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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孔子之心学”。先把题目略作解说，再申述内容。
儒家应分两段落去看。前一段从汉至唐，后一段由宋到清。前一段的儒家，都讲周公、孔子。后一段都讲孔子、孟子。此是一大不同处。汉 唐儒，我们可称之为“经学儒”。宋 明儒，可称之为“理学儒”。经学儒看《五经》更重过《四书》。理学儒看《四书》更重过《五经》。清代有一部分学者，标榜汉学，反对宋 明。其实，他们仍受宋 明影响，仍当归入宋 明系统。大体言之，汉 唐儒重事功干济，宋 明儒重心性义理。而清人则既不讲求事功干济，又不探讨心性义理，乃别有所谓考证之学。在经济、义理两方面，遂均较前儒为差。
宋 明理学中，又分为两大派：一曰程 朱理学，一曰陆 王心学。因陆 王主张“心即理”，而程 朱则主张“居敬穷理”。后人遂疑居敬穷理，则似理在心外；心即理，始是理在心内。于是遂分之以为二。依我个人意见，程 朱同亦主张理在心。而且穷理工夫主要端在心，仍必从心做起；因于格物而所穷得之理，非与吾人心中之理有不同。穷外界事物之理，即是穷吾人内心之理。因此程 朱之学，亦可谓是心学，只与陆 王所讲稍不同。或许是讲得更精些！
亦可谓陆 王从“心即理”出发，程 朱则以“心即理”为归宿。陆 王说心即理，则不须另要功夫。而程 朱说心即理，则非另下一番功夫不可。所以我们只能说程 朱与陆 王的心学有不同，却不能说程朱不注重心。换言之，亦可谓宋 明理学，包括程 朱与陆 王两大派，莫非是“心学”。
宋 明理学家，虽欲跨越汉 唐，毕竟是从先秦来。陆象山最喜称述孟子“必先立乎其大者”之语，大者即指“心”。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致知”二字由《大学》来，但称“致良知”，“良知”二字则亦据孟子。故陆 王之学皆本于孟子。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篇》上）
此是孟子讲心学之明证。而且七篇中，讲心性者特多。孟子固为陆王所推尊，但亦同样为程 朱所推尊。故我们只可说，程 朱、陆 王乃是同源异流。而孟子亦可称为是心学。不仅孟子，即荀子亦极善言心。我们亦可称荀子为心学。更由孟 荀上推孔子，则知孔子亦可称心学。“心学”乃为儒学之主要骨干所在。在此方面，汉 唐儒似不如宋 明儒，更扼要，更紧切。
今天所讲“孔子之心学”，当从《论语》讲起。《论语》二十篇，极少讲“性”字。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
讲及“心”字亦极少，不过六七处。然则为何说孔子所讲的一套学问亦是心学呢？我们读《论语》，其中所讲，多为事物，但“因心见事”，“因事见理”。宋 明儒程 朱、陆 王所讲，其实均不出此。一部《论语》，向内没有讲“心”，向外没有讲“理”，只讲一件件的“事”。但我们只要就孟 荀、程 朱、陆 王来读《论语》，便知孟荀、程 朱、陆 王所讲“心学”，其实均奉《论语》为大宗。今天所讲，主要是讲《论语》二十篇中孔子心学之大概。其未是处，请在座诸先生指教。
二
我们讲宋代理学，有一最有名的故事，亦可谓因此而开出宋 明两代之理学。程明道、伊川兄弟十五六岁时，去见周敦颐 濂溪，濂溪教他们“寻孔 颜乐处”。此语一针见血，实宋 明理学生命大动脉所在。《论语·述而篇》有云：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非乐疏食饮水。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又《雍也篇》有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赞哉回也！
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此两处程子语，便从濂溪之指导而来，今若问孔 颜所乐究系何事？最简单之回答，当云：“所乐在心，不在外界事物。”宋 明理学家最主要之宗旨，即是要认取孔 颜之心，探讨其心所乐何在。此乃程 朱、陆 王共同精神之所在。而孟 荀精神也莫能外此。
宋学开先，群推范仲淹。他的名言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可以说，范文正之忧乐，乃以“天下”作对象。如是，岂不将使人有忧无乐？然苟其人心中无乐，恐亦不足以担当天下之大任。故后来理学家虽亦极尊范仲淹，而论理学开山，则终必推尊周濂溪。因范氏究不能和孔 颜的忧乐相拟。稍后明道又说：“十五六岁，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与点”一章，见于《论语·先进篇》。此章始自明道提出，由宋迄清，学者都加重视。此章载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对曰：“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此三人，一志于军事，一志于财政，一志于外交，独曾晳则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论语》中一篇极好的小品文。明道释之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也。”明道之释此章，似乎有些过分重视了内面心性之乐，而过分看轻了外面事功建树；与上引范仲淹语，正反各有所偏。孔子常常称赞颜回，而其赞曾点，则只此一见。实则此章孔子之“与点”，只在教导其他三子莫要过分重视了外面事功。