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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国的生活，欧洲的生活有独特的过程。巨大的多样性以及持续的变动是其特征。故而该种生活包含各种不同的主要段落，并且许多民族都参与其中；总的来说，重点是由南方向北方的延展；但也一直存在相反方向的影响。其整个历史被划分为古代与现代，以15世纪为分界线。
古代的人生学说
在古代欧洲主要的文化民族（Hauptkulturvolk）是希腊人。从自然条件出发，这一片土地展现出一个很丰富的结构，它有许多海湾及岛屿，而且它向着亚洲开放，接纳了从近东传播过来的文化。文化在希腊的土地上相对年轻，但它一直独立地发展着，并在所有个别（einzeln）领域都作出自己的创造。对希腊民族来说，他们特具一种伟大的生命能量以及一种清新的生命乐趣，并且还特具一种在生命之感性面与精神面上维持完全平衡的努力倾向。希腊的特性是紧密地联结着科学思想与艺术形貌；真理与美是这种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于希腊人，哲学始自伟大的世界；于此，哲学提供了对于实在的洞见，这种洞见至今仍通过其清晰性和简单性而让研究者赞叹。随后它转向人的生命；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他给予人们追求反思这一方向，并且也给予生命一种内在的独立性。他在摇摆的个别人类想象与应允给予生命一个卓越内容和一个确定目标的科学概念间作出清楚的区分。这个目标不是向外的成就，而是人与自己的一致，也就是灵魂的健康与和谐；远离所有外在的依顺；并且由此持续地得到一种对于共同生命的深化。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他从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的概念学说出发，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并清楚地将思想世界从感官世界中分离，以及将思想世界解释为深思熟虑的和标准的世界。由此，所有的目标和标准都被改变了，而人在思想世界中的立脚处也已被其寻探到。并由此出现了柏拉图的观念学说，这种学说将真理领域提升到所有人类意见之上，并且改建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因此柏拉图是一位不仅以直观形象来实现生活，而且将一种强大的道德运动带进生活的伟大艺术家。并且诸多宗教，亦即如基督教，也受到他强烈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一位学生，但他将柏拉图的思想世界更进一步地引向经验世界，并让感官和精神方面相互紧密联结，如此确切地，他以精神方面为主导。亚里士多德的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他以令人惊讶的精力，对实在界的所有领域都彻底研究了一番，并且将他主导性的思想提供给所有范围的物质材料。尤其是他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思想世界的组织，并为身后几千年确立了科学的语言，就这点而论，今天欧洲的生活还遵循着他的轨道而行；亦即说，在中世纪时他是被当作所有有知识者的导师，而且现在他在天主教会中仍旧拥有一个领导性的学术地位。
希腊的生活亦即是以其高度，也就是通过艺术和科学的精神创作以及政治活动的高度来决定的；这些运动的结合成就了一个绽放得令人惊讶的文化，并因此成为后来时代的模范。然而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前356——前323）统治以来所完成的这种转向，亦即希腊式的生活得到无限制的扩张，并成功地让它的文化宰制了许多其他民族，因此希腊的影响甚至达至印度；然而，这一所谓古典时代的精神高度并没有稳定地持续下来。虽然希腊人后来在科学和技术上成就突出，但在精神创造方面的高度却沉降了，并且同时，希腊的城邦国家失去了它们的政治自由。这个转变造成个体的作用与实行（das Wirken und Ergehen der Individuen）成了主要的问题。于此，哲学在那给予个别生命一个确定的立足点以及崇高的目标中找到了它的主要目标。这具名地（namentlich）发生在斯多葛派身上（den Stoikern），这派人物在长远的世纪中占有生命上的道德指引。
斯多葛派的基本思想是，有一个世界理性引导着整个实在界，以及作为理性存在者（das vernünftige Wesen）的人拥有掌握这种世界理性并自由顺从于它的能力。这个思想的存在者（Das denkende Wesen）能够对世界采取两种态度，亦即它能够在盲目的强迫下承受所有命运，或是内在地将整体拉向自己，强占世界思想，以及将他的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必须发生的，未来将会发生；然而不管这种发生是否不由我们且反对我们，抑或是否与我们同步，这完完全全改变了生命的特征，使我们不是成为事物的奴隶就是成为它的主人。在那种自由顺服的行动中，人能够将其所有力量结聚成一个统一体，并将他的生命摆置在这种自身行动中。因此内在生命首先赢得了一种完全的独立性。这种自我知识于此变成人类灵魂境况的一种细心的测试和评量。因此行动的价值被完全安置于这种心意中；相对于德行，所有其他的善行都同样有效；基于此，在欧洲的土地上首次出现了义务以及良知。
