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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开始写《新解》，是在一九五二年之春末。那时学校在桂林街。我开始讲《论语》一课，讲堂上有许多旁听的，此刻我们图书馆馆长沈燕谋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携有一本美国新出版某氏的《论语》译本作参考。他说：他将逐条笔记下我所讲与此译本不同处，将来汇齐寄与原译人资其改正。但听过几月，沈先生的笔记停了。他说：相异处太多，除非从头另译。我为此，打动了我作《新解》的念头。
普通读《论语》，总是读朱《注》。但朱子《集注》成书，距今已过七百年，有些我们应该用现时代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论语》作新解，好使人读了亲切有味，易于体会，此其一。清代汉学盛兴，校勘、训诂、考据各方面，超越前代甚远，朱《注》误处经改正的也不少，我们不应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订朱《注》，亦复异说纷歧，我们应折衷调和以归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点。
我刻意想写一通俗本，用最浅近的白话来写，好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为求简要，把汉学家繁称博引的旧格套摆脱了，虽亦博综诸家，兼采群说，但只把结论写出，没有枝叶烦琐。我又模仿西方人翻译《新旧约》，把《论语》各章全用白话翻出，好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更无疑义。这是我写《新解》的体例。先列《论语》原文，其次逐字逐句分释，又其次总述一章大义，最后是《论语》本文的白话翻译。
王贯之先生知道我草创《新解》，每两周便来把我写出的几章要去，分期刊载在他主编的《人生杂志》上。但我写了些时便停止了。一则没有整段的闲暇供我撰写，时作时辍，精力浪费，亦甚苦痛。二则我开始感到此书要力求通俗，也有弊病。遇义理精微处，定要用通俗白话来写，势难简洁，而且亦势难恰当。文字冗长，反不能开人思路，引人入胜，又不能把精微处扼要确切地表达。我想不如改用平易浅近的文言，收效会更好些。好在能读《论语》，其人了解文字之水准，必有相当基础，我不应在力求通俗上著意。因此我想待把捉得一段假期清闲，竟体改写。这一搁却搁下几年，我的冗杂有增无减，始终没有一段清闲的假期。
二
直到一九六〇年，我有机会去美国，在耶鲁讲学半年。我事先计划，这半年，或许能使我继续撰写《论语新解》，但事前没有把握。我想若不能继续此一工作，我正好乘此机会学习说英语和看英文书。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抵达新港。隔一日，二十八日，正是阴历除夕，但在国外，全没有过年气氛。我和内人当天上街去逛书铺，选到一本现代历史哲学的论文选集，我匆匆看其序文和目录，深感兴趣，便买了。在二月六日上午开始阅读，八日开始授课。在十分冗忙不安定的生活中，到二月二十日，把那本现代历史哲学读完了。我又续看西方哲学书，从头顺着次序择要阅览。又到书铺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集，络续翻看。但我感到生活已逐渐上轨道，与其当小学生学读西书，还不如改变计划完成我的《论语新解》，对己对人，或许较有意义，较有贡献。如此心中往返打算，终于把这一问题决定下来。从三月一日起，把阅读西书的计划全放弃了，来继续《论语新解》的撰述。
《论语》全书二十篇，共四百九十八章。我先计算：傥每天能最低限度写出《新解》六章，每周以五天计；因周末和星期日，一则多应酬，二则我要拨出时间出门到处游览；如是每一月作四星期算，每星期作五天算，每天写《新解》六章，一月当可写出《新解》一百二十章。我预计在新港尚有四个月停留，到六月底，岂不把全部工作可告一结束了！但我又怕事先预定，并不能如此般乐观，因把在一九五二年所成旧稿共一百零二章，尽快先校读一过，略事修改，即直从第一百零三章开始。如是一面可以逐渐集中精神，把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引起一头绪，一面又可减轻我工作份量四分之一，那就准不致有失败。