一切事功皆须有外面条件，故不该奉以为为学之大目标。即如此章曾晳“舞雩咏归”之乐，亦仍有外面条件，如暮春天气，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之伴侣，如沂水、雩台之环境。缺了条件，便感不足。但讲到颜回所乐，则可以无条件，甚至可以有反面条件，“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此其乐之所以为可贵。而且曾点之乐，也可说近是享受式的，所谓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虽曰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是有条件，而且仅止于享受。而颜子之乐则非享受，乃是一种进取。其言曰：
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
此是颜子一种最高之追求，亦是一种无限之进取。绝非当身一种眼前享受。然亦无外面条件限止，所以为真可乐。
惜乎曾、颜所乐之不同，宋 明两代的理学家，没有在此处加以透切发挥，而每混合为说。于是他们太看重了心性，太看重了心性享受，而忽略了事功，更是忽略了学问。至于清儒，虽若重视学问，而于点、于回，两皆失之。当知颜子之乐，乃由“学”而来，亦即于“学”中所得。孔子又极称颜子之“好学”。而孔子亦复以“好学”自称。《公冶长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濂溪亦曰：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范仲淹可谓有伊尹之志，但未深入认识到颜子之学。今问孔 颜所好究为何学？胡瑗（安定）掌教太学，出此题为问。伊川撰论，极为安定所称赏。此值伊川少年时，盖亦由濂溪之教导也。
三
今请由此进而讨论孔子之所谓“学”。《论语·学而篇》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说”字、“乐”字、“不愠”字，只是一义，即指心境之乐言。孔子毕生所学内容，此刻暂置不论。但孔子学时此一种内心境界，则在此《论语》首章已明白悬举。我们此刻正当从自己所学来体会孔子之境界，亦当从孔子所悬举之此一种境界来考验自己之所学。但也不能单在境界一边张望过甚，便会陷入明儒如王心斋《乐学歌》所咏。当须由此深入，乃可透悟到孔子之心学。在《论语》最后一章，则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命”便是外在条件，“知命”便是知有此条件，但非不顾此等条件之谓。必使外面条件不足以改变自己内心境界，此始谓之“君子”。《论语》首章末章之所谓“君子”，此一层大堪玩味。
《论语·宪问篇》：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明道释之曰：
为己，欲得之于己也。
真能得之于己，内心境界宁有不悦、不乐而转有愠焉之感？程子又释之曰：
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孔子一生，不见知于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可知虽外面一切条件不够，亦可终不害于此心之悦乐。此所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能自得，能内心有乐，始可以感染及人。明道又释之曰：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丧己宁复有乐？而且己之已丧，他人于我，又复何得？
当知人心最难把握。必得让自心有一条路向前，始有可乐。一人之心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复如此。人人心中有乐，斯乃天下太平，反之人人心中没有一条路，不知由何处向前，则天下必乱。孔子为学大道，即在开示天下万世人心此一条向前之路。《为政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章孔子自述毕生为学经过，然所讲正是此内在之一“心”。“十五志学”不必讲。“三十而立”之“立”字，即“己欲立而立人”之立。这不是如今人般在经济上、职业上之所谓立，而乃是一种人格上之立；所谓顶天立地，独立不惧。人格上的立，即是心性上之立。立于己，立于内，而非立于人，立于外。且看下一句“不惑”二字。“不惑”是心上清清楚楚。群言淆乱，世道纷歧；纵是外面一切利诱威迫，而我能不摇不动，不退不转；此始是个性自由，非如今人所谓之个人自由。循此而后中天下而立，至于“知天命”。知道不行，即是知天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是知道不行，而还是要行，亦是知天命。至于此下“耳顺”与“从心所欲”两阶层，更为心学造诣上之更高境界，此处暂不详论。所以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乐天知命。学之所在，即乐之所在，同时亦是人生真意义与真价值所在。即此是“道”，更何所谓“道不行”！
当知人生之真意义与真价值，决不在提高欲望，使欲望获得满足之谓。欲望多在外面物质上，即不能无外面条件。此且不论。当知自己一身也即是物质。要使外面物质进步，先应使此身进步。所谓此身进步，则当指日常生活言。知得要求日常生活进步，便当知先注重于主宰吾此身之“心”之进步。故一切之学，必以心学为主要，为究竟。