对应于这种生命的内在化的是，将为更早期的古代所陌生的轮廓特征带入一般人群。于今联结人的并不是个别的国家或民众，而是无所不包的理性。这亦即是说，所有人都是兄弟般的相互系属，而且在最卑微的人当中，也必须尊重这种人的本质。作为理性动物，人有一种超越于出生机缘和社会地位的尊严，由此迸发出人性概念的最高目标。这种关于人的意念（humane Gesinnung）也会贯穿在共同的关系中，并且也会越过个别国家的法律构建承认共同且不可变的自然律法。凭借这种思想，斯多葛派有许多成就，它给了人类一个确定的立足点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它造就了更勇敢、更强而有力的人格性。它将生命与一种不断的抗争奋斗相关联，这是一种走向各种不同方向的抗争奋斗；有思想的人必须对他要为事物作错误评价的周遭环境进行抗争奋斗；他必须对一种精致文化的削弱进行抗争奋斗；尤其他必须和他自己以及在他自身本质中的危险性进行抗争奋斗；我们绝不可以对单纯的印象和感受让步，相反地，我们必须将整个生命摆置在一种积极作为的思想（ein tätiges Denken），或说思想行动（Denkhandlung）上。由此，持续的警戒性与不可撼动的勇气便成为主要特质；完全实现德行就是英雄主义。凭借这种思想，斯多葛派的人在一个污浊且混乱的时代中强化了灵魂，并正直地坚持对人的道德力量的信仰。古代的基督教也吸取了许多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不过，尤其是现代的启蒙运动，则重新赋予它生命并作了革新。康德（Kant）与费希特（Fichte）本身也从斯多葛派中获益良多，而且即使现今也不缺少斯多葛派良心的同道。
然而，更进一步的发展揭示出，斯多葛派自身也有着一些严重问题。他们要求强盛的，亦即合于英雄的本性，但他们不能对此无视：这种人是很少的，以及他们并不规定生命的整体情况。再走得更远些，所有对感受的拒绝都被其认为是不可能的。人越来越孤独，由于缺乏一种前进的创造力，因此斯多葛派的生活经常遁入一种疲乏的放弃；当对幸运的要求相对变得越来越高时，那么可以理解，最终就变成一种面向宗教的转变。斯多葛派的影响与思想不能够满足所有的才干，于是其即刻让整体生命陷入摇摆不定，而且也让整个人类堕入一种对生命之幸福与理性的折磨人的焦虑中。
转向宗教
宗教在欧洲至今只是民众文化的一个片段，但在古代的没落中，它越来越获得对整体生命的掌控。这是从亚洲开始发生的，并且是依于多种不同的路数而发生的。这由此引发了在不同宗教中的激烈竞争；在这场斗争中，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最后自我提升为主要的宗教。
首先，这个走向宗教的运动在希腊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境况。在希腊的全盛时代，精神及感性展示的构成是一种完全的和谐。但世界越来越自我离析，感性展现为一种晦暗及反理性之物的产物，而人则认为那种感性的高超能力已失落了，并且只有一种超于尘世的力量显现才能够将人从这种困境中解放出来。从基督纪元前3至2世纪以来，这个运动已在欧洲初露端倪，但它经过漫长的等待，直至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来承接其领导工作。这位思想家是普罗丁（Plotin，204——270），他虽然出生在埃及，但在文化上则彻底自觉为一名希腊人。他是由一种火热的要求鼓动，要去达致人与神合一的。他把一种能够直接让人迁徙到优越世界的神灵的思想看作成此之道，这种与神合一的显示远远跨越了所有已经习惯的生命概念和形式，以将人完完全全地关联到神性的本质中去，乃至为他确保一种完全的喜乐。这是一种经由许多世纪而影响深远的思想方向之源头，亦即是神秘主义（die Mystik）。这个思想方向凭借富有意义的方式丰富了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并且它在今天仍发挥着一种不小的作用。具体地说，这种神秘主义与印度的思想和感觉相关联。
对于欧洲的生活来说，在宗教与主宰世界的希腊文化间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连接这一尝试，是特别重要的；这点首先是由亚力山大城的斐洛［Philo（死于基督之后50年）］在犹太教的土地上作出的。基督教继续延续这条连接两个世界的道路，并且这一连接获得了一个世界史的意义，在今天，这一连接仍在欧洲继续进行着。
当我们将自己转向基督教时，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想到，整个古代文明最后是落到了罗马人的统治中。具体地说，罗马人在战事上和国事上具有大才干以及值得让人赞叹的组织能力，由于这种才干和能力，罗马人能够长时间地统治世界，而且罗马人也通过他们的法律对后来的诸多民族作出巨大影响。基督教首先在近东以及希腊赢得了它坚实的基础，并在之后扩展到罗马以及西方。在三百年间，它艰辛地为其存在而战斗，亦即说，这场战斗在第三个世纪中是最剧烈的，并且导致许多人殉难。但在第四个世纪时，它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它给予人类一个确切的立足点以及一种内在的联结。这种思想自内而发地明显不同于希腊的思维类型。于希腊人来说，这是有关感官及精神之思维类型的主要对立命题，但于基督教它是关于道德之善恶的思维类型。生命由此得到一种更为个人的性格，而决定性的思想是，在救赎者的现身中，超越尘世的力量带给迷惘且无助的人一种完全的拯救与喜乐。故而在基督教中，奠基者的人格无可比拟地较诸其他宗教更具意义，同时，世界史成为这种生命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于接下来的基督教史————这一历史我于此无法作更贴近的追溯，这时一个伟大的新民族的出现有着很大意义，那就是日耳曼人。基督教令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战斗松懈了，在这场战斗中，日耳曼人于公元476年打败了西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则在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继续维持了足足一千年。日耳曼人是强有力且具天赋的，而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没有古代古老又成熟的文化。故而他们接受了罗马的那种文化，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联结决定了所谓中世纪的特征。