我在三月一号和二号两天，打开旧稿，一面读，一面改，尽两日夜之力，把此一百零二章约略改过。三月三日起，正式继续写新稿。那天正逢大雪，竟日彻夜没有停。我已整整十二个年头没见过下雪了，只有一九五四年在日本 东京临走前的一下午，寒雨中夹着下过些微薄雪片。今天见此大雪，心情十分愉快。窗外隔一马路，是一大停车场，到薄暮时分，近百辆汽车全没入大雪堆里去。近窗有两枝矮树，到深夜也全给大雪淹没了。自晨至夜，门外冷清清没见人过。我夜间，学校本有两堂课，也借此告了假。那是我开始写此新稿，最值得纪念的第一天。
那天，我上午写成《新解》六章，下午续成四章，夜后又续成一章，一整天共得十一章，已超出我预定计划几乎一倍。此后我在日记里，把每天所写《新解》，上午几章，下午几章，夜几章，必详细记下。每周一结算，本周共写《新解》几章，来督促我自己莫把此工作懈怠了。自然也有一天写不到六章的，也有整整一天或连续几天不写的。但我越往后，精神越集中，时间安排越能活泼有条理。有因当天有事，赶一清晨，在早餐前写出一两章；有因应酬，或出门游览，而归后尚有余力熬一深夜，补写上一两章的。最多的一周，写过六十二章。最少的一周，只写九章。到五月二十八日起程去哈佛，我已只剩《尧曰》一篇，但无论如何是赶不完了。待哈佛归来，在六月十三那天，算把《尧曰篇》也补完了。但我把《上论·乡党》一篇跳过没有解。十四日起，再补解《乡党篇》，到十八日竟体完毕。合计新旧稿共得一千四十三页。以篇幅计，当得二十五万字。在新港所成，当合二十万字。实算字数，全部应该不超出二十万字。新港所成，约合十五万字上下。幸而我的全稿到此完成，此下在离新港前，又是一大段忙乱，实也再无从下笔了。
我在七月一号离新港，漫游美国东西部，又去加拿大，再赴欧洲。于十月上旬，改变了全部游程，迳返香港。我早知道，一返香港，生活又会冗杂。因此只有将《新解》的全部初稿，在美国一气赶成，留待返港后再零碎络续修订。
三
我在是年十一月，卜居沙田，地僻较闲。到寒假，又把《新解》全稿拿出再整理。我写《新解》，虽说是义理、考据、辞章三方兼顾，主要自以解释义理为重。虽说不墨守朱《注》，主要还是以朱《注》为重。我此次补订，先把《朱子语类》关于《论语》的几卷，通体细读一过。因《语类》在朱子注《论语》以后，有些处和他初注《论语》时见解有不同。有些见解不断有改变。但可惜有许多重要异同，不能放进我的《新解》里面去。这是为著书体例所限。我为《论语》作《新解》，只重在解释《论语》原文之本义；其引伸义，发挥义，相通义，乃及其他问题，并非不重要，但不能揽入我《新解》中。我逢初稿应修改处逐条修改以外，其余意见，曾写了一篇《从〈论语〉朱注论孔孟朱程思想异同》一篇，刊载在美出版的《清华学报》上。
我读完《朱子语类·论语》之部，将我《新解》有关各章，再有所修改外，又将我《新解》全稿，逐篇逐章细读一过。觉得我全稿前后文体尚有不纯。尤其是最先完成的一百零二章，在美国只匆匆修改了两天，显与此下文体有不类。而一百零二章以下之最先几十章，其文体也和前一百零二章较近。较后则文体较为简净。因此又把全稿的前半部在文字上多加了一番删润。
据我经验，著作草创固不易，而成稿后要自己修改则更难。因人有成见，总认为自己写的又对又好，要发见自己的不对不好处，岂是容易之事！只有一法，且把自己成稿暂搁下，待时久淡忘，再取来，如看别人著作般平心细读，庶可发现出自己一些毛病。我自将《新解》全稿通体阅读一过之后，又把来搁在一旁。约莫过了半年多，我想再读一过。此次再读，我把王船山的《四书大全说》中《论语》的一部分先读；因船山阐说义理，颇有能超出宋 明儒之外的，而又为此下清儒所未见。但可惜我读船山《四书大全说》也如读《朱子语类》般，所获许多意见无法插进我《新解》中。我只逢可修改处修改一些。我又乘兴读了船山《四书大全说》中《孟子》《大学》《中庸》之部，写了一篇《王船山的孟子性善义》，刊载在香港大学金禧典礼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论文集。