《论语·里仁篇》：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就是指此心。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心之在内者为忠，在外者为恕。譬若对朋友：直以己心施之朋友，即为忠。莫以己心之所不欲而施之，即为恕。程子说：“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即自然之道。依照吾心自然之道做去，即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一就是忠，贯就是恕。对外面万事万物，只有我此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只凭我此心忠恕，就可达到。
今天我们确是完成了许多“物”，那是连孔子也不曾梦想到。但又却各自丧失了自己一颗“心”。失去了自己一颗心，即是失去了自己这一个人。因而外面物质纵是不断进步，而各自内心总是感到不满足，不快乐。今天的世界，已然只见为是一个物世界，不见为是一个人世界。一切只为功利，不忠不恕；只见有物，不见有人；甚至不见有我，主要还是不见了我之此心。试看小孩子们多么快乐！小孩子们的快乐，那亦是天道。成年人则失去了小孩时那一颗天赋我们的“赤子之心”，所以总觉得不快乐。人类已能登上月球，若只论物的世界，我们也已发展到高峰；而人的世界则日趋沈沦。只须每天清晨读报纸上所报导，便可得知。孔子说“富贵如浮云”，今天的人类，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只如在浮云中，一片模糊，变幻莫测。
四
以上略举《论语》少许章节，便足证明孔子所讲的也是心学。宋 明诸子只是就此发挥。平心而论，汉 唐诸儒比较少讲到这一边，所以为宋 明儒所不满，但《论语》只是孔子门人与门人之门人所记下。此刻要说到《春秋》一书，则是孔子所自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然后人言《春秋》，《三传》以下，到今无虑千万人，千百万言；其中只孟子一句话，便最说中了《春秋》之作意。孟子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惧”字正指在人之内“心”言。在此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平均计之，不到七年，即一君被弑。不到五年，即一国被灭。那真是乱世已极。而孔子《春秋》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那些天子诸侯大夫，为孔子所贬、所讨、所退的，那是孔子之所遭际。王事则是孔子之所志所学。汉人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行于一身，道明于天下；《孝经》即是“忠”，《春秋》即是“恕”。孔子作《春秋》到今两千五百年，中国由大体上说，常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广土众民，日扩无疆；不像欧洲人到今天还没有一统过。这是何故？这便是孟子所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如果乱臣贼子无所“惧”，大家争为乱臣贼子，一如春秋般，怎会有此两千五百年国家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局面？这也并非说中国此下便无乱臣贼子，只是乱臣贼子心中知惧，比较上亦就少见。至于后世乱臣贼子何以会知惧？此处便是有一番心学妙理，正是孔 孟以下，中国儒家所主要讲究的。
孟子引《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项大智先见，深入人心，使两千五百年的人心，大家有一戒惧。孔子诚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大圣人。换言之，乃是中华民族之大孝子，大忠臣。孔子以“心”教“心”。把他一个“心”来贯穿两千五百年人的心，通达古今。使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成为世界最大之民族。非有此心贯彻在内，何以得此！吾们此刻，正应把握此心，完成此心，不使涣散，不使沦亡才是。
诸位当知，非有此心，民族将会破碎，历史将会斩断。非有此心，物质纵进步，人道将萎缩，世界末日亦终于会降临。此心在人，人之善保此心，则贵能有学。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也即是反求诸己心。《论语·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知所学，亦即以此“忠信”为学。故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现在我们应效法孔子，从自己内心出发，去从事学问；在心的基础上建立人世界，再由人世界来建立物世界。后先缓急，本末内外，不应失伦失序。心为本，物为末；心在内，物在外。故心为先急，物为后缓。我们今天当研究孔子之心学，再由孔子下及孟 荀乃至宋 明 程 朱、陆 王，将此一套心学发挥，即是发挥了儒家之最要义。而主要则在自己。从自己开始，到自己归宿。且求自己此心常感悦乐，便是我学得失最亲切之证验。只因中国人讲此一套讲得太多，盼望诸位莫以为只是些老生常谈而忽之，则甚幸甚幸。
（一九七〇年九月《孔孟学报》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