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宗教社团自我提升为更具优势的力量。于是产生了教会与国家、皇帝与教皇间的斗争。并且在13世纪这一中世纪的高点上出现一个紧密联结着文化与宗教的伟大精神组织，宰制被归于宗教，但也给文化一种有限的特殊权力（der Religion die Herrschaft zusprach，aber auch der Kultur eigentümliches Recht begrenzter Art zusprach）。那个时代处于秩序与层级划分思想的统治下。每一种特殊的人才于此拥有他们独特的地位，但他只能从整体出发以及在对整体的统治下才会拥有此地位。生活体制与封建秩序也于此产生。当时，人在精神上整体拥有的，是一种既予的和传留下来的东西；它也缺乏继续进步的思想，并且也缺乏一种完全的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很落后；它无条件地被摆置在宗教及道德的课题之下。
近代
向一种新生活样式的转向一开始是缓慢但却长期持续着的，直至它赢得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识；基本上，这个新民族由此就走上了他们自己的路，并因此偏离了传统的目标，这是很好理解的。造成的结果是兴起了一个运动，凭借这个运动打破了整个古代传统。它就是在西方被称为“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巨大宝藏。生活越来越独立于教会，并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尘世生活圈。更具意义的是一种关于整体生命之重点的提出。在古代，这个整体世界被认为是一种既予而又封闭的广大领域，在以前的运动中被展示为某种较低的东西，所有追求都服务于一种必要坚持的目标。相对于此，现今的运动被看作较高者，因为它产生更多的力量，并且有无限成长可能。更主动且更根源的生命在稳定的特征下自我提升。这种变化扩及所有领域。就像世界展现为运动的那样，人际关系也越来越被当作流动的和能提升的。随后这也席卷到经济关系。由于人试图在中世纪中建立一个生产与消费间的平衡，因此兴起一个无止境生产的努力。对应于这种运动的方向是一种指向个体的方向，亦即就是指向于人的方向。早先，世界被认为是无条件地纳入考虑的东西。对人来说，所有生活内容都应从这个整体世界来达致。故而国家亦居于个体之上，而且教会也居于个别的信徒之上。不过，于今个体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存在。人应该出于自己的力量来找到一条通往世界的路，他的灵魂应显现为确定的和稳定的东西。社会变得越来越由个体所建立并且屈服于他们的目的。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个体及个体性的意义越来越强化，因此这点紧密地和各民族在现代大地上更明确地相互区分，以及他们的精神特征更有力的模铸相关联。由他们开始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具体地说，他们开展了普世的文化与艺术，而法国人则将生活形式予以细致化并减轻历史的压力；英国人则成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者；而德国人则是改革的民族，他们这些人都在其古典文化的高度上创造了一个关于艺术和科学的高贵人文主义。故而，现代生活较诸更早先的时代展示了一种更远为丰富的图像。在这种生活的整体中，接下来各章清楚地出场如下：
1．文艺复兴，它被视为现代世界的青年时期；2．启蒙时代，这一时代追求一种人类的完全成熟和自我的意识；3．人文主义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4．19世纪的实在论。文艺复兴给予了生命引导一个很具意义的启发，然而它没有创造出封闭的体系；这种体系是借由启蒙运动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个别人物具名如下：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 他在政治学说上放弃一切伦理的探讨并且宣告一种单纯合目的性的政治学，这个学说由意大利人宣扬阐发，其观点是，人为了国家利益亦可进行不道德的行为［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Moore），1480——1535］ 《乌托邦》（“Utopia”，1516）的作者。其首先要求的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原理变革，一种私有财产的放弃，一种合于计划的社会组织。
培根（Bacon，1561——1626） 培根代表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尽最大可能地割弃所有主观的属人因素（alles subjektiv Menschliche），并且屈服于事物之下。他生硬地与过去作割裂并期待所有的科学进步。他将那种要在确切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巨大金字塔的自然科学视作生命的女王。科学的主要任务是，给予人面对世界的力量。他是科技时代的先知，他曾说出这样的话：知识即力量［Wissen ist Macht（scientia est potentia）］。伟大的发明者因此成为人类的主要造福者。然而科学被认为是全体人类的财产，此方法也被看成某种针对个体进行的思考，亦即消除个体差异的东西，他说：“将杂多搁置一旁，科学就会成长。”培根构建了走向启蒙的通道。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展示了人是如何在一个时代中相互独立地推动具有意义的思想和准则，以及在不同领域将其引领至同样的目标上去。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爆发了一场巨大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宗教受到压制，但没有被攻击。