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

    《毛诗序》谓本篇：“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本篇主旨：一是思亲；二是刺乱世；三是传统的孝道。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毛传谓：“瓶小而罍大。”瓶小，自喻也；罍大，喻亲也。这是说自己不要好还不要紧，给老子丢人，这是传统的孝的思想。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是中国传统的孝的思想。而“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孝的思想。传统的孝，做人是为父母做人，不承认儿子自己的人格（身份），没有自主自由，成为父母的附属物件。此易流为消极，无进取，且成为依赖。若与此相反，则即孟老夫子所谓“孤臣孽子”（《孟子·尽心上》）。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此非儒家真正精神。

    （九）鱼藻之什·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苕之华》三章，章四句。

    《小雅》末一篇第一句便是“何草不黄”，这句真好，可是表现乱离不如《苕之华》。（静安先生有《苕华词》。）

    首章四句三“矣”字，很缠绵。次章，节奏急。首章诗人以自我为出发点，“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忧”是薄的、浅的，“伤”是深的、厚的，忧可以忍受，伤便不可忍受。所以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二章“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无生还不致受这些罪！此是小我。第三章“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此由小我推及人群。可以食，食什么？草根、树皮。以此二句结，真沉痛。

    钟嵘《诗品》评阮步兵“源出《小雅》”，所作亦有忧生之嗟。

    第三章“牂羊坟首”，“坟”，三家作“”，或作“蕡”。从“贲”者多有“大”义，如《桃夭》“有蕡其实”。

    “三星在罶”，“罶”，韩诗作“霤”。若作“罶”，罶，留也，所以网鱼。旧注：三星，参星也。“三星在罶”，言无鱼，因参星夜深始出。旧注云：罶中无鱼，喻人生之艰难。毛传：“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郑笺附会之曰：“不可久者，喻周将亡如心星（即参星）之光曜见于鱼笱之中，其去须臾也。”毛可恕，郑难容；毛尚老实，郑胡说。若作“霤”，乃“中霤”之“霤”，“三星在霤”，犹言三星在户。地上“牂羊坟首”，仰首“三星在户”，写家室荒凉而空虚。故“罶”，当从韩诗作“霤”。

    人人在追求真理，人人自以为得到真理，惟说得好的能使人相信。世法皆有“辙”，有来有去，有头有尾。诗人之心没“辙”，没辙便不可用世法去看、不可用常法去解。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各人懂个人的，未必是陶公当年之意。惟说得好的始能得一部分听众、信徒。如“隔墙飞过熟鸭子来”，天下未必有此事，而有此情理。讲得圆全，便能令人信。

    《小雅》碎语

    诗人的人生有五种境界：

    一是出世。得到精神的自由。

    二是入世。强有力，奋斗，挑战。屈原写《离骚》，有奋斗精神，而其奋斗精神为伤感色彩所掩；老杜奋斗中亦有伤感气氛。反常必贵，物稀为贵。在寂寞中得大自在（出世），在困苦中得奋斗力（入世），都是反常，所以可贵。但反常有时又可为“妖”。[3]

    三是蜕化。既非出世的一丝不挂，又非入世的挑战、奋斗，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这种境界是欢喜还是苦恼？这种境界是人情味的，然亦非常人所能。陶公“富贵非所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出世、入世打成一片，真诗味。

    四是寂寞。此中又有两种不同者：一为寂寞；一为能欣赏寂寞的，如：“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将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唐李涉《题鹤林寺僧舍》）上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自得，“无车马喧”，不是自己找的；此曰“过”、曰“逢”、曰“竹院”、曰“僧”，他这样得找，而“得半日闲”，是自喜。寂寞中的诗人或太道学味，或太西洋味；或是真诗人，或是伪诗人。假装不好，而装得好便是艺术。

    五是悲伤。五种诗人中此种最有人情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小雅·谷风之什·蓼莪》），哪里都好像是父亲母亲，可是哪儿也没有，真是悲伤，孤立，四海无归。这是人情。“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真是孤独的悲哀。还有“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小雅·鱼藻之什·苕之华》）、“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王风·兔爰》），真是人情味。

    前四种都有点勉强、做作，只有后一种最人情味。寂寞中感到孤独的悲哀，而此种又是顶不振作、顶没出息的了。

    人有心怎么做、不怎么做，如为线所扯，“后台意识”（法语：Arrière Pensée）。“三百篇”是有什么就喊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古人诗是如此，然说出来并不俗、不弱，因为它“真”。后人有意避俗免弱，便不真。“真”，就是人情味。现在人有许多话不敢说。而胆大是文人心理的健康。要胆大，但不要妄为。胆大要自然而然，适可而止，不可“成心”[4]。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人是得要“群”。最繁殖的动物是最合群的动物，如蜂、如蚁；最强的动物是最不合群的动物，如狮、如虎，科学家谓此种动物不得灭亡。人最无能，所以能生存，便因人能合群。孤独是最不合群，不用别人攻击，自己就受不了。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邶风·柏舟》）

    后二句不是诗[5]，前二句真是诗。悲伤无边无岸，正是《小弁》第四章所言“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柳上之蜩合群，水中之苇合群，我则如舟流不知所属。孤独之后，是强有力还是悲哀？中国诗表现的是后者。

    《国风》中伤感诗多与《小雅》“变雅”同一作风。“莫奈何”、“没办法”，是中国伤感诗普遍现象，如童养媳趁婆婆不在家找人诉一回委屈，而回家来还是照样受下去。好些人就是这样活下去的。而“变风”与“变雅”作风又不尽相同。“变雅”是枯燥的，在困苦环境中写出来的东西易如此，虽“变雅”比“变风”篇幅长得多。“变风”是温润的，人写快乐该温润。（现在人写快乐，只是肤浅油滑。）“变风”中的快乐如天阴尚不久，或虽阴而有裂隙可见阳光，诗人虽处乱世而究竟还有希望。至“变雅”，则是诗人的心整个被黑暗所笼罩，对顺境、治世觉其远哉，遥遥如同隔世；即使记得，也很模糊、朦胧了。

    枯燥是硬性，温润是软性；“变雅”是硬性，“变风”是软性。由硬而再软是忍──忍性。

    《小雅·谷风之什·四月》第二、三章：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将秋的纤、细、瘦全写出，有力，且另有其特别诗情。如此情境真是怎么敢写？有些人对此不敢看，不敢写。曹孟德敢，而且有办法；孟郊一类诗人走此派，虽没办法，但敢睁眼看。“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二句，有了前一句，后一句才是诗。《小雅·谷风》末章还有“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之语，没有极深的爱，便也没有极深的憎。如《谷风》四句，一般人不但怕说、不敢说，简直怕“热”[6]、不敢“热”，而诗人竟如此写出。诗人是“仁”，而有时别人不敢说的敢说，不敢热的敢热，这便是“忍”。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忍。凡诗人皆有此二重性格，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仁抑是忍？是爱抑是憎？

    《四月》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你何以知道人家便好？此不但主观，简直直观。诗人所言不但理不真，事亦不真。诗人只是情真。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发于寂寞，结果皆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文学与哲学势同水火。《论语》不怨天尤人，而诗人专怨天尤人。然余以为，就其极致而言，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普通则是格格不入。顶点是合流，一般是反对。

    注释

    [1]今译契诃夫。下同。

    [2]大，后来写作“太”。下所引朱熹《诗集传》中“大”字同。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反常不可为妖，要归于正。”

    [4]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成心，即有心为之。”

    [5]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后二句也不错啊。”

    [6]此“热”字，或当为“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