如是我又把《新解》全稿搁置，适逢杨联升先生自美国 哈佛来。我在新港时，他早知道我在写此稿，我到哈佛也曾和他畅谈过。因此把全稿请他在旅馆中为我看一遍，遇有意见，我嘱他批注在眉端。那是去年四月五月间事。杨先生自香港去日本，我开一书单，托他在日本代买几部日本学者的《论语注》作参考。
杨先生把书寄来了，正值暑假忙过了一阵，我又想再把我的《新解》全稿细细再读一过。其时已值八月下旬。我把家中书房和客厅对调了一下，书房扩大了，我好静下做工夫。那知九月一日大飓风来了，沙田受灾最重。我家大门吹开了，大门旁的新客厅，风雨纵横，受打击最重；新书房的屋顶也掀破了，大雨直注。我冒着险，从走廊冲进书房，把我的《新解》全稿抢救了。幸而我事前把客厅和书房对调布置过，否则若我原先把此稿放在旧书房，可能风吹漫天飞，全散失了；可能雨打成烂纸，钢笔原稿和原子笔的改稿，全模糊不易辨认了。
经此飓风为灾，我家搬下楼去，在别院住。我放一大书桌在楼上原来卧室中，桌上只放我《新解》全稿，及从日本买来的几部新的参考书。我只要不到学校办公，便一人踱上楼，静心做我对此稿最后一次的校阅。这是我三年前离开新港后，又一次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环境。至今回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在新港的大雪，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在沙田的大飓风，和我从事撰著此书先后结不解缘，正好遥相映照，留作我私人的一番回想和纪念。
我从日本买回来的三部书，第一部是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论语征》，第三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这三部书，正好代表著日本学者治《论语》学的三阶段。东瀛学风，本和我大陆息息相通。伊藤仁斋的书，笃守程 朱理学家言。物茂卿的书，则相当于我们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龄与戴东原，有意批驳宋儒，力创新义。到安井息轩则受清代乾、嘉以下汉学家影响，实事求是，在训诂考据上用力，而重返到汉 唐注疏古学上去。我按着三书先后次序，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论语》下到近代此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汉、宋之争的旧公案，重新在心头温一遍。我如此般读过一章之后，在我心中对此一章自然会浮现出一番见解来。然后我再把自己原稿翻出再读。有的是我此刻心上所浮现出的新见解，和原稿见解还是相同，那就算把我原稿通过了。也有的是新旧见解大体相近，只要在字句上稍加增删便过去。也有时发现我原稿见解，或许因当时参考材料出此三书之外，或许我当时思索较之当前更细密，更周详，而认为原稿意见实是胜过了我此刻的意见的；那真是一番喜悦，而且是喜出意外似的叫我高兴。但也有时，我发觉原稿旧见解和我此刻的新见解正处在相反之两端；那就为难了，不得不为此一章从头再作深思。本来《论语》尽多异解，我以前是主从甲说的，现在又想从乙说；其间取舍抉择，煞是不易。有的经过内心私下再三思辨，终于舍弃了旧见解改从新见解了。亦有的经过再三思辨，终于决定仍从旧见解，而放弃了新见解。但也有已从新解，再经几天思考，又改从旧说的。也有已留旧说，再经几天思考，又改从新见的。也有几章，在自己新旧见解冲突，异说分歧，十分难解之际，而忽然悟出一番新义，自谓能超出以往旧见，更有新得的；那又是一番喜出意外的喜悦。直从九月十日到十一月，那三个月中，我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独坐空楼，已凉天气未寒时，下帘寂寂，至今回味，仍感到乐趣无穷。