它主要追求的是去获得一个对事物清楚且具关联性的处置，去合规矩地奠基知识并和它建立妥当的连接。于此最重要的是一种它们要去抓住，对思考理性以及人类能力的坚实信仰。这产生了要由理性来形构法律、道德、宗教、教育等等“自然的”，也就是合乎理性的这样的课题。在这场运动中，所有的权威都受到攻击，相对于历史的境况，现在的人自觉是成熟的。所有传留下来的状况都要细心地以他的律法来做检验，理性成为关于真或假的试金石。出于这种对理性的推崇，紧随其后的是人的平等，但这还需要时间来获取承认。在世界观上，灵魂与自然被作出尖锐的区分，所有灵魂都拒斥自然，然而意识则被特别看作灵魂（Seele）。这种关于自然与灵魂的分割有着重要的结果，亦即所有的魔法活动和巫术活动（Zauberwesen und Hexenwesen）随之消失了。在那个时代，在各个不同国家中出现了一些很具特色的人物，如伽利略（Galilei）可以被标榜为第一个现代科学家，如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是现代国际法（Völkerrecht［s］）的领导人，以及特别是笛卡尔（Descartes）这位第一个在相互关联之整体中抓住现代思想世界的人。特别切合（eingreifend）的是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由此出发，现代自然科学获得它独特的特性。在较古老的思维方式中，自然似乎出现于感官印象中，并且这些个别部分似乎要直接地在一个整体中来把握。这在过去还没有造成科学与事物的感官图像间的破裂。这个破裂于今经由笛卡尔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而造成。这个转向通过三个主要层次来完成：首先是通过分析，亦即将印象拆解成细小部分。其次是通过自然法则的发现，亦即精准确立自然之作用的数学法则。这样一种数学法则首先是由德国研究者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学中发现的。第三是通过发展。当法则建构起事件发生的基本形式时，它就会变成由此诸细小元素来建构一个关联的任务。这应该是通过发展、通过一种历史运动而发生的。通过这三个基本特征：分析、法则、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获得它们独特的精确特征。同时它获得一种技术特征，使它能够对自然作出解析，从人出发来安排这些元素并作出新的联结。以这种方式，人通过他的思想变成自然的主宰者。与古老思想方式的决裂，具体地说，它清晰明了地见于颜色、声响，以及尤其是感官的感受中。颜色与声响对现代思想来说并不切合作为事物的特性，而是灵魂对由外而来之刺激的影响。
对应于这种新思想方式的是一种新种类的灵魂态度。这种思想方式通过笛卡尔，以及特别是通过启蒙运动而极大地提升了主动性，并且将清楚且明晰的思想变成文化工作的主要承载者。由此产生出一种要通过思想劳动去检测并尽最大可能去改善所有关系的热烈努力。对于教育与教学改革的努力也是在这里出现的。这所有一切的确在缓慢地进展着，并且诸民族都展现出一些偏离。对于民族整体来说，德国人首先关怀教育。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该时代的主要成就在于精确地探究自然以及思想的澄清；主智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该时代的主要特征。然而通过将所有归总，这个努力倾向于充分地去发展人的力量，并尽最大可能提升它。现在我们想要更贴近地来探讨各个民族。
较早期的法国人：路易十四
对于法国人的生活来说有一个优势，亦即一个大国首先经由路易十四把握并促进了现代的文化任务。于此一个关于古代及现代生活之不同的明确意识首次出现了，就像“现代的”这个表述，它恰恰通过与古代的对立一样获得了精准的表述。这种法国文化无疑与一种具威胁性的野蛮文化进行对抗，并将更多的秩序与高雅带入生活中来。然而它也有许多浮于表面的东西，只有华丽的东西被拿出来展示，就长远来说，这对法国人自身也是不够的。它一直持续地发生作用，将该时代的法国人带到民族的顶峰。在当时德国正遭受可怕的三十年战争（den furchtbaren 30jährigen Krieg），只能在这种折磨中来缓慢地进行休养。
德意志的命运
德国在启蒙运动中落后于其他民族，这主要是因为阻碍国家生活并在最后召来蹂躏性战争的宗教迷乱。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具体地说，德国由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精神解放，并将日耳曼世界催逼到新的路径中去。带着路德的英雄形象（Heldengestalt Luthers）的宗教改革（Die Reformation），在一开始是一个宗教行动；它力求一种灵魂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并借此升高进入灵魂的内在以及一种自我负责的意识中去。它为人类解除了所有中世纪体系所责付之努力的压力。这种宗教的变迁对整体文化生活也有不可估量的结果。这个转变提醒人类要有更多主动性，它为生活带来更多的活力，加强了道德的存念（Gesinnung），并给予人自作决断的意识。但这种转变的后效逐渐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低地国家［荷兰（Niederlande）］，它紧密联结了宗教与现代文化，直到18世纪时，德国才达到了精神运动的顶峰。
英国
