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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在宋以前，大家都读《五经》，宋以后，大家必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四书》义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四书》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还是各别相异的呢？在我个人认为，它们间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四书》的义理，又是各别不同的。《论语》是《论语》，《孟子》是《孟子》，《大学》《中庸》自是《大学》《中庸》。
共通一致和各别相异似乎对立，其实不然。《学》《庸》《论》《孟》的义理，是在它们的共同一致下，有其各别相异。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我今天讲题的主旨。
《论语》《孟子》本原是独立成书，《大学》《中庸》则是属于《小戴礼记》中的两篇。虽然唐以前就有人注过《论》《孟》，萧梁以后就有人对《中庸》下过讲解，但把这四书视为一个思想体系而予以表章的，却从宋代二程和朱子开始。他们认为四书是一脉相承的，《论语》属孔子，《大学》属曾子，《中庸》《孟子》分属子思与孟子。
就成书的早晚来看，《学》《庸》定在《孟子》之后。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论语》《孟子》为记言体裁，一若后代的“语录”。《论语》篇章多短，大都为门弟子所记。《孟子》七篇，也是记言。如《梁惠王篇》，记孟子与梁惠王的问答。大抵七篇为孟子自作。朱子说此书文章一贯，文笔绝佳，他的门人未必写得出。
《孟子》比《论语》前进了，主要的是《论语》章节短，《孟子》篇幅长。至于《大学》，一起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庸》开宗明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简单扼要地把全书纲领明白提出。论文章体裁，便知《学》《庸》比《孟子》又进一步。老子《道德经》和《大学》、《中庸》同样文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也将一书主旨，首先提出。《庄子》也是记言文体，与《论》《孟》相同。不过《论》《孟》是实有此问答，《庄子》则多假托寓言，如鲲与鹪鹩之问答即是。其次，《庄子》每篇都有题目，和后来《荀子》等相似，与《论》《孟》之《学而》《梁惠王》不同。总之，由文体演变来看，《庄子》在《老子》先。议论体的《学》《庸》，该在记言体的《论》《孟》之后。
二
兹先讲《论》《孟》，再及《学》《庸》。
孔、孟讲义理，可说完全相同。但在大的义理之下，亦有其各别之相异处。唐以前人，每以周公、孔子并称。但并不以孔、孟并称。宋以后人，始并称孔、孟。《史记》，孔子有“世家”，孟、荀合列一“传”。战国只以孔、墨齐举。《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除《五经》外，有《论语》《孝经》，小学如《尔雅》等。读书人从小学、《孝经》、《论语》，再上才读《五经》。《五经》中，惟《春秋》是孔子作，但相传孔子删《诗》《书》，订《周易》。《艺文志》“诸子略”首儒家，由曾子、子思而至孟子、荀卿。孔子上承周公，孟、荀同列子部。这是一项极重要的区别。当时《论语》尚未列为一“经”。待经书中列入《论语》时，尚未有《孟子》。此一经过，见孔、孟在宋以前本不受人平等看待。至宋，才以孔、孟并尊。而《十三经》之结聚，乃明代以后事。宋代以《孟子》与《论语》、《学》、《庸》并称《四书》，读书人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四书》比《五经》更重要。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是同一事。所谓言语，只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殿四科之末，始是侧重在书本方面的学问。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孔子自己博学多能，早年尝为乘田、委吏，中年当过鲁国司寇。晚年返鲁，见道不行，遂著意在典章文籍上教导后进，俾得传之身后。
孔子曾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他以周公的治平实绩作榜样，想在当身做一番事业。他又说：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他把文王、周公的实际勋业自任。所以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文王、周公建业在西周，孔子要在东方再建新周。他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都有实干的准备，不然他决不敢轻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语。孔子把他所长分科教授，所以有四科之前三科。
孔子又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这里所说的“礼”，并非指婚、丧、士礼如《仪礼》十七篇所载，而是指的治国平天下的大礼。修、齐、治、平之事，在春秋时皆属“礼”，今应称之为广义的大礼。冠、婚、丧、祭乃是一种狭义的小礼。孔子对整个国家社会天下治平之大礼，不仅西周，即夏、商以来三代传统一切大礼，皆所研寻。只因杞、宋两国不够用来证明，孔子只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处，无法引用与人共见者来作证。其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礼承袭于夏，但有不同。周礼承袭于商，亦复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礼，是在一大传统之下有损有益，有增有减。他了解它们之间的变化，与其所以要变化的道理。从他这一套历史知识来透视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了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规范，大准绳。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预知历史必然有变，但有些必然不变。所谓“变”，只是在一大传统下有的增添些，有的减少些。这是孔子一套最伟大的“历史哲学”。用以前学人语，应称之为“历史因革论”。（清代恽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论”一名词。）但孔子治史，虽是三代一贯而下，而其精神向往则偏重在周代。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并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近代有人却说孔子是商民族之后，好像他内心不忘殷商，有意复兴。那真是臆测之谈。但孔子虽说“从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说“吾其为东周”。他要跟随周代再向前变，却非要上复殷 周之旧。这是明白无疑的。