到十二月，破楼修理完竣，我们把家再迁回楼居。但那时我的《新解》全稿，早已校读完毕了。照理，我该可把全稿付排了。但我想，此稿付排，我仍有最后一次的校字工作可做，或许到那时又可能发现几许错误应改正处。若此刻即去付排，我正满怀欢喜，怕不易发现自己错处。因此决定将此稿再压几个月，待我对此稿的心情冷一些。在一九六三年暑假前开始发排。果然，仍发觉有许多文字义理未妥须修改。中间我去台北一个半月，此稿的排样亦邮寄台北去。这一个半月，台北天气极热，我在旅居生活中，又极忙乱；但校此稿，又有两章，彻头彻尾改动了。直至此刻，全稿已校过十分之八，尚余十分之二未校。但因前面改动，牵涉到后面，至少后面有一章未校的；临校时，我将添进两句，而此两句则是颇关重要的。默计全稿，我在此次最后校字时，又已改动了十章左右。可见过些时，说不定，又会发现需改动处。但对此稿，我总算已尽我心力。一待正式出版，我想再要由我自己来发现错误，其事当更不易。则只有希望读我书的人多了，自会有好意见络续来告诉我，我且留待此稿再版三版时，再有所订正吧！
四
以上叙述《论语新解》完成之经过，以下略告读者所应注意之一点。去年我写《论语读法》，已将读《论语》应注意处约略提及，此下则专就一点言。
王贯之先生知道我《新解》已付排，他来要一份清样，他说将择要分期刊载于《人生杂志》，为吾书作介绍。我想书已付排，出版在即，何必再浪费《人生》宝贵之篇幅！但贯之意极诚，来索再三，不得不应。待《人生》各期把《新解》择录刊出，我也按期翻阅。一面心佩贯之作事不苟，所摘录的确也化了一番心。但另一方面，我却别有感想，便是此下所欲申述者。
一般人总爱说“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学”，当然《论语》是关于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书。但我常感到中国思想，其从入之途及其表达方法，总与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总见其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他们提出一问题，关于其所用之名辞与观念，必先有一番明确的界说。他们讨论此问题，千回百折，必有一项明确的结论。读中国书便不然。即如《论语》，颇不见孔子有提出问题，反复思辨，而获得结论的痕迹。若我们依着研究西方哲学的心习来向《论语》中寻求，往往会失望。
读《论语》的，都认为孔子思想主要在讲“仁”与“礼”。但孔子对此两名辞根本不见有何明确的界说。直要待朱子作《注》，才为此两名辞定下界说来。朱子说：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又说：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朱子是经千锤百炼而始定下此两个界说的。朱子所定下的界说，虽非无当于《论语》原文之本义，然而朱《注》所下界说，实比《论语》本文使读者有更难体会之苦痛。若我们真要把此“爱之理，心之德”，“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十六字，细细咀嚼，便会发觉其中比《论语》本文所论远为深广。由此十六字，可以引生出更多问题。而此等问题，在我们读《论语》时，实暂可不必理会。而且若非细读朱子书，对此十六字之内涵意义，亦实难确切了解。我们为一书作注，其用意本为使读者对我所注书之本文增加其简易明白之感，而朱《注》则有时却似为《论语》增添出许多晦涩艰深反而难理解处。要之，在宋代理学盛行时，不能无朱《注》。在我们此时，时代变了，则不能不在朱《注》外来另作一新注。
我们若要问：《论语》中对“仁”字、“礼”字，究竟提出了何项问题？获得了何项结论？那就更模糊了。似乎孔子平日讲仁、讲礼，根本上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因而也不见有什么结论之获得。我们读《论语》，每章每句，都像是一种结论。试问在西方一个思想家，那有如此轻易获得结论的？如此般的思想，又那得成为一套哲学的思想？