启蒙运动首先是由洛克（Locke）及他的追随者发起的（1632——1704）。洛克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类型，而英格兰民族对这种思想类型直到现在仍保持忠诚。这种思想方式对哲学思辨并不倾心，它不勾画一种独立的思想世界，相反地，它将自己建立在既已存在的经验基础上（auf den Boden der Erfahrung des gegebenen Daseins）；对于这种生活，它希望精准地走向那个在它之中理性地且令人愉快地形构的存在。具体地说，这种关注于此转向人类的认知（Befinden）。然而人不但在其自身中被看作个体，并且也在与他人共同的人之存在、在社会的建构之中被看作个体。从最简单的元素来理解灵魂及社会，这构成了英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它的强化是立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关于世界的问题被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它显示的是无法去奠立事物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它只有一种通过它而影响我们感知的意义。于是产生了一种我们称为经验主义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其内在有一个狭窄的界限，并且在深度与力度上它不能与后来的德国哲学来作比较。但在该界限之内，它通过它的清晰性、无偏见以及丰富满盈而影响深巨。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实际生活、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所作的贡献。
洛克完全从个别的人出发来考量社会生活。他想从个体与个体的兴趣推出一切。国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思维的有机体，相反地，它应该是借由联结一种个别点之自由的统一而出现的；在其目的及界限中这是一目了然的，在其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课题是要支持诸多个别护法团体，以及保障它为之对抗的所有外来骚乱的自由。然而在社会内部，法律只能由共同生活中的事实成就来奠立。倘若这种思维严格地追求它的结果，那么所有的传统、遗产等等必然会堕坏。然而这种激进的否定远离英国的思想家，对英国思想家来说，最为独特的是，思想的后果只发展到这么远，即它不与实际的任务相矛盾。洛克相信，承载理性的个人是很明确的，他只能作为社会之一分子去发展他的理性，并为此而感到幸运。故而他在神圣的和市民的法律之外提出公共意见作为第三种法，他将这种公共意见看作可信任的真理城堡；因此政治自由获得了一种和社会联结相关联的抗衡力量。这种联结经常借着它不被注意的影响作用而为政治自由设定一个强固的栅栏。政治自由，这是英国人在社会上经常建立的联结。从英国出发，启蒙运动在18世纪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到整个欧洲。在它的领导下，事物的超自然性质越来越弱化成一种自然的、合于经验的思想方式。于此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对人性之才智与良善的强固信仰（Glaube an die Tüchtigkeit und die Güte der menschlichen Natur）。人可以将这时代的基本调性标识为乐观主义的。于此，人较以往更关注他自己的感受，具体地说，在英国首次出现了公益期刊，以及忠实描绘社会周遭环境的现代小说。在生活的内在形象勾画中，宗教越来越被道德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所排挤。此时行动不再作为一种对彼岸世界的允诺，而是通过它自己的愉悦和美好来获取它的酬劳。这里必须特别提及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1671——1713）。他甚至将所有唯物主义也当作一种将彼岸思想摆在眼前的宗教而加以拒绝；他在此岸世界中找寻神圣者，并在它之中看到一种贯串并形构整体实在的力量；他发现神是直接当下的在人的灵魂中，并在自然中看见生命和美最富有的满盈。在行动中适切的是去达致一种内在的独立性以及构造出一种和谐，于此自我主义的倾向自行服从于社会的倾向。夏夫兹博里在英国生活得相当孤独，他同时将希腊的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他是第一个在这重要时刻开辟了通向德国古典主义者内在世界的观念论道路的思想家。
启蒙运动最具意义且团结一致的工作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在启蒙运动的土地上，经济的课题赢得了一个成长的意义，并且就像首先发生于法国那样，越来越创造出相互关联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一种巨大的影响；但其现今的成效则明确地是通过亚当·斯密而超胜的。他通过其广博、清楚且富能量的思想对整个欧洲造成巨大的影响。他从劳动分工这个事实出发认为这种分工是所有文化必需的条件，尤其是它引领着人从自然走向文化。劳动分工不会产生分散，而是一种个别的个体之紧密联结。每个人只有在他为其他人提供某种富有价值的东西时，才能够存在和发展，由此他必须对某个什么东西作出成就并全力付出。于此斯密更贴近于实现这一简单的思想，因此他变成一种经济上完全自由［寻求走他自己之路（pursue his own way）］体系的奠基者。在当所有强制都消失时，这整体————就这么称呼它————就会以最佳情况来运行，而每个人也会在竞争的竞逐中达成可想见的最高点。在国家之中的自由也扩展到民族间的相对关系，并且推介一种无所限制的自由贸易，而贸易同时被内在地提升起来。相对于人在早先借着诡计与欺瞒而行贸易，斯密则是立于这样的思想，亦即在“合乎自然的贸易”中，它的所获收益不是那种通过伤害别人而得到的，而是那种双方都能赢获的。由此贸易从一种不和及敌对之源头变为一种和睦和友善的联盟关系，并变成个别职业乃至民众的团结，以及一种和平的竞争和不停进步的景象。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将加以探讨。
莱布尼茨（1646——1716）
