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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二千五百年来，备受国人之爱戴与崇重。最近几世纪，欧 美学者，诵读有关孔子的书籍，仰慕孔子之为人，称引孔子之言论者，亦日见增加。孔子之道，终必大行于后世。兹值孔子诞生二千五百零四年纪念，谨就平日浅薄所窥，略述一二有关孔子之教与学者，以申高山向往之私意。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他曾说：
有教无类。
人类只要有教育，不该再有其他一切的类别。理想的教育昌明了，那时世界人类，将不再有国别，有种别，自然更说不上有所谓阶级的分别。那将是一个大同与太平的世界，而这一世界则将由理想的教育达成之。
孔子不仅抱有如此伟大教育的理想，而且毕生为此教育理想而努力。所以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只要依照当时社交惯例来到孔子门庭的人，孔子从来没有不加以教诲的。他又说：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只要有人来，不追究他已往，不逆测他将来。诚心请教的，他就诚心教。他又说：
过我门，不入我室，而我无憾焉者，其惟乡愿乎？
经过孔子门，孔子总希望他进来听一番教训，否则孔子心上总觉是一遗憾。但也有些人，不肯有理想，不肯有向上心，不想要自己再进一步而发心向人去受教，他们只想在这世上混过便算的，那便是孔子所谓“乡愿”了。孔子只对这些人不再有遗憾。这不是孔子不愿对他们施教，孔子只待有自发心的才施教。所以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愤”与“悱”，便是人类一种向上的自发心。照理，此种自发心，也该人人有，而孔子也决不会拒人于门外。
二
但孔子平日把些什么来教人呢？他弟子说：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社会人文之一切。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教育内容也偏重在人文。而人文社会中一切的业绩，其起始莫不由于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最要的发动，又莫不由于人类之天性。因此孔子之教，总是先就个人天性中某几种美善的本质，如“忠”与“信”，来指点出个人行为所应有之道。本于此种人道作基础，再经历了历史演变，而形成社会人文复杂的大综合。孔子之教，本原于人心之忠信，究极于人文之大全，而以人类本身一切现实的行事为中心，这是孔子教育的大规程。
因此孔子很看重在其当身社会一切人文现实之所有。他自己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他又说：
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射”与“御”是当时社会两件普通的人生技术，而“御”尤其是属于为人服务的，因此孔子自谦地说他愿意当一个御者。若使孔子改生在现代，我想他决不会看轻教一青年学习替人开汽车。他也会高兴做一飞机师。孔子的教育宗旨，只在根据各自当身的社会里的一切人文现实，而只在由此使人透悟到人类文化之本原，之意义与价值。这些人文现实之大总体，孔子当时则谓之“礼乐”，谓之“文”。孔子自己说：
下学而上达。
“下学”是学的当时社会人文一切的现实，“上达”则透达到人类文化大体之本原与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孔子常不自称为一教育家，而常仅自称为一学习者。他说：
我有知乎哉？与知也。
他又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之所谓“古”，即是那些人文遗产，即当时社会一切人文现实，由于历史演变而来者。而孔子之所求，则在这些现实人文中，来追求其本原与意义与价值。
孔子以此学，也即以此教。因此孔子之教，更注重在身教，非言教。故他说：
予欲无言。
又说：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即把他自己的全部人生来作教。孔子也即以他的好学作为他全部的人生。孔子之道一以贯之者也在此。
孔子又曾说：
圣则我不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他的弟子们便说：“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孔子自己只说他是一个好学者，乐学者。所以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又自己说：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只把他自己一番好学乐学的精神来设教。而他的弟子们，了解他们先生的教育精神的，便说这样便已是“仁”与“知”，便已是圣人了。一个人，只从那种学不厌与教不倦的“仁”与“知”，做成了圣人；一个社会，也只从此学不厌与教不倦，来走上了人类灿烂光明的文化大综合。人类文化，该是根据著人类的天性，而直达大同太平的理想。这一条大道，也可说即是孔子所谓的“下学而上达”。孔子心中，一人之道与人人之道，仍是一以贯之的。
三
因于孔子之教，是这样一种现实的身教，即以他当身的实际人生来作教，所以孔子的教训，若在言论上寻求，似乎没有什么一套特别肯定的内容。换言之，孔子没有一套抽象的理论来教人。所以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没有一种固执的、必然的、自我的意见。孔子平常教人所重者曰“道”。道是活的，只指的由此至彼的一条路。孔子理想中的人生，该有一段由此而至彼的过程，那也就是“学”。
至于具体所学，则上面已说过，凡属当身社会的一切人文现实，都该成为学的对象。所以说：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谓之为“六艺”，这是孔子当时社会人文现实中几项具体的节目。孔子都学了。孔子又从这些人文现实向上追寻其来历，探究其根源，会通其意义，发明其价值。因此孔子之所学，是一种人文的，同时也是历史的。总言之，孔子是向人而学的。所以说：
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又曰：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他的弟子们也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孔子向人而学，又向人而教，因此他的所学所教，他自己总括说来，只是一“仁”字。仁，便是人生之大道。仁之本原，在人心之“忠信”。见之于实际的私人生活之谓“行”，成之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切文化现实的大全体之谓“文”。这在孔子本身时代如此，在孔子以前的时代也如此，在孔子以后的时代仍如此。在孔子所未曾知道的社会，乃至在未曾知道有孔子其人的社会中，在孔子理想中推想，也该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的教与学，不尽在回顾，同时也有前瞻。不尽在守旧，同时也有开新。不尽在现实，同时也兼在现实中引发出理想。