但上面这许多话，其实对《论语》是无伤的。我们把研究西方人哲学思想的头脑来研究《论语》，则每易于《论语》中提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主要在于中西双方思想从入之途不同，因而其表达方法也不同。读《论语》，应该依照孔子的思路来读，才能于孔子有了解。今试问孔子思想究从何路入？这一问题，其实在《论语》里是表现得明白可见的。思想从入之路不同，因此其表达方法也不同。孔子思想之表达方法，也即在《论语》里明白可见。因此我们只该从《论语》本书来了解孔子思想，不该先自束缚在西方哲学之格套中来寻求。
五
让我们从最浅显处看。《论语》中孔子论仁，有许多话只是就人就事论。孔子只就人与事来论仁，并不见有超越了人事而另提出一套近似于哲学玄思的“仁”的问题来。如云：“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又说：伯夷 叔齐“求仁而得仁”。又说：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即是管仲之“仁”。又有人问管仲，孔子说：“人也，夺伯氏 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本章“人”字，亦有人说即是“仁”字。又如说令尹子文是“忠”不是“仁”，陈文子是“清”不是“仁”，子路、冉求、公西赤皆不得为“仁”，宰我欲短丧是“不仁”，凡此之类，皆专指某一人而分辨其仁与不仁。今若问何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都是仁？何以令尹子文、陈文子、子路、冉求、公西赤、宰我都不得谓是仁？我们要在此等处研究，便知对此诸人，至少该略有所知，不能说此等处只是孔子在批评人物，与其哲学思想无关，可以搁置不理。
又如孔子答弟子问仁。告颜渊则曰：“克己复礼”为仁，告仲弓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为仁，告司马牛则曰：“仁者其言也讱”，告樊迟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又曰：“仁者爱人”，又曰：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告子张则曰：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告子贡则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为仁。这些处都是说，如此行事乃为仁，不如此行事，则非仁，或不是仁。就事而论，也如就人而论，义实相通，无大分别。在行事之背后必然有一人，孔子批评人，也只就其行事而批评。在此处，可见我们要了解孔子“仁”字真义，应该从那许多行事上去体会。如我亦能“爱人”，亦能“居处恭，执事敬”，那我也可依稀彷佛想像到孔子教人以此“仁”字的一番体段与境界。
又如孔子平日论仁，说：“能好人能恶人”为仁，又“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克伐怨欲不行”，不得即以为是仁。又说：“仁能守之。”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等亦都是就事而论，只不是具体专指某一事而已。由上可知，我们总不能舍却人生实际行事来求了解孔子这许多话，乃及其所提“仁”字之涵义。
以上专举“仁”字言，若“礼”字则不用更多举。如何行事始是礼，如何行事即非礼？何人算能知礼守礼，何人便是不知礼不守礼？凡属《论语》中讲“礼”处，全从具体的实人实事来讲，更是显而易知。
我们再从此推说，便知全部《论语》，多是在讲具体的实人和实事。若忽略了《论语》中所讨论到的具体的实人实事，则全部《论语》所剩无几。我们尽可说，全部《论语》都为讨论这些具体的实人实事所包括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具体的人和事，而孔子《论语》则为此下儒家思想之大本源所在。即如宋 明儒言义理，其实也只紧扣于具体的人和事上而来讨论其义理之所在。若抽离了具体的人和事，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凭空来讨论思索，那便近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格套。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主要是从具体的实人实事上思人的。及其表达出来，亦仍大体不脱离于具体的实人实事。先秦如是，汉 唐诸儒亦如是。后来宋 明理学家言，大体还是如是。而大本大原则在孔子之《论语》。