再看孔子对颜渊问“为邦”，更知端的。颜渊问为邦，孔子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难道只此夏时、殷辂、周冕、舜乐便可包括了国家大政之一切吗？我们又该问为什么历法要用夏代，车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乐又要远法虞舜？我们应把此处所举四条会通看。我们今天已距孔子两千五百年之久，当然不能把此四条具体详说。但孔子博采前古，斟酌损益，有因有革，求适当前之意，则显然可见。而其“行夏之时”一项，秦 汉以下终于依照孔子意见，直至于今。可见孔子所谓“损益可知”，是确有历史证验，非同空论。
我们今天来研究孔子思想，不应该单把眼光全放在所谓忠恕、一贯等上面。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该注意。孟子则说：“仲尼之徒，无道桓 文之事者。”但《论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若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此一批评，乃是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所讲可谓与孔子并无二致，有些处讲得格外详尽，更加邃密。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门下，便无四科可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亦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
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
其详不可得闻。
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有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这就是孔、孟讲学显有不同处。故孔子卒后，其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是极受时君重视；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辈，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这当然因时代不同，事变相异，不能一一拘泥比论；但亦可反映出孟子讲学与孔子有不同。
三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极重视“礼”。他书中讲究富国强兵，也多具体说话。他的门人也在政治上多有活动。韩非、李斯更是著例。清人常说荀卿有传经之功。若把孟子与颜渊、曾参相比，荀子则近似子游、子夏。《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荀子》书中多论到“儒”之分类，而《孟子》七篇往往高论师道，绝不见一“儒”字。亦可谓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则兼此二者。道远而分，有此两歧。
汉初经师，往往为荀卿弟子或其递传，故汉儒治经，多属荀学系统。但不如清儒之拘狭。汉儒虽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则欲“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发抒重大意见，尤其是董仲舒建议当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皆遵用仲舒之意。即如张汤，依儿宽判法，大为武帝称赏。宽治《尚书》，为欧阳生弟子，乃伏胜之再传弟子。又如鲁申公，武帝初即位召至京师，他告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弟子赵绾、王臧欲为武帝创制变法，遭窦太后反对而止。但此下汉廷重用儒生，至东汉犹然。
综观汉代儒家，大抵可分两大类：一在太学为博士。虽亦通晓政治，要之以讲学为主。一为从事实际政治工作者。两汉治平实绩，不得不谓乃汉儒之贡献。直到季汉大儒如郑玄、王肃，其经学分派，实即是政治分派。康成生平未涉政治，但他的经注，常把当代实际制度为经文作证。他还是治经而通政治的。当时的经学，在政治上有领导地位。王肃对政治上有野心，乃不惜伪造古书，企图先在经学上压倒郑玄。
南朝门第鼎盛，大门第必重礼，尤其是丧礼服制；子与侄及一切亲疏嫡庶承袭爵位和产权等复杂情形，都将由丧服的等差中表现出来。刘宋 雷次宗最善讲丧服，乃与郑玄齐名，一时有“雷、郑”之称。又我们历史上有三次政治大兴革，都欲根据《周礼》来推出新政，一是汉代王莽与刘歆，一是宋代王安石，中间是北周时代的苏绰。苏绰创制，下为隋 唐承袭，开统一盛运之复兴。我们不能否认雷次宗、苏绰都是大儒，他们都能用经术在实际事务上作贡献。直至北宋初赵普，自说用半部《论语》帮太祖定天下，要再用半部《论语》来佐太宗致太平；那是汉 唐儒生一贯相传之抱负。
但孔子所讲的一套治国平天下道理，汉人过于强调了，因而忽略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义理的另一套。于是道、释两家乘虚而起，把这一套抢去。直到唐 韩愈起而提倡师道，推尊孟子，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轲之死而不得其传。”他自己起来攘斥老、释，自比于孟子之“辟杨、墨”。但昌黎好友裴度，同时也是昌黎的上司，他却是信佛的。他似乎也认为修养心性的一套，应从佛门去求。他同时在政治上有其卓越表现。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另一套，则是周公、孔子传统。退之同时李翱，也受佛学影响，著《复性书》，提出《中庸》一书，认为《中庸》理论高过释氏。
此后韩、李学说影响宋儒。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个开新风气的人。他内为宰辅，外捍边圉，常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带兵去西安，张载时属青年，因是关中土著，熟知关中兵事地理，以万言书请谒，献其用兵之计。范文正告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送张载一本《中庸》，劝他回家细细研读。欧阳修推奖王安石，希望他做韩愈后起；荆公却以孟子自期，不愿仅为一文学家。此等皆可看出宋代儒风之变，显与汉 唐不同。
但在北宋时，孟子地位虽已提高，却还没有确立。冯休有《删孟》，李观有《常语》，司马温公有《疑孟》，都是攻击《孟子》七篇的。直到二程子 颢、颐兄弟，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章《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著手，引导人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 朱子、象山继出，孟子地位始为确定。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 唐经学家则比较只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 唐经学有其不同。到了明末大儒，如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黄梨洲（宗羲）诸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于空疏，才有再从理学返向经学之号召。