四
如上述，孔子之学，针对著全人类而学。孔子之教，也针对著全人类而教。孔子之学与教，其精神，以全人类为对象、为范围。于是孔子乃由于“人”的观念而转进到“天”。全部人类之出生，出生于此大自然；全部人类之生活，亦在此大自然之中。孔子平常所指的天，正指此大自然而言。孔子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无所言说而四时行，百物生。孔子所想学于天的，正想学此无言之行与生。所以孔子教人“默而识之”。他又说：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他又说：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于是遂使孔子终于永远是一个学习者，始终没有好多悬空的大理论，更没有像西方的哲学家们，各有他们一套曲折而精微的成系统的抽象的新创见，留传给后世。他曾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往往自承为无知，对方一鄙夫来问他，鄙夫自然同样是无知。但事情总会有两头，理论也总会有两头。本与末，是与非，一切总是有两端。孔子只把他来问的那事情或那理论转问他，直问到那本末与是非之两头之尽处，而无不罄竭了。于是那事情与理论之由此至彼的全体，却在双方本属无知的、空空如也的心中显豁呈露了。因此，孔子所教，人人可以学；而孔子所学，也人人可以教。本属无知的，也自会有知了。这是孔子之教与学之自无而有、由人达天之最中庸而最高明的最不可及处。
因此，孔子只如是般，从人生切近处，求知与好学。但他因此学通了人之心，学到了人心之本原————“天”。而别人一时要想学孔子，却会感觉到困难了。所以他的最好学的弟子颜渊不禁要喟然而叹了。颜渊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连孔子也要自己叹息了。他叹道：
莫我知也夫！
他又说：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似乎自己也深感到他自己已由知人通透到知天，所以才说知我者只天了。
然而孔子的日常行为，则始终平易而切近，始终是与人共之的。他的门弟子又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自己也曾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以孔子始终没有一套奇伟而高远的教训，超出于现实人事圈子之外的，来留传给后世。孔子所学的最高对象固是“天”，而孔子却不说“天”。孔子不从天之最高明处来教人，他只从内面人类心情的大本同然处如“忠信”，和从外面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实如“礼乐”，从这内外两端来循循然善诱人。从这“博文”与“约礼”处，教人“下学而上达”。于是孔子也遂不能成为一宗教的大教主。
五
然则孔子所留传给后世人类的，究是些什么呢？我想，照孔子自己的意思，他所能留传给后世的，恐怕仍该是他那一番好学不倦的精神了。其实孔子之所学也甚有限，孔子只在学做人，孔子只在从人的方面学做人。惟孔子直向人心的深处学。孔子总认为，人与人是大概相似的。孔子似乎并没有承认他自己高出乎别人，但也没有承认别人高出了他自己。他只从别人身边学得了自己。孔子又常把他自己来教别人。所以孔子有时像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好像只想把他自己学成一个人，也只想教人学成一个人。所以说：
古之学者为己。
好像一切学，该是只重在自己。但孔子的意思，认为人人都如此般学，却可到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那即是孔子所谓的“大道之行”的时代了。
所以孔子自己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今且问：孔子所知的“天命”该是什么呢？我们且不妨说：天既生了人类，自然希望人类能终极到达于太平大同的境地。人类不到太平大同的境地，终像是天命之未实现。其实天之生人，早本是太平与大同的。因为人类社会自己多生出花样，人类历史自己多生出演变，而于是转像使人类反而日趋于不平与不同。孔子教人学，正在学那人类同然一本之天性，正在透过那历史悠长的演变，社会复杂的综合，而所形成的文化多方的大体系中，来学到仍回于自然，学到复返于人之本，学到走上经历人文演进后之人生大同太平之大道。那是生于天而归于天，由天命之人始，到达于天命之终极，那始是所谓“大道之行”了。所以人若能“知天命”，便决然会“耳顺”。耳顺是说你听别人话，都觉得顺于耳，不觉得逆于心。这真是大同太平、大道之行的盛世感觉了。人人知天命，人人都会感觉得耳顺，人人会听到别人话不再感其刺耳与逆心。若使一个人先到达此境界，这一个人的内心已先到达了太平大同的理想境界了。到那时，他的心已和人的心相通，一片天机，不再分别彼我与是非。当前总是一“道”。当下总是一“仁”。整个总是一“天”。于是那一人，便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便是上述的那一人。孔子把他自己一生七十年好学不倦所到达的内心境界揭示于我们。我们若粗心骤然的看，不像孔子所学是在专为著他个人自己吗？
但我们也可说：只要在人类中，仍有一个人未到达此境；他听别人话，依然感到刺耳与逆心；这世界则依然还不是真大同，依然还未到真太平。所以全人类各为个人，还是为著全人类。
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全人类未到达此境，便不信有人能先到达此境。若我们没有如此般去学，自不能就此怀疑有人能真到达此境。正因全体人类均能到达此境之路途尚遥远，所以孔子平日总是自承无知，不曾具体举出某一番抽象的理论来教训后世人，来凭空为遥远的后世人设教。但也正因为孔子自感他自己确已到达了此境，所以他终于把他自己所学的那一番经历来指导人，却可使任何一时代的人都由于如他之所学而到达他之所到达。
自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年后而至今日的人类，若我们能再一细听孔子之所教，我们会有所愤悱，则孔子的教训，却正好给与此种愤悱以莫大的启发！
（一九五三年十月香港《祖国周刊》四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