我们若明白此意来读《论语》，自应更多注意到《论语》中所提到的许多具体的实人实事，却不应凭空思索去求了解。因此讲求孔子思想，不宜脱离人事。我们自己思想，若要遵从孔子道路，也该从具体人事作出发点。近人都已说中国思想是一种人文思想，也便是此意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读《论语》，若在解说义理或思想上有争辨，势必牵涉到考据。考据工夫，正为要确切明白得《论语》中那些实际的人事。此乃孔子思想及其所指示的义理之具体背境与主要对象。清儒刻意要来反对朱子的《论语注》，最先也是在义理上争辨，但精而求之，便不得不转入于考据。此亦是一种大势所趋，自然会走上这条路。其实朱注《论语》也何尝不经一种考据。如今硬要把考据、义理分作两项，认为考据便无当于义理，那就又是一条差路，不可不辨。
六
现在再进一步说。既然孔子的思想和义理，都扣紧在人事上，因此读《论语》，也并不能专注意“仁”字、“礼”字等许多字眼。换言之，《论语》中凡牵涉到具体人和事的，都有义理寓乎其间，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处。要懂得如此平铺用心，逐章逐句去读《论语》之全部，才见孔子思想也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只是其线索、条理、系统、组织与西方哲学有不同。
因此我的《论语新解》，逐章、逐句、逐字都要解，任何一字一句一章都不敢轻易放过。我作《新解》的用意，只在求能帮助读者获得些方便去了解《论语》本文，并不是要自创一说，或自成一家言。离开了《论语》原文，我的《新解》便更无少许剩余的独立价值可言，那便是我的成功，那便是我作《新解》时所要到达的一个理想境界。当然我知道我还未能到达此境界。尤其在每一章后综述大意，总难免有浮辞删削未尽之感。但我总算是向此理想而努力的。
其实我此一种解《论语》的方法，乃完全遵依朱子成法。从来注《论语》，善言义理，亦莫过于朱子。但朱《注》中的剩余独立价值仍嫌太丰富。此亦不得怪朱子。因朱子时代，乃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朱子之学，近承二程，乃由二程而追溯到孔 孟。遇二程立说有与孔 孟分歧处，好像朱子总不肯完全抛开二程来直解孔 孟。其注《论语》，如“获罪于天”，如“性相近”，如“孝弟为仁之本”诸条，本是极平易，而解成极艰深。又如“吾与点也”一语，本可不烦多解，而朱《注》化去了近四百字，发挥出一番大理论。后儒从此等处来批驳朱《注》是应该的。但朱《注》终是善言义理。朱子之善言义理，并不在乎此等凭空独标新义处；也不在我上举如其解“仁”字、“礼”字十六字之千锤百炼处；朱《注》之所以为善言义理者，则在其凡遇《论语》所及实人实事，其中所涵义理，朱子最能阐发得细腻而熨贴。但朱子终是带有宋代理学一番极浓厚的气息。我不是说宋代理学无当于孔 孟原意；我之作《新解》，乃是要冲淡宋代理学气息来直白作解，好让不研究宋代理学的人也能直白了解《论语》；由此再研究到宋代理学，便可以迎刃而解，更易契悟。
朱《注》对《论语》所牵涉到的实人实事，也有些处考据不及清儒之细密，因此其所阐发的内涵义理也便不免有差失。但清儒说《论语》，究竟太求在考据上见长，而忽略了《论语》本文中所涵之义理。因此读清儒说《论语》，乃只见有考据，不见有义理。既近买椟还珠之诮，亦陷于歧途亡羊之失。
七
《论语》中最难读者，有些处，虽亦是实人实事，而考据工夫则用不上，因此其内涵义理亦更难把捉。臆测无准，异解歧说，多由此而起。我上半篇自述作《新解》，有改了再改，终难决夺的，亦以此等处为多。
今试举数例略说之。如“射不主皮”章，此显属一实事。古注及清儒，都注意在考据上，惟朱子独侧重在义理上，再从义理来另作考据，遂使朱《注》对此一章独为卓越。又如“鲁人为长府”章，此又属一实事。孔子盛赞闵子骞“言必有中”，可见此章中，必涵有一番义理。但朱子未曾将“鲁人为长府”一事细考，则注文所阐发，近是望文生义，有类臆测。而清儒所以胜过朱《注》，有不可不加意采纳者，则多在此等处。