莱布尼茨在现代文化生活中有他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个德国思想家，并且尽力地为德国作贡献，但他以当时于文化生活中赢得了领导地位的法文来撰写他的主要著作。莱布尼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广博且多面的博学者，他拥有一种毫不厌倦的行动冲动，并且他努力地对一种生活领域、信仰皈依以至于民族的紧密关联产生影响，而且他对中国的生活以及中国语言也有浓烈的兴趣。他由灵魂出发规划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图像。他的主要思想是，所有的实在都是灵魂之类的东西，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出自内在统一体的行动。他称这种东西为“单子”（Monaden）。感官世界是一种不可见之世界的表象，个别的单子由一种无所不包的神性（Gottheit）所承载和聚集。每一个个别的灵魂包含一个世界，然而每一个灵魂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这个整体。莱布尼茨坚持一种愉悦的生活信仰，一种对生活的强力肯定，一种对个体性的高度评价和一种对不停进步的信任。他为德国的启蒙运动种下一种不停止的、同时也是持续的努力；最后他为宗教与文化的调解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整个文化都因他而得到巨大的扩展和内化。
18世纪的法国人
法国人在18世纪时拥有民族的精神指引。他们将现代思想方式导引到一般的统治上。虽然他们显然最先继承了英国的启蒙运动，但他们还是继续领导那种独特和激进的启蒙运动。他们在品味和雅致上表现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及历史方面丢弃了所有超自然的关联，并且将所有的过程建立于人的本性、人的感受以及追求之上。这种生活包含着许多个别的伟大人物形象。在此时期，最主要是出现了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
伏尔泰（1694——1778）以高度机智和卓越的诙谐批判时代的境况，他同时完成了极富意义的文学、历史及哲学的工作。具体地说，在学术上他通过对历史的普世性和批判性之处置来产生影响。他凭借着激烈的热情对抗所有迷信，但他也决绝地拒斥无神论。神和自由是他所追求的指明灯。于此满足他的是一种对人的浓厚热情。
卢梭（1712——1778）则完全不一样。他也受益于启蒙运动的激励，然而他所追求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感受，即他特别追求将整体生活引领到灵魂的直接情状上。他由此出发从事一种以激情对抗传统社会的斗争。他希望拆除其人造的建筑，并从最基础的地方来作出革新；他信任不作假的自然，并且他也力求成为一种存在于其自然本性中的有力的、简单的和幸福的人。卢梭对宗教、教育及政治造成强大的影响。他想要推导出所有关于个体的权利，并坚持这些权利。根据他的学说，从个别意志的联结生发出一种每个成员必须让出其权利的一种“整体我”（Gesamt-Ich）、一种“集体的个体”（kollektiver Körper）。国家的主要目标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成为个体的权利保障，而是整体的福祉。这种思想方式只承认一种在国家内的自由和平等，它不承认与国家对立的自由。卢梭对人的善性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根据他的观点，这种倒转的社会秩序招致让我们受苦的不幸。卢梭的这种思想使得法国大革命持续进行下去，而他留下的贡献是直接形构所有个体的灵魂生活（alles seelische Leben des Einzelnen）。
德国
启蒙运动要到18世纪30年代才成功地在德国全面活跃起来。不过之后生活急遽提升至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当时的大学受到一位莱布尼茨的弟子，即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主导。他对当时的科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为所有的行为与思想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德国的科学语言。然而他只是停留在一位纯然的学者身份上。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如莱辛（Lessing），他介入文学、宗教及艺术领域，激活了德国人的生活并唤醒清新的力量。在莱辛深化这种启蒙运动时，赫尔德（Herder）却与启蒙运动决裂。他要求更多的直观（Anschauung）、更多的根源性（Ursprünglichkeit）、更多的直接感受（unmittelbares Gefühl）。他在所有力量的和谐中发现一种普遍人性的理想（ein Ideal universaler Humanität）。同时他热切地致力于将个人的生命与历史和民族相关联。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一方面是在康德及其追随者，另一方面是在歌德（Goethe）及席勒（Schiller）的诗文艺术（Dichtkunst）中完成的。