四
以上约略讲了《论语》《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之间而已。下面再讲《大学》《中庸》。
《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极多论到宇宙、天地、万物，显与《论》《孟》又有微别。《孟子》由历史上推论人性，故其论“性善”则“言必称尧 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本原，故开首即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若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则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 舜说起。《中庸》陈义既与庄 老有出入，故能兼与后起之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亦好谈《中庸》。唐 李翱、宋 范仲淹以及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子则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若论思想进程，则《中庸》确是较《论》《孟》微妙多了，却不应把此书来插在《论》《孟》的中间。
《中庸》思想，亦颇与《周易》十传相会通。而十传中亦多采及道家言。其实《中庸》与《易传》皆属晚出。《中庸》有云：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子思时代，正是列国分据，绝不能“车同轨”。自李斯作小篆之后，各国习用字体始慢慢统一。至于“行同伦”，也是秦始皇统一后所提倡，至今尚有秦刻石可证。汉代君王自高祖以下，都以“孝”字冠在帝号上，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偏重“孝”的一伦，也是沿袭嬴秦，有人告秦始皇所谓“陛下以孝治天下”是也。故知《中庸》成书必然在《孟子》之后。但其发挥儒家义蕴，则还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仅言“心”不及“性”，则与《孟子》《中庸》又别。其偏重在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注重在治平大道上，故后来魏 晋清谈乃及佛家出世，多不喜此书，远不如《中庸》之被重视。宋代理学家极重讲《孟子》《中庸》心性精微，正要与释、道对垒。若新儒继起，不能讲心性精微，则不能拔赵帜立赤帜，把久已陷溺在释、道中的人心挽救拯拔过来。但若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则何以上承孔子儒家之大统？故朱子教人读《四书》，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正谓精究心性，乃欲期求治平；欲期求治平，则必精研心性。内外本末一以贯之，正是孔子儒学之大规模所在。
但《大学》亦决非曾子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我曾有《推止篇》[1]，详论先秦思想，可分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显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故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先懂得了“止于孝”，始能去尽孝。孝道如何尽？则贵求知。“致知在格物”，该在事物上去求。先秦诸子书中，把“知”与“物”两字连称对用之先后演变，我在《推止》那篇文中详细罗列，可证《大学》之为晚出书。《大学》又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虽不能指说它是荀学，但确有许多处有荀子思想之存在。
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为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说它们晚出，也并不贬损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先秦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留下许多不知名的不朽巨著，《大学》《中庸》亦是一例。
五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此所谓“文章”，便是孔子所讲的礼乐制度。所遗憾的是，当时门人没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这些礼乐制度，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项目。子贡又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上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语，孟子乃推阐出性善论。孔子说天道，不过云：“天何言哉？”到《中庸》却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子教人先读《大学》，就懂得人之为学，不仅应该知道如何诚意、正心，还要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读《论》《孟》，则一切心性治平之道都在内。至于《中庸》，则应放在最后读，因其更广大、更微妙。若一开头便读《中庸》，常会由于体会未到，持守未定，而流入于释 老。
我们今天研究孔 孟学说，应该体、用并兼。但今天讲的，似乎忽略了其实用。孙中山先生认为宋 明以后讲“修身”以前的“诚意”“正心”之学嫌多了，讲“修身”以后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嫌少了。在宋代理学家，他们讲学主要在求对付释 老，这也无可厚非。汉 唐人则在政治统一以后，要多留心于治平实绩。这正与宋 明儒各走了一偏。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应该效法孔子通六艺，开四科，不该专讲“性与天道”，却忽略了“文章”。我们要使青年们纵不梦见周公、孔子，至少也得梦见孙中山先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台北 孔孟学会第五十九次研究会讲，载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孔孟学报》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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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按：此文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