又如“阙党童子将命”章，究竟是孔子使此童子将命，抑是阙党之他人使此童子将命？此属一琐事，无从考据。但孔子使此童子将命，与阙党之他人使此童子将命，事终有别。事不同，而事中所蕴义理亦不同。故要阐述本章义理，势必先肯定本章之事实。朱《注》说此章，乃肯定其为孔子使此童子将命。本此而阐说，其所说义理自佳。后儒遵朱《注》再加发挥的亦有。然亦有异说，认为乃阙党他人使此童子将命。所以持此异说，亦有其一番理由。于是为求解说此章之真义，乃不得不由作注者胸中自有一番义理来作抉择。此章虽属小节，然他章有不是小节而与此章类似的，那就更费斟酌了。
又如“子路问成人”章，孔子意究谓是须兼有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此四人之长，而再加以“礼乐”之文，而始可以谓之“成人”否？朱《注》是如此说。然或说则从下文“亦可以为成人”之“亦可以”三字，谓可见只具一人之长已足，不是要兼四人之长。但朱《注》亦未尝不注意到此“亦可以”三字，故曰：“亦之为言，非其至者。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不足以语此。”此章实极关大义，非“童子将命”章可比。然欲定此章之真义，考据训诂之为用皆有限，非作注者自有一番义理作抉择不可。朱《注》之所以独出古今者正在此。由此可知我们固是要读《论语》来通义理，但亦要通了义理再来读《论语》。读了《论语》再来读群书，此是初学者的门路如此。但又要读了群书再来读《论语》，此则是成学者之所当务。此层尤不可不知。
八
故知读《论语》，每章各有一番义理可寻。不得谓遇孔子论“仁”、论“礼”诸章始有义理，其他各章可以搁置不问。而每章尽多异说，多见一异说，即多触发自己一番义理见解，切不当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但异说终当定于一是。此所谓“一是”，即指《论语》原文之本义言。求《论语》本义，则主要须用考据训诂功夫，否则尽说得义理高明，却可与《论语》本义有背。然亦有时，考据训诂无可用，非用读者自己识见不可，否则终无以通《论语》之本义。故读《论语》，有易读处，有难读处，学者贵能由易及难。但今为《论语》作解，则难处、易处全解了，此则贵学者之善自研寻。我作此《新解》，每多存异说，而于异说中必求抉择一是。我之识见果足以胜此任否？惟有更待读吾书者之再作辨认。我所谓读《论语》必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而义理则更其要者，其意亦在此。决非谓不顾考据、辞章而可以凭空求得其义理之所在。更不谓求义理者，只挑读《论语》某几章已足。此意极关紧要，不得不在此郑重提出。
今贯之先生为我选载于《人生杂志》之诸章，似乎都选载些近似于凭空发论者，又多载我在此一章之后综述其大义者。择要诵读，固亦是读书之一法。专心先求大义，且置考据、辞章之琐末，此亦未可谓非。但若专一从此路进，则又近于只要讨究孔子所抱之一番哲学思想，而非研寻孔子所提示之人生义理。如是则仍似把孔子看成一西方哲学家般。此处差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读《论语》者不可不戒。程子说：
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又说：
读《论语》，有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此两番话，只有从人生义理上去读《论语》，始可了解得。若真了解得须从人生义理上去读《论语》，则自然会遵从朱子所说，平铺读，循序一章一句读。且莫认为《论语》说到“仁”字处在讲仁，不说到“仁”字处即与仁无关。更莫认为训诂考据工夫，便就与义理无关。至于我之《新解》，则只求为读《论语》者开一方便，一切全只是筌蹄，实不足重。我怕读者把我的《新解》太重视了，那就罪过之极。因此特郑重在此提及。
（一九六三年九月在香港 新亚书院为庆祝孔诞校庆及教师节而作。原载《新亚生活》六卷八期。）