康德（Kant，1724——1804） 首先是从德国的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但他后来完全与它决裂，并开启了一条新路。他的主要问题是对真理概念的把握。自笛卡尔以来，现代源于“人”，因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如何获致世界的整体。作为其主要工具，这种哲学思辨是以搭建连通这种鸿沟的桥梁来展现的，意即通过两大思想家，即通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而产生的。斯宾诺莎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完全的认识，由此他通过神性的统一体直观（Anschauung der göttlichen Einheit）地将人提升到万有的整体（das Ganze des Alls）中去，并宣告一种关于感性与精神性的平行主义（“一元论”）。根据他的信念，每种本质同时拥有一个感性的和一个精神性的侧面。相反地，莱布尼茨相信真理能够借由下述而获得，亦即通过把无限的整体直接放在一个存在物中来实现真理，这就预设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神。相对于此，康德相信，虽然不能由人认识到事物的深层，但他确信，人是从其自身做出了一个生命架构；然而这个生命架构却将自我限制在事物的形式（die Form der Dinge），而不是物质材料（Stoff）上。这是全然暗晦不明的。于是他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转向，亦即所有事物的关联不是从外在来呈现，而是出自人自身。空间、时间、逻辑链，对世界做终极推论的要求，这些都是从人自身的精神结构中蹦跳出来的。因此它们只对人有效，而不是逾越他而出。这点必须在本质上改变所有的尺度和任务。而人则以其理性被摆置到中间点上。
由此出发可能显现，于康德处对生活的否定似乎占了上风，不过他赢得了一个肯定，并因此在道德行为中达致了一种自由且独立的世界核心。根据他的观点，人获得了一种没有条件限制的价值，亦即一种人不应该被当作工具，而是他必须被当作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自身目的（ein unbedingter Selbstzweck）来被有尊严地对待。于此，在德国与英国的思想间，其亲缘和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两者都将自由的概念摆在前位，但自由对英国思想家所意味的是面对其他人的独立性，但对德国人则是意味着面对自己而变得独立。于此，人被认为是一个伦理价值的承载者，他赢获了一种超越尘世的自律（eine weltüberlegene Autonomie）。康德在如此理解的道德中见到人类决定性的优点；道德在那作为理性存在者而自为立法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中高踞顶端。康德不只对个别的人要求某些成效，而且他也吁求一种对所有自然秩序都要无条件地通过其自由来思考的“道德的世界”（Welt der Moral）。自康德始，成功地完成了对生命的强化。这种生命的引领思想是那种居于自我立法之下而自由从属的义务（Pflicht）。康德将一种无法度量的运动带进精神生活并巨力千钧地撼醒世人，深入的认知与强大的道德力量相互靠拢，并给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样貌。康德的意义在于他更进一步地跨出学者的世界，由他而出现一种很大的生活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不是新的，但在学术上它首先因康德而获得了完全的清晰性。它涉及一种不同于灵魂的（或心理学的）有关精神生活的明晰概念。具体地说，这是指那种让所有发展都从个别灵魂生发出来的英国思维方式。但在这一路径上无法达致一种有关生命与精神世界结构的内在关联。德国的思维方式则在自我行动与创造性精神的概念中，并将这种心理学一类的和精神学一类的予以相对地摆列出来（stellte dieser psychologischer Art eine noologische entgegen）。于今康德成为了一位清楚将自我行动之生命概念从所有单纯的心理学中予以凸显，并因此在本质上深化了人之基本概念的人。在这一路径上，许多优秀的思想家跟随着他，并且德国思想也因此获得一个显明的特征。在更进一步对精神生活的把握中，不同的思想家都宣告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费希特（Fichte，1762——1814） 主要做的事是针对道德及实践行动，谢林（Schelling，1775——1854）则是试图从内心去理解艺术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康德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是黑格尔（Hegel，1775——1831），他的强大特别体现在逻辑上，但同时也见于世界史和政治生活中。黑格尔借着更大的能量提出居于个体以及个体目的之前的整体，同时他创造出一种逻辑样式的壮观的演化学说。通过这所有一切，他对文化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所有这些成效，德国的思维方式明确地与启蒙运动区分开来。这种思维方式曾一度创造出一个更伟大的人之形象，具体地说，在这形象上，就像发生在歌德（Goethe）这样的人身上那样，所有气力都在追求完全的和谐。因此它必须在一种历史思维方式中获致，亦即在追求一个特别的角度，从根本上将每一个别民族的独特性在语言、法律、艺术、宗教等等之上予以展现。因此在紧密的关联性中，就像它贯穿所有时间那样，存在着对个别国家更高的评价。德国在它的观念论中————这种观念论想要由内而发地来建构整体生命，并且特别是在教育上，不是将有用，而是将善和美，以其和谐而预先————达到了一个卓越的高度。这种德国观念论变成一种关于整体生命的力量，但在19世纪，却使生命愈来愈靠向实在主义，并一时还赢得了对于整体世界的掌控。这一欧洲的信念早先是由宗教，然后是由内在于世界的观念论所掌控。文学、艺术及哲学都曾是它的主要承载者。不过生命的核心，就像它在自然和在人类社会中包围着我们那样，愈来愈推迟进入可见的世界中，并且各种重要的生命图像也由这些课题而出现。
首先英国思想家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主因可能是其认为要更幸福且更有人之尊严地来形构社会生活的情况。具体地说，就像它早先存在于英国那样，它有时是相对于需求和焦虑不安而产生，有时也是为了减轻严厉刑法而产生。实证主义则显然是由孔德（Comte）作出精确表述的，但它也是通过整个时代的准备而被作出的，这种实证主义拥有一个更大的特征（Zug）。实证主义拒绝所有逾越人类及其经验框架的问题，它拒绝所有对事物根基及对神圣存在的思索。它希望将人限制于其自身的框架之中来达致一种幸福的生命，并且获取一种紧密且稳固的人之联结。然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它不可能没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并且它不可能没有一种对独立的灵魂生命的压制。这个实证主义紧密地与自然生活及社会生活联结在一起，因此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生命图像。它产生了被达尔文（Darwin）和斯宾塞（Spencer）归为自然科学的演化论，并且进一步地通过马克思（Marx）而获得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也在法国及英国引发了许多运动。达尔文主义能够召唤近代的追求，亦即尽最大可能地由其变化来理解自然的所有现存状态。这种追求早先由于承认不可逆的有机形式而被阻绝，然而现在则通过达尔文，有机生命被安置于变化中，并由此与传统的宗教世界观背道而驰，产生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亦即海克尔（Haeckel）与他的一元论（Monismus）］。然而在它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很清楚地就变为：一种全面包含的发展观念与带有自然挑选（natürliche［n］Auslese）和物种竞争（Kampf der Wesen）的选择学说（Selektionslehre），必须清楚地予以区分。这个问题太错综复杂了，当该选择学说能够解决上述情况时，人却在这之中发现达尔文的一个大贡献，亦即要在运动的世界图像中确保一个更宽广的空间，并且要从历史出发来理解自然。
还有更震撼的（eingreifender）是社会学说通过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变革。特别是在生活处境上造成巨大变化的劳动走向技术形构的改变。早先，劳动绝大多数是由个别的人来完成的，并且存在着一种人与其劳动对象间的紧密关系。自从自然科学能够从事这样的劳作以来，自然就被拆解了，而且它的力量也被用来服务于人，因此劳动被认为具有一种技术的特性，并且完全被改头换面了。现在它在工厂中产生巨大影响，并愈来愈控制着整体生命；它由此将人的共同生活变成一种集体的特征，并产生一种庞大的牵扯纠缠，在此牵扯纠缠中，灵魂与劳动的联系愈来愈松弛，同时在业主与劳动者间形成了一种粗暴的对立。由此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主义力求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个全新样貌，以及它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激起一场决不退让的阶级斗争。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达尔文主义提出的一切都是立足于个别元素的力量上，而社会主义则相反，是从整体出发并将个体置于整体之下。然而这两种生命样貌都是站在感官经验以及感官存在的立场上，它们都与观念论相矛盾，观念论是在不可见的世界中找到它的立足点，并且它相信，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给予生命意义和价值。
对于欧洲生活的回顾展示出一个很丰富而且变动的图像，并在不同层面交互随时地出现，而没有后来者排挤在前者，以及作出不必要的举措。在希腊一度灿烂的文化发展后，接踵而来的是转向作为压倒性力量的宗教。这种情况直至当代仍无例外地保有控制权，但逐渐地它先是被补充，之后又由于一种普遍的新生活————这种生活令各方面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并自行分裂为观念论与实在论两种流派————而回退。具体地说，观念论就像德意志的古典文化带给它的那样，历经了启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回击以及它们之间对立的克服这三个阶段。实在论首先是一种单纯的反对运动；但它愈来愈取得了领导地位，最后它就像它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所提议的，并在现实中要排除所有其他任务那样，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造成一场尖锐变革。然而这样一种窄化可能无法持续地满足文化人（Kulturmenschen）。欧洲生活已经从它的这个高度走向了一个要去缓和并尽可能克服此粗暴对立的运动。当代以及最近将来的生活将会是在两端中间移动，对于宗教这一端，代表的是一种非感官世界的法权（Recht），而对于经济生活这一端，则是被当作人类自然的自我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两端在今天粗暴地交相威逼着我们。克服这个矛盾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任务。不过此时我们处于一个很紧急的境况中，观念论已被削弱且不确定，而实在论则不可能包摄整体生命并给予它一个内容。故而，它迫切地需要一个让生命摆置到一个新陆地的深思熟虑的综合。目前这个问题在欧洲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现在欧洲人的内在境况是很不平静和满足